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中国通史第十二卷-近代后编(1919-1949)(上册)-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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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此观点者指出，中国共产党采取三种形式，经过三条渠道实行对抗日战争的领导：其一，对全国人民来说，尤其是对国统区的广大人民来说，是实行政治领导；其二，对抗日根据地军民来说，是实行直接的具体领导；其三，对国民党顽固派来说，则是通过实行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策略，使其不敢降日，而保持在抗日营垒里。正是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对抗日战争的领导，从而使之朝着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有的论者进一步指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仅表现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而且表现在共产党的先锋模范作用上。具体地说，第一，中共向全国人民提出了一整套正确的政治主张和军事战略策略，为中国抗战胜利指明了道路，鼓舞了全国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心；第二，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军队开辟了敌后战场，抗击了大部分日军和全部伪军，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对抗战的胜利起了决定性作用；第三，中共发起、领导和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迫使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由此得出结论：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领导者。
　　2。国民党领导。台湾学者和大陆个别学者持此观点。其理由是：第一，南京国民政府是中国当时唯一的合法政府，国民党是当时唯一的执政党；第二，中共领导的军队当时一系列作战方针、作战计划及作战命令等均须交国民政府批准同意后方能实施；第三，中共领导人的一些言论也承认蒋介石为抗战的领导者，国民党属于领导地位。
　　3。国共两党各自独立实施领导。持此观点者认为，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存在着两个领导，一个是共产党的领导，一个是国民党的领导，他们都在组织上保持了对自己的军队和政权的领导。抗日战争是在统一战线的形式下进行的，但确实存在着两个领导中心，两个指挥系统。国共两党是独立领导着自己的力量，合作进行抗日战争的。
　　4。国共两党分阶段领导。持此观点者指出，如果对国共两党在统一战线中的地位与关系及其在整个八年抗战中的军事活动加以考察，便可发现如下事实：在战略防御阶段，国民党政府对日本侵略者的抵抗态度是鲜明的，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是主导性的，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是居于领导地位的。但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共产党逐渐取代国民党而成了抗战领导者。因此，如讲抗日战争的领导权，应该说，在抗战初期，是国民党领导；相持阶段到来以后，是共产党领导。
　　5。国共两党共同领导。持此观点者认为：第一，在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在政治上各自发表了自己的纲领，其内容有共同之处；第二，在抗日战争中，存在着两个战场、两条不同的抗战路线，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在相持阶段起了主要作用，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在防御阶段起了主要作用。也有人认为，抗日战争从政治上说是共产党领导；从组织上说是国共两党共同领导。
　　除上述几种观点外，还有人主张不要笼统地提谁领导，而应具体分析各方在抗战中的表现和作用。
　　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评价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战场，由两个战场，即国民政府军队担负作战任务的正面战场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担负作战任务的敌后战场所组成。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抗战史的研究一直集中于敌后战场方面，对正面战场的研究几乎是空白，评价也欠客观。近10　年来这种情况有很大改变。一批专题研究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论著相继问世。
　　学术界对战略防御阶段（从抗战爆发到1938　年10　月武汉失守）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评价基本是一致的，即认为：这阶段国民党正面战场是抗战的主战场，国民党军队对日本侵略军进行了英勇的抵抗。忻口、淞沪、徐州、武汉等会战，都打得非常艰苦、激烈，台儿庄一战，取得重大胜利。正是这一阶段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战，消耗了日军大量兵力，打破了日本速战速决灭亡中国的计划，对相持阶段的到来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也出现了丧师失地的局面，其客观原因是由于敌强我弱，国力相差悬殊；主观上则是由于国民党执行片面抗战路线，采取单纯防御的作战方针，以及战争准备不足等原因所造成。
　　对如何评价相持阶段到来后的国民党正面战场，看法不一，大致有四种：一种意见认为，在这一阶段，由于国民党执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所以它的军队虽然在某些战役中取得了一些小胜，但总的情况是节节溃退。“避战”、“逃战”是这时正面战场的特征。第二种意见认为，应分两阶段来评价相持阶段到来后的国民党正面战场。从武汉失守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国民党基本上执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此时，国民党集团发动了两次大规模反共高潮；但国民党军队同时又对日军发动了“冬季攻势”，并在正面战场抵抗了日军的多次进攻。这时国民党在抗战中的作用可以说是利害参半。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几年，国民党集团的指导思想是依靠外援，坐等胜利。此时，虽在正面战场也有过某些局部战斗，并派部队出国作战，但却在豫湘桂战役中大败。所以此时的国民党在政治上、军事上基本上都是起消极作用。第三种意见认为，相持阶段到来以后，国民党军队仍在积极抗日。持此观点者指出，“从武汉失守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上进行大小战斗近500　次，占全部抗战时期战斗次数的44％，军队伤亡人数达137　万，占整个抗战时期的43％。可以说，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战略相持阶段，国民党的抗日与反共都是‘积极’的”。第四种意见不同意相持阶段中正面战场地位日益下降、敌后战场成为抗日战争主战场的观点。认为：“无论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前，还是相持阶段，国民党正面战场和共产党敌后战场，都具有同样重要的战略地位，不存在主要战场和次要战场之分。”
　　抗战期间中国军民的伤亡数目和财产损失关于抗战期间中国军民的伤亡数目和财产损失，历来说法不一。1947　年国民党政府提供的中国军民伤亡数为1200　多万人，财产损失（直接损失）为500　多亿美元。后经研究考证，发现这一数字存在着很大的误差。1985　年，大陆学者根据抗战胜利后40　年间发现的资料，曾指出抗战中中国军民伤亡数为2100　多万人，财产损失和战争消耗共计1000　多亿美元。
　　从1988　年起，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组织专家对在日军侵华战争中我国军民伤亡人数进行了专门研究。经过查证大量原始资料，深入各地进行调查，广泛搜集国内外史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并运用科学方法计算，最后得出了在从九一八事变开始的日军侵华战争中我国军民伤亡3500　多万人的结论。1995　年5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在莫斯科伟大卫国战争纪念馆揭幕式上发表讲话，正式公布了这一数字：“在东方，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人民展开了波澜壮阔的抗日战争。中日战场作为东方的主战场，抗击和牵制了日本陆军总兵力的三分之二以上，中国军民伤亡3500　多万人。”同期中国的财产损失，除直接损失和战争消耗1000　亿美元外，间接损失更达5000　亿美元。
　　抗日战争的历史地位和伟大意义这是抗日战争史研究中最受重视的课题之一，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和50　周年之际，有不少论者都著文加以论述。意见基本一致，只是论述的角度有所不同。主要看法如下：1。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重大转折点。具体说：第一，抗日战争是近代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战争中第一次赢得完全胜利的战争，是中国近代反侵略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的转折点；第二，经过8　年抗战，帝国主义在华侵略势力被削弱，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独裁统治被动摇，人民革命和人民民主力量空前发展，中国共产党达到完全成熟，因而抗日战争又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的转折点，奠定了民主革命取得全国胜利的基础；第三，抗战期间，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面前，在中共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全民奋起一致抗战，形成了全民族的团结与统一，这不仅为抗战的胜利提供了保障，而且成为中华民族由涣散、分裂到团结、统一的转折点；第四，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战，引起世界反法西斯国家对中国的重视，中国同世界的交往增多，国际地位大为提高，因而抗日战争又成为中国由封闭而走向世界的转折点。
　　2。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战胜世界法西斯势力作出了伟大贡献。第一，中华民族的持久抗战，挫败和打乱了日本帝国主义“北进”和“南进”的战略计划，有力地支援了苏联的卫国战争和美英在太平洋地区的作战。第二，中国战场是东方反法西斯的主要战场。中国的抗日战场开辟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牵制和消灭日军人数最多。日军在中国战场被歼150　万人，占其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死亡人数的70％。第三，中国还直接支援邻近国家抵抗日军侵略的战争，中国远征军的入缅作战，谱写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辉煌篇章。
　　关于“和平民主新阶段”的事实和评价关于解放战争初期中共中央提出的“和平民主新阶段”口号，在“文化大革命”中曾被作为“修正主义路线”加以批判，并加罪于刘少奇。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学术界开始为“和平民主新阶段”辨正。较为一致的看法是：“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提法，不是刘少奇个人的创造，从1945　年8　月至1946　年春，中共中央一系列文件和中央领导人的许多谈话中，都使用了这一提法。毛泽东就曾多次用过这一提法或类似的提法。但在如何表述或评价“和平民主新阶段”问题上，意见还不尽一致。
　　有的论者认为，“和平民主新阶段”是中共在抗战胜利后作为争取革命和平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策略口号。“和平民主新阶段”不是幻想。当时中国政治形势存在着出现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性。由于历史发展是曲折的，“和平民主新阶段”的局面昙花一现，但这个口号在当时所起的重要作用是应该肯定的。
　　有的论者认为，“和平民主新阶段”是中共在抗战胜利后一段时间里的一个策略口号，目的是为武装夺取政权服务。中共在提出这一口号时，一天也没有放松对战争的准备。这个口号是适应当时形势的需要，符合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利益，有助于争取胜利发展的革命口号。
　　有的论者则认为，“中国已经走上和平民主新阶段”，是中共对国内形势发展的一种估计，并且是中共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武器。“和平民主新阶段”也是中共中央对政协会议结果的概述。
　　解放战争时期的“中间路线”
　　“中间路线”，是民主革命时期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人士因不满国民党一党独裁，又不赞成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主张而提出的政治路线，其核心是主张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这条政治路线，开始提出于中国大革命失败后，到解放战争时期，形成较为完备的形态，并得到大力宣扬。学术界对“中间路线”的研究，是近年开展起来的，争论的问题主要有两个。
　　1。关于中间路线与民主党派的关系。
　　一种意见不同意把中间路线说成是民主党派的政治路线。认为民主革命时期，民主党派只有同共产党合作、逐步接受共产党领导的不断进步的政治路线，根本没有什么中间路线问题。在民主党派中，确实有一些人鼓吹中间路线，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幻想，但只是民主党派中的极少数人，没有形成主导地位。另一种意义则认为，中间路线，就是民主革命时期民主党派的政治路线。持此意见者指出：“说所有的民主党派都主张‘中间路线’，不符合实际；但仅仅把它归结为少数右翼分子的主张，也不尽妥当。”在民主革命相当长的时期里，不少民主党派确实向往、追求过中间路线。有人举民盟的一系列文件论证了这一点。认为民盟在一届三中全会前的政治纲领、宣言、政纲，勾画了实现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完整方案，比较典型地反映了民盟及以民盟为代表的相当一批民族资产阶级分子走中间道路的心愿。
　　2。关于中间路线的评价。
　　有三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意见认为对中间路线的评价应根据具体的历史条件来考察。当反动力量占优势时，中间路线实际上是对反动势力保持“中间”，起到了牵制反动势力的进步作用；而当革命力量占优势时，中间路线实际上是对革命势力保持“中间”，客观上起到了牵制革命力量的作用。持此意见者进一步分析，即使中间路线在主导方面起积极作用时，也应看到，这条政治路线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一种总体方案，仍然是不合时宜的，其宣传也不利于尚未觉醒的群众走上革命道路；而在中间路线起消极作用的情况下，也不能简单地把鼓吹中间路线的人们一律视为国民党的帮闲。另一种意见虽然也分析了中间路线具有积极和消极的双重作用，但主要强调其积极作用。认为中间路线的部分主张符合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要求。在反帝反封建任务完成前，中间路线否定国民党政权的一面是主要的。不能苛求民主人士在国共两党胜负未卜的形势下，就承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民盟等民主党派一度追求中间路线是可以理解的。还有一种意见则认定中间路线是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潮，是“开倒车”的现象。持此观点者历数了中间路线的种种错误表现，如散布对美蒋反动派的幻想，分裂人民民主阵线，与中共争夺对中间阶层的领导权等，认为中间路线这种种表现在客观上起到了中国革命的绊脚石的作用。
　　关于“官僚资本”问题“官僚资本主义”，简称“官僚资本”，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三大敌人之一。对“官僚资本”的性质、作用和对它应采取的政策，在中共中央文件和毛泽东的著作中，都有明确的论断和规定。毛泽东为它下的定义是：“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近年一些论者从史学研究的角度，提出“官僚资本”这一概念是否确切的问题。认为这个概念较为含糊、不易掌握。因为官僚办企业都和国家政权有不同程度的结合，但官僚办的企业哪些属于官僚资本，哪些不是，难于区别。而政府办的企业属于国家所有，并不是某个官僚所私有。具体意见有以下几种：一种意见认为“官僚资本”作为通俗名称，原义并不明确，但已为群众所接受，并载于党的文献，因而主张继续使用这一概念。另一种意见认为，“官僚资本”是一政治概念，不是经济概念，使用这种术语去研究中国的政治问题是不无道理的，但用以研究经济问题就将导致概念上的含混。主张在经济研究上，使用“国家资本”和“私人资本”这种概念。还有人明确表示不赞成使用“官僚资本”这一概念。理由是，虽然这个通俗名称已为群众所接受，并已被用于某些政治文献，然而，既已觉察到它的缺点，且已认识到它的实质就是不同政权下的国家资本主义，那么我们就有责任正确使用科学的经济概念。
　　讨论中总的趋势是，除少数学者坚持“官僚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