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俄罗斯大地之子-列夫·托尔斯泰评述-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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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恶毒地要加重对犯人的判罪。玛斯洛娃就是在这样一群官吏手中平白无故地被判处苦役刑。尽管她名义上可以上诉，“不过枢密院不可能查考案情的是非曲直”，“只审查在法律的引用和解释方面是不是得当”，即使呈文递送到“皇帝陛下”那里，也仅仅是被“恩准”将“苦役刑改为流刑”而已，这对沙皇的“体恤下情”简直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小说通过聂赫留道夫到枢密院替玛斯洛娃上诉的情节，揭露了沙皇政府的各级官吏的残暴腐朽。退休的国务大臣贪婪成性，是一个吸血鬼。枢密官沃尔夫自认为是一个具有“骑士般的正直品格的人”，“对好几百个无辜的人……横加摧残，弄得他们倾家荡产，判处他们流放和监禁，然而他非但不觉得这样做正直，甚至认为这是高尚、勇敢和爱国主义的功绩。”在为人处世中完全丧失人性，是彼得保罗要塞司令克里格斯穆特的突出特点，他是沙皇专制制度的忠实奴仆，“因为特别的残忍和大规模的屠杀”而获得各种奖赏，并以此感到骄傲，“他的职责就是把男女政治犯监禁在地牢里或单人牢房里，关得他们不出十年就毁去一半，其中有的疯了，有的死于肺病，有的自杀……”
在这样一群贪官污吏的淫威下，受害者又何止玛斯洛娃一人，农民、工匠、流浪汉、小业主通通不能幸免。一群到城里打短工的农民由于没有“身份证”而被送进了监狱。缅绍夫母子被控放火烧了酒店老板的房子而被判刑，实际上是酒店老板为了领取“保险赔偿金”而自己放火烧了房子。“对付这些人无异于用大鱼网捕鱼，凡是落网的，统统给拖到岸上来，然后把合乎需要的大鱼给挑出来；小的则丢在岸上没人管，任凭它死掉或晒干。”对于政治犯的虐待，是公开的，“抓了几百个显然不但没有罪，而且也不可能危害政府的人，把他们关在监狱里，有时一关就是许多年……他们的命运都取决于宪兵、警官、暗探、检察官、法院侦查官、省长、大臣们的专断、闲暇和心境。”冤狱遍及全国，哪里还有什么正义可言？“真理让猪吃掉了”。
以至作者愤怒地控诉道：“人吃人的行径并不是在原始森林里开始，而是在政府各部门、各委员会、各司局里开始的。”
小说不但揭露了官僚机构的横暴残忍，而且撕下了官办教会的“慈善面纱”，无情地剥去了神甫金线织成的外衣，指出了他们精神上奴役人民的罪行。在最高一级的“卫道士”当中，体现教会与国家联盟关系的托波罗夫几乎是一个与人的感情最为“绝缘”的人，他的原型就是东正教事务总管理局局长波别多诺斯采夫，这是十九世纪末俄国最有势力和最反动的人物之一。托尔斯泰一般避免为作品的主人公取那种象征其内在品质的姓名，这一次却打破了常规，让主人公姓托波罗夫 （俄文意思是“斧子”），不是偶然的，它强调说明了这个人物的残酷性。
那个法庭上担任司祭的神甫，“感到非常骄傲，因为他领过好几万人宣誓，也因为在自己的暮年他还能为教会、祖国和家庭的利益继续出力，他希望能以此给他的家属除了房屋以外还留下三万卢布的有息证券。”
狱中犯人作礼拜的场面更是令人毛骨悚然，神甫的祈祷声与囚犯们的镣铐的叮■声响成一片。作家愤怒地指出，监狱的长官和看守们相信这一套，是“因为最高当局和沙皇本人都信奉它”，“祷文的内容主要是祈祷皇帝和皇室康宁福泰的”。而大多数犯人相信这些，则因为它“含有神秘的力量，人借助于这种力量就可以在现世的生活和死后的生活里得到很大的便利。”可见，沙皇政府的暴行有赖于官办教会的支持，而教会只不过是沙皇统治和愚弄人民的一种工具。
托尔斯泰的艺术描写有助于我们了解沙皇政府和官办教会狼狈为奸的实质，正因为这样，《复活》激怒了政府和教会，小说在发表时，受到图书审查机关的刀砍斧削，全书被删去五百多处，揭露监狱祈祷仪式伪善的两章全被删去，只剩下“礼拜开始了”几个字，作家本人也被东正教至圣宗教院开除了教籍。
《复活》比作家过去任何作品都更为深刻地揭露了农民贫困的根源是土地占有制，作品通过聂赫留道夫来观察社会，随着他的足迹，在读者面前展现出两个直接对立的阶级，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土地严重不足、歉收、沉重的赋税、经常吃不饱，所有这些都是作为农民固定不变的生活内容出现在聂赫留道夫的面前。他在农村妇女中看到一个“消瘦的女人，毫不费力地抱着一个面无血色、头戴用碎布缝成圆帽的婴孩的那张象老年人一样的小脸上老是露出一种古怪的笑容。”农民所处的卑贱地位使他们肉体上和精神上耗尽了力量，他们的创造力和反抗精神也都衰竭泯灭了，“老百姓正在死亡，他们已经习惯了这种死亡的命运，在他们中间已经形成了适应这种死亡的生活方式——听任儿童夭折，妇女干着力不胜任的工作，所有的人，特别是老年人食物不足。”农民贫困的根源是什么？作家明确指出：“人民贫困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人民仅有的能够用来养家活口的土地，都被地主们夺去了。”“老百姓的全部灾难……在于那些养活他们的土地并不在他们的手里，而在另外的人的手里，那些人凭借土地所有权，依靠老百姓的劳动来生活。”作家并且借聂赫留道夫之口大声疾呼：“土地是不可以成为财产的对象的，它不可以成为买卖的对象，如同水、空气、阳光一样。一切人，对于土地，对于土地给予人们的种种好处都有同等的权力。”
大规模的土地私人占有制与富人的权力之间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在描写聂赫留道夫庄园的总管对农民难以计数的压迫的场面中显示出来，这种压迫主要不是由主人或管家的性格决定的，而是由于大规模土地私人占有制所造成的生活关系的实质所决定的。聂赫留道夫在莫斯科的平民中间也看到了他在农村农民那里所看到的状况，在流落到城里来的农民中，“在城里过着比农村更要糟的生活，变得更加可怜。他所看到的在地下室的窗户下工作的那些鞋匠，似乎就是这一类人；属于这类人的还有那些消瘦的、脸色苍白的、蓬头散发的洗衣女工，她们裸露着干瘦的胳臂，在敞开的窗户跟前烫衣服，从窗口冒出一股股夹着肥皂气味的热气……”
托尔斯泰之所以能够深刻地揭示农民贫困的根源，是因为他的批判力量具有坚实的社会基础，如同列宁所说：“他对土地私有制的毅然决然的反对，表达了一个历史时期的农民群众的心理。”
此外，《复活》对资本主义在俄国急遽发展给农民带来的痛苦和灾难，也作了充分的揭露，这样，沙皇统治下的俄国的种种黑暗现象，统统都被作家描绘在他的作品之中。
《复活》的重大成就还在于塑造了一个被压迫、被践踏的下层妇女卡秋莎·玛斯洛娃的艺术形象。为塑造玛斯洛娃的形象，托尔斯泰付出了无比艰辛的劳动，我们知道光是卡秋莎·玛斯洛娃出场时的肖像描写，托尔斯泰就写了二十遍以上，这一次次的描写，与其说是作家在字句与分寸感上进行斟酌，还不如说是托尔斯泰在一次次地“端正”对玛斯洛娃的态度，对人民的态度。
玛斯洛娃在《复活》的整个形象体系中占居主要地位，她的命运是小说的核心，小说的全部情节都以她为轴心，环绕着她而转动，一切场景都与她有关，一切人与事都要透过她那双略微斜睨的、明亮的黑眼睛来观察，来衡量。男主人公聂赫留道夫的思想感受、性格变化都无不与玛斯洛娃有关，他从法庭上再一次见到玛斯洛娃以后，他也往往以玛斯洛娃的目光去重新审视周围的一切，小说中一切细节都具有玛斯洛娃形象的投影。
托尔斯泰强调指出玛斯洛娃的不幸完全是聂赫留道夫及俄国社会造成的。她本是一个女奴的私生子，生在牛棚里，只是由于女主人偶然间的恻隐之心，才没有象她母亲的其他孩子一样悲惨地死去，而以“半是婢女，半是养女”的身份在女主人家活了下来。少女时代的玛斯洛娃出落成为一个纯洁、美丽、异常活跃的姑娘，绝对不比《战争与和平》中的贵族少女娜塔莎·罗斯托娃来得逊色。作家对卡秋莎的这段描写无疑是对她的最高评价：“每逢卡秋莎刚刚走进房间里来，或者甚至聂赫留道夫只是远远地看见她的白围裙的时候，一切东西在他的眼里就仿佛都被太阳照亮，一切都变得更有趣，更快活，更有意义，生活也变得更充满欢乐了”。
十六岁那年，女主人的侄子——年青的大学生聂赫留道夫公爵来姑母家消夏，玛斯洛娃真诚地爱上了他，他也爱上了玛斯洛娃。但是三年后，已经在上流社会腐败生活的熏陶下堕落了的聂赫留道夫再次路过姑母的庄园时诱奸了她，糟踏了她纯洁的爱情，然后把她抛弃了。从此，玛斯洛娃开始了惨不忍睹的生活。
当她怀孕后听说聂赫留道夫要乘火车到彼得堡去，知道火车会经过附近的火车站，时间是深夜两点钟，为了和情人见上一面，她在夜晚冒雨赶到车站，由于在漆黑的森林里走迷了路，等她赶到车站时火车已经要开了。她一眼就看见聂赫留道夫坐在头等客车窗前打牌，当她举起冻得麻木的手指去敲车窗时，火车已经开动了。她跑步追出车站，拖着怀孕的身子在风雨和泥泞中颤抖、哭泣、甚至想自杀。
女主人发现玛斯洛娃怀了孕，就把她赶出庄园，撵进豺狼的社会。玛斯洛娃去给人家当女仆，受到的是男主人的追逐、凌辱和女主人的打骂，在那些林务官、警察局长、老作家、长胡子的中学生等人赤裸裸的兽欲面前东躲西藏，最后为生活所迫，身不由己，一步一步落进火坑，开始了那种作家称为“违背上帝和人类戒律的犯罪生活”，那种“这类妇女当中十个倒有九个以痛苦的疾病、未老先衰、过早死亡作为结局的生活”。她在妓院里生活了七年，七年的妓院生活不仅严重地摧残了她的肉体，而且严重地摧残了她的灵魂，她习惯了那种生活，麻木得不再感到羞耻了，遇到痛苦和苦闷的时候，就用吸烟、喝酒来麻醉自己。直到第八年，她被诬告毒死了一个嫖客，坐了六个月监狱之后被法庭草草判处了四年苦役，发配西伯利亚。
在小说里，玛斯洛娃的精神复活写得象一个病人缓慢而困难地恢复健康一样。聂赫留道夫到监狱去探望她，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玛斯洛娃给了他一个非常难受的形象，他觉得，在她天性中曾有过的天真活泼的、人性的东西现在几乎都丧失了，在她身上，除了干她那种行当的人所特有的举止和习惯外，很难看出还有别的什么东西。玛斯洛娃也竭力避免回忆自己的青年时代，因为这对她来说是非常痛苦的。
当第二次聂赫留道夫去监狱请她宽恕而提出结婚时，她改变了对造成她的不幸的罪魁祸首的无所谓态度，从麻木不仁的状态中清醒过来了。她恨所有欺凌、残害她的人，尤其恨始乱终弃的聂赫留道夫，她怒斥聂赫留道夫：“我是苦役犯，你是公爵，你用不着到这儿来”，“你想用我来拯救自己……你这一辈子拿我取乐还不算，还想在阴间里用我来拯救自己！我讨厌你，讨厌你那副眼镜，讨厌你那张肮脏的胖脸！你走开，走开！”
她把八年来积压在心里的仇恨都发泄了出来，这种愤怒的爆发，意味着她的那种已经固定下来的对人和生活的认识已经被打破，对于聂赫留道夫的建议的强烈反感，是她精神世界发生变化的第一个征兆。她回到牢房里，躺在床上，眼睛看着墙角，一直到晚上，内心痛苦已极。“聂赫留道夫对她说的那些话，把她引到她在其中受过苦的那个世界里去了，而在当时她是在还没有了解那个世界和恨透了它的情况下从那里走出来的。现在，她不能再象过去那样忘掉一切，浑浑噩噩地生活下去，可是带着对于往事的清楚记忆去生活，又未免太痛苦。因此，晚上她又买了酒，跟同伴们痛饮起来。”
由于克服了内心的惰性和精神麻痹状态，玛斯洛娃十分熟悉的极其痛苦的感情马上就迸发出来，虽然她和从前一样，力图把这种感情压下去，可是这种感情重新涌现之后却唤醒了她的思想和美好的愿望。与聂赫留道夫不同，玛斯洛娃的“复活”主要不是通过认识恶的危害性，而是通过认识善的可能性来实现的。从前，恶摧残了她，降低了她身上的人的价值，这时，由于恢复了她心里从前曾经存在过的信心，由于她重新相信世界上还存在着不是建立在欺骗基础上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她就逐渐挺直了腰杆，心里出现了真正人的感情。不管玛斯洛娃开始时对待已经悔过了聂赫留道夫如何充满敌意，但是聂赫留道夫孜孜不倦地为她的冤案奔走，终于感动了她。她宽恕了他，并重新爱上了他。为了他，玛斯洛娃戒烟忌酒，不再对男人卖弄风情；聂赫留道夫要她去医院，她就去；她做着一切让聂赫留道夫感到高兴和愉快的事情，她觉得幸福。
聂赫留道夫第三次探望玛斯洛娃时，带来了一张昔日的合家照片，照片上是他已故的姑母、大学时代的他和美丽的卡秋莎。玛斯洛娃用斜睨的目光看了他一眼。当她听说聂赫留道夫要到彼得堡去为她的案子申诉时，她仍旧回答说：“现在，撤销也好，不撤销也好，在我都是一样了。”但她的目光表明了她感情的变化，她又爱上了他，而且爱得那么深。这一天，只要她一个人在时，她就几次拿出照片，欣赏地看一眼。
玛斯洛娃宽恕并重新爱上了聂赫留道夫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由于生活环境和视野的限制，玛斯洛娃来不及，也不可能思考更为深刻的生活真理。如果她只面对聂赫留道夫一个人，她的心目中只有对聂赫留道夫的爱，那么她将会遇到安娜·卡列尼娜那样的悲剧下场。虽然聂赫留道夫把她从浑沌中唤醒过来，但聂赫留道夫对她只有抽象的道义感，这种感情是难以持久的，迟早会枯萎的。
玛斯洛娃真正的精神复活是在流放西伯利亚途中和政治犯接近开始的，她接近的是玛丽亚·巴甫洛夫娜那种类型的革命者，她称这些人是“优秀的人们”，政治犯中的某些人给了她“决定性的、最良好的影响”，“她很容易的、一点不费力的了解了指导那些人的行为的动机……他们当中有些人原是属于特权阶层的，却为了平民而牺牲他们的特权，他们的自由，甚至他们的生命。这就使得她特别看重他们，佩服他们。”
玛斯洛娃和这些新伙伴的接触给她的生活带来了新的内容，她看到了一个新的天地，这里的人们是平等的，人与人的关系是同志式的，互相尊重的，她逐渐认识到了做人的尊严，成为一个真正独立的个性。她主动地为政治犯们料理家务，她在政治犯中受到了人们的尊重，政治犯玛丽亚·巴甫洛夫娜评价她说：“尽管她的过去是那样，她却是一个最有道德的人……而且她有那么优美的感情。”政治犯西蒙松则认为她“具有特别高尚的道德品质”。
玛斯洛娃逐渐有了自己的政治见解，在一次政治犯谈论对待人民的态度时，她说出了“我觉得老百姓是受着欺侮的。”她明白了个人的命运是全体受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