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中国通史第十二卷-近代后编(1919-1949)(上册)-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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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便出现了非常奇特的理论上的悖论：中国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要反①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72 页。
对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这个矛盾，直到1935 年瓦窑堡会议才得以解决。4。关于革命道路和斗争方式问题。由于有了大革命失败的切身痛感，在革命斗争方式上，中共的转变是很迅速的。面对国民党的野蛮屠杀政策，中共“以牙还牙”，采取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方针。但是武装斗争应该怎么搞，在具体的探索中显得异常曲折和艰辛。“八七会议”要求全党举行城市武装起义、农村暴动来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城市武装起义很难搞起来，唯一取得短暂胜利的城市起义（广州起义），在三天之后便被镇压下去了。农村暴动，在许多省都搞了起来，但起义的目标仍旧是进攻和夺取城市。从起义的直接目标来看，它们也遭到了挫折和失败。
在城市武装起义失败之后，或在农村暴动进攻城市失败后，保存下来的起义队伍被迫转移到农村，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进入井冈山，建立了农村根据地，开辟了一条中国革命的新道路。这条道路在当时具有极大的探索性质。
这种探索性质，可以从毛泽东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发展、确立上得到反映。1928 年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只是说“‘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共产党和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须充分准备的一个重要思想”，而没有展开论述。1930 年，他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提出，以流动游击方式扩大政治影响，等到全国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好了，然后再来一个全国武装起义，把红军力量加上去，就成为全国范围的大革命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开始冲破俄国革命模式和城市中心论的束缚，认为：“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这样一套办法等等的政策。。无疑地是正确的。。。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这里，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已是坚定的和明确的。
但应当注意，“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并不等于农村包围城市这样一条革命道路。至少还需要加上两个内容：一是认识到革命的长期性问题；二是彻底摒弃“城市中心论”，树立以农村工作为重心，在农村长期“割据”，积聚力量，以便最后夺取城市的思想。这条道路的形成，要比“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形成晚一些。尤其值得进一步思考的是，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的正确思想，只代表了一部分中国共产党人艰难探索的成果。这种思想在党内并不占主导地位。当时中共中央、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道路的认识，并不是这样的。
当时，中共中央确定的通过暴动形式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斗争方式，实际上仍然是坚持俄国革命的模式，即：以中心城市的武装起义引发全国革命形势的高涨，夺取中心城市后，建立工农政权，把革命的势力扩展到全国，取得全国的胜利。从“八七会议”到中共“六大”，再到立三路线，进而发展到王明路线，中共中央都始终坚持着城市中心论。
国民革命失败后的客观形势，已向中共提出了将工作重心由城市转移到农村，走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以毛泽东为首的部分共产党人，不自觉地开辟了这条道路，并不断地进行探索，由不自觉逐步达到自觉。而此时，“左”倾思想控制的中共中央是否真正意识到这种历史使命，又在多大程度上实现这种工作重心的转变，却是值得考察的。鉴于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对中国革命总体战略和局部政策并未做出正确决定的状况，可以断定：中国革命究竟应该怎么搞，“左”倾思想控制的中共中央并没有探寻出符合中国革命实际情况的道路和办法。
历史是复杂的。国民革命失败后中共的反思和探索的复杂性在于：尽管中共反思探索中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错误，但从总体上看，中国革命的形势却是逐步高涨的，革命力量是逐步扩大的。革命力量的发展从主观上说显然是中共，尤其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那些共产党人积极反思、探索的正确方面在起作用。由于中共总结、反思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放手在农村搞土地革命，抓住了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获得了广大农民的支持；同时，采取了坚决的武装斗争方式，组织、扩大了革命的军队，与国民党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对抗，适合了当时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和中国国情，从而很快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中共坚决进行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这是十分正确的；但同时又采取了“左”的一套，按照俄国革命模式进行中国革命，又是极端错误的。前者推动着中国革命迅速向前发展，后者却又一次次地使革命遭受挫折。国民革命失败后，中共对中国革命根本问题及道路的总结、反思和探索，就是在这样十分复杂而又矛盾中艰难地进行的。但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
第七章国民革命失败后中间政派对中国出路的探索大革命的洪流，把许多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卷了进来，有些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或社会主义青年团。当革命高涨时，他们对国家前途充满了希望，并十分兴奋。但当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全国陷入一片白色恐怖时，有些人又陷入极度的失望之中。中国的现实迫使他们重新观察革命的过去和国家的现状，反省自己的思想和活动。他们积极投身的或曾经向往的革命骤然失败了；国民党当权者建立了自己的统治，实行一党专政，实行专制独裁；国内政局依然是动荡、混乱和不安。他们不满足继续受压迫的地位，不满意国民党各派争权夺地的争斗，他们要求国家的安定和社会的进步。同时，他们又从革命失败中得出了共产党的主张不适合中国的结论；对大革命失败后中共搞武装斗争、以暴力手段进行土地革命的做法也不赞同。特别是“左”倾路线在中共中央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中共采取了许多偏激和盲动的政策，更增加了他们的误解。
也有一些未直接参加大革命但关心中国命运的知识分子如胡适、梁漱溟等，在中国政局大变动的情况之下，也从刚刚逝去的历史中总结经验教训，提出对中国问题的解决方案，探索中国理想的出路。
这样，在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出现了一股政治势力，一种政治思潮，他们对中国问题的解决办法和所要走的路，既不同于国民党也不同于共产党，他们要在国共之间走一条自己的道路。
第一节第三党对中国出路的反思与探索邓演达领导的第三党，正式名称是“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是大革命失败后出现的一个异于国共又介乎国共之间的政派。它对中国出路的探索主要体现在邓演达发表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中国到哪里去》等一系列文章中。
关于第三党的具体政治主张，以下几点应当注意：第一，第三党的政治主张，是在总结、反思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及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形势基础上提出的。这从它对国民党政府性质的分析及对中共革命活动的看法上可以看出。它认为南京国民政府已经成为“旧势力之化身，军阀之工具，民众之仇敌”①，是“买办资产阶级与豪绅地主的联合政权”。这是正确的。同时，它对中共也作了批评，认为：“共产党以为中国现时的经济组织已经主要的是资本主义的组织，因此它要用共产主义革命的方式去解决中国问题；。。我们反对用不对症的药方——共产主义革命——去破坏一切现存的经济组织。。。共产党只是想利用农民威劫农民，去建立一部分的工人独裁政权，我们却是要。。建立平民的政权。”①它不同意共产党主张的根本理由，是通过观察大革命的实践，认定“共产主义革命”不适合中国革命的情况。这些批评有正确的成分，也有错误的成分。
第二，第三党对中国革命的许多根本问题都进行了探讨，并取得了重大成果。它认为，中国社会“还滞留在封建势力支配阶段，还是前资本主义时代。同时又因为帝国主义势力支配着中国的缘故，使中国社会益呈复杂的状况”②。因此，中国革命“必然的要以农工为核心，而其他一切被军阀官僚地主压迫剥削的成分都会围绕在农工的周围，构成广大的革命群众”，“对外负着对抗帝国主义得到民族解放的任务”，“对内要扫清中古时代的遗骸，造成新社会秩序的任务”。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族的平民革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者、封建军阀地主以及依附前两者为生的高利盘剥的、反动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动力是“平民群众”；革命的直接目标是夺取政权，“建立以工农为基础的平民政权”；革命的方式“必然的要以武力抗争的形式展开出来”；中国革命应分两步走，首先建立平民政权，然后实现社会主义。
以邓演达为首的第三党关于中国革命根本问题的认识是十分深刻的。邓接受了马列主义暴力革命、阶级斗争学说，但又不照搬俄国革命经验和模式，而是主张独立自主地依照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来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形成了系统的“平民革命”理论。
① 《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革命行动》第1 期，1930 年9 月1 日出版。① 邓演达：《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革命行动》第1 期，1930 年9 月1 日出版。② 邓演达：《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革命行动》第1 期，1930 年9 月1 日出版。第三，第三党的理论的确深刻、系统和精辟，但在实践中却遭到挫折，有两个原因是不容忽视的：一是关于革命的领导权问题。邓演达把“平民革命”的领导责任托付给小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第三党），这是致命的缺陷，也是与新民主主义理论根本差异之所在。二是第三党的探索成果还停留在理论（书面）上，尚未完全付诸实际行动，同时，在理论上也有许多缺陷。邓演达充分认识到了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但反对在农村建立根据地，把希望寄托于具有投机性质的“策反”上。这便决定了“建立平民革命军”的落空。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土地问题，邓演达也主张实行“耕者有其田”，但却不同意中共用强力手段解决土地的办法。
这样，国民革命失败后出现了十分奇特的现象：中共的反思和探索具有极大的盲动性，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但由于坚决搞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革命力量不断壮大。第三党在探索中提出了一套系统的理论，并且很多是正确的；但由于没有注重或没有来得及搞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它进行的“平民革命”遭到挫折。随着邓演达的不幸遇难，第三党受到极大挫折，它的一套正确的理论和主张更难付诸行动。
第二节改组派对中国出路的探索改组派正式名称为“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它的政治主张主要体现在陈公博发表的《今后的国民党》、《党的改组原则》以及《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
考察改组派的政治主张，以下几点值得注意：第一，如果说中共和第三党偏重于从革命势力方面反思、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的话，那么改组派偏重于从国民党立场上思考、分析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它认为：（1）中国革命能否成功，决定于三民主义能否真正实行。由于“本党的反动分子抛弃三民主义向反动势力妥协”①，致使大革命失败；（2）由于有了1924 年国民党的改组，“中国革命才有空前的发展，国民党才获得革命的新生命”。（3）大革命时期，中共打着国民党的旗号，“做那马克思主张的那种共产的勾当”②，共产国际也“打击中国的国民革命国民党”，所以中共和共产国际应对大革命失败负有责任。
第二，改组派看到了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分裂溃散的现实，他们探索中国国民党新出路的意向是十分急迫的。陈公博说：“我们要走资本主义的路罢，依然受帝国主义的支配；我们要走非资本主义的路罢，然而抗不过帝国主义的压迫。徘徊瞻顾，各路不通。”“目前这个形势，就是这样混乱、糅杂、牵扯、纵横一个局面。”③革命已到了“最危险时期”，必须寻找新出路。
第三，改组派认为，中国“要继续反抗帝国主义和走非资本主义的路”，打出了“恢复十三年改组精神、改组国民党”的旗号。但汪精卫、陈公博所谓的“十三年改组精神”，并不是孙中山以革命的三民主义为核心的改组精神。汪精卫说：“本党改组之精神，在于认定三民主义为救国不二法门。欲求三民主义能实现于中国，则不能不使三民主义普及于民众。欲求三民主义普及于民众，则不能不使党员真能为主义而奋斗。欲求党员真能为主义而奋斗，则不能不巩固党之组织，森严党之纪律，使党员之行动，趋于一鹄。此实为改组之精神。”①这里根本看不到三大政策，而实际上其核心是要“严密党的组织，森严党的纪律”，通过“改组国民党”，提高党权，重新恢复汪精卫等人在党内的地位。所以它提出的“改组国民党”的许多具体主张如提高党权，反对个人独裁，反对帝国主义等，矛头直指蒋介石的军事独裁专制，虽反映了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本主义的要求，但更多的代表了① 《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2 辑第6 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3 所南京史料整理处编。
② 陈宋梅：《本党的危险》，《革命评论》第16 期。
③ 陈公博：《今后的国民党》，《革命评论》第1 期，1928 年7 月出版。① 汪精卫：《一个根本观念》，《汪精卫文集》之四，上海光明书局1929 年11 月版，第35 页。汪精卫、陈公博等改组派上层以抬高“党权”来对付“军权”，使自己一派掌握政权的愿望。
第四，改组派的主张曾得到当时不满蒋介石独裁统治，又不愿跟中共继续革命的人们的支持，并掀起了较大的政治运动，但很快便失败了。其原因主要不在于理论本身（当然有许多问题），而在于他们的实际政治活动与其政治主张的背离。他们的主张曾获得人们的赞同和拥护，他们的活动却表现为国民党派系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对此，陈公博也有所表述：“同志会成立的时候，本注意于恢复十三年改组精神，和重新改组国民党，无如成立之后，即有军事行动，军事是不择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