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 1995-1999-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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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硬摇滚-重金属一脉发展起来的歌声,已经具有摇滚经典的意义。这种声音是力量型的,充沛的体力、扯不破的巨嗓是歌手必备的先天条件。它中气饱满、豪气干云的歌唱,如同火山爆劲风吹,血性十足,激情无限。David Coverdale、 Robert Plant以及并不属摇滚圈的迈克尔·鲍顿可做该派示范。后者天生不能闭合的声带,绝好地代表了这种声音的特征。
朋克的声音是七十年代的一大创造。朋克唱腔爱走偏锋,SexPistal、Cure等乐队是极好的诠释者。朋克以尖瘦的、张力半蓄的高音为标志,带点儿玩世不恭,带点儿呻吟。那种怪怪的捏腔,半是颓废,半是挑衅。他们不抒情,只调情,或者说朋克们从不一本正经地抒情。朋克在每个乐句尾音突然变调的唱法,很能表现他们那种不合作、不合群的作派,以此创造了歌唱中的戏谑口气。后朋克之后,朋克唱腔有了诸多的变种,却都脱不了那种神经质的、敏感的、有时是病态的声音特征。
成军不久的Mazzy Star是当代一个非常特出的声音类型,它的血液流过大门、地下丝绒、大卫·鲍伊、苏珊娜·维加、平克·弗洛伊德、Iggy Pop、Smith、Joy Division,才有了今天的纯粹。MazzyStar那一把女声黑暗、空洞、荒凉,好象挺黑挺凉的夜气慢慢地渗进人的身体里去。九十年代风行一时的grunge音乐大体也可归入这种人声类型。目前,它在世界流行乐坛正呈日渐扩大的趋势。如果说以前的歌唱还意识到面前有着听众,那么现在这种声音好象完全是在潜意识里进行的,是一种内心呈现式的歌唱方式。打个并不十分恰当的比方,这种区别或可比附说话和说梦话之间的差别。
与Mazzy Star亲缘相近,还有4AD、Rough Trade等独立制作机构出品的声音,它们都很少有感情的闪亮,发扬了一种朦朦胧胧的唱法。Mazzy Star是人的独语,游离一下就成了半人半仙的Cocteau Twins飘渺迷离的歌声;再游离一下,我们听到了HugoHargo奇异的声音,那种有点象京剧花旦的假声从天边从远远的大地传来,象是外星人的呼唤,又象脱离了肉体的灵魂本身的声音,令人悚然心惊。
还有一类人声是经过电子修饰的,也许可算作真正完全属于这个时代的声音。它在英国和德国的电子乐中多见:在轻松的电子舞曲节拍和气韵饱满的电子和声中,显示出一种超现实超时代的浪漫;而与机械电子乐冰冷沉重、一成不变的打击或轰鸣的机器声相伴,又表现出一份冷血、无人性的特质,体现出现代工业社会对人的异化感。Depheche Mode的声音有时竟象从一条黑黑的金属管子中发出的,真是匪夷所思。科技的未来世界尚是一个梦,音乐却已经制造出了一个艺术的现实,使人心如临其境。KraftWerk、Curve等乐队的一些歌不是在人世间,而是在一个虚幻的空间里进行的,看到的不是物体,而是物体内部遵循科学规律进行的粒子运动,人声好象呈电离态。
近年以群体姿态崛起的死亡金属使用了一种新声音,它用近似呕吐的方式演唱,发出兽一般的吼叫。这种声音没有美感,但有音色上的价值,而且你不得不承认它有很高的发声技巧:承担长时间的吼叫还能力保嗓子不破,你行吗?这种声音居然也能在世界风行,似乎给我们一个信号:世界出问题了。正象Mazzy Star式声音的广播显示了现代人的个体状态,朦胧唱法映射出人对社会的冷淡和疏远,计算机化的人声是人性物化事实的绝妙旁证;死亡派之声则是在极度高压下发出的、试图以暴力宣泄和消解这种压力的声音。
以上只是我们粗略捡拾的几枚人声的标本。对流行音乐而言,个人的个性是重要的。同属对灵歌的幻化,王子和杰克逊却有着截然不同的音色。象罗伊·奥比逊好象并不异常的感人歌声,克里斯·艾赛克一唱出来就象浓雾一般散开的声音、Stina嗲声嗲气却又遗世独立的声音、Diamanda Galas莫可名状的恐怖长啸,我们真的还不好归类。加拿大的Leonard Cohen那种声音也显得世无二例:在精致悦耳的美乐声中,他的歌唱几乎全是低频的,那声腔就如同一个诗人语调冷静的朗诵,波澜不兴下隐藏着古潭一般的深情。
要创造一种全新的歌曲风格,创造一种新的声音也许是必然的前提。演唱方式会规范词曲创作。歌唱嗓音的不同,更多不是出于生理的差异,而是文化的差异。说到这里,我们要对开篇所提到的“自然的本嗓”打一个大大的问号。现代流行乐的歌声早已不再是歌手自然的嗓音,而是歌手设计与修饰的结果。换一种说法是选择和发展某种声音的文化,怎样发声、发出什么样的声音,从来就不是一种纯粹个人的行为。去年初试啼声便以其音色的奇异引起世人关注的Bjrk,其声音的内部实际上是冰岛的寒冷空气。爱尔兰三大女才子Enya、SineadO’conner、Loreena McKennitt以及新进乐队Cranberry,她们的声音各各不同,却都同有一种旷然独鸣的气质,婉约中有激昂,浪漫中有忧伤。她们的和声都仿似笼罩着层层的神话和传说的气息,一如爱尔兰的文学、艺术也笼罩着层层的神话和传说。那是爱尔兰土地的声音。U2乐队穿过漫漫长夜的声音、从深谷中飘上来的声音,同样可感受这种气质,只不过经过了更大的变形。
人声这个音乐细胞,虽然很小,却是文化的全息载体。
关于人声,我们实在知道的太少。世界正统音乐普遍地活在西方的文化传统里,狭隘而有限。象中国的民族唱法,不过是美声中融入一些民族韵味。对比西北民歌和少数民族自己的歌手,我们就会发现所谓民族唱法已有多么美声化、宫廷化。真正能拿到国人面前公演而具有民族实质的,仅仅存于郭兰英、才旦卓玛、何纪光等不多几位在民间生活中泡大的歌唱家。世界上的人声,除上面说到的一些,还有更多令我们吃惊的声音,只在不同民族,不同人群部落中作为区域性声音存在着,不为世人所识。近些年,由于流行音乐的世界化,它们也开始在国际的舞台上出场了。那种民族的声音借助传统的保存也许已存在了几百年,甚至更长。很多依然埋没着。欧美摇滚乐出于自身发展的内在推动力四处搜求这些土族的声音,保罗·西蒙、大卫·拜因、彼得·加布里埃尔等摇滚音乐家同时也是著名的“世界音乐”传播者。关于民族地域音乐,最好的表述语言也许是:土地的声音。
史铁生在谈到各国民歌给他的感受时说得挺好:“虽然我没去过印尼,没去过南美和非洲,但一听便如置身于那地方,甚至看到了那儿的景物和人情风貌。北方苍凉的歌让人心惊而心碎,热带温暖的歌让人心醉而后心碎。”人声的种类,我想大致可以按语言文化类型分出纲目科属罢。生存环境培养了声音,那声音反过来又反映了生存环境,流行音乐的声音形成也是如此。客观和主观在声音的形成过程里是一对互动的关系,是体现还是再现?表现还是表达?有意还是无意?它们混杂着,几乎是先天性地被注定了。那先验的东西是——生活。
而说到传统,它真是保存无形文化的一个无形的魔匣。在它面前,今人听不到古人的遗憾或可以减免一些,因为今人正在传统里象古人那样歌唱着呢。比如在美声之外,我们还有格里高利圣咏,还有教堂唱诗班的声音。前者是一种影影幢幢的声音,有着教堂的幽暗,是黑色的;后者是天使圣女们的合唱,有天堂的憧憬,是洁白的。它们从时间的深处传来,都能让我们屏住气息。那是隔代的人生,是今人的智慧永远无法做出的。
比流行乐略早,严肃音乐中的先锋派们对人声的革命也在另一领域卓有成效地进行着。简言之,它与流行音乐的最大不同在于,流行音乐寻找歌唱,而先锋派大多时候仅仅试验发声。
回过头来我们听听大陆。大陆流行乐中的人声,是台湾、欧美音乐双向流入的结果。许多人误以为它不存在什么刻意经营的唱法,实则它只是轻巧援引了别人的习惯。它以美声界的下凡者为发轫的标志,西北风之后出现第一批真正属于大陆的嗓子——从中国民歌脱胎出的大嗓唱法。此后,除了孙国庆、崔健、侯牧人等的中国式土腔,腾格尔根植于蒙古族文化的唱法,何勇象儿童一般的声音,便没有多少新鲜事物了。数到另外的成就,是在别人已有的唱法上培上一点自己的血肉。而新近一些比较突出的事件,如马格令中国人耳目一新的唱法,都是西风东渐的产物。
这个世纪诞生了录音技术,人声这笔财富终于可以无忧地传诸后世了。作为一种艺术创造,如今它不必在风中、在时间里倏忽来去了,而长久地定格在一个地方,让我们随时能去探取它,细细评味那声音流动里的时间的流动、人心的流动、瞬间心理和即兴情绪的流动。未来的歌曲创作也许要注明使用何种人声音色。我有时忽发奇想,类似歌剧这种形式如果采用而今这些人声,结果会是怎样。有一个结果是肯定的,那就是它将获得前所未有的人物的丰富性、人类的丰富性。
好,琴声响起,现在我们开始歌唱。用什么样的声音呢?这是最简单的,又是最困难的。很多时候,我们几乎是下意识地采用了已有的发声方式,而不知道人的歌声还有多大一片尚未开发的领地。京剧的发声已经玄妙到不同的声音运用不同的脑共鸣——如前额、后脑等各种微妙的共鸣区位。这个近在身边的陌生事实,提醒我们关于人声的选择有太多的可能性,也有太多的创造性。从某种意义上讲,嗓子是一种文化,而并非仅仅是天赋的一个生理器官。
听者有心
李皖
从徐志摩与郑孝胥说到徐申如
说到徐志摩与郑孝胥的关系,似乎还算是一个新鲜话题。一些关于徐志摩的传述,如梁锡华的《徐志摩新传》、陆耀东的《徐志摩评传》、赵遐秋的《徐志摩传》等,以及志摩的朋辈胡适、梁实秋、叶公超等人的回忆文章,均未详及他们之间的交往。不过,现在倒是有一点线索,近来阅读《郑孝胥日记》(中华书局,一九九三),以为有几处记载未可略过。兹参核其他材料转述如下,以备查考。
(一)一九三一年二月,徐志摩应胡适等人相邀,赴北京大学英文系任教。他二十四日到京后,接连给留在上海的陆小曼写了几封信。在二十六日信中,他扯了一通杂事,最后用这样一句话匆匆煞尾:“我要去东兴,郑苏戡(按,郑孝胥字苏戡)在,不写了。”(见《爱眉小札》)“东兴”即东兴楼,当时北京的一家饭馆。可知志摩匆忙搁笔,是要赶饭局,会晤郑孝胥。其实,那日宴集不止徐、郑二人,这里只提到郑孝胥,可能因为他是主宾的关系。查郑孝胥当天日记,确有此晤。日记云:“曹蘅约至东兴楼午饭,晤杨子勤、江叔海、胡适之、徐志摩、李释戡、黄秋岳、吴达泉。”这份名单中,现在人们熟悉的只是胡适和徐志摩。不过,其中至少还有一位名气不小的人物,就是新政学系头目兼北方金融界领袖的吴达泉也即吴鼎昌(字达泉,亦作达铨)。关于这日的饭局,有一个情况可予注意,郑孝胥乃自天津远道而来。按,一九二五年三月以后,忠于清室的郑孝胥一直在天津伴伺退位的溥仪。此前,博仪尚未出宫时,他是那个小朝廷的总理内务府大臣,后来则是溥仪的驻津顾问(负责“总务处”,仍总理清室财产清理事务)。据《郑孝胥日记》,他到京那天是二月二十三日,也即旧历正月初七。是日《日记》:“请假五日赴北京,与大七同附九点半车,十二点至车站……”从《日记》中看,他这次赴京大约与房地产的事情有关,那几日让人陪着四处看房子。
郑孝胥这次在京仅五日,又有俗务在身,交际应酬之间得与志摩、胡适一晤,似非寻常。
(二)东兴楼的饭局,并非志摩与郑氏初识。一九二八年四月,郑孝胥因夫人病殁,回沪料理丧事,住一月有余。因之,其时在上海办新月书店和《新月》杂志的徐志摩得与过晤。《郑孝胥日记》是年五月四日:“夜,赴沈昆三之约,坐客为陈伯严及其子彦通、陈小石、胡适之、徐志摩、夏剑丞、拔可、贻书。”除郑孝胥本人,那里面另外两位长者,陈三立(伯严)、陈夔龙(小石),也是清廷旧臣。又,五月五日:“徐申如及其子志摩来吊。志摩赠《新月》杂志,且求明日来观作字。”父子同来吊唁,想见徐家与郑氏原非泛泛之交。其实,志摩结识郑孝胥,乃缘其父徐申如与郑氏旧谊,此俟后详之。《日记》翌日又记:“徐志摩、胡适来观作字。”郑孝胥书法名重一时,《日记》中常有“作字”或某人“求书”一类记载,如一九一四年六月十八日:“徐申如来求书‘白水泉’匾及沈贯斋祠联。”胡适也曾求书其父墓碣。
(三)徐志摩第一次见到郑孝胥大概在一九二三年。《徐志摩日记》是年三月八日:“梅笙又以电话来,云即行。与大七同至火车站送之,遇徐申如及其子子木。”这里,“子木”显系志摩之讹音。车站相遇,大概介绍得匆忙,故有此误记。当时志摩从英国游学归来未久,尚无作为。这日徐申如可能是送志摩去北京。一般认为,志摩在北京松坡图书馆做英文秘书就是那时候。
(四)徐申如与郑孝胥的关系,至少可追溯到一九○七年。《郑孝胥日记》是年十二月十二日:“午刻,汤蛰先邀饮九华楼,座间晤缪小山、徐申如。”这里提到的汤蛰先(寿潜),也是一位风云人物,当时与张謇、郑孝胥等组织预备立宪公会,出任干事。是年,因参与浙江官绅谋害秋瑾事件,为一时舆论究劾。另一位缪小山(亦作筱珊),即曾为张之洞幕友的缪荃孙,乃海内闻名的藏书家、目录学家。关于汤蛰先,有一事不可不提,他是徐志摩与张幼仪结缡的证婚人(见陈从周《徐志摩年谱》)。
郑孝胥、汤寿潜辈虽仕宦出身,但此时为近世洋务之风所驱,正倾力兴办实业。而本身就是实业家的徐申如,此际也亟欲借助外力发展自己的事业。想来彼此很有一些志趣相通的地方。比如,据陈从周《记徐志摩》(见《新文学史料》一九八四年第四期)一文提供的情况,徐申如是当时沪杭铁路集资股东之一,而且正是由于他的力争,使那条铁路绕道经越他的家乡海宁硖石。而当时主持苏浙铁路事务的便是郑孝胥和汤寿潜。
九华楼饭庄相晤,大概与郑孝胥兴办日辉呢厂(毛纺厂)的投资计划有关。事隔一日,《日记》中又提到徐申如。十二月十四日:“午后,诣日辉港,与蒋抑之、沈新三、徐申如、刘厚生、熊棠村共观呢厂工程。”从《日记》中看,那座工厂让郑孝胥花费不少心思。《日记》笔墨过于简略,尚无以断定徐申如是否也成了这个项目的股东。
徐、郑二人共同参与的实业项目,有据可查的是张謇创办的通海垦牧公司。《日记》一九一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午后三点至天生港,遂用小轮拖船至唐家闸大生厂,晤季直、徐申如、单治堂、张作三、蒋亚初。”按,季直,张謇字。此行乃赴通州(即南通)参加垦牧公司股东会议。《日记》四月二十六日:“午后,开正式股东会,被选为董事,同举者张叔俨、刘聚卿;又监察员二人,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