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一个人和他的影子-莫泊桑述评-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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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泊桑这时插进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她已毫无保留地委身于他，就象献身于上帝一样。”这个“上帝”肯定是基督教的“神”，而决不是犹太教的“耶和华”。
昂德马特对此一无所知，一心扑在温泉城的工程上，而显示出犹太人才是这个天主教世界的财富创造者。那些贵族、天主教徒呢，却只会享用这些财富，象寄生虫一样。在这方面，贡特朗也许是一个典型，他曾对他的姐夫、犹太人昂德马特说：“我亲爱的朋友，我喜欢花钱就您喜欢挣钱一样。我不会挣钱。一个人总不能样样都会啊。您懂得挣钱。
可您一点也不懂得花钱；我呢，我不会挣，但我花得漂亮。我们是天生的一对郎舅！”
当然，天主教徒并不都象贡特朗那样是享受者。莫泊桑还颇有深意地引入了一个尴尬的角色上场，——他就是奥里奥尔，一个试图从农民的硬壳中脱出、可还未长出资产阶级的翅膀的虫蛹型动物，或用昂德马特的话说，“一只第三纪时代的动物。”他象农耕文明的军队覆灭于工业文明的军队一样，很快就被银行家昂德马特击败。再提一下，这是第三共和国时期，也即“银行家的共和国”时期；就在《温泉》问世的次年，一八八七年，巴黎建造了埃菲尔铁塔，它多少是工业文明的一个象征。在埃菲尔铁塔还在筹建中时——一八八七年二月——巴黎的《时代报》发表了一封反对建造埃菲尔铁塔的公开信，而莫泊桑是签名者之一。可见，《温泉》的作者实质上还是一名贵族，他自己也承认这一点，不过补充说：他所指的“贵族”不是血缘意义上的，而是智力意义上的。
可这两者是难以区分的；更常见的情形是——既是血缘意义上的，又是智力意义上的，因为血缘的遗传也是智力的一种遗传。荣格阐明了这一点，他使用的概念是——“集体无意识”。莫泊桑本人正是这双重意义上的贵族。
温泉城落成之时，也是阿尔莱特——克莉斯蒂娜与保尔的女儿——落地之日。本来，昂德马特——他还不知道阿尔莱特不是他的女儿——更想给女儿一个更有基督教色彩的名字，叫什么“小克莉斯蒂娜”，但基督教的婴儿的命名权不在这位犹太人手上，而在克莉斯蒂娜与保尔的手上。“毫无疑问，他们太不一样了，”莫泊桑谈到昂德马特夫妇时说，“相互间距离太远了，人种太不同了。——这么说，也许只有身材相同，气质相仿，思想本质相近的两个人才能通过自愿尽职这根神圣的锁链，感到相互联在一起。”后面一句只是对于自己的行为的一个辩护，它的意思无非是说，供奉不同的神祗的人是不能走在一起的，除非敬同一个上帝。这是一八八六年，排犹运动正在右翼民族主义者的推波助澜下进行；不久，一个银行的中间人雅克·德·雷纳克遭排犹记者德律蒙控告，突然死去，这要算是现代犹太人的被迫害史的开篇。奇怪的倒不是这种右翼民族主义的排犹运动的出现，而是排犹运动与反工业革命的运动出现在同一时刻。我们已经聆听了一八四六年米什莱的反工业革命使社会误入歧途的演讲，我们还将听到一八九四年军事法庭对犹太军官德雷福斯上尉的判决，而当左拉在《震旦报》上发表《我控诉》的文章试图为这位受冤枉的犹太军官鸣不平时，他自己也受到了审讯，并被判罪。这是人的理性黯淡的时刻；无论是反工业革命，还是排犹，都是典型的情绪的渲泄，前者基于怀旧的田园主义精神，后者基于排他的民族主义精神。
从这种意义上说，《温泉》其实是一本融怀旧精神与排犹意识于一体的小说，它是那个时代跳动的脉博的一个连动，它的意识形态至少是保守的，——我不说它是“反动”的。它已失去一种高于时代的时髦逻辑的批判精神——莫泊桑早期是有这种精神的，至少，杀死“菲菲小姐”的那个妓女拉歇尔是个犹太人——而屈从了时代的时髦逻辑。左拉没有这样。这位“客观论者”一直谨防着理智落入非理性的圈套。
精神病院
一八八七年八月的一天，艾尔维·德·莫泊桑正在自家的花圃里干活——那时，灼热的阳光、真正诺曼第的阳光象火雨一样倾泻在大地上，也倾泻在艾尔维的头顶上——突然感到可怕的黑幕垂在他的眼睑上，他昏厥了，栽倒在花草中，过了许久才被发现。
正在戛纳消闲的洛尔闻讯赶来，并在路途上给远在孚日山区旅游的吉拍了一封电报。
可是洛尔低估了艾尔维的这种间歇性的昏厥症，把它看作那种因暴晒日光而患的日射病。可吉并不这么乐观，因为他自己就一直被这种奇怪的头痛病折磨着，而且不仅仅是头痛，还有随之而来的幻觉、失明。
自一八八三年十一月起就被莫泊桑雇为仆人的弗朗索瓦·塔萨尔在日记中记载了主人的一些早期症状，例如“一连三个小时，吉失去了视力。
他嚎叫，他要自杀，真惨！”实际上，有时，当吉站在穿衣镜前时，他竟看到镜中空无一人；而有时候，当他独自走进自己的书房时，却发现有一个人，一个与他一模一样的男人，坐在自己的扶手椅上，而当吉伸手去触摸时，扶手椅上却空荡荡的。更为可怕的是，有时，他正伏案写作，偶而回头一望，只见“自己”正站在自己的背后。《奥尔拉》是这一时期的作品，它恰好充满了各种奇异的幻觉。
吉把艾尔维带到一家精神病院，检查以后，医生委婉地提出艾尔维得住院治疗。可是，洛尔没有同意。《奥尔拉》的发表滋生了荣誉的同时，也滋生了一种传闻，即：能写出《奥尔拉》的人必有精神分裂的体验。而这种传闻正是洛尔不同意送艾尔维去精神病院的原因。——假若把艾尔维送进了精神病院，那不刚好证实了吉、她的伟大的儿子也是一个精神病患者吗？那时，家族遗传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经流行开来，左拉的作品就融入了这种新医学的因素。
可艾尔维的再次发作却差点使他的妻子丧命：他在一种恐怖的疯狂中想掐死她，她仓皇跳窗逃命，光着赤脚跑到田野里去了。吉怀着痛苦的心情写信给在巴黎的父亲居斯塔夫：“艾尔维的头脑完全错乱了。昨晚吃晚饭中间，他竟锯起木头来，直到筋疲力尽。”
医生们只好劝说莫泊桑一家将艾尔维送进精神病院，因为他在发作时往往带有暴力行为。医生让吉担负一项带欺骗性的艰难使命，即以“换个环境”为借口，把艾尔维带到里昂的精神病院。余下的事自有精神病院大夫们料理。
一八八九年八月十一日，一辆马车驶近里昂布隆精神病院——一栋更象别墅而非病院——的大楼门前。吉心怀罪感地把没有丝毫疑心的艾尔维引进了小客厅，这时，早已布置好的两个壮实的男护士悄悄而又迅速地走到了艾尔维背后，架住了他。“混蛋吉，你让人把我关起来……，”艾尔维一边挣扎一边疯狂地喊道，“你才是疯子，我告诉你，你才是家里的疯子！”他的撕心裂肺的声音终于远去，消失在走廊里昂，而后是铁门的哐当声及随后的死一样的岑寂。“从昂蒂布到里昂，”马克·安德里写道，“仿佛是在地狱中旅行，他经历了多少残酷时刻。”吉与艾尔维一起长大，一直情同手足。这位性情温厚的弟弟不象哥哥那样具有文学的野心，而甘心于在花圃里弄弄花草。
把艾尔维送进了里昂的精神病院之后，吉凄惨地返回了巴黎。可是他自己的头痛症也日益严重，以至有时不得不整月放弃写作，去阳光明媚的非洲旅行。可在参观突尼斯的一座医院时，一个年老的疯子突然从柱廊的阴影下奔了出来，朝参观者喊道：“你们，你们，我们都是疯子，我，你，医生，看守，长官，都是，都是疯子！”这个可怜的疯子让吉想起了远在里昂的布隆精神病院的艾尔维，也许此刻艾尔维也站在阳光下喊道：“吉，你才是疯子！”这刺痛了吉，深深地刺痛了！当一个已失去常人的智性、近乎白痴的疯子——而他竟是你爱着的亲人——对你满怀你无法去向他解释的仇恨时，这不仅仅是一种沉压人的罪感。“我生活在令人忧伤的一幕幕可怕的场景之中。”吉苦不堪言地写道。艾尔维的忧郁的影子老在他的幻觉中浮现，有时，他从弟弟的影子中又看见了自己的影子，正以凄凉的眼光望着自己。吉在抑郁的情绪与地中海的灿烂阳光中沿着海岸航行，他乘坐的是那艘被他命名为“漂亮朋友”的私人游艇。当他在戛纳登岸时，一个可怕的消息传来：艾尔维又一次发作，情形非常严重。吉忐忑不安地赶回里昂，当他拖着疲惫的病体走进布隆精神病院的病房时，只见患了麻痹性痴呆症的艾尔维象尸体一样静躺在床上。仿佛一种神秘的感应似的，早已失去知觉的艾尔维嚅动着嘴，轻轻而又吃力地呼唤着：“我的吉！我的吉！”大颗大颗的眼泪滚出吉的眼角，滴在艾尔维灰色的脸上。艾尔维最后挣扎着用唇吻了吻吉的手，死了。这是一八八九年十一月十三日。吉将艾尔维埋进了里昂冰凉的硬土中。艾尔维的坟墓是座圆形的石墓。吉久久伫立在墓前，就像在幻觉中伫立在自己的墓前。
从这时起，吉更容易接受当初屠格涅夫的影响，而他总是把这种影响中的叔本华因素、那种悲观主义的因素推向极端。当杜·洛华守在福雷斯蒂埃的遗旁时，他沉思着：“现在，对他来说，一切都完了，永远完结了。一辈子就那么几天，然后，一切都化为乌有！每一个人都怀着热切而无法实现的愿望，想获得永生。每一个人转眼间便形亡神灭，化为粪土，再育新芽！”也许那位老诗人诺尔贝·德·瓦兰纳更透彻地描绘了这种虚无主义的悲观主义。“人死不能复生。”他对杜·洛华说，“塑像可以留下模子，万物会留下痕迹。但我的躯体、我的面孔、我的思想、我的欲望永远不能再现。死亡充塞天地，无所不在。生活就象一个山坡。眼望着坡顶往上爬，心里会觉得很高兴，但一旦登上峰顶，马上会发现，下坡路就在眼前，路走完了，死亡也就来了。”他还加了一句：“唯一可信的，只有死亡。”这多少暗示了莫泊桑本人对于死亡的思考，它极容易让人联想到那位丹麦王子在城堡上的那番有关“生与死”的思考。
在一封致友人的信中，莫泊桑写下了这样的句子：“我的思想走进了重重黑谷，茫茫然不知所以。黑谷一个接着一个，纵横交错，又深又长……我头脑空空荡荡，忘了名字，忘掉一切的名字……”
那时他的医生们倾向于认为他的症状是因神经衰弱引起的。一位名医对吉说：“这是用脑过度所致：文人和交易所的人有一半得您这种病。”医生的这个诊断见于吉写给洛尔的一封信。孤独而年老的洛尔正担忧着吉的病呢。不过，那时一位著名的神经科医生夏尔科却坚持说吉的症状只是歇斯底里，并让他洗冲浴，这是一种令人痛苦不堪的疗法，高压水枪射出的水束象子弹一样打在吉的身体上。这时，泰纳，那位著名的理论家，吉的朋友，向吉建议，让他去尚佩尔温泉站疗养。
为了镇痛，吉经常服用乙醚，而这种药物只会加强他的幻觉。他曾向诗人奥古斯特·杜尔珊夫妇描绘过乙醚带来的快感：“只觉得身体变得轻飘飘，溶化了似的，人只剩下灵魂：上升……”
一八九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的傍晚，吉独自出门散步，他在圣诞节的残余气氛中不知不觉走到了墓地。突然，他惊恐万状地往回跑，一直跑到家里。“弗朗索瓦。”他浑身战栗地对仆人说，“我在通向墓地的那条叉路口遇见了一个幽灵。”两天以后的深夜，泊桑的卧室里传来几声巨响，忠仆弗朗索瓦赶忙跑到主人的房间，只见主人平静地坐在窗前，正用手枪连连射击夜色，仿佛夜色中潜伏着无数恐怖的幻影。
一八九二年的元旦，吉与母亲洛尔团聚几个时辰后，固执地回到自己在戛纳的住处。洛尔后来回忆道：“我对他喊着：‘别走啊！孩子！
别走！’他还是听凭自己顽固的幻觉的驱使，走了。”回到戛纳，主仆两人在各自的房间里睡着了。半夜一点四十五分，弗朗索瓦被主人房间里的一阵响动惊醒，赶紧推门进去，只见莫泊桑正用裁纸刀往脖子上猛戳，鲜血淌到白色睡衣上，红了一片。这是莫泊桑第一次试图自杀。他曾说过：“自杀是一扇敞开的大门，真的，人们太疲倦的那一天，就可以从这扇门逃走。”
一月六日，巴黎的报界已知道了莫泊桑企图自杀的消息。同一天，巴黎勃朗什精神病院的一名男护士到来，接洽住院事宜。翌日，莫泊桑在仆人弗朗索瓦及那名护士的陪同下，登上了去巴黎的快车。在里昂车站的站台上，裹在臃肿的大衣里的几位朋友正忧心忡忡地等着吉的到来。
吉被送到帕西区的布朗什大夫的精神病院。一当望见病院的那种白色建筑，吉想起了两年以前送艾尔维去布隆精神病院的情景，而现在，艾尔维已在泥土里躺了两年多了！
吉在布朗什大夫精神病院的情景，确是一个患了致命伤的艺术家的凄凉的晚景。他在有阳光的日子坐在花园里，木然地坐着；而在阴天，当他被困在阴暗的病房时，他就被幻觉抓住了。这种沉闷而又忧郁的精神病院的日子间歇地被来势凶猛的癫痫性痉挛粗暴地打断，这种时候对吉来说，简直就是酷刑。痼疾抽干了他体内曾丰溢着的生命热力，他苍老了。一八九三年七月六日上午九时，吉病死在病院里。“我象流星一样进入文坛，又象雷声一样离开。”这是莫泊桑对自己一生的描绘。
洛尔在接连丧子的凄苦中麻木了。命运给了这个杰出的女人一个梦幻的少女时代、一个幻灭的婚姻时代、一个骄傲的母亲时代、一个凄凉的孤老时代。而远在圣马克西姆，一位颇有贵族气派的白发老头，猛然从报纸上看到儿子病逝的消息，眼角顿时淌出老泪，——他就是居斯塔夫，洛尔的丈夫，一个无家可归的老人。“一个人生下来，长大，享受生活，然后，永别了，不管你是男人，还是女人，永远不能再回到这个世界上！”这是孤苦伶仃的老诗人瓦兰纳的话。
莫泊桑的葬礼于七月八日下午举行。左拉、赛阿尔、小仲马以及其他一些人，步履缓慢地跟在棺木后面，走向巴黎市内蒙帕那斯墓地。棺木在肃穆的气氛中慢慢放入了墓穴。这时，左拉在墓前发表了演说，他以法兰西文学的名义向这位新近入土的伟人致敬。“读他的作品的时候，可以是笑或者是哭，但永远是发人深思的。”左拉大声地说，“啊！明晰，多么清澈的美的源泉，我愿看到每一代人都在这清泉中开怀畅饮！
我爱莫泊桑，因为他真正具有我们拉丁的血统，他属于正统的文学伟人的家族。”他最后说：“那么，既然他以昂贵的代价换来了香甜的安息，就让他怀着对自己留下的作品永远富有征服人心的活力这一信念，香甜地安息吧。”
左拉谈的是作为艺术家的莫泊桑，而弗朗索瓦的回忆录谈的却是作为人的莫泊桑，内有这样的句子：“我的主人虽然被公认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大手笔，但事实上他比这还要好得多，因为他极好，极正直，而且极忠诚。”
假若我们推开莫泊桑开玩笑似地加诸于自己身上而非作品上的那一大堆自嘲的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