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俄罗斯大地之子-列夫·托尔斯泰评述-第1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不掩饰地对卡列宁宣称：“我爱他（渥伦斯基），我是他的情妇，我忍受不了你，我害怕你，我憎恶你……”
安娜有着崇高的人格尊严，她不能象达丽亚那样对丈夫委曲求全，也不愿效法培脱西之流形同娼妓，更不能接受卡列宁的条件，维持外表的体面来保全他的名誉，而背地里去干偷情的勾当。她把自己与渥伦斯基的结合视为崇高的爱情而不是情欲的苟合，认为偷偷摸摸只能玷污爱情，正大光明地追求爱情是她的权利。
贵族上流社会，特别是以莉姬娅为代表的假道学群，对安娜特别痛恨的正是她的坦白与自尊。彼得堡贵妇人缪基公爵夫人无意间的一句话点出了个中奥妙，她说：“她做的是所有的人……都偷偷摸摸干过的，而她却不愿意欺骗。”“不愿意欺骗”是安娜的罪名，是上流社会迫害她的重要原因。在贵族上流社会里，欺骗是协调各种人际关系的必要手段，同僚、上下级、朋友、夫妻，诸种关系都是靠这种手段得以保持稳定平衡，上流社会的男男女女也是靠着这个法宝一边肆无忌惮地发泄私欲，一边又保持着自己的体面。安娜鄙夷欺骗，大胆地公开了爱情，这就使她变成了谬种。而上流社会决不会允许谬种流传，必欲将其置之死地而后安。
于是，上流社会驱逐了安娜，那些早就对安娜的名声忌妒得心里发痛的贵妇人，把手中早已准备好了的泥块向安娜恶狠狠地掷去。培脱西夫人曾经为促成安娜和渥伦斯基的爱情穿针引线，表现出十二分的热情。安娜众叛亲离以后，她的态度也为之骤变。安娜从国外归来，在彼得堡逗留期间，她是唯一去看安娜的贵妇人，但她不是去雪中送炭，而是去向安娜流血的心上撒一把盐。心怀叵测的莉姬娅为了解除她“心爱的朋友”卡列宁的痛苦，带着“上帝赐与她的爱”，接管了安娜出走后的家庭，操纵卡列宁拒绝安娜提出的离婚要求，使安娜永远失去了儿子，永远地失去了合法的地位。
渥伦斯基的母亲是个老交际花，年轻时曾有过几起轰动彼得堡上流社会的风流韵事，她对渥伦斯基和安娜的关系从赞许到愤恨，因为觉察到“这并不是她所赞许的那种美艳的社交界的风流韵事，而是维特式的不顾一切的热情”。渥伦斯基那行为放荡的哥哥也因为“这恋爱事件是那些要去奉承的人所不喜欢的”，所以反对渥伦斯基与安娜的结合。渥伦斯基的嫂嫂可以在家里接待千百个堕落的贵妇人，却断然拒绝接待安娜，也是因为安娜的爱情追求违背了上流社会的准则。渥伦斯基深有触地说：“假如这是普通的、庸俗的社交场合里的风流他们就不会干涉我了。”
在上流社会步步紧逼的迫害下，安娜的处境越来越困难。她具有对儿子的真挚的母爱，但是在那个社会里，如果和丈夫公开决裂，她就得舍弃她心爱的儿子。她痛苦地说：“他（卡列宁）要夺取我的儿子，大概按照他们愚蠢的法律，这是可能的。”果然，冷酷的社会缺席和法律决定了安娜的爱情和母爱不得兼有，她不得不在舍弃儿子的情况下与渥伦斯基一起生活，亲生的母亲被迫偷偷地去与儿子见面。
在失去儿子以后，安娜生活中剩下的唯一内容就只有渥伦斯基的爱情了。
渥伦斯基伯爵是在禁卫军里受的教育，一离开学校他就加入到有钱的彼得堡军人的一伙，过着奢侈放荡的生活。这样的生活环境自然地形成了他对生活的理解，形成了他的思想和生活习惯。用奥布浪斯基的话说他“是彼得堡的花花公子的一个最好的标本”，“非常的有钱、漂亮，有显贵的亲戚，自己是个皇帝的侍从武官，而且是一个十分友爱、和蔼的男子”。由于当时俄国上流社会的腐化风气——当丈夫的总是处在被欺骗的地位，所以他“不喜欢家庭生活，特别是丈夫这个角色”，觉得这是一种“无缘的、讨厌的、尤其是可笑的东西。”他从彼得堡来到莫斯科，极力向年青的公爵小姐吉蒂献殷勤，赢得了吉蒂的爱，可是他根本没有考虑与吉蒂结婚，只是为了享受一下纯洁少女的爱，陶醉于虚荣心的满足。
尽管渥伦斯基染上了贵族青年军官的所有恶习，但他还有一些好的使他高出一般花花的品质。这些品质在他追求安娜和后来他们的爱情生活中突出地表现出来。恰恰是这些好的品质，才被有着惊人洞察力的安娜当作爱上他的重要依据。在他与安娜的相互吸引中，首先自然是安娜迷人的仪表使他倾倒，一种征服安娜的强烈愿望在驱使着他，当他接触到安娜的心灵，就被安娜坦率、真诚、高尚、纯洁的内在美所摄服，他的灵魂在一定程度上也得到了陶冶和净化。他对安娜的爱不再是上流社会社交场合中逢场作戏了，他开始地对待这场恋爱了。他对于自己和安娜所处的环境很苦恼，希望把他们的关系明朗化，甚至幻想通过决斗（用他的生命）方式来解决这一切。然而卡列宁的胆小怕死和安于虚伪生活的做法打破了他的幻想。
在与安娜的热恋中，渥伦斯基对安娜的感情是深厚的、专一的。自从爱上安娜以后，他从未象以前那样接触别的女人，他对安娜是忠诚的。但在他的生活中存在着另一个“几乎是主要的，纵然隐蔽到除了他自己再没有人知道”的生活兴味——强烈的“功名心”。他因为自己的过错没能及早升迁，他对自己的行为很后悔。但他把它藏起来，故意装出他对“功名”不感兴趣的样子。和安娜的恋爱“暂时间镇住了咬啮着他的那功名心的蠕虫”。然而当他听说幼年时代的朋友连升了两级，这使那“功名心的蠕虫”又以新的力量觉醒了，它的力量是那么大，那么强烈，“现在这种热情竟和他的爱情对垒交锋了”。他想两全其美：既有爱情，又想留在军队中等待时机，他很明白，“象他这样的男子，飞黄腾达起来是很快的”。然而他却没做到这一点。他的朋友告诫他：“女人是男子的前程上的一个大障碍。”但现在他可顾不得想这么多了，对于安娜的爱情，他感到非常幸福。他正体味着这种幸福。为了这种幸福，他不顾亲友的暗示、威胁、劝诱，也拒绝了升迁一个富有魅力的军职，以至付出血的代价（开枪自杀）。为了能够过自由的爱情生活，他和安娜一起离开了彼得堡。渥伦斯基的爱情生活，超出了他给自己规定的原则范围，把他抛出了原来的生活轨道，使他摆脱了放荡的生活。在陪一位外国亲王的时候，他看到了自己过去生活的不道德，从亲王身上看到了他自己。他在谴责亲王的同时，也在谴责他自己的道德规范和生活方式。他明白自己这个阶层的生活腐化、极端缺乏道德，然而他又不能离开他的贵族社会的生活。
当他们到国外定居时，“安娜在她获得自由和迅速恢复健康的初期，感觉得自己是无可饶恕地幸福”。而渥伦斯基，“虽然他渴望了那么久的事情已经如愿以偿，却并不十分幸福。他不久就感觉到他的愿望的实现所给予他的，不过是他所期望的幸福的山上的一颗小沙粒罢了。”他很快就感觉出“有一种百无聊赖的心情正在他心里滋长”。这是因为在他对安娜的爱情中搀杂着虚荣心的成分，一旦虚荣得到了满足，他的幸福感、他的爱情也就减弱了。这种“百无聊赖”的另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这种爱情使他失出了上层社会的社交生活，因此从前被社交占去的时间，现在就无处消磨了。这时，“正如饿慌了的动物遇到什么就抓什么，希望从那里面觅到食物一样，渥伦斯基也完全无意识地时而抓住政治，时而抓住新书，时而抓住绘画”。然而任何一种工作都不能使他坚持始终，结果使他们的生活显得枯燥无味了。他们都觉得应该改变一下他们的生活，于是又回到了俄国。
渥伦斯基和安娜回到了彼得堡，“社交界的门对他开放，而对安娜永远关闭”，这使渥伦斯基感到“那么难堪的不快和屈辱”，更使他痛苦的“是他看到安娜心中总有一种他所不能理解的新的情绪”，一种喜怒无常、不可捉摸的情绪。这种情绪正是由于安娜所处的屈辱的社会地位、社会舆论的重压和爱子同在一座城市却无法见面的痛苦等造成的。渥伦斯基也感觉到了安娜背负着社会舆论的重压，她为了他而抛弃了自己的名誉和社会地位，因此他竭力让安娜感到惬意、幸福。但他对安娜失去爱子的痛苦却不能理解，他无法理解。这自然引起了安娜的怨恨。
安娜感到屈辱、绝望，出于对社会舆论的愤慨，她不顾渥伦斯基的劝阻，公开出入剧院，借剧场包厢的一角向上流社会宣布她爱的权利。结果引起轩然大波，四面八方向她射来鄙夷、仇视的冷眼，将她置于带枷示众般的耻辱之中。
渥伦斯基过去虽然嘲笑婚姻、嘲笑家庭生活，然而自从他和安娜结合以后，他已不再坚持过去的看法了。当他们受到社交界的冷遇后，他们住到了渥伦斯基在乡下的田庄。这时的渥伦斯基是十分重视家庭关系的，他竭力想把自己与安娜的关系以合法的婚姻形式确定下来。他对前去看望安娜的达丽亚说：“按照法律我的女儿不是我的，却是卡列宁的。我憎恨这种虚伪。”他想到他们以后也许还会有儿子，然而在法律上却仍然是卡列宁的，他的儿子既不能继承他的姓氏，也不能继承他的家产，这使他感到痛苦。他认为他们能否结婚取决于安娜，而安娜这时由于这一切都绝望，尤其是想到离婚会使她失去爱子，不愿谈起此事。后来当安娜真的要离婚时却遭到了卡列宁的拒绝，这使渥伦斯基十分苦恼。
由于安娜把自己失去一切换来的爱情视为生活的唯一内容，因此，她对渥伦斯基的爱恋变得更加强烈，更加深沉。不确定的关系使她时时担心被抛弃，也就越来越多疑，怀疑渥伦斯基爱上了别的女人，“我的爱情愈来愈强烈，愈来愈自私，而他却愈来愈衰退，这就是使我们分离的原因。”
渥伦斯基本来就是个功名心很强的人，由于建立军功已不可能，他便把功名心转移到农业工艺上，也想借此摆脱爱情的束缚。他说：“我可以为她牺牲一切，但决不放弃我作为男子汉大丈夫的独立、自主。”他按照英国的经营方式修建起自己的庄园，管理着庄园；参加当地贵族地主的政治活动，出席省里的贵族选举等活动。
安娜把爱情当做生活的唯一内容，本身就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她的社会地位、生活经历决定了她在思想感情、道德观念等方面和迫害她的上层贵族社会保持着联系。她没有，也不可能把自己的命运同社会的先进力量结合起来，只能单枪匹马地孤军奋战。因此她不可能承受住整个上流社会从法律、宗教、传统道德观念到社会舆论等各方面对她的沉重压力。上流社会的虚伪之网不是一时的，也不是她个人所能冲破的。社会环境步步紧逼剥夺了安娜借以生存的一切，又迫使渥伦斯基节节败退。他们反抗上流社会的虽然只是阻碍他们自由相爱的那部分虚伪道德，但也不能得到它们的宽恕。来自上流社会的重压夺去了安娜唯一的、也是最后的精神支柱——渥伦斯基的爱情。于是，安娜卧轨自杀了。
安娜直到死，也始终没有向这个罪恶的社会屈服。她没有悔罪，所有的只是反抗。虽然自杀不是反抗压迫的最好的手段，但是，正如杜布罗留波夫论及卡杰琳娜 （亚·奥斯特洛夫斯基所作悲剧《大雷雨》中的女主角）的死所说的：“这样的解放是悲哀的、痛苦的，但是既然没有别的出路，那又有什么办法呢？还算好，究竟在一个可怜的女子身上发现了要走这可怕出路的决心。”安娜也是这样“一个可怜的女子”，但安娜又是一个勇猛得多，激烈得多的叛逆者。在她对于爱情的追求中，孕育着一种觉醒了的、要求个性解放、争取自由、争取人权的社会意识，一种朦胧的民主主义因素。这与当时欧洲先进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吹响个性解放的号角，追求人的价值、人的尊严，把高尚的爱情作为人生的最高境界的先进思想是合拍的，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
托尔斯泰的伟大和高明之处，在于他所描写的不是陈腐旧套的庸俗爱情故事，也不是孤立地去描写爱情悲剧；而是以安娜的爱情悲剧为中心，描写了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的史诗式的、广阔的画面。安娜这个形象，概括了深广的历史内容，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历史面貌、民族心理和阶级情绪，带有浓厚的时代气氛。
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的命名保留了托尔斯泰最初对小说构思的痕迹。但是托尔斯泰在后来的创作中扩大了构思，在第五稿中展开了列文这个“比任何人都更俄罗斯化”的人物描写，从而使小说大大超出了一般家庭与道德问题描写的模式，成为一部广泛反映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俄国社会生活的史诗般的巨著。
列文是一个拥有三千亩土地、有着浓厚的宗法制色彩的庄园贵族地主，虽然已经三十二岁了，却一直没有一个明确的社会地位，也没有担任什么官职。他与农村美好的大自然风光和乡村恬静而充满活力的生活有着一种心灵的契合。土地、农事、打猎……这一切寄托着他生活的全部情趣。他爱农村的大自然，也爱在那里劳动和憩息的人们。“他对于农民抱着尊敬和近乎血缘一般的感情——如他自己所说，那种感情多半是他吸那农家出身的乳母的乳汁吸进去的。”以至于“他把自己看成农民的一分子，没有看出自己有什么与众不同的特别的长处和缺点，因此不能把自己和他们对照起来看。”从这方面看，列文是地主阶级中的一只白乌鸦。
列文的这种情趣决定了他具有不同于一般贵族、特别是不同于城市上流社会的生活理想。他“从心底里鄙视都市的生活方式”，认为莫斯科是荒淫无耻的巴比伦。他说过，他宁愿做野蛮人也不愿在享乐腐化中消磨光阴。他跟着哥哥谢尔盖参加卡升省的议会选举，对各党派勾心斗角、争权夺利非常反感。他在彼得堡看到政府借援助保加利亚民族独立做幌子，煽动人们参加志愿军去屠杀土耳其人，感到非常痛心。
列文用情专一，洁身自好，迥异于贵族上流社会的男男女女。轻浮放荡的奥布浪斯基对他提起自己家庭纠纷时说：“假定你结了婚，你爱你的妻子，但是又被另外一个女子迷住……”列文打断他的话说：“对不起，我完全不能了解怎么可以这样……正像我不能了解我怎么可以用过餐以后马上又到面包店里去偷面包卷。”列文对吉蒂的爱情十分专一，夫妇真诚相爱，感情融洽。
列文是一个同情农民的地主，农民称呼他为“朴实的老爷”。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给农村带来了混乱，“农业的整个生产水平降低了，土地荒芜了，到处生长了土艾”。农民贫困的现状，列文不能熟视无睹，更不能对他和农民在经济收入上的悬殊现象心安理得。他从心里承认这是不公平的现象，而且意识到收入的不公平是造成农民贫困，农村凋敝、农民和地主严重对立的原因。怎么办呢？列文不会选择西方的道路，他对资本主义深恶痛绝，铁路、银行这些资本主义新兴事业在他看来毫无用场，不过是投机家们牟取不义之财的手段，而且“这一切都损害农业”。他赴欧洲考察一个月，其意在“搜集确凿的证据，证明那里所做的一切都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