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一个人和他的影子-莫泊桑述评-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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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这丝毫也不是在指责莫泊桑。谁有权力指责一个同自己的幻觉症作斗争而有时不免输给了它的病人呢？巴黎，尤其是自己的寓所，在莫泊桑看来，都是一些幻影丛出的可怕的森林，他要通过旅行摆脱它们。继乘热气球升空旅行之后，莫泊桑又去了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旅行。十一月二十一日他从阿尔及尔阿尔及尔写信给斯特劳斯夫人，说：“我最要命的是头痛，有时我便在太阳——真正的、火热的、首先落山的非洲的太阳下暴晒我疼痛的神经。”不久，他又去了突尼斯。他仿佛在灼热的非洲找到了治疗幻觉症的处方——火雨一样的阳光。他却以一个奇特的理由作为离开巴黎的借口：“我离开巴黎，甚至，离开法国，因为埃菲尔铁塔终于使我不胜其烦。”那么，埃菲尔铁塔，对他来说，倒底意味着什么，使他如此不胜其烦呢？——埃菲尔铁塔这个庞然大物，这个在巴黎任何一个地方都能望见的钢铁建筑，进入莫泊桑的视野时，却是一个巨大的“金属的骷髅”，一个导致幻觉的可怕存在。罗兰·巴特曾这样说过：“莫泊桑常在埃菲尔铁塔上用午餐，虽然他并不很喜欢那里的菜肴。他常说：“这是巴黎唯一一处不是非得看见铁塔的地方。’”

　　在这些候鸟似的旅行的间歇，莫泊桑还创作了两部长篇小说　（《两兄弟》及《如死一般坚强》）以及两个小说集及两部游记。

　　《两兄弟》的题材是莫泊桑极少涉及的中产阶级家庭生活这个题材。珠宝商罗朗先生是一个垂钓迷，居然为了钓兴，而退隐到海滨城市勒阿弗尔。他有两个儿子，皮埃匀与若望，却像两个对照物一样：一个心怀宏愿，而一遇挫折，便垂头丧气；一个规矩踏实，并有一个稳固的职业——律师。母亲非常疼爱两个儿子，尽管儿子之间已滋生了一种敌意。这令人联想起古与艾尔维两兄弟来，——这个时候，艾尔维已被送进精神病院，整天喊着“啊！吉！坏蛋！你才是疯子呢！”一天晚上，当罗朗一家正酝酿着某种敌意的气氛时，一份遗嘱——这是罗朗夫妇的一个好友留下的遗嘱——被宣读了：若望继承了这个人的全部遗产。心怀嫉意的皮埃尔怀疑若望是母亲与那个死去的人的私生子。他一直在暗中调查着。有一天，他和若望吵了起来，他故意地把他调查来的秘密说了出来。若望大为震惊，逼母亲说出了真情。也许一场暴风雨就要降临了，——可是，若望以他的厚道宽谅了一切，并放弃了遗产继承权，甚至不久还帮助皮埃尔找到了工作，以至羞颜难当的皮埃尔再也不愿呆在家里了。

　　这里有一个和解的主题，一个以道德力量感化恶的主题。不过，这种道德力量没有宗教色彩，而是——地地道道的——一种世俗道德，它几乎是动荡不安的“共和派的共和国”试图建立的那种家庭秩序的一个映射，因为，那时当政的温和派正在采取一些“本着容忍与和平征服的精神进行的”　（米盖尔语）世俗化措施。因为谈到了道德在内心中的轨迹，所以这部小说显出一种心理主义色彩，以冷静为其特征。然而这部小说却是在乙醚等麻醉物的麻醉状态中写成的；在给　《费加罗报》的医学专栏作者莫里斯·德·弗洛的一封信中，当谈及《两兄弟》的写作时，莫泊桑说：“这本书，您觉得很有分寸，我也有同感，它的确分寸适度；这本书，我没有一页不是在用乙醚把自己陶醉了的情况下写的。这种麻醉药使我达到了高度的清醒。”

　　《两兄弟》的篇幅并不很长。不过，在它前面的那篇题为《小说》的序言，却是一篇长篇大作；莫泊桑在这篇序言中浓缩了他对小说与小说批评的全部重要的见解，其独特之处在于它选择了更为超然的立场。“批评一个理想主义者，我们就该有诗意的激情，而后证明他的梦想是平庸的，普通的，还不够奔放或瑰丽。”莫泊桑写道，“不过，如果我们批评一个自然主义者，就要向他指出某一点上他的作品中的真实不符合生活的真实。”尽管如此，谈到自己的倾向时，他使自己不仅逃脱了理想主义的某种制造奇遇的作风，而且也避免了陷入自然主义的刻极描摹的做法。他更多地接受了布瓦洛的诗学传统，而将自己列入法国文学的脉线之中。这从他对法语的态度便可看出。“法兰西语言是一泓清水，”他写道，“装腔作势的作家过去未能，将来也绝不能将水搅浑。每个世纪都向这条清沏的水流灌注时髦货色、自命不凡的古香古色和附庸风雅的矫揉造作，但这种企图都是徒劳无益的，这努力是软弱无力的，没有任何东西漂浮上来，法兰西语言的本性是鲜明的，逻辑是刚劲有力的。”这几乎就是“七星诗社”的《保卫和发场法兰西语言》的一个翻版，这里透露出了一种保守精神，一种贵族色彩。与其说莫泊桑是法兰西语言纯洁性的辩护者，还不如说他是法兰西语言纯洁性的实践者。

　　这种与法兰西传统的认同，使莫泊桑对文学的看法不免带上一种保守精神的色彩，这在选材上面就能看出。他的早期小说中的主人公们都是一些可敬可爱而又可怜的人物，一些妓女，工匠，士兵，农民或者乡村教士，——总之，一些在阳光暴晒下的原野里或在酒气刺鼻的下等酒吧里遇得到的小人物。当他一八七五年构想自己的未来小说总体的主题时，出现在他视野里的除了是“外省的下层社会的风俗”之外，就是，“巴黎的职员阶层的风俗。”而这种主题在他由盛而衰的创作期里却悲剧性地丧失了。他的几部长篇小说描写的无非是上层社会的风俗，小说的背景不外乎是沙龙生活或社交生活。这也许与他被上层社会（传统的仓库）的沙龙接纳有关，因为这种接纳不仅仅是社交意义上的，而且也是——精神意义上的。“此后，他的小说人物发生了多大的演变啊！”

　　马克·安德里感叹地说，“吉已经成为上流社会的奴隶。在这个世界的影响下，他的创作方法也变了。语言泼辣的故事大王成了有点附庸风雅的小说家，成了城市晚宴和闲极无聊妇女的牺牲品。”

　　一当讥讽的才能在他笔下丧失，而代之以某种沙龙的习气，那么，这样一个莫泊桑是比较容易被　《两世界评论》及法兰西学院承认的，而这个刊物与这个机构，早期的莫泊桑是颇为反感的。当法兰西学院的院士、《茶花女》的作者对莫泊桑说“您迟早有一天会进入法兰西学院。

　　我这一票已经被您拿去了！”时，莫泊桑这样回答了他：“我一进入文坛，就对自己约法三章：我绝不在　《两世界评论》上写文章；绝不接受荣誉勋位勋章；绝不加入法兰西学院！”在他看来，　《两世界评论》、荣誉勋位勋章及法兰西学院，都是同一种精神的象征，这种精神拒绝了这个时代的几位天才人物，例如福楼拜与左拉，而这些天才也于脆拒绝了这种精神。所以当福楼拜隐居到巴黎之外的克鲁瓦塞时，这种远离就有了一种反抗的象征意义。

　　就在莫泊桑疏远了与自然主义作家们的交往时，一个法兰西院士却成了他的挚友，——他便是说刚才那番话的小仲马，一个年近花甲、髦曲的头发刚开始花白而身上总散发出一种文静的力量的戏剧家；从他身上，莫泊桑看到的不是一种野性的更男子汉的力，一种见于福楼拜或者左拉的力，而是一种柔弱而凄婉的女性的力，一种正人君子的道德的力。正是这种道德重建时期的力，使莫泊桑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小仲马复苏了整个一个时代。而慈父般的小仲马对莫泊桑却是这么看的：“福楼拜把您造就成一个艺术家。倘若我手中有这样一个宝贝，我可能会把他造就成一名道德家！”

　　并非偶然的是，　《如死一般坚强》这部继《两兄弟》之后的长篇小说是连载在《两世界评论》上的。当《两世界评论》的编辑布林提耶向他索取这部小说稿，说“您这次的著作非常高尚……与您过去的小说中的情节、人物、社会环境等不同……”时，这就意味着一种转变与认同。也许班威尔对这部小说的那句玩笑话倒是更深刻地击中了这一认同，——这句玩笑话是：“没有妓女出现。”班威尔的另一句对《两世界评论》的评论也是一针见血：“这是通往国家艺术院的直接路线，因为《两世界评论》和国家艺术院是站在同一立场。”他所的“国家艺术院”是指“法兰西学院”。

　　《如死一般坚强》的场景是资产阶级的上层社会。小有才能的画家奥利维埃·贝尔坦对于学院派的陈规与现代派的出格都无好感，他走的是一条折中路线，一条中庸的夹缝路线。他的这种画风赢得了安娜·德·吉勒鲁瓦伯爵夫人——并不是轻浮的女人，而是一个美丽、端庄、聪颖而又自尊的贵族妇人——的爱情。他为她画了一幅像，一幅美艳而又不失庄重的像。可是，岁月无情。多年以后，安娜的女儿安奈特结束了在乡间由祖母陪伴的少女生活，回母亲身边。而当安奈特出现在母亲身边时，已经年老色衰的安娜仿佛看到画像中的自己站在自己的面前，——因为安奈特就和画像中的安娜一样的动人。一种凄苦、岁月的凄苦压抑着安娜，仿佛她已经被人取代，被人置换了。而奥利维埃呢，也从安奈特身上重新找到了昔日在画布上再现的那个光彩夺目的女人，心灵和感官不禁为之陶醉。当安娜痛苦地看到奥利维埃想象性地把情感倾注在安奈特也即自己昔日的影子上时，她向他道破了这一点。而愁肠百转的奥利维埃在失落中外出散步时，被公共马车撞倒了，受了致命的重伤。他把这种遭遇视作命运的安排，而以一种宁静而又坦然的心境等待死神的光临。

　　可以说这部小说具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特点，那就是以一种色彩绚丽而又恬静的笔调描绘一个凄婉动人的故事。死亡，在这种宁静的色调中，显得并不可怕，而象一个消失的梦境，尽管它很美丽，可是必将消失。

　　这里具有一种面对死亡、劝说自己的意味；莫泊桑在写作此书时曾写信给洛尔，表达了这么一个观点：“生活是既可怕，又温情，又无望。”

　　而这也是《如死一般坚强》的基本色调。

　　莫泊桑在这里涉及到了死的主题。这是一八八九年；死亡已不仅仅是他艺术中的一个主题，也是他生活中的一个主题。他要通过探讨死亡，而战胜死亡的恐惧。就在这一年的年底，艾尔维死在了精神病院。当赶往精神病院的吉还来得及替弟弟拭去溢出眼角的一颗泪珠时，艾尔维挣扎着用双唇吻了一下哥哥的手，死了。站在弟弟的坟前，这位一直被幻觉症困扰的未老先衰的作家感到了一种恐惧。“你瞧那，罗纳河，”这个精神分裂症患者仿佛自言自语地说，“……多么美！我看见艾尔维死了。他在等我。”

　　在死亡阴影笼罩下，莫泊桑完成了他一生中最后几部作品——长篇小说《我们的心》，游记《飘泊生涯》及小说集《无益的美》。《如死一般坚强》的那种无望的灰色调子在这些浸透着乙醚气味的作品里再次浮现。《我们的心》问世以后，资产阶级的评论家说：“作为一个作家，莫泊桑从来也没有在《我们的心》中表现得这样伟大。”那么，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故事呢？米歇尔·德·毕恩是位年轻的寡妇，具有安娜画像中的那种美貌，喜爱交际，客厅里经常聚集着一些画家、音乐家、雕刻家以及上层社会人士。莫泊桑在这里描绘了那个时代贵族沙龙的一般风俗。单身汉安德烈·马利奥尔初次来到米歇尔家，便给女主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种印象不久激起了炽热而又短暂的情欲，她终于在圣米歇尔山委身于安德烈。可是从圣米歇尔山返回巴黎之后，米歇尔却冷淡了。这使安德烈万分痛苦，决定隐居枫丹白露森林，在孤寂中寻找慰藉。

　　假如说　《如死一般坚强》已经在和解中丧失了它的一些社会内容，那么，《我们的心》则在隐居的稀薄空气中把社会内容窒息死了。“隐居”这样一个逃离的词语并非偶然地出现在他这一时期的作品中。　《无益的美》中的那个著名的中篇小说《橄榄园》便是对于隐居的一个叙述，然而一个偶然闯入的恶就是以毁灭隐居生活的恬静场景。维尔布瓦神父，曾经的德·维尔布瓦男爵，因为情场失意，出家当了神父，隐居在橄榄园里，恬静地度过了二十几年的隐居生活。一天，一个肮脏的流浪汉找到了他的隐居地，这是他的私生子，一个已经变成恶棍的坏小子。

　　维尔布瓦神父接待了他，倾听着这个坏小子的种种引以为荣的罪恶勾当；而神父却在一种罪感的压迫下，认为这些罪恶都是源于自己往昔的荒唐。一种忏悔的压抑气氛笼罩在橄榄树下，维尔布瓦神父这时“打着冷颤，出于当主祭的习惯，他不知不觉地突然抬起眼睛，看见在他的四周都有圣树的淡灰色的小树叶在天空下面簌簌抖动，这圣树曾经用它稀疏的树荫笼罩过基督一生中的最大的痛苦，他一生中仅有的一次软弱。”我们从莫泊桑的这句话里可以得知《橄榄园》一名的出典。《新约全书》中有这样的记载：耶酥来到耶路撒冷，白天在神殿传教，晚上回橄榄园。不久，他在橄榄园中被捕，被捕之时他对门徒彼得等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并一再向上天祈祷，以求获得勇气。维尔布瓦神父似乎从祷告中获得了面对死亡的勇气。当晚，他自杀了。

　　显而易见，宗教成了一种净化道德的东西。要是我们回忆一下早期的莫泊桑对宗教的那种不恭，我们就会象马克·安德里一样感叹：“多大的演变啊！”

　　莫泊桑从诺曼第到巴黎，既是从诗到小说，也是从小人物到文学家，——更重要的，是在精神上从批判到认同。他的精神父亲却一直远离着巴黎，并最终埋在了鲁昂的墓地。

　　这已是一八九○年，福楼拜已谢世整整十年了。这年年底，莫泊桑登上了开往鲁昂的快车；与他一同前往的还有爱弥尔·左拉，昂利·赛阿尔，爱德蒙·德·龚古尔。他们去鲁昂参加居斯塔夫·福楼拜雕像落成的揭幕仪式。火车隆隆地穿过诺曼第原野；窗外冬天的灰暗景致一闪而过，莫泊桑觉得这似乎是浏览一遍他的整个一生。龚古尔坐在角落里，带着几分幸灾乐祸的得意打量着在冬衣下簌簌直抖的病中的莫泊桑。

　　福楼拜的塑像屹立于鲁昂的索尔费里诺广场上。当遮盖它的布揭下以后，莫泊桑仿佛又看见了十年前的那个“老野兽”。阵阵狂风，真正诺曼第的那种把树叶吹起并一直送到云端的狂风，携来几块铅色的云团，洒下一阵冰冷的雨滴。广场上的光秃秃的树枝衬着这座雕像，显示一种悲凉的气氛。莫泊桑打着寒战。他疲惫了，疲惫不堪。他急着要赶回巴黎。

　　不过，这一次，他不再是作为才华横溢的小说家重返巴黎的，而是作为一个忧郁的精神分裂症病人重返巴黎的。巴黎等待他的，也不再是热情，而是——精神病院，几年以前，他的弟弟死在这个笼子里；现在，死神已盯上他了。

　　一八九一年之后，莫泊桑几乎没有再创作什么完整的作品了。巴黎于是把他遗忘。一八九二年八月二十日——这离莫泊桑的死期还有将近一年——《画报》载文说：“莫泊桑，人们现在谈论着他，就象谈论一位古人。”

　　《一生》：“蓝花”的枯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