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2-03-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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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不断调整美感以达成艺术上的蜕变。余光中喜爱凡高早期以《食薯者》为代表的写实之作，认为它们“阴沉之中有温暖，黯淡之中有光，苦涩之中有一种令人安慰的甜味”。“另具一种坚实苦拙之美，接近原始而单纯的生命，十分耐看”。
余光中也推崇凡高后期那些饶富象征意味的画作，赞颂凡高能“从写实的局限里跃升入象征与表现”。他将凡高十年艺术生涯分为不断求新的三个时期，并总结道：“这十年探索的历程，以风格而言，是从写实的模仿自然到象征的重造自然；以师承而言，是从荷兰的传统走向法国的启示而归于自我的创造；以线条而言，是从凝重的直线走向强劲而回旋的曲线；以色彩而言，则是从沉褐走向灿黄。”余光中半世纪的创作历程，同样是不拘于一格，不安于小成的进取，力求超越前人、时人和自我。因此，余光中在当代文坛有着
“善变者”、“艺术的多妻主义”、“璀璨的五彩笔”等诸多美称。
除了献身、博爱、进取等艺术精神的承传，在艺术风格上，余光中和凡高也多有相通之处。
与凡高结缘几十年，余光中对于凡高的画作百看不厌，总是“肺腑内炽，感奋莫名，像是和一股滚滚翻腾而来的生命骤然相接，欲摆脱而不能”。若有心对余光中的凡高专论细加梳理，可以发现，余光中认为造成这种美感的原因是：1。“蟠蜿淋漓”、“沛然运转”、“笔挟风雨一气呵成”的节奏感，或者说是“蟠蟠蜿蜿起伏汹涌无始无终的颤动、震动、律动”。它由凡高独特的线条造成，“那些断而复续、伏而复起、去而复回的线条，像是宇宙间生生不息动而愈出的一种节奏，一种脉搏”。2。奇异的光辉。它来自凡高大胆运用几种强烈的主色。
余光中说“光辉与颤动正是凡高画中呼之欲出的特质”。其实，这也是余光中诗文的主调。综观余光中的创作，大处着笔力能扛鼎，
小处落墨纤细入微，能犀利，能冲淡，能幽默，能庄重，嬉笑怒骂，风格多般。但最为突出的风格标志仍然是那种浓重的色彩和笔挟风雨的节奏造就的阳刚之美。他自称：“崇拜一支男的充血的笔，一种雄厚如斧野犷如碑的风格。……嗜伐嗜斩，总想向一面无表情的石壁上砍出自己的声音来……罹了史诗的自大狂，幻想你必须饮海止渴嚼山充饥，幻想你的呼吸是神的气候”。特别在他那些“飞扬跋扈为谁雄”的诗文中，镜头总是对准广漠、巨石、山风、海潮，钢铁长桥、摩天大厦、生命力强悍的人与如猛兽狂奔的车；背景总是千年的文化、万里的地图和永恒的星空，角度总是便于摄取广阔深远的场景的俯视，即所谓“凭空视远，如君而朝万众”；喜好选用声调高、音幅宽的阳性词而行文则注重气势，泼墨淋漓，在不事细部雕饰的整体形象的飞扬流动中，表现出激荡磅礴的力量和速度。在这些诗文中，我们同样得到了立于凡高画幅之下的美感，一种元气淋漓剧烈冲突的生命挥洒而出的绚丽色彩。我们甚至可以具体指证凡高画作在余光中作品中的印痕，如《逍遥游》的开篇基调有凡高《星光夜》的气氛；《火浴》、《想起那些眼睛》、《九命猫》等诗歌不断出现的火焰意象，也仿佛是法国南部古镇阿罗的灿亮烈日所点燃……
观赏和揣摩凡高画作，也使余光中对他的艺术手法了然于心并有所借鉴。凡高多作自画像，十年之中得四十多幅，表现出他自励自省和自我定位的决心和勇气；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后，余光中也多作自剖自述诗，三十年间，大约有三十篇之多，其中较为著名的是《白玉苦瓜》、《火浴》、《与永恒拔河》、《独白》、《旗》、《五行无阻》、《守夜人》等。凡高喜欢在同一题目下反复作画，如向日葵，就是他常作之题；对于凡高这一创作特点，余光中多有所论，认为是“为了求全、求变”。余光中创作，亦常见同题（或者相同题材）异作这一手法，诸如诗人自我形象的刻画、亲情、离别、月光、恋情等题都是常写不衰；也有同一题材分别见之于诗歌和散文。这样做，既是为了充分利用题材，更重要的是借此考验自我挖掘生活的艺术能力。能在同一题材上不断推陈出新，正是作家在艺术上开拓不息和艺术手段高超的标记。
三、永远的家人
《凡高传》也是余光中和范我存女士的爱情见证人，是余光中一家的精神家人。
结婚前，余光中在范我存女士保存的一本画册上第一次细细观赏凡高。他第一眼见到那向日葵，便“深受震撼，像面对一场挥之不去却又耐人久看的古魇”，“觉得那些挤在瓶里的花朵，辐射的金发，丰满的橘面，挺拔的绿茎，衬在一片淡柠檬黄的背景上，强烈地象征了天真而充沛的生命，而那深深浅浅交交错错织成的黄色暖调，对疲劳而受伤的视神经，真是无比美妙的按摩”。凡高成了这对年轻恋人之间热烈的话题。以后，翻译《凡高传》更是他们一生携手合作的开端。每天，余光中在无格的白纸上写下译文，从台北寄给在中坜任教的范我存，由她誊清在有格的稿纸上再寄回，让余光中送往报社，保证每日连载不断。三百多个日夜，三十多万字的译文，他们共同面对“红头疯子”的苦难；他们也分享工作和爱情的甜蜜，余光中每每在白纸背面写上自己的思念和情意，范我存寄回的稿件里当然也附带有情书。所以，余光中会说：“在我们早年的回忆里，凡高其人其画，都是不可缺少的一份。苦命的文生早已成为了我家共同的朋友。”
这里的“我家”原来是两口之家，后来成了六口乃至十余口之家。可是，凡高一直而且永远是这家人共同的朋友，不，不仅仅是朋友，应该说是余家的“精神家人”。1990年，是凡高逝世百年，余光中、范我存和两个女儿专程远赴荷兰，瞻仰凡高画作，并到法国奥维凡高兄弟墓前凭吊；全家从荷兰买回的凡高画册，重达好几公斤。余光中写道：“1990年对于我家，真是壮丽无比的凡高年。”
这次远程的朝圣，犹如家族的祭拜仪式。这种奠仪，不需香火和牲酒，而用性灵与诗文。主祭余光中在那一年，向凡高一连献上了七篇诗文：以凡高画作为主题的《星光夜》、《荷兰吊桥》、《向日葵》三首诗歌；《破画欲出的淋漓元气》、《壮丽的祭典》、《莫惊醒金黄的鼾声》、《凡高的向日葵》四篇总字数逾四万的凡高专论。
余译《凡高传》震撼了许多敏感而年青的心灵。该书在台湾先有重光版，后有大地版，一印再印，总印数逾三万册。数以万计的热情读者中，有些正是在《凡高传》的感召下，成为出色的艺术家。比如，“云门舞集”的创始人林怀民，十二岁就读了余译《凡高传》；作家三毛（陈平）殁后，家人以她生前最喜爱的三本书陪葬，其中一本便是余译《凡高传》……
为了使更多青春的心灵能够沐浴于凡高的光辉中，1977年，《凡高传》出版二十多年后，余光中在繁忙的创作和教学之余，认真修改《凡高传》的译稿，使其译文更为精美流畅。在“新译本译者序”中，译者自叙其译事：“每页修改的程度不一，少则七八处，多则二三十处，相信旧译全文至少修改了一万处。修改所耗时间，每页少则十五分钟，多则往往半小时以上……新译的过程约为一年；有时在家里动笔，有时在办公室里，有时和我存开车去买菜，我甚至利用等她采购的一段时间，靠在汽车后座工作。”
对于翻译，余光中有精妙的论述：“翻译，是西化的合法进口，不像许多创作，在暗里非法西化，令人难防。一篇译文能称上乘，一定是译者功力高强，精通截长补短、化瘀解滞之道，所以能用无曲不达的中文去诱捕不肯就范的英文。这样的译文在中西之间折冲樽俎
，能不辱中文的使命，却带回俯首就擒的英文，虽不能就成为创作，却是‘西而化之’的好文章。”可以看出，余光中认为，优秀的译文能化解西方语汇句式；使之融入汉语的常态中的译文，便是善性西化，它增强了汉语的表现力。余光中重译的《凡高传》正是上述论述的有力印证，她的问世立刻引起了学界的注意。1993年，台湾东海大学中文所张嘉伦写出了《以余译〈凡高传〉为例论白话文的欧化问题》为题的硕士论文。文中详尽分析了余光中重译《凡高传》时的大幅改动，包括句子成分、句型结构以及词性、词序、语态等方面，认真论证了余译《凡高传》正是现代白话文纠正恶性西化的最佳范本
。
和凡高结缘已经半个世纪，余光中总是意犹未尽。不久前他还这样说：“凡高是我的忘代忘年交，他的痛苦之爱贴近吾心，虽然译过一本《凡高传》，仍然感到不能尽意，很想有空再译出他的书信集，或是鲁宾医生那本更深入更犀利的传记《人世的游子》。”
林语堂先生在他那本著名的《苏东坡传》中说过这样的话：“知道一个人，或不知道一个人，与他是否为同代人，没有关系。主要的倒是对他是否有同情的了解。归根结底，我们只能知道自己真正了解的人，我们只能完全了解我们真正喜欢的人。我认为我完全知道苏东坡，因为我了解他。我了解他，是因为我喜欢他。”富足而且坚毅的艺术生命总是灵犀相通的，林语堂和苏东坡是这样，余光中与凡高也是这样，卓越超拔的艺术心灵撞击而出的绚丽光彩，任是再遥远的时空距离也无法熄灭。
《凡高传》，（美国） 伊尔文·史东（Irving Stong）著，余光中译，台湾大地出版社1990年7月第十版。
拼命著书
拼 命 著 书
？ 任文祥
曾国藩生性诙谐，爱说笑话。他有一句名言：“李少荃拼命做官；俞荫甫拼命著书。”
这二人是曾国藩门下飞出的两只大鸟：一只是秃鹫李鸿章，字少荃，他曾协助曾国藩捕啄太平军，后又率部剿拿捻军，官愈做愈大，差不多成了清政府的内阁总理。曾国藩说他“拼命做官”，意在褒奖，指他做官，能尽职尽责，忍辱负重。另一只是杜鹃俞樾，字荫甫，晚号曲园，晚清大学者。道光三十年，俞樾考中进士，曾国藩主持保和殿复试，发现这只春鸟的文章中有“花落春犹在”之句，大加赞赏，当即点他为第一，遂入翰林。后出任河南学政，因“命题割裂”，削职回家。后半生，一直讲学和著书。他的代表作品有《群经平议》、《诸子平议》和《古书疑义举例》等。曾国藩说他“拼命著书”，也是赞美之意。
俞樾是清代编著书籍最多的作家之一，那又粗又长的瓜蔓上结下五十多个大瓜，每个瓜就是一本书，其中《妙香室丛钞》一瓜最大，有百斤之重——近百万言。他也是最勤奋的作家之一，到了八十多岁高龄，他的瓜蔓已经枯黄，但还要结瓜。俞樾曾经把曾国藩赞扬他“拼命著书”的话写在《春在堂随笔》一书的首页，自感荣耀。然而，我对他的“拼命著书”却不敢一味恭维。
俞樾给后人最主要的教训是他的思想守旧，其作品缺乏时代光辉。他生活于晚清，那时西方的文化武化都涌入国门，清政府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当时，所有知识分子的心情都不平静，不管你是何种思想倾向；而俞樾却有意同时代拉开距离，隔岸观火，因而读他的作品嗅不出时代气息。他在《春在堂随笔》一书中说，当鸦片战争中英军攻陷浙江镇海时，他正在浙江临平居住，遂将所见所闻，写成《乐府》四章；可是不幸，他说：“时余寓临平，年甫二十一，自以年少，不应妄论时事，故四章不存于集，今亦忘之矣。”这真是糊涂话！二十一岁正当少年气盛之时，所写反映鸦片战争的诗章，一定充满爱国激情，为什么不留存下来呢？说不定那四章乐府正是他一大堆瓜中最好吃的四个呢！可惜他让它们烂掉了。
这主要是因为文字狱使他小心翼翼，生怕触犯文网。不敢“妄论时事”就是他这种害怕心理的写照。再者，他好交结权贵，曾国藩、李鸿章等向他投下的阴影，使他双目高度近视，既看不到朝政的腐败，也看不到西方的侵略——很可能是明明看见而装作看不见。他对清王朝还抱有好感。当他得知咸丰皇帝夸他有才时，竟至感激涕零，自称：“虮虱微臣尚在眷注之中。”他是一名典型的时代落伍者。那时，一位日本学者因对“明治维新”不满来中国避风，俞樾对他表示同情。所以俞樾也不赞成中国的“戊戌变法”。
他的“拼命著书”还带来另一恶果：追求数量，忽视质量。他所结的累累瓜中，挑不出一个香甜可口营养丰富的哈密瓜；多数是些冬瓜、倭瓜，只能做大锅菜；其中还有二三苦瓜，叫人一吃就咧嘴。《群经平议》等三书，虽是他的代表作品，也不跳出对经书注解的老路。这是前人嚼烂了的甘蔗渣子，再嚼也嚼不出多少甜味儿了。至于《妙香室丛钞》、《荟蕞编》等书，更是每况愈下，都是从别人的书中“摘录”的材料汇编。他自己缺乏创作，单靠利用别人的材料编书，这真有点儿像杜鹃那样，自己不筑巢，而借用鹊巢生育子女了。他的《荟蕞编》自序说：“流览诸家文集，随手摘录，积久遂多，不忍遂弃，箧而藏之。”其中所载多名节烈妇女事，令人惨不忍睹。《妙香室丛钞》也是从别人的书中“摘录”而成的，他自序说：“遇见罕见罕闻之事，必以小纸录出之，积岁馀，得千有馀事，不忍焚弃，编纂成书。”
诚然，这样的资料汇编也是有用的；可惜用起来也很麻烦，因为他编纂时，既不分类，也不序时，杂乱错综，联缀成书，每找一资料，如入云雾山中。难怪沃丘仲子在《近代名人小传》一书中，指责他编书是“信手编成，体例殊无取裁”。
遥想一百多年前，如果他的思想先进一些，又不贪多求快，而是集中精力，精雕细刻，写一部反映现实生活的书，那该多好啊！那样，不光他的书今天还可以出版，说不定他还能跻身于“近代启蒙思想家”的行列呢！这使我们明白，一个作家脱离了时代，或思想守旧，他的作品就不会有生命力。再者，作家的作品，要以质量取胜，不可光是贪多。法国一位作家说，追求作品的高质量，好比追少女，要追漂亮的；可惜，俞樾追到手的都是一些丑丫头。
“资产阶级的天鹅”
？ 裴 梓
我曾在《人民文学》2000年第12期上读到一篇阿坚的文章，是谈俄罗斯文化的。其中阿坚自己的一首诗很有意思：“小时第一次听到天鹅湖的音乐时／只觉那音乐从天上的湖畔传来／我们社会主义的歌都是地上的／后来大人说它是资产阶级的天鹅／因为无产阶级的鸟非雄鹰即海燕……”我反复琢磨“资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