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 1995-1999-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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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文学史分期
一九九五年第三期《花城》发表王宁的文章《“后新时期”：一种理论描述》，其中对新时期文学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76年至1978年，即“前新时期”。这是步入新时期的初始阶段，“文革”色彩依然很浓，话语体系仍是“文革”文本脱胎而来。这一阶段，继承和断裂的成分基本并重。从世界文学宏观背景看，中国文学首先经历的是对现实主义的补课，在理论批评方面，表现为对中外优秀的古典文学遗产的批判性继承和为现实主义正名。接踵而来，将现实主义规定为当代文学创作的主导方向，这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期。第二阶段为1979至1989年，即“盛新时期”。这一阶段的文学虽仍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并曾一度从属于政治和受制于政治权威、意识形态的力量，但已确立了自己应有的地位和独立品格。这一时期中国文学的代码主要是以现代性为主旨。这一阶段文学的主流是人文精神与人道主义。自1985年以后，随着先锋小说（或新潮小说）的异军突起，新时期文学的人道主义显然已受到挑战，文坛已不时可听到反叛新时期文学主流的声音，可读到不同的叙述话语和文化代码。再加之文学以外的各种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因素的波及，高科技的渗入，信息时代的知识氛围以及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和冲击，均为新时期文学的转型创造了适度的条件。第三阶段，为1990年至今，即“后新时期”，王宁强调，“后新时期”并不是一个政治概念，而是一个专用于中国当代文学分期的文化概念。“后新时期”是伴随着“盛新时期”的终结而来的，但从文学自身的运作轨迹及文学文体内部的代码更替来看，它则是与新时期逆向相悖的，它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对新时期文学主旨的挑战，这种挑战性和悖离性具体表现为：1。先锋文学的激进实验构成了对新时期人文精神的有力挑战；2。新写实文学的滥觞和持续实际上既是对先锋文学激进实验之反拨，同时也是对传统现实主义原则的扬弃和超越，对一种世纪末“平民意识”的弘扬和向读者大众的妥协；3。商业大潮的冲击使文学创作进入了既不能屈服于商业经济大潮冲击而摒弃文学创作，又必须在保持纯文学独立品格之同时适应新的经济文化氛围的两难。王宁认为，在这“后新时期”，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进入了一个多声部的、没有主流的时代，颇像巴赫金所描绘的那个“狂欢节”的时代。它一方面是对已过去的历史的总结，另一方面又是一个新世纪到来之前的过渡和中介。过渡和中介的任务一旦完成，就要为另一时期的文学风尚所取代。
透视苏童
一九九五年五月九日《武汉晚报》发表由《武汉晚报》编辑袁毅组织的昌切（文学博士）、樊星（青年批评家）和刘继明（青年作家）的对话《透视苏童》。袁毅引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胡河清的说法，认为先锋派走红的作家中，余华是神猴，格非是蛇精，苏童是灵龟。昌切认为苏童的作品按时序，可分成三个系列，“枫杨树系列”是最早出现的系列，枫杨树象征苏童的精神故园，是一种同现代城市文明格格不入、诗意化了的童话乐园。这个系列在精神指向上接近莫言的“红高粱系列”。第二个系列姑且称作“寓言系列”，如《已婚男人杨泊》、《吹手向西》。这个系列其实已被寓言化，同上一系列比，精神意蕴游移不定，作者的价值观摇来摆去，不易把握。最后是“文本改写系列”，也就是苏童的新历史小说，即在对历史文本的阅读中，生发性拆解和拼合原有历史文本，并在拼合文本中解构原有文学母题，如《红粉》、《妻妾成群》和《私人照相馆》。昌切认为，苏童九十年代转向商业化写作，是因为写作成为了一种惯性，于是丧失了先锋性。刘继明认为，先锋派、新写实和新历史都视苏童为同道，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他认为，苏童从来就不是一个好的先锋作家，苏童在技术方面不如马原与格非，在观念方面不如残雪，在语言方面不如孙甘露。但苏童是个天分极好的作家，他有优秀的生活感受力与艺术想象力，他的优秀作品富有弹性、张力，灵气飞扬。他的创作动力是回忆和想象，他的写作是在回忆中想象，在想象中回忆。他的寓言化写作，使他建立了一个自足的文学空间。刘继明认为，苏童已为包括批判家在内的读者留下了一个解说不尽的文学之谜，苏童后来滑向惯性写作，所谓超前、反叛性和革命性便不复存在。
海派：源流与特征
一九九五年第二期《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发表高惠珠的《海派：源流与特征》。高惠珠以详尽的资料考查了海派的源、流。海派源于海运与开放。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上海人口仅二十七万，杭州已为一百万，苏州、南京、宁波为五十万。“海禁”解除，贸易放开后，上海成为最大的口岸门户。上海传统文化据梁启超说法，属中国三大主要地区文明中的长江文系，按林语堂描写，“习惯于安逸，勤于修养，老于世故，头脑发达，身体退化，喜爱诗歌，喜欢舒适。”“喝燕窝汤，吃莲子。”“精明的商人”“出色的文学家”，“圆滑但发育不全的男人”加上“苗条但神经衰弱的女人”，这样的传统加之西方文明的侵染，在“三界（华界、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二方”的特殊格局，外国侨民与各省移民“五方杂处”的交往和沟通中，孕育起了特殊的市民文化现象，高惠珠认为，上海的市民阶层，是在经济畸形繁荣的背后形成的。一九三二年，上海华界一百五十七万一千就业人口中主要职业构成比例是：从事农业的占10。7％，工人占20。74％，从事商业的占9。5％，家务劳动占25％，学徒佣工占5。9％，杂业劳工（车夫、肩夫、理发等）占11％，其它（教育、政府机关、医师等）占5。61％。按社会阶层的变动规律，低社会阶层总企图向高社会阶层流动。对当时占就业总人口48。34％的上海人来讲，向上流动的直接现实目标，是进入一般职业阶层。据一九三八年记载，上海职员人数估计达二、三十万之多，其中在外商企业中的职员达十万。作为远东最大金融中心，上海的工商业买办及企业家阶层代表了冒险创新的进取性人格和由他们导向的都市化生活方式，而职业阶层则培养出一种敬业、勤勉、谨慎、精明、求稳的人格特征。这两种品格，在历史进程中积淀为海派人格的某些基础品质。作为海派文化，最具积极意义的特征是：1。宽容意识，表现为“和气生财”，“和为贵”，“君子动口不动手”。海派中的宽容意识，其社会文化根源与上海社会的移民性有关，移民间的相互认同，以达到经济人的自利性。上一辈上海人的口头禅为“乐开”，意为做事默契，合乎情理。在新一代上海人中演变为“上路”。2。实利意识，是商品经济的价值规律和等价交换原则在上海人日常生活中的衍化。表现为待人处事买东西，不肯多花一分钱，也不愿多领别人的情，多占别人的便宜，这种意识典型表现在“合算”与“门槛”两个专用名词上，“合算”即交易成本低，“门槛”即实利最大化的用世智慧。3。敬业意识，敬业是职员素质的核心，旧上海人的一个普遍理想，是“写字间理想”，就是靠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一步步升迁；4。求新意识，表现为“新奇变异”，“趋赶时尚”，“善出怪招，喜立新言，虽可破一家之言，一定之规，但由于不求向深层拓展，对新学也并不精到，因此，新潮迭出，却无真正的新建树。”具消极历史遗迹的特征为：1。奴化意识，表现为谨小慎微和有意无意地把人分为等级，“以衣取人”、“以口音取人”。2。小业主意识，不仅为自己算帐，还为别人算帐，自己赚了，但容不得别人赚得更多，处处设防，“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3。小乐惠意识，追求在不同的环境中创造“生态小平衡”，求得小乐惠。这种追求小乐惠的价值目标创造出上海人特有的处世态度，即“门槛”——尽可能利用现有的物质资源与社会资源，并尽可能占有这类资源。高惠珠认为，建国以来，由于扭曲的经济体制的束缚，海派文化中外烁的进取性品质无形中受到抑制，内敛的稳他性品质不知不觉中蔓延滋长，海派文化中宽容意识竟渐生出大城市独具的“第二种封闭”，即大城市由于其所具的巨大文化融合力，把市民同化为具相似价值观的人时，腐蚀了他们的个性，在相互认同中，变得眼界和趣味狭窄单一。海派文化中的敬业意识，逐渐渗入了“混混”的厌业情绪。实利意识被谨小慎微、精明乖巧、依附性和软弱性俱佳的小市民心态所侵蚀，变成“小弄弄”、“小来来”的小家子气。求新意识也被在“大锅饭”、“铁饭碗”的双重保护下所衍生的“尽量少干，绝不多干”的懒汉心理所消磨。针对这种情况，高惠珠认为，在探讨新海派文化时，必须对其加以“化学分析”，有所取舍，才会使其在重构中新生。
文事近录
不易
曾直言以诗赋名家，望门投卷以求品题者不绝于途。
初，直言以诚待之，指疵论失，略无隐讳，而投卷之人欣欣而来，悻悻而归。久之，议论腾起，谓直言狂傲，亦有讥其浪得声名、誉毁颠倒者。
直言悔之，谓其友曰：“吾不欲直言招怨，亦不欲曲意阿世，当如何？”
友曰：“勿毁勿誉，但言‘不易’”。
直言然之。
有叟来，携诗百卷，殊无可观。直言温言问曰：“叟吟诗有年耶？”答曰：“四十年矣。”直言以手抚卷，曰：“四十年间，得诗百卷，诚不易也。”
有童来，示诗三首，皆“他骑竹马来，我坐羊车去”之属。直言摩其顶曰：“冲龄学诗，即可成章，诚不易也。”
有生员持试帖诗来，直言曰：“君已入泮，犹虚怀若此，诚不易也。”
自此，投卷者无不欣欣然归，谓人曰：“此老谓我不易，真正法眼藏！”
方匝月，友谓直言曰：“君口碑满天下，皆谓‘生不愿登琼林宴，但愿一识曾直言’。”直言苦笑道：“人间只见诚不易，世上难寻曾直言。”
新百喻
丁聪/陈四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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