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 1995-1999-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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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畏懦当斩”，“逗桡当斩”，“失期当斩”，“失道当斩”，生俘也在死罪之列。李广就因生俘逃归，坐法当斩，赎为庶人，打发回家。后经启用，亦不得志。最后竟因期会失道，不堪再受刀笔吏之辱，引刀自刭。陵若生还，可想而知。所以若从“组织”的观点看问题，李陵倒也并不冤枉。
不过，在李陵故事的结尾有一戏剧性场面。李陵不是铁板钉钉的汉奸吗（而且即使是在“民族大团结”的今天也还没有得到历史学家的原谅）？②可是汉武帝死后你猜怎么着？汉政府却特意差他的老乡到匈奴去看他，告之“汉已大赦，中国安乐”，请他“来归故乡，无忧富贵”。而李陵也真倔，居然说“归易耳，恐再辱”，“丈夫不能再辱”，硬是不肯成全汉政府的良心。在他看来，大丈夫贵在从一，忌在反覆。逼叛是辱，平反也是辱。
陵自尊如此，仍有广之风。
中国的南北之争或“胡汉之争”一直贯穿于民元以前的历史。但它的高潮是宋元，特别是明清之际。中国的汉奸史重头戏正在这一段。最近，读李治亭著《吴三桂大传》，我发现吴三桂真是关键时刻的关键人物。他既不是寻常所见贪生怕死、寡廉鲜耻的末流汉奸，也不是如诗人所想象，“冲冠一怒为红颜”，全是为了一个女人才叛变。
吴三桂的一生（一六一二——一六七八年）几乎全都是在马背上度过。前半生（从一岁到三十二岁）在明末，是“旧朝之重镇”；后半生（三十三至六十七岁）在清初，是“新朝之勋臣”。这个人，事明背明，降清叛清，就连本阶级视为寇雠的李自成，他也考虑过投降。以气节论，似一无足取，从过程看，则震撼人心。荣也人所不及，辱亦人所不及。
李先生把吴三桂的一生分为三段：“明末悍将”、“清初藩王”和“独树一帜”，正好是三部曲。其变形之迹耐人寻味。
作为“明末悍将”，三桂有点像汉陇西李氏。他出身辽东豪族、武功世家，不但弓马娴熟，以力战名；还世受皇恩，幼承庭训，满脑子全是忠孝节义（他十六岁时曾闯围救父，有忠孝之名）。手下的子弟兵也是明军中的王牌，战斗力最强。可是当明清鼎革之际，官军同流寇交攻，外患与内忧俱来，他所处环境太微妙。当时明、闯、满成三角之势，螳螂捕蝉，雀在其后，他非联闯不足以抗清，非联清不足以平闯。况以兵力计，闯兵号称百万，满兵也有十万，三桂之兵则仅四万，无论与谁联合，都势必受制于人。三桂置身其间，实无两全之策。再者，从名节讲，他投闯则背主，降清则负明，也是横竖当不成好人。这样的困境，我想大概只有张学良、马占山一类人才能体会得到。
在历史的紧要关头，三桂别无选择又必须选择。事实上，但凡人能想到的他都一一试过。最初，闯围京师，崇祯决定弃宁远而召吴入卫（“先安内而后攘外”），他卷甲赴关，事已后期，想救明而明已亡。接着，他也考虑过投降李自成，但农民军穷疯恨极，入城后到处抓捕拷打明降官，专以抢掠金帛女人为事，令他望而却步。当他得知老父遭刑讯，爱妾被霸占，亲属备受凌辱之后，只好断息此念。然后，死他也想过，但被众将吏劝阻。对道学家来讲，自杀不但是保存名节之上策，还兼有正气浩然的美感，但对一个统率三军的将帅来说，却往往是最不负责的表现。只是在所有的路都走不通，并且面临李自成大军叩关的千钧一发之际，他才决定接引清兵。
情况更复杂的是，据学者考证，即使吴三桂的接引清兵在初也并不是降清而只是联清。现在我们知道，他在威远台与满人盟誓，完全是效申包胥救楚，实际上只是以明不能有的京畿地区换取清出兵平闯，达成分河而治的南北朝局面。这与南明弘光政权的立场其实完全一致，也是“阶级仇”超过“民族恨”，“安内”胜于“攘外”。因此以王朝的正统观念来看，非但无可指责，还受到普遍赞扬，以为“克复神京，功在唐郭（子仪）、李（光弼）之上”，是一位了不起的救国大英雄。
吴三桂作出其最后选择，内心一定痛苦。因为我们知道，吴三桂早就是满人物色已久，必欲得之的将材。在此之前，他的舅父、姨父、兄弟、朋友，很多人早已降清，皇太极本人和他的亲友曾去信劝降，许以高官厚禄，他都没有降。后来闯陷京师，他宁肯考虑降闯，也没有打算降清。我推测，这中间固有利害之权衡，但也不乏名节的考虑。因为他的家属，包括老父、继母、弟妹共三十余人，俱困北京，于明于闯都是人质，如果当初弃土降清，不但全家遇害，还得落个“不忠不孝”。而现在情况有所不同。它的代价虽仍然很大，为此他不惜挥泪作书，与父诀别，忍看全家被杀，但至少名节无亏（为明平闯是“忠”，舍父讨贼是“义”）。然而三桂的悲剧在于，虽然从愿望上讲，他本人想作申包胥，南明也把他视为申包胥，但多尔衮却不是秦哀公。满人夺取北京后并没有打算就此罢手，而是长驱直入，席卷天下。多尔衮的主意很清楚：你吴三桂不是想报“君父大仇”吗？好，我就让你去报。正好让他“为王前驱”。三桂既然选定了这条险道，“马行在夹道内我难以回马”，当然也就身不由己，越滑越远，从剃发为号到拒见南使，从追杀李闯到进军西南，终于一步步变成最大的汉族降臣。闯是平了，仇是报了，但明也灭了，节也毁了。实际上当了个伍子胥。
对明朝的灭亡，吴三桂当然起了关键作用。但我们与其说它亡于清，不如说它亡于闯；与其说它亡于闯，不如说它亡于己。明朝上下，从廷吏到边将，从流寇到遗臣，叛服无定，内讧不已，乃自取灭亡。三桂本想救明却导致覆明，正说明了它的不可救药。
吴三桂的后半生约有三十年是属于“清初藩王”，只有最后六年是属于“独树一帜”，死后并有两年是属于“三藩之乱”的尾声。康熙平定三藩，是效汉高祖诛韩信、彭越、英布，乃改朝换代的例行节目，“逼”有“逼”的道理，“反”有“反”的道理，我们可以不去管。问题是吴三桂替清朝卖了三十年的命，现在起兵造反，何以号召天下？在吴三桂的讨清檄文中，我们可以读到：
……本镇独居关外，矢尽兵穷，泪干有血，心痛无声，不得已歃血定盟，许虏藩封，暂借夷兵十万，身为前驱，斩将入关，李贼遁逃，痛心君父重仇，冤不共戴，誓必亲擒贼帅，斩首太庙，以谢先帝之灵。幸而贼遁冰消，渠魁授首，政（正）欲择立嗣君，更承宗社封藩，割地以谢夷人。不意狡虏逆天背盟，乘我内虚，雄踞燕都，窃我先朝神器，变我中国冠裳，方知拒虎进狼之非，莫挽抱薪救火之。本镇刺心呕血，追悔无及，将欲反戈北逐，扫荡腥气，适值周、田二皇亲，密会太监王奉，抱先皇三太子，年甫三岁，刺股为记，寄命托孤，宗社是赖。姑饮泣隐忍，未敢轻举，以故避居穷壤，养晦待时，选将练兵，密图恢复，枕戈听漏，束马瞻星，磨砺竞惕者，盖三十年矣。……
这段话，前半是真后半是假。吴三桂为把自己的破碎人生璧合圆满，不惜编造离奇故事，但是他的解释却有个时间的麻烦：三十年的委屈心酸，三十年的卧薪尝胆，现在还有人相信吗？
当吴三桂举事时，有个叫谢四新的人写过一首诗，表示拒绝合作。诗云：
李陵心事久风尘，三十年来讵卧薪？
复楚未能先覆楚，帝秦何必又亡秦。
丹心早为红颜改，青史难宽白发人。
永夜角声应不寐，那堪思子又思亲。
这首诗除过于强调“红颜”，余皆平实之论。它不仅概括了吴三桂的一生，也揭露了他的人格矛盾。特别是诗中用典正好集合了上文提到的各种历史角色，还浓缩了“汉奸发生学”的曲折微妙。
吴三桂为他的后半生付出的代价也很惨重，不仅自己的儿孙妻妾被凌迟处死，还使多年追随的部下，副将以上几乎都被杀头。他一生两叛，兼取其辱，并非昏君奸臣所逼，乃是环境所迫。这在汉奸史上是又一种典型。
现在，因“胡汉之争”的消亡，“汉奸”的内涵已发生变化。 尽管伴随现代化的席卷全球，人们正在向新一轮的“车书一统”步步逼近，但是种族、民族间的仇杀仍不知何时是了。特别是那些后发类型的国家，因被动适应，往往不免有遭受强暴之感。如果其文明曾经古老而辉煌，如果其对手又是前仇或夙敌，即使没有战争，哪怕一场球赛，也照样萦系着此类脆弱和敏感。比如近来人们大骂何智丽为“吴三桂”便是明显的一例。
现在的“汉奸”是什么标准？我不知道。不过历史的教训很清楚：正像俗话说“时势造英雄”，其实“汉奸”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一九九五年三月二十六日作于北京蓟门里寓所
（《吴三桂大传》，李治亭著，吉林文史出版社一九九 ○年版，12元；《洪业——清朝开国史》，［美］魏斐德著，陈苏镇等译，阎步克等校，江苏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版，14。9元）
①当然准确地说，这是一种“汉奸机制”。因为通常意义上的汉奸都是个人而不是组织，都是明摆在面上而不是隐藏在背后。
②只有痛诋我们“汉奸传统深厚”的一位少数民族作家曾到外蒙凭吊李陵，不但把卫青、霍去病骂了，就连苏武也没好辞，反而说“当他无家可归，祖国执行不义的时候，叛变也许是悲壮的正道”，见张承志《杭盖怀李陵》（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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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诗集》有一九六二年作《壬寅元夕后七日二客过谈因有所感遂再次东坡前韵》：“不用杨枝伴乐天，幸余梅影晚余妍。文章岂入龚开录，身世翻同范蠡船。南国有情风处处，东风无恙月年年。名山金匮非吾事，留得诗篇自纪元（原作“元”，误）。”诗题中“二客”是陶铸和胡乔木，此点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已有言及。更重要的证据是，诗题中的“因有所感”即指谈及的著作出版事。《事辑》引交代稿：“又谈起我的旧论文稿集起来重印事，我早已交给书局，迟迟还没有出版，因此我说‘盖棺有期，出版无日’。他（胡乔木）笑着说：‘出版有期，盖棺尚远。’”诗中“文章岂入龚开（宋人，入元不仕，抱节终）录”、“名山金匮非吾事”便是由谈话内容引发的感慨。
辛华
中西文化竞争与反教政治运动
近代西潮入侵，不过在沿海小胜中国数次，中国士人的危机感却甚强，咸认是中国历史上一大变局。始则认为是几百年未有之变局，继而危机感日深，年代亦复加长，不久乃大呼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提法且渐成时代共识，今人亦多视为成说而频频引用之。此中原因甚多，但最主要的一条，大约是中国士人逐渐认识到西人并不十分想亡中国，却立意要亡中国人的“天下。”顾炎武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这个“天下”，就是中国文化。用今日的话说，西方的目的主要不是在政治上完全控制中国，变中国为殖民地，而是要在文化上征服中国，改变中国人的思想习惯。以中国的地大物博，这是最可行，也是最经济，即效益最高的取径。
晚清士人喊得最响的就是“亡国灭种”。这里的“种”，也不是生理上的“种”。盖中国人太多，实际上是灭不掉的。种也者，正是顾炎武所说的“天下”，仍是今人爱说的“文化”。昔日中国士人讲文化，也颇类今天的西人，有大文化小文化或上层文化下层文化之分。用中国士人的话说，上层文化是“教”，下层文化是“俗”。古代中国人深知文化的敏感性，对待周边的异族，基本是“修其教不易其俗”（《礼记·王制》）。后来异族入主的朝代，对汉人又多反其道而行之，大致是“易其俗不修其教”。尚武的清人最典型，他们对可以当兵的汉人男子，必命其变发式，易服饰，以强调其为“中夏之主”的征服者地位。但对僧道、女子等与军事关系不大者，则任依其旧。在政治制度、纲常名教及学理上，更基本上采汉制。故既有“以夷变夏”，又有“以夏变夷”，妥协的余地尚在。这是后来汉人终能逐渐接受并认同于大清的根本原因。
西人则不然，一开始就表明中西之争最终是文化之争。故西人每战胜一次，都要强调其船坚炮利不过是文化优越的表征，以期通过军事战胜达到文化征服的目的。既然是文化之争，传教士就处于中西之争的最前线了。实际上，传教士也是文化征服事业最积极最坚决的斗士。盖真正的“资产阶级”只要能有利可图，有时尚可允许被侵略人民保持自己的文化。传教士以基督教的排他性为基准，眼光也更远大，在文化之争上恰最不能妥协，一定要全面的征服。正因为如此，中国士人所感知到的文化征服之威胁，也多是来自在中西文化竞争中最活跃的传教士。近代以还，反洋教或反基督教运动始终是中西之争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而且，随着中国人对西方文化侵略性质的认识之逐步深入，反洋教的势头也日渐增强，到本世纪二十年代更发展成大规模的非基督教运动。
对这样重要的思想政治运动，大陆学人过去却甚少研究。不仅无专著，单篇论文也极少见。有关中国近现代史的工具书中，通常连词条也看不到。在许多中国近现代史的小题目已被一作再作的情形下，竟然出现网漏吞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