书屋2002-03-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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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羽纶下乡的时候是“老弱病残”四个字占全了，尤其是左腿被截了肢。然而这位善良到没有任何防人之心的翻译家居然也被戴上了反革命的帽子，他默默地亦同样于黑暗之中选择了文化这一特殊的“武器”，来同灾难周旋，同生命抗争。他开始有计划地复习英文——“我总是想，过去所学的一切，总有一天还会派上用场的。”他怕人发现，每晚躲进蚊帐里偷偷地阅读，还将书包上了一个假的封皮。1995年筹建中的“向阳湖文化村”请他题字，书生气不减的他写下的竟然是：“回忆在咸宁向阳湖干校蚊帐中油灯下窃读英语文学名著引发
　　1981年创办《英语世界》杂志的情景，令人怀念不已。”
　　“什么地方有文化的存在，暴力就不可能在什么地方长期作威作福。”〔11〕这句话曾经被用在索尔仁尼琴身上，但它同样也适合于“五七干校”中的作家——无论是帐内读书，还是灯下写作，它们所反映出的都是文化的力量！韦君宜写有《回忆小川在干校写诗》、周明写有《记咸宁干校时的张天翼》，程代熙写有《我所珍视的“手抄本”》，宓乃竑写有《老前辈冯雪峰二三事》……他们所记载的无一不是这样一群以文化支撑着自己、支撑着整个民族的知识分子，而作为他们的同辈与后辈又无一不从他们的身上汲取到了文化所带来的力量与内涵。
　　（三）当年的“宁折不弯的抗争”更继续下去。
　　不管今天的人们如何评价“文革”之中的知识分子——“全军的覆没”、“启蒙的破产”，又或是“集体的麻木”、“价值的沦丧”，但有一点是绝对不可视而不见的，这就是在这一群体之中亦曾赫赫然地挺立着刚烈不屈大义凛然的田汉、吴晗，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老舍、傅雷……固然这些人都不曾去过干校，他们在结束自己生命时这一“新生事物”还没有出现。但是干校的历史并没有将这一“宁折不弯”的精神中断，它在继续发扬，而且以更加多样的方式出现。
　　郭小川应该算是第一个。这位“战士和诗人”留给人们的印象永远是：“在他的队伍里昂头走着，像农民一样赤着上身，手拿着镰刀，边走边使劲唱着歌。”〔12〕他为诗歌而生，为诗歌而死：“战士自有战士的性格，不怕污蔑，不怕恫吓；一切无情的打击，只会使人腰杆挺直，青春焕发！……战士的歌声，可以休止一时，却永远不会沙哑；战士的明眼，可以关闭一时，却永远不会昏瞎！”1978年3月19日胡耀邦在给郭小川儿子的信中这样写道：“群众、人民、后代子孙并不记得什么鉴定和悼词，记得的是那些有血有肉的史实。”〔13〕
　　李季、侯金镜等人也应该算作是与郭小川同一类型的人。李季曾这样回答妻子的不解：“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可见，他对于自己所做的一切是非常清醒的、理智的。侯金镜的思索则更前进了一步，他厉声痛骂林彪是“政治小丑”。他宣称：“如果国内出现马列主义小组，我一定参加！”为此他被戴上了“现行反革命”的帽子，直到瘐死于干校之中。
　　这一类人的反抗都是公开的，因为他们“根正苗红”、“历史清白”。用郭小川的话说：“我从参加革命时起，就是党的人。”但是在干校中间还有大批的人却没有他们这样的经历与资本，或是困于历史上的“污点”，或是囿于运动中的“前科”……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人亦勇敢了起来，他们或是冷眼相向，或是冷嘲热讽，总之均拿起了符合自己性格的“武器”开始抗争了——
　　因《李慧娘》一戏而被整得死去活来的孟超编出了自己的“歌谣”：“早请示晚汇报，夜里还得假检讨；请不完的罪，站不好的队，我究竟犯了什么罪？”他唱给自己听，也唱给别人听，唱完后拍手大笑。诗人丁力因抗战期间参加过国民党，亦成了“老运动员”。他坐在田头写诗了：“老牛老牛听我唤，如今我无公民权。我只扬鞭不打你，你得替我快耕田。”不管是苦涩的幽默，还是含泪的嘲讽，这批“地下创作”无疑都是针对着专制与黑暗的。朱家癵本是文物专家，竟也不甘寂寞地写起童话来。他描写了一头小黑驴，原本无忧无虑地整天玩耍，有一天它的妈妈在干活时被石头砸断了腿，小黑驴从此结束了幸福的童年，开始去重复母亲悲惨的命运。还有一篇是写一条小狗的：主人要搬家了，无法带它一同迁徙。小狗就像明白了一切，它烦躁地来回跑动，怨主人不讲友情，而主人却无法告诉它自己的命运也同样是茫不可知。
　　相比之下，陈白尘的胆子要算最大的了——他的“非法创作”竟是几大本实话实说的《牛棚日记》。他说要用自己的笔记录下这个“伟大”的时代。他的“校友”陈原读后写道：“这真是一部激动人心的‘纪实文学’。作者陈白尘，著名的剧作家，如果他一生仅仅留下这一部作品，也够得上称为一个真正的作家，一个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作家了。”〔14〕这些“地下”的创作虽说在当时并没有流传到社会上造成一定的影响，但是它们却是真实的存在。它们虽说都各自带有着时代的烙印——或迷惘，或苦闷，但它们不屈服，不谄媚。它们是“地火”，是“于无声处”，是那时的中国的作家们值得骄傲的心理记录！
　　三、“文革”结束后的反思
　　对于干校的反思，确确实实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对整个“文革”进行反思的序幕与前奏。它既然已经开始，而且有人甚至在悄悄地动笔了，但是为什么“文革”结束后“干校文学”却始终没能掀起一股热潮？这又回到了本文开头所提到的那个问题上去了。——看来它已不仅仅是一个文学范畴内的问题，它涉及对整个社会与历史的思考。大致来说；“文革”结束后作家们的心态可以分为这样几种：
　　（一）沉痛的反省。
　　持这种心态的人，大多是当年的虔诚的“殉道者”。虽说他们在干校期间已经开始了属于自己的思索，但是要想彻底地否定自己，否定自己一贯的思想，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张光年是这一类人的代表，他在整理出版自己的干校日记时于引言中谈了他的想法：“我将要把这本小书分赠各位友人，让他们知道我那时是何等的低能、低水平、低觉悟……”他反思自己：多年来“学而少思”，“惯于认直理”，“凭一股热情直来直往”，“对周围事物的认识或许还停留在五十年代的水平”……一句话，“看问题过于简单化了”——
　　譬如说，我们伟大的革命机体，本来是半封建社会的对立物，同时又存在旧社会遗留的某些封建性的毒素。这些毒素、毒瘤长期被忽视，一旦扩散开来，加上林、江之流封建法西斯野心家的兴妖作怪，可以酿成十年动乱那样的滔天大祸，这是长时间难以理解的。又譬如，一个坚定的革命者或革命青年，一旦染上封建性个人崇拜的麻醉剂，嗜毒成瘾，可以达到是非颠倒、敌我颠倒、人转化为非人的地步，这也是“文革”中才见识到、体验到、觉悟到的。
　　以张光年为代表的这一类作家，更多地是沉浸到了自我的反省之中。更何况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张光年的身份已由“诗人”变成了“文艺理论家”，对他来说，理性的思索已远远超过感性的思维与创作了。
　　（二）深刻的忏悔。
　　中国有句古话：“知耻者近乎勇。”理论家朱学勤也提出了同样的观点：“在人类真正的良心法庭前，区别真诚作家与冒牌作家的标尺却只有一个，那就是看他是否具有起码的忏悔意识。没有忏悔意识的作家，是没有良心压力的作家，也就是从不知理想人格为何物的作家。”
　　〔15〕
　　忏悔是需要勇气的，真正敢于站出来忏悔自己的作家又有多少呢？——巴金承认自己曾虔诚地举起拳头，高呼着打倒自己；季羡林亦承认他每天在家偷偷练习坐“喷气式”，以求在批斗会上能够坚持到底……然而还有更多的真正丧失了人格、丧失了尊严的人们呢！《牛棚日记》与《向阳日记》的作者在出版之时删去了原有的大量内容，前者在后记中写道：“为了不给更多的人添麻烦。”后者在引言中说：“但愿给少不更事的‘红卫兵’留点脸面，给‘革命群众’留点脸面，也给我们自己留点脸面。”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害人者也多是由被害者们所共同造就的。因此需要忏悔的，应该是包括了那个时代的所有的知识分子。
　　崔道怡是勇敢者之一，他撰文解剖了自己的“两重人格”。其“阳”的一面是写了许多吹捧诗：“五七的红旗展，五七的道路宽，五七指示金光闪，五七战士斗志坚。”其“阴”的一面则是背地里对全国形势充满怀疑，以及“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悲怆。他忏悔自己：“‘文革’以来我便是以‘两重’人格在夹缝中求解脱的，现在还不得不以‘两重’人格在磨炼中求超生。”〔16〕鲁原初到干校时年龄也不大，但是在他的心头同样有“一笔人情债”在重重地压迫着他。那是一位被打成“五一六”分子的妻子，她找到他，希望能给隔离中的丈夫捎个口信：“一定要相信自己。”然而鲁原没能完成任务，他畏惧于专案组监视的目光。如今鲁原老了，他终于在文章中写下了自己迟到的忏悔：“我的犹豫、缺乏行动性的弱点曾有过多次的暴露，而惟独这次最不可弥补、最无法原谅。”〔17〕
　　勇敢地进行“忏悔”的还有韦君宜，她终于在自己病倒之前奉献出了《思痛录》。尽管她所“思”的并不完全是文化大革命，也不完全是干校，但是她终于以自己的诚实于人世间留下了一个大写的“人”字。“知耻者近乎勇”，只可惜勇者太少了，抑或说尚在“姗姗来迟”吧。
　　（三）历史的沉思。
　　在对于为什么不去创作“干校文学”这一问题上，还有着另一种回答——金冲及说：“我不想写‘伤痕文学’，因为没有那种心情。”聂绀弩说：“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锥心坦白难。”其实他们二人的意见都是一致的：“干校文学”决非一种一般意义上的写作，它是一次对于历史的严肃拷问，必须得从理论上进行更深层次的探讨与思考。
　　其实针对着如何反映这段历史，早在1978年臧克家出版他的诗集《忆向阳》时就引起过争论了。应该说《忆向阳》是“文革”结束后问世的第一部“干校文学”作品，只是因为诗人歌颂了干校带给他的“收获”，一时间遭到了褒贬不一的评价。臧克家的“感恩”心态是真实的，张光年在他的《向阳日记》里记下了这样一件事情：“（1972年9月14日）下午臧克家来报喜讯，说他的历史问题是维持了1956年结论：还准备让他回京养病。他说很受感动，哭了一场，写了十几封信通知亲友。”干校留给他的终于成了田园牧歌般的情调以及“老牛亦解韶光贵，不待扬鞭自奋蹄”的感受。有人说这是一种“精神上的超越”，有人说这是一种虚假的献媚。那么对于干校的这段历史又该如何全方位地来评价呢？
　　中国革命博物馆的研究员苏东海亦在咸宁干校中待过。他在《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对群众之掌握》一文中提出了一个“高级顺民”的观点：为什么在“文革”的初起时与结束时，拥护也好，否定也好，干部的表态均要落后于青年？阎纲则引用了一段陈企霞的话：“一定要说还有多少收获的话，那么一座宫殿烧毁之后，总还能收获一大堆木炭吧！”〔18〕灾难的内涵固然是财富，但灾难的本身永远是灾难！
　　“五七干校”终于成了一个非常沉重的话题，究竟是知识分子文化上的愚昧成全了疯狂的“文化大革命”呢，还是疯狂的“文化大革命”造成了知识分子文化上的愚昧？——“沉思说”成为了“文革”之后作家们的主要心态，也可能是因为同样的原因吧，就连在“干校文学”作家中名列榜首的陈白尘，也在他的《云梦断忆》后记里写下了这样一段话：“（至今）我们还没有反映十年动乱的深刻而伟大的作品出现！……如果我这些‘断忆’，能为未来出现的伟大作品提供一砖一瓦的素材，于愿足矣！”
　　“伟人的作品”至今确实没有出现，但是并不等于它今后永远不会出现。有了反思，有了忏悔，更尤其是有了对历史的深刻拷问，这一批从炼狱中走出来的知识分子们将一定会把这一文化的蕴蓄与沉思传递下去，并严肃地交给他们的后人。
　　注释：
　　〔1〕〔7〕〔18〕阎纲：《历史是公正的也是智慧的》，载《咸宁日报》2000年11月4日。
　　〔2〕转引自李城外：《将来应建一门“‘向阳湖’学”——访〈人民文学〉常务副主编崔道怡》，载《咸宁日报》1999年2月6日。
　　〔3〕杨守森主编：《二十世纪中国作家心态史》，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出版。
　　〔4〕摩罗：《耻辱者手记》，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
　　〔5〕卢永福：《向阳大会师，千古一风流》，收入《向阳情结——文化名人与咸宁》（下），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
　　〔6〕文洁若：《“大力士”》，收入《向阳情结——文化名人与咸宁》（下）。
　　〔8〕〔15〕朱学勤：《我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载《书林》1988年第10期。
　　〔9〕牛汉：《一首诗的故乡》，载《向阳湖文化报》2001年3月12日。
　　〔10〕沈从文：《双溪书简二封》，收入《向阳情结——文化名人与咸宁》（下）。
　　〔11〕余杰：《人之子》，收入《骄子的叹息》，汕头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
　　〔12〕韦君宜：《回忆小川在干校写诗》，收入《向阳情结——文化名人与咸宁》（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
　　〔13〕转引自李城外：《小川长流向阳湖——访郭小川夫人杜惠》，载《咸宁日报》1996年11月23日。
　　〔14〕陈原：《读〈牛棚日记〉》，收入《向阳情结——文化名人与咸宁》（上）。
　　〔16〕崔道怡：《国庆中秋忆向阳——难忘咸宁干校》，收入《向阳情结——文化名人与咸宁》（下）。
　　〔17〕鲁原：《向阳湖旧事》，收入《向阳情结——文化名人与咸宁》（下）。

　　悲观的终结

　　
　　——一种对诗人穆旦晚年的理解
　　？　易　彬
　　像许多正直而又饱受磨难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穆旦没有见到他所“希望”的春天。1977年2月26日，他走向了生命的终结。这一年，他59岁（1918～1977）。二十多年过去了，尽管出现了不少对穆旦的评论，但穆旦的诗歌及一生历程却依然等待着新的解释。在这里，我想谈一谈他的晚年。我将穆旦的“晚年”大致上归结为1974年以后的一段。1974年春节后，穆旦开始了与当时赴内蒙古插队的天津知青孙志鸣的交往，我们可以看出，他的心气明显地衰老了；而在很大程度上因为这些交往而激活的诗歌创作也明显地呈现出老之将至的色调；另外，1976年1月19日，穆旦骑自行车不慎摔伤，这次伤病最终导致了他的早逝。
　　这些内外交困的现实使得穆旦晚年的悲观心理相当深重。穆旦在悲观中走向终结。
　　一、三个疑问
　　1975年秋天的一个夜晚，穆旦在北京站与郭保卫分手时曾经向他提出过三个问题：“你为什么要弄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