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中国通史第十二卷-近代后编(1919-1949)(上册)-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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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成立的时候，本注意于恢复十三年改组精神，和重新改组国民党，无如成立之后，即有军事行动，军事是不择手段的，初则和桂系合作，继则和冯、阎合作。。党的改组本为同志会主要目的，后则专谈方法，弃其目的，这也是失败的一种原因。”①总之，改组派在国民革命失败后探索中国出路的着眼点是：大革命失败了，国民党应该怎么办？如何重新依靠国民党复兴中国革命？他们把希望寄托于改组国民党上，以此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继续革命的前提。事实说明：此路不通。
① 陈公博：《苦笑录》，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 年版，第181 页。
第三节人权派对中国出路的探索人权派是以胡适、罗隆基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松散联合的政治派别。经集体讨论，由胡适执笔的《我们走那条路》，较典型地体现了他们的政治探索思路和见解。
胡适认为：（1）我们要铲除的是“五大仇敌”：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2）我们要建立的是“一个治安的、普遍繁荣的、文明的、现代的统一国家”。（3）我们要走的路是“演进的路”，即“认清了我们的敌人，认清了我们的问题，集合全国的人才智力，充分采用世界的科学知识与方法，一步一步的作自觉的改革，在自觉的指导之下一点一滴的收不断的改革之全功”②。这是胡适为首的人权派的“根本态度和方法”。
胡适把贫、病、愚、贪、乱作为中国社会的病症，加以铲除，揭示了中国社会的现实，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迫切要求把中国引向现代化的愿望，是应当肯定的。但他公开宣称：“这五大仇敌中，。。封建势力也不在内，因为封建制度早已在二千年前崩坏了。帝国主义也不在内，因为帝国主义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国。”①这就背离了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主题，是根本错误的。他所谓的“渐进的路”，是点滴改良思想在中国出路问题上的体现，这反映了中国思想界一部分人要求改变现状却又反对暴力革命的心态。
罗隆基的思想要比胡适激进，从他的主张中可以看出：（1）罗隆基探寻中国出路的基本思路是：由分析中国政治经济环境，寻找中国目前促成共产党“成功”的主要原因；由分析中共缺乏人才和中国在国际上复杂的地位，得出中共不能“支配政局”，但又不能“立时消灭”的结论，这种状况必然导致中国“经济的破产”、“政治的亡国”的前途；为了根本解决中国的共产问题，国民党要修正党义，放弃一党专政，即“解放思想，重自由不重统一”，“改革政治，以民治代替党治”。②同时，他从分析“中国共产问题”入手，假借“根本解决中国的共产问题”，十分巧妙地把矛头指向国民党的独裁专制统治。反共之态度自不待言，但“醉翁之意”却在于主张思想自由，要求取消国民党一党专制，实行民主政治。（2）罗隆基以“剿共”的名义向国民党提出了忠告：“最危险的思想，是想压迫敌人的思想；思想上最大的危险，是思想没有人来压迫。”③呼吁国民党给予更多的“思想自由”。这种呼吁代表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民主要求，既要求根本上“剿共”，又要求取消国民党一党专制，实行民主政治。这就是主张在国共之外走第三条路，② 胡适：《我们走那条路》，《新月》第2 卷第10 号，1930 年4 月版。① 胡适：《我们走那条路》。《新月》第2 卷第10 号。
② 罗隆基：《论中国的共产——为共产问题忠告国民党》。《新月》第3 卷第10 号，1930 年12 月版。③ 罗隆基：《论中国的共产——为共产问题忠告国民党》。《新月》第3 卷第10 号，1930 年12 月版。即欧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道路。他提出的34 条“必争的人权”和“专家政治”，都是把中国引向此路的具体主张。所谓人权运动，是他们为建立这种民治国家而作的一种尝试。
人权派的政治主张与二十年代初资产阶级社会改良思潮是一脉相承的。但就理论形态和针对性而言，又有明显的不同。二十年代初的改良思潮，矛头指向北洋军阀，此时人权派把矛头直接对准国民党独裁统治（当然也反对共产党的暴力革命），走第三条道路的企图更为明显，并具有较完整的理论形态，具有探索中国出路的明显倾向。人权派的主张当然为国民党独裁政权所反对，也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极力抨击。
第四节乡村建设派对中国出路的探索“乡村建设派”，从广义上说，是三十年代的一个团体很多、叫得很响的社会改良派别。其中有一套乡建理论而又付诸实施、产生较大影响的人物是梁漱溟。从狭义上说，也就是一般的说法，乡村建设派指的是梁漱溟领导的一派。
梁漱溟虽未直接参加大革命，但却密切关注着革命的进展。通过对大革命进程和失败的反思和总结，他猝然“开悟”，“不独认识了共产党，更深刻地认识了西洋人”。面对国民革命失败后人们“走投无路”，或“穷极思返”，或“穷极思异”的危机，他写成《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1937 年又出版了《乡村建设理论》，详细阐发了他对中国出路的探索结果，即乡村建设理论。
该理论的主要内容包括：（1）“文化失调”论。他认为：“中国问题并不是什么旁的问题，就是文化失调，——极严重的文化失调。其表现出来的就是社会构造的崩溃，政治上的无办法。”①（2）“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的社会论。他说：“中国旧日之社会构造，与西洋中古及近代社会皆不同。假如我们说西洋近代社会为个人本位的社会、阶级对立的社会，那末，中国旧社会可说为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的社会②。所谓“伦理本位”，就是整个社会都受着“伦理关系”即“情谊关系”、“义务关系”的支配；所谓“职业分立”，就是中国“只有一行一行不同的职业，而没有两面对立的阶级”③。（3）“旧辙已破，新轨未立”，是“文化失调”的表现，也是中国问题产生的根源。（4）中国的出路是“沟通调和”中西文化，建立新的社会组织构造——乡农学校，反对走苏俄革命的路和欧美民主主义的路。（5）“振兴农业以引发工业”，“以农业引发工业是我们翻身之路”④；“以乡村为本而繁荣都市”⑤。
考察上述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应注意：第一，梁漱溟反思、探索中国出路的视角是很独特的。国民革命失败后，各种政派都偏重于从中国的政治、经济现状方面来立论，通过直接反思当时的具体环境来探索中国出路，决定本政派的方针政策。而梁却不同，他是从反思整个中国文化特性的角度来展开自己的理论的。他探索中国出路的思路是：首先诊断中国文化的特性，揭示中国文化精神的特殊性；然后分析中国不能走“欧美近代民主政治的路”和“俄国共产党发明的路”的根本原因；① 《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全集》第2 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 年版，第164 页。② 同上书，第166—167 页。
③ 同上书，第171 页。
④ 同上书，第508 页。
⑤ 《乡村建设旨趣》，《梁漱溟全集》第5 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 年版，第579 页。最后，他依据对中国文化的诊断，提出了自以为合乎中国文化特性，切中中国问题关键的理想出路——乡村建设之路。这种探索中国出路的思路，是值得推崇的。他对中国国情的特殊性的揭示，从侧面提出了任何理论引用到中国都必须适合中国国情这一基本原则，也是应该肯定的。
第二，梁漱溟对中国文化的诊断以及对中国国情分析的总结论是以偏盖全的。中国与西欧社会相比，具有自己的特殊性，但这种特殊性，就其整体而言、本质而言，并不能以“伦理本位、职业分立”来概括；而是中国社会长期是封建社会，近代以来又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是中国最基本的国情。近代以来中国最迫切的直接的问题，主要不是“文化失调”，而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剥削和统治。他根本否认中国存在阶级分别和阶级斗争，否认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是导致中国社会混乱的“乱源”，显然是错误的。
第三，梁漱溟摒弃了“欧美近代资本主义的路”，又反对走“俄国共产党发明的路”，他理想的路是“乡村建设”之路。从理论上说，这条路包含了太多的传统思想内容，他的设计远远落后于时代对中国步入现代化的要求。从实践上说，1931 年到抗战爆发前的7 年间，他在山东邹平进行了乡村建设的试验，结果收效甚微。说明这一条道路作为“中国民族自救”之路是不可靠的。
总之，在国民革命失败、革命高潮暂时低落的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第三党、改组派、人权派、乡村建设派以及托陈取消派等，都站在本阶级或政派的立场上，从各种角度反思刚刚逝去的那段历史，审视当时的现实，探索中国的出路。在三十年代，中国思想界掀起了多次论战和讨论，如中国社会性质与革命性质论战、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文化的争论、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讨论等，都是关于中国出路问题的探索，都与中国的政治现实密切相关，有的就是政治斗争的直接延伸和表现。在这个时期，中国出现了一种不同政治派别的思想和理论灿然纷呈的状况。这种状况虽然比不上五四时期思想界的活跃，但许多探讨却比过去深入了。这可算是一个小小的“百家争鸣”局面。
这种情况是中国复杂、扰乱、困惑的现实而又要求改变这种现实的反映。总的来说，探讨的目的在于寻找中国的正当出路。这种探讨是中国前途希望之所在。当然不能否认各种主张和意见中有着个人和党派的私利在内，或者伴有甚至是出于争权夺利的企图，但不能因此抹杀它们的实际意义和理论价值。
可惜的是这种状况没有持续地更广阔深入地开展。所以如此，有四个原因：其一，是国民党一党专政独裁统治和文化专制主义的压制和打击。其二，是中国共产党“左”倾教条主义的打击。其三，是军阀混战和国共武装斗争的现实，使思想上理论上的讨论显得十分软弱无力和无补于实际。其四，是九一八事变后日益紧迫的国家危机强烈地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因此这种相当活跃的局面，很快就消沉了。
但是思想界活跃局面的消沉不是中国问题的消失和解决。讨论中的那些基本问题，在另一种历史情况下，在另外的人们关注点上会以另外的形式表现出来。
第八章中原大战及其结局国民党完成“统一”之后，内部争斗和军事冲突并没有停止。在一系列的混战之后，1930 年5 月爆发了更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中原大战。中原大战是一个关键性的大事件。此后，蒋介石在国民党各派系中，在军事上、政治上确立了优势地位。
第一节中原大战前的争斗与战争国民党的统一战争。在张作霖还雄踞北方的时候，打着国民党旗号的各派军阀，经过复杂的争斗，蒋、冯、阎、李四派实现了勾心斗角的联合。他们的联合行动，主要是所谓“第二次北伐”，即四派对奉张的战争。
1928 年1 月7 日，蒋介石发表复职通电。1928 年2 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决定蒋为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政府委员、中执会常务委员。该会通过了《集中革命势力限期完成北伐》的决议。
3 月，对奉张作战准备工作完成。4 月1 日，蒋介石抵徐州，发表《告前方将士书》、《告北方将士书》、《告全国民众书》，进行北伐动员。4月初，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分任北伐军第一、二、三集团军总司令，分别进入预定之津浦、京汉、正太沿线。4 月8 日，蒋介石任命李宗仁为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参加北伐。4 月9 日，蒋下总攻击令，各路战事同时发动。
6 月初，北伐军逼近北京郊区。3 日张作霖离京出关，4 日在皇姑屯被日军炸死。同日，南京国民政府任命阎锡山为京津卫戍总司令。20 日，南京国民政府改直隶省为河北省，改北京为北平。
7 月6 日，蒋、冯、阎、李四总司令在北平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致祭，宣告北伐完成。同时决定了对东北实行和平解决的方针。
1928 年10 月8 日，国民党中央常委会议决任命张学良为国民政府委员。12 月29 日，东三省及热河宣布“易帜”。张学良、张作相、万福麟发出通电，表示信仰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30 日，南京国民政府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司令长官。
至此，国民党所谓的“统一”告成。
国民党完成“二次北伐”后，蒋介石企图通过“编遣会议”削弱其他派系的力量，以巩固中央政权。但编遣会议遭到了冯、阎、李等实力派的抵制。1928 年12 月19 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了《全国编遣会议条例》，计划在半年内完成军队的编遣工作。同月26 日，召开了编遣会议预备会议。1929 年1 月1 日，全国编遣会议在南京开幕。蒋介石为会议主席。1 月12 日，会议通过《国军编遣委员会条例》，成立“编遣委员会”。17 日，会议通过《国军编遣进行程序大纲》。25 日，编遣会议闭幕。
《国军编遣进行程序大纲》规定：“由国民政府即发明令，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各集团军总司令、海军总司令、总指挥，及其他高级战时编制，立予取消。”全国现有部队，除中央直辖各部队及海军各舰队由编遣委员会派员编遣外，其余分为六个编遣区实施编遣。编遣目标为全国现有陆军，步兵至多不得超过65 个师，骑兵8 个旅，炮兵16 个团，工兵8 个团，共计兵额约为80 万人。军费以国家总收入的40％为限。
1929 年8 月，军队编遣实施会议召开，各实力派纷纷抵制。冯、阎、李等均未参加。编遣军队的事没有任何结果，相反蒋介石与各实力派之间的矛盾加剧。
蒋介石通过编遣会议削弱其他各派系的活动失败之后，蒋与各实力派之间的矛盾很快发展为不断的战争。
蒋桂战争起因于1929 年2 月发生的“湘案”。由于桂系在1927 年底讨伐唐生智的战争中及1928 年讨伐奉张的战争中势力迅速膨胀，遂成为蒋介石打击的首要对象。1929 年2 月19 日，桂系因蒋暗中资助湘省主席鲁涤平军火一事，以武汉政治分会的名义免去鲁涤平湘省主席职，并派军驱逐鲁涤平。
3 月26 日，蒋以国民政府名义下令讨伐桂系，蒋桂战争爆发。此前，蒋采取了一系列手段分化瓦解桂系。3 月初，蒋重新起用唐生智，派唐到冀东地区收买宁汉战争中被桂系改编的唐旧部。3 月20 日，唐旧部李品仙等通电讨伐白崇禧。白弃众南逃香港。3 月21 日，蒋以调停湘案为名，将广东省主席李济深扣压于南京汤山，拆散粤桂联盟。
4 月初，蒋军攻占武汉，武汉桂军败北。5 月5 日，李宗仁在广西自任南路护党救国军总司令，通电反蒋。在蒋军进攻下，6 月下旬，桂军败走龙州，李宗仁等逃往香港。蒋委任原桂系军人俞作柏为桂省主席。蒋桂战争结束。
在蒋桂战争尚未结束时，蒋冯战争已揭开战幕。1929 年4 月下旬至5 月中旬，冯玉祥收编鲁、豫兵力，集结于潼关一带，并炸毁平汉线武胜关、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