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廷顿_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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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增强了亚洲政府的力量；人口增长威胁了穆斯林政府和非穆斯林社会。
亚洲的自我肯定
东亚经济的发展一直是20世纪后半叶世界上最重要的发展。之一。这一进程50年代始于日本，日本曾一度被看成是很大的例外，即一个非西方国家成功地进行了现代化，并成为经济发达的国家。然而经济发展的进程蔓延到了四小虎（香港、台湾、韩国、新加坡），然后到中国、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度尼西亚，并正对菲律宾、印度和越南产生影响。这些国家多数保持了川年或10年以上的8％－
10％或更高的年平均增长率。亚洲同世界之间的贸易也同样持续高速增长，然后是亚洲内部贸易的急剧扩大。亚洲的经济成就与欧洲和美国经济的中速增长以及世界其他大部分地区的普遍萧条形成了鲜明对比。
例外的不再只是日本，整个亚洲都在成为例外。西方以富有为特征和非西方以欠发达为特征的状况将不会持续到超出20世纪。这种转变的速度是势不可挡的。正如奇索？马赫布巴尼所指出的，英国和美国分别花了58年和47年的时间才使其人均产值翻了一番，而日本做到这一点用了33年时间，印度尼西亚用了17年，韩国用了11年，中国用了10年。80年代和90年代上半叶中国经济以年平均增长率8％的速度递增，四小虎紧跟其后。（见图5．1）。世界银行1993年宣布，“中华经济区”已成为继美国、日本和德国之后的世界“第四增长极”。根据大多数估计，中国将于21世纪初成为世界上经济最强大的国家。90年代已拥有世界第二。第三大经济国的亚洲，可能到2020年将拥有世界五大经济国中的四个，世界十大经济国中的七个。到那时，亚洲国家可能占全球经济产值的　40％以上。大多数经济竞争力强的国家可能都是亚洲国家。即使亚洲经济增长比预期的更早、更突然地放慢速度，已经发生的增长对于亚洲及世界的影响仍是巨大的。

东亚的经济发展正改变着亚洲与西方的均势，具体讲是与美国之间的均势。成功的经济发展给创造出和受益于这一发展的国家带来了自信和自我伸张。财富像权力一样也被看作是优点的证明及道德和文化优越性的显示。当东亚人在经济上获得更大成功时，他们便毫不犹豫地强调自己文化的独特性，鼓吹他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优越于西方和其他社会。亚洲社会越来越无视美国的要求和利益，越来越有能力抵制美国或其他西方国家的压力。
汤米？高大使1993年注意到，“文化复兴正席卷”亚洲。它包括“自信心日益增长”，这意味着亚洲人“不再把西方或美国的一切看作必然是最好的”。这一复兴表现在亚洲国家日益强调各国独特的文化认同和使亚洲文化区别于西方文化的共性。这种文化复兴的意义体现在东亚两个主要国家与西方文化相互作用的变化上。
当19世纪中叶西方把自己强加于中国和日本时，经过短暂的对基马尔主义的迷恋之后，大多数精英采取了改良主义的战略。随着明治维新，一个有生气的改革家集团在日本掌握了政权，他们学习并借鉴了西方的技术、实践和体制，开始了日本的现代化进程。然而，他们在这样做时采取了保持传统日本文化精髓的方式，它既在许多方面有助于现代化，又使日本有可能于30－40年代求助于、重新阐述和依赖于该文化的要素，以此来唤起对其帝国主义行为的支持和辩护。另一方面，在中国，腐朽的清王朝已无法成功地适应来自西方的冲击。中国被日本和欧洲列强所击败、剥夺和羞辱。1910年清政府垮台，随之而来的是分裂、内战，以及相互竞争的中国知识分子和政治领袖求助于西方各种相互竞争的观点：孙中山的“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政策、梁启超的自由主义。毛泽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40年代末，那些从苏联引进的观点战胜了从西方舶来的观点——民族主义、自由主义、民主制、基督教，中国被确定为社会主义社会。
在日本，二战中的彻底失败导致了文化的彻底破坏。一位曾深深涉身于日本事务的西方人于1994年评论说，“现在我们非常难以意识到所有的一切——宗教、文化，这个国家精神生活的所有各个方面曾在多大程度上被用来为战争服务。战败是对制度的彻底打击。在他们的头脑中一切都变得没有价值并被抛弃了。”在这个国家，所有与西方有关联的东西，尤其是战胜国美国的东西，都开始被看作是好的和理想的。因此，就在中国效仿苏联时，日本也试图效仿美国。
70年代末，共产主义未能推动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在日本的成功和在其他亚洲社会的日益成功，导致新的中国领导人脱离了苏联模式。10年后苏联的瓦解进一步突出了引进苏联模式的失败。中国人由此面！陆着转向西方还是转向国内的问题。许多知识分子和其他一些人提倡全盘西化，这一趋势在电视系列片（河殇）和竖立在天安门广场的自由女神像上达到了其文化上和流行上的顶峰。然而这种西方取向既没有获得北京几百名决策者的支持，也没有获得生活在农村的8亿农民的支持。全盘西化在20世纪末已不如它在19世纪末那么可行。领导人于是选择了一种新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版本：一方面是实行资本主义和融入世界经济，另一方面是实行政治权威主义和重新推崇传统中国文化，把两者结合起来。这个政权用蓬勃发展的经济提供的行为合法性和中国文化独特性提供的民族主义的合法性，来取代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的合法性。一位评论家评述说，“天安门事件后的政权热切地接受把中国的民族主义作为合法性的新源泉”，并有意识地激起反美情绪来为自己的权力和行为辩护。一种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就这样产生了，用一位香港领导人1994年的话说就是：“我们中国人有了前所未有的民族感。我们是中国人并为此感到自豪。”在中国，90年代初出现了一种“回复到属于真正的中国东西的普遍愿望，这些东西常常是家长式的、排外的和专制的。在这种历史的重现中，民主就像列宁主义一样不被信任，因为它不过是另一个外国人强加的东西。
20世纪初的中国知识分子独立地得出了与韦伯类似的结论，把儒教看作是中国落后的根源。20世纪末中国的政治领袖像西方的社会学家一样，赞美儒教是中国进步的根源。80年代中国政府开始提倡对儒教的兴趣，党的领导人宣称它是中国文化的“主流”。当然儒教也为李光耀所热衷，他把儒教看作是新加坡成功的原因，并积极地向世界的其他地方宣扬儒教的价值观。90年代台湾政府宣布自己是“儒教思想的继承者”，李登辉将台湾的民主化归因于中国的“文化遗产”，它可以追溯到唐尧（公元前21世纪）、孔子（公元前5世纪）和孟子（公元前3世纪）。华人领导人无论想要为专制主义还是为民主制辩护，他们都从其共同的中华文化而不是从引进的西方观念中寻求合法性。
与此同时，日本80年代成功的经济发展与人们所察觉到的美国经济和社会制度的失败和“衰落”形成了对照，这使日本人日益摆脱了对西方模式的幻想，并越来越相信他们成功的根源一定存在于自己的文化之中。导致了1945年的军事灾难并因此不得不被摒弃的日本文化，至1985年已产生了经济成就，并因此可以被接受了。日本人对西方社会的日益熟悉使他们“认识到作为西方的一员对其本身来说并非那样理想。他们是从自己的制度中得出这一结论的”。尽管明治维新时的日本人采取了“脱离亚洲加入欧洲”的政策，20世纪末文化复兴时的日本人却赞成“疏远美国加入亚洲”的政策。这一趋势首先包括对日本文化传统的重新认同，以及重新伸张那些传统的价值观；其次，也是存在更大疑问的，是努力使日本“亚洲化”。并认同于一般的亚洲文化，尽管日本有其独特的文明。鉴于二次大战后日本与中国相比更认同于西方，又鉴于无论西方怎样衰落，它也不会像苏联那样完全垮台，日本完全摒弃西方的动力远不及中国脱离苏联和西方模式的动力那么大。另一方面，日本文明的独特性、其他国家对日本帝国主义历史的记忆，以及中国在其他亚洲国家中的经济中心地位，对于日本来说也意味着，疏远西方将比与亚洲混合在一起更容易。日本通过重申自己的文化认同，强调了其独特性及与西方文化和其他亚洲文化的差异。
虽然中国和日本在自己的文化中发现了新价值，但它们也共同地更广泛地重申亚洲文化相对于西方而言的一般价值。工业化以及与之伴随着N经济增长导致东亚人别和肌年代清楚地表达了可以被恰当地称作“亚洲的自我肯定”的东西。这个态度总的来说有四个组成部分。
第一，亚洲人相信东亚将保持经济的快速增长，并很快将在经济产值上超过西方，因此与西方相比它在世界事务中将越来越强有力。经济增长在亚洲社会中刺激了一种权力意识以及对自己抵抗西方的能力的肯定。一位日本著名记者于1993年宣称，“美国打喷嚏，亚洲就感冒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一位马来西亚官员补充了这个隐喻：“即使美国发高烧亚洲也不会咳嗽。”另一位亚洲领袖说，亚洲与美国的关系正处于“畏惧时期的结束和反驳时期的开始”。马来西亚副总理断言道：“亚洲的日益繁荣意味着它现在已处于为全球主要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安排提供需认真对待的其他选择的地位了。”东亚人认为，这还意味着西方正迅速失去使亚洲社会在人权和其他价值观上遵循西方标准的能力。
第二，亚洲人相信这种经济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亚洲文化的产物，亚洲文化优越于文化上和社会上颓废的西方文化。在80年代那些令人兴奋的日子里，当时日本人的经济、出口、贸易盈余和外汇储备都在激增，日本人像先于他们的沙特人一样，吹嘘他们的新经济实力，轻蔑地谈起西方的衰落，并把他们的成功和西方的衰落归因于自己文化的优越和西方文化的颓废。90年代初，亚洲胜利论在只能称其为“新加坡文化攻势”的表现中再次清楚地表达出
来。从李光耀开始，历届新加坡领导人都鼓吹亚洲相对于西方的崛起，他们还将两者进行对比，并把亚洲成功的原因归于从根本上来讲是儒家文化的亚洲文化的优点——秩序、纪律、家庭责任感。勤奋工作、集体主义、节俭等，而把西方衰落的原因归于自我纵容。懒惰、个人主义、犯罪、教育差、不尊重权威，以及“思想僵化”等，他们认为，为了与东方竞争，美国“需要检讨其社会和政治安排的基本设想，并在此过程中从东亚社会中学习一点东西”。
对东亚人来说，东亚的成功主要是由于东亚文化更强调集体而不是个人。李光耀说，“东亚人（日本人、韩国人、台湾人、香港人和新加坡人）的带有更强群体意识的价值观和实践，在赶超进程中表明是明显宝贵的东西。东亚文化所持的价值观，如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支持了团体的努力，而这对于迅速发展是必要的。”马来西亚总理赞同道，“日本人和韩国人的工作伦理，包括守纪律、忠诚和勤勉，成了他们各自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动力。这种工作伦理产生于集体和国家比个人更重要的哲学。”
第三，尽管东亚人意识到亚洲各社会和文明之间的差异，但他们仍认为存在着重要的共性。中国的一位持不同政见者说，其核
心是“儒教的价值体系，历史使它增光，该地区的大多数国家都接受它”，特别是它强调节俭、家庭、工作和纪律。同样重要的是它们都摒弃个人主义，盛行“软”独裁或非常有限的民主形式。亚洲社会在面对西方维护这些独特的价值观、促进它们各自的经济利益中，有着共同的利益。亚洲人认为这需要发展新形式的亚洲内部的合作，如扩大东盟和建立东亚经济会议。虽然东亚社会的直接经济利益是继续进入西方市场，但在更长的时期内经济区域主义可能会流行，因此东亚必须日益加强亚洲内部的贸易和投资。特别是日本作为亚洲发展的领导，必须放弃其历史上“非亚洲化和亲西方化”的政策，遵循“再亚洲化的道路”，或更广义地说，促进“亚洲的亚洲化”，这是新加坡的官员们所赞同的道路。
第四，东亚认为，亚洲的发展和亚洲价值观是其他非西方社会在努力赶超西方时应效仿的模式，西方也应采用它以自我更新。东亚人宣称，“盎格鲁一撒克逊发展模式在过去40年里如此受到尊崇，被当作使发展中国家经济现代化和建立一种可行的政洽体系的最好手段。现在它已不起作用了。”东亚模式正在取而代之，从墨西哥、智利到伊朗、土耳其以及前苏联各共和国都在试图学习它的成功经验，正如前几代人试图学习西方的成功经验一样。亚洲必须“把那些具有普遍价值的亚洲价值观传给世界的其他部分……传播这一理想意味着输出亚洲尤其是东亚社会体系”。日本和其他亚洲国家有必要促进“太平洋全球主义”，“使亚洲全球化”，并由此“决定性地塑造新世界秩序”。
强大的社会是普世的；弱小的社会是狭隘的。东亚日益增长的自信导致了亚洲普世主义的出现，而普世主义一直是西方的特征。马哈蒂尔总理于1996年对欧洲国家的政府首脑宣称“亚洲价
值是普遍的价值，欧洲价值是欧洲的价值”。与亚洲普世主义伴随而来的是亚洲人的“西方学”，它几乎是用西方的东方学曾用来描绘东方时所持的同样的否定态度来描绘西方的。对于东亚人来说，经济繁荣是其道德优越的证明。如果未来某一天印度取代东亚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迅速的地区，那么世界就应当准备对印度文化的优越、种性制度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以及印度如何通过回归本源和克服英帝国主义留下的失去光泽的西方遗产而最终取得文明中名列前茅的位置，进行广泛的专门的研究。物质的成功带来了对文化的伸张；硬权力衍生出软权力。
伊斯兰教的复兴
当经济发展使亚洲变得日益自我伸张时，大批穆斯林却同时转向了伊斯兰教，把它作为认同、意义、稳定、合法性、发展、权力和希望的本源，“伊斯兰教是解决方法”的口号是这种希望的集中体现。伊斯兰复兴运动就其广度和深度来说是伊斯兰文明向西方作调整的最新阶段，它是在伊斯兰教而不是西方的意识形态中寻求“解决方法”的努力。它体现了对现代性的接受，对西方文化的摒弃，以及重新把伊斯兰教作为现代世界中生活的指导来信奉。正如抄特的一位高级官员于　1994年所解释的，“‘引进外国的东西’是好的，如闪光的或高科技的‘东西’。但从其他地方引进的不可捉摸的社会和政治体制可能是有害的——伊朗国王就可以证明这一点……伊斯兰教对我们来说不只是一种宗教，而且还是一种生活方式。我们沙特人想要现代化，但不一定要西方化。”
伊斯兰复兴运动是穆斯林为达到此目标所作的努力。它是遍及伊斯兰世界的广泛的知识、文化、社会和政治运动。伊斯兰教的“原教旨主义”通常被视为政治的伊斯兰教，它只是范围更加广泛的伊斯兰教观念、实践和辞藻的复兴，以及穆斯林对伊斯兰教再作贡献的一个组成部分。复兴运动是主流而不是极端的，是普遍的而不是孤立的。
复兴运动影响到了所有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