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 1995-1999-第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衷诒≡频敝校痔皆洞Υ吹闹由谑怯觅骄浼窍铝苏馄羧瞬戊虻赖拿谰啊�
芭蕉的俳句所描写的情景极其和平。但是，樱花也与战争有关系。日本有一句习语说，“花是樱花，人是武士”，意思是樱花是花中之杰，武士是人中之杰。娇美的樱花盛开的时间相当短。假如不刮风，不下雨，樱花能够盛开的日子也不过四五天。然后，挂满枝头的花就开始迅速脱落。自古以来，日本人就爱把樱花与好景不常，世事、人生无常联系起来，对这种“无常迅速”有悲叹，也有赞美。樱花的花期虽然短暂，但那是美好、热烈的短暂。假如人生一世也能像樱花一样，那么，即使生命短暂也不失为理想的一生。樱花与战争和武士于是也在这层逻辑上有了关联。
把樱花和武士这样联系在一起，让人感动，也让人恐惧。樱花的终结是自然的，静悄悄的，无害的。武士的终结，往往要在一番破坏之后，先杀人放火，然后是被杀或自杀。把樱花和武士联系起来的审美观，难免有时会导致赞美、甚至鼓励破坏。这种破坏的精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充分的表现。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一九九四年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就特别谈到了这一点：“在最近的过去，（日本）对破坏的执念，践踏了国内以及周边国家的人间正气。”
大江健三郎所说的“破坏”，还可以让人想到“破戒”。在日语当中，“破戒”与“破坏”发音相同，都是hakai。而对生命、财产、人间正气造成重大破坏的战争，正与破戒互为因果，密不可分。战争使人、人群、政府可以摆脱或不复受制于平日维持人性、人道、社会理想的戒律。“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盗窃”等等人赖以为人的基本戒律在战争期间减弱或失去了约束力，于是，人与禽兽的界线不再分明。
战争的可怕，在于它可怕地调动起在和平时期受到压抑的人性当中的恶，让人发挥破坏性潜力，并从中得到快乐。世界各国都有例证表明，确实有人能从残害他人的生命当中得到快乐。在和平时期，这样的人照理会受到法律制裁。但是，在战争之类的所谓非常时期，这样的人却可以享受这种邪恶的快乐，而且往往不但不受惩罚，反而受到奖励。这，大约就是大江健三郎所说的战争对人间正气的破坏。
然而，对五十年前造成重大破坏的战争，日本国内仍然有相当多的人不以为然，拒绝道歉，甚至还有人赞美。日本一些政界人士依然振振有词地表示，日本军队当年到亚洲各国去是为了解放这些国家的人民，使他们不再受西方帝国主义的压迫。
这种说法显然是以目的正当来证明手段的正当。用目的来为手段辩护，这是人为自己或自己一方的错误、恶行辩护的常用方法，人类有史以来，任何一场迫害、任何一场战争的背后，也确实都有组织者冠冕堂皇的目的、理由。秦始皇杀人是为了维护、巩固当时先进的社会制度。希特勒杀人是为了建立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日本军国主义者策动战争，造成众多人死于非命，是为了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而在九十年代的今天，据说中国还有个别人认真地建议，要“以强有力的权力管理和思想道德管理措施迫使社会为进步忍受难以想象的牺牲”。
社会进步、经济繁荣之类的目的当然美好。但是，通过强制人民“忍受难以想象的牺牲”来达到抽象的社会进步的目的，这显然是一种可怕的战争逻辑，让人不禁想到神圣罗马皇帝费迪南一世（EmperorFerdinand I）的名言：Fiat justitia et pereat mundus，即使让世界毁灭，也要让正义实现。这里牵涉到很多错误复杂的手段和目的的伦理关系问题。不过，可以不妨先问一个简单的问题：为了所谓的“社会进步”，可以牺牲多少个无辜的生命吗？
世界历史显示，不牺牲一个无辜的生命，至难，恐怕没有一个国家能做到。牺牲上千万人的事情倒相对容易得多，而且有很多国家做到了。不幸的是，中国曾经属于这种大手笔国家。为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中国有几千万人在“强有力的权力管理和思想道德管理措施”下死于人为的饥荒！当然，三、四十年代的大批死亡和五六十年代的死亡大不一样，绝对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对那些死于非命的人及其亲朋好友来说，死于敌人之手和死于自己人之 手之类的区分就没有很多实际意义。重要的是，这些人不该死却死了。
三月二十九日上午，阳光烂灿。
这是华盛顿邮报预报说樱花盛开的日子。由于前几天出现降温天气，华盛顿纪念碑和杰弗逊纪念堂一带的樱花并没能像预报的那样盛开，观花的游人寥寥无几。但是，在附近的“纳粹大屠杀博物馆”前面，却有很多人在排着长蛇队，耐心地等待进入博物馆参观。开放才两年左右的“纳粹大屠杀博物馆”是华盛顿参观人数最多的博物馆之一。博物馆里陈列着从欧洲各地以及从各处纳粹集中营收集的实物以及历史资料。幽暗的灯光下，尽管隔着玻璃，纳粹集中营受难者一口袋一口袋的头发、堆积如山的鞋，仍然使人感觉到战争和死亡的寒冷。
博物馆西门门口不远的地方，大片樱花树暗红色的枝头有些已经发白，那是些不畏寒潮的樱花在开放。一个十三四岁，身穿T恤衫、头带遮阳帽的男孩在反覆地擦拭镶嵌在门前地上的一块磨光的花岗岩。花岗岩上刻着一首诗的片断：
很长很长时间过后，／我会再好起来。
那时我会愿意活着，／我还要再回家去。
下面刻的文字说，这是一九四五年在泰雷津（Terezin，捷克斯洛伐克？）犹太人聚居区发现的一个孩子的诗。从这片断来推断，这孩子看来当时处于困苦之中。他可能在为患病而痛苦，也可能是为失去自由而痛苦，或者是两种痛苦兼而有之，使他痛不欲生。可是，这个孩子在困苦中仍然不愿意放弃生的希望，不能割舍美好的幻想。他肯定是在幻想将来有一天，他能过上自由而幸福的日子，再享受到跟亲人在一起的快乐。这个孩子大约已经在五十年前的劫难中夭折了，像是没来得及开放就被摧毁的花蕾，或是仲夏夜天空中一闪而过的流星。
五十年后的今天，卢旺达五十多万人被集中性屠杀。萨拉热窝城一批又一批的老少男女仍然在全世界电视观众面前被零星地屠杀。日本有人声明当年日本皇军并没有犯下那么骇人听闻的暴行……在这样的大图景当中，战争的逻辑强大得看来不可阻挡，个人的生命实在是微小而脆弱。
在“纳粹大屠杀博物馆”门前擦拭花岗岩的男孩站起身来，走到排队的人群里面，跟一位看来是他父亲的男子说了一会话。然后，他又回到刻着诗的花岗岩前面，俯身擦拭那块早已经干干净净的石头。他的T恤衫上印着：“Israel Just do it”（以色列，别管那一套，干吧）。这个男孩或许是个犹太人。我对他很好奇，“‘干吧’是什么意思？干什么呢？”我没有去问他。
附记：纽约时报一九九五年七月六日的一则报道，报道了在前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有一个四处躲藏、不愿意参加战争的二十八岁的男性难民。他不愿意卷入战争，从而杀人或被杀。他的一席话，显示了在当今世界坚持基本人性之难：
“现在我有几个行动规则”，这位以不透露姓名为条件接受采访的男子说。“我上公共汽车的时候、在公共汽车上的时候都非常小心。我总是不挨近那些大热天还穿外套的人，因为便衣警察用外套来遮盖手枪、手铐、无线电报话机。我从来不去难民聚堆的地方。我也从来不去看电影。警察抓着我，就要把我送到我不是杀人就是被人杀的地方。他们想让我回老家去，可我并不是回去保卫祖国，而是去保卫一个不民主的政权。在我来说，现在保卫我的人民的真正利益的途径就是当逃兵。”
（《纽约时报》，一九九五年七月六日，A6页）
①美国政府当时实行的强迫迁移、关押，给日本侨民和日裔美国公民造成了很大的痛苦和损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五十周年之际，美国舆论基本上形成共识，认为那种根据出身和族裔、而不是根据具体的行为对人区别对待的作法是错误的。但是，对于美国向日本投掷原子弹、造成众多平民伤亡的问题，美国人现在仍然是无法平静地讨论。今年五月，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馆长在争议声中挂冠而去。从这里也可以见出战争逻辑的强大：“为了战争的目的，可以牺牲一些人，在有些情况下牺牲人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有谁愿意把自己或自己的家人、亲友当战争的牺牲品呢？似乎很多人没有想、或不愿意想这个问题。
丁泽
“请让我申辩”
苏联作家巴别尔最后的日子
巴别尔像一颗耀眼的彗星，在苏联文坛上闪耀了一下便黯然消逝。从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五七年苏联未曾出版过他的任何作品。他的书重新出版的时候，中国已度过翻译苏联文学的“蜜月”，何况他那样的“回归作家”，更无人翻译。无怪中国读者不熟悉这位堪称苏联文坛大师的作家了。
巴别尔一九二四年开始在《红色处女地》、《列夫》等杂志上发表描写第一骑兵军的短篇小说，共写了三十四篇，一九二六年结集出版，定名为《骑兵军》。出版后各流派的评论家交口称誉，一致认为《骑兵军》是文坛的重大收获，真实地写出骑兵军战士的神态。但《骑兵军》却惹恼了第一骑兵军的将领。原军长布琼尼一九二四年在《十月》杂志第三期上发表一篇猛烈抨击《骑兵军》的文章，指责巴别尔写的不是第一骑兵军，而是马赫诺匪帮。作者在向人民撒谎，仿佛革命是由一小撮土匪和纂权者搞出来的，因为他本人就是营垒那一边的人，所以没跟随库普林一伙逃往国外，就是为了留下来诽谤骑兵军。布琼尼的指责立即受到以《红色处女地》主编沃隆斯基为首的一批有声望的评论家的反驳，他们指出布琼尼的批评毫无说服力，不过仗势欺人罢了。沃隆斯基指出：“仅根据作家未能创作出真正的共产党人这一点就认为他近似反革命，是忽略了他创作的基本内容。”这场争论虽然极为激烈，但却未得出孰是孰非的结论。一九二八年高尔基从索伦托回国观光，九月三十日在《真理报》和《消息报》上同时发表了《我是怎么学习写作的》的一文。高尔基在文章中谈到巴别尔的《骑兵军》：“布琼尼同志曾痛骂巴别尔的《骑兵军》，我觉得这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布琼尼本人不仅喜欢美化自己的战士的外表，而且还喜欢美化马匹。巴别尔美化了布琼尼的战士的内心，而且在我看来，要比果戈理对查波罗什人的美化更出色、更真实。人在很多方面还是野兽，而同时人——在文化上——还是少年，因此美化人、赞美人是非常有益的……”布琼尼不服，在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的《真理报》上发表《致马·高尔基的公开信》。这位骑兵老总承认在文学问题上无法同高尔基争论，但骂《骑兵军》却并非“没有道理”。接着又对巴别尔破口大骂。高尔基于十二月二十七日在《真理报》上发表《答谢·布琼尼》，开门见山写道：“我不同意您对巴别尔的《骑兵军》的看法，并对您对这位作家的评断表示坚决抗议。”高尔基接着反驳道：“我在巴别尔书中并未发现‘讽刺与诽谤的东西’，相反，他的书激起我对骑兵军战士的热爱和尊敬……在俄罗斯文学史中我还未见到过对个别战士如此鲜明和生动的描写，这样的描写能使我清晰地想象出整个集体——骑兵军全体将士的神态……”二十年代尚未产生一言九鼎的权威人士，所以围绕《骑兵军》的第二次交锋，仍无人能下结论。只是当事人巴别尔在双方炮火交织中身心交瘁，万念俱灰，无力握笔。此后发表的作品更少。除《骑兵军》外只有一九三一年出版的《敖德萨故事》和短剧《晚霞》。所有作品汇集起来仅是薄薄的一个集子。但在苏联和国外，巴别尔被称为“二十世纪最有才华的俄国小说家，也是苏联第一流散文家。”一九八六年意大利《欧罗巴人》杂志评选一百名世界最佳小说家，巴别尔竟名列榜首。以一册薄薄的集子被公认为文学大师的作家，在苏联文学史里恐难找出第二个人。
巴别尔时乖命蹇，半生坎坷，但直到一九三九年祸从天降之前，并未受到政治迫害。这一年五月他突然被捕，并被控告三项吓人的罪名：托洛茨基分子、外国间谍和恐怖分子。白面书生如何一夜间成了十恶不赦的“人民敌人”了呢？只怪他性情率真，说话无遮掩，交友不慎。法国历史学家苏瓦林在《同巴别尔的最后谈话》一文中披露，巴别尔在言谈中曾两次冒犯斯大林。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布琼尼妻子突然自杀，但传说并非自杀，而是被丈夫杀死，因为她对逮捕托洛茨基极为愤慨。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九日斯大林妻子阿利路耶娃自杀，有人把两桩自杀联系起来，怀疑出于“同一模式”。巴别尔认为这种传言并非不可信，对苏瓦林说：“布琼尼杀死妻子，又娶了位资产阶级小姐……斯大林知道他历史肮脏才用他。斯大林不喜欢历史上没有污点的人。”至于布琼尼的“污点”同斯大林历史上的“污点”有无相似之处，巴别尔说：“我们这里什么事都可能发生。”这些话很可能传入克里姆林宫。另外，巴别尔在作协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曾说：“……杜撰出来的庸俗官话只会对我们的敌人有利……我们倾诉爱情到了令人作呕的地步，如果长此以往，我们将像足球裁判那样对着话筒表白爱情了。”谁都明白巴别尔所说的“表白爱情”是指对斯大林表达热爱，斯大林当然也明白。
此后巴别尔便受到监视，他的一言一行都被密探记录下来，存放在克格勃的档案室里。如今这些告密材料变成研究巴别尔的重要资料了。一九三四年十一月的告密材料：“巴别尔说：‘人人适应逮捕，如同适应气候一样。党内人士和知识分子顺从地坐牢，顺从得令人发指。这是国家制度的特征。需要有几个顶天立地的人领导国家。可这种人又到哪儿去找呢，已经一个不剩了。’对托洛茨基反党联盟的审判巴别尔说：‘荒谬绝伦的审判。故意挑选下流罪犯、保镖、奸细充当布哈林、李可夫等人的证人……布哈林等人坚信他们所代表的思潮的灭亡促使他们死亡。托洛茨基告诫过我们：斯大林的胜利意味着革命的灭亡……苏维埃政权仅靠意识形态支撑。如果没有意识形态，十年前一切就都完蛋了。意识形态判决了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这些洞若观火的言论足以把巴别尔送进鲁比扬卡监狱，但他却还无恙。一九三六年八月审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时，一批红军将领随之消失。其中的亚基尔、奥霍特尼科夫和施密特都是巴别尔的好友，一九三五年巴别尔还同妻子参观过他们举行的秋季军事演习。巴别尔受株连已无可避免，但他再次化险为夷。说起来似乎不可思议，原来全国头号刽子手、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救了他。叶若夫的妻子很早就认识巴别尔，她主持《苏联建设》时曾约请巴别尔撰稿，巴别尔在《骑兵军》受攻击后正愁无处发表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