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中国通史第十二卷-近代后编(1919-1949)(上册)-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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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蒋桂战争尚未结束时，蒋冯战争已揭开战幕。1929　年4　月下旬至5　月中旬，冯玉祥收编鲁、豫兵力，集结于潼关一带，并炸毁平汉线武胜关、陇海线东段等处的桥梁，以阻止蒋介石的进攻。
　　5　月14　日，冯玉祥在潼关就任“护党救国军西北军总司令”，宣布讨蒋。5　月18　日，蒋任贺国光为讨逆军第一纵队司令，22　日，国民政府发表各路总司令、总指挥名单，准备讨伐冯玉祥军。
　　由于蒋介石采用收买的手段分化瓦解冯军，冯玉祥不得不暂缓与蒋的冲突。5　月22　日，冯部将韩复榘、石友三等联名通电，表示“拥护中央”。同时，蒋还策动冯部下刘镇华、杨虎城、马鸿逵等叛冯。冯军的分化使冯玉祥大受挫折。5　月27　日，冯玉祥发表通电，表示“不再忍大局之分裂”，“洁身引退”，“入山读书”。
　　6　月25　日，冯为拉阎锡山倒蒋，亲至太原，阎遂将冯软禁在五台，以便在冯、蒋之间投机取利。
　　10　月10　日，冯部将宋哲元、刘郁芬、孙良诚等27　人联名发表拥阎、冯讨蒋的通电，宣称“蒋氏不去，中国必亡”。由宋哲元代理总司令职。
　　10　月11　日，蒋下令讨冯。自10　月下旬至11　月中旬冯、蒋两军在洛阳东南及豫西一带开战。此时，阎锡山违背联冯反蒋的诺言，宣布就任南京国民政府陆海空军副总司令。11　月底，冯军败退陕西，蒋冯战争结束。蒋委任唐生智为河南省主席。
　　1929　年9　月，张发奎部由于受到被蒋改编的威胁，在湖北宜昌宣布迎汪讨蒋，广西俞作柏部起兵响应，张桂联军以“护党救国军”的名义进兵广东。12　月蒋派何应钦率部援粤，张桂联军被击败，这次战争被称作粤桂战争，或第二次蒋桂战争。
　　1929　年12　月初，唐生智、石友三联合反蒋，蒋唐战争爆发。12　月3　日，石友三部在浦口起兵反蒋，5　日，唐生智在洛阳通电响应，唐就任“护党救国军第四路总司令”。蒋介石联合阎锡山、张学良夹攻唐生智部。12　月20日，阎、张发电讨唐。1930　年1　月初，蒋唐战争以唐生智失败告终。
　　第二节中原大战各实力派的反蒋活动不仅未能缓和蒋与各派间的矛盾，反而导致了更大规模的战争。1930　年上半年，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汪精卫和西山会议派等各派反蒋力量联合反蒋。5　月，空前规模的内战——中原大战爆发。1930　年3　月15　日，冯、阎、桂三集团57　名将领通电反蒋，推阎锡山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为副总司令。4　月1　日，阎宣布就职，冯、李等也在各地宣布就职。桂、冯、阎各军及石友三部分别被编为反蒋第一、二、三、四方面军。反蒋军以陇海线为中心，计划南取长沙，北攻济南，以夺取徐州为第一期作战目标。
　　蒋介石将所属部队分为四个军团，分别以韩复榘、刘峙、何成浚、陈调元为一、二、三、四军团总指挥，主要兵力用于防守反蒋联军在陇海线上的进攻。
　　5　月11　日，蒋介石下达总攻击令。陇海线刘峙军团一举夺得归德（今河南商丘）、民权等地。在冯军主力反击下，蒋军被迫退至鲁西南一带。反蒋联军在其他战区也取得了进展。平汉线方面，冯玉祥亲自指挥许昌战役，将蒋军逼退至漯河以南地区。津浦线方面，晋军攻占济南。桂军方面，6　月上旬，李宗仁、张发奎等攻占衡阳、长沙等地。
　　8　月中旬，蒋军重新攻占济南。冯玉祥军在陇海线发动总攻势，以减轻晋军在津浦线上的压力，但因冯军补给不足，阎军又未能与冯军攻势配合，冯军不得不停止进攻，致使本已动摇的蒋军防线得以稳定下来。
　　9　月中旬以后，整个战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9　月18　日，张学良在观望了一段时间之后，发出拥蒋通电，随即进兵关内，10　日之内占领平、津等地，晋军恐腹背受敌，撤退至黄河以北。冯军虽仍坚持对蒋作战，但难以挽回败局。10　月上旬，蒋军攻占开封、郑州，下旬攻占西安。冯军全部瓦解，阎军缩回山西，桂军也从湖南退回广西。中原大战以反蒋联军的失败而结束。
　　中原大战的双方，陈兵百万厮杀于中原战场，双方伤亡三十万人，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重大损失。
　　第三节中原大战的后果经过中原大战，蒋介石集团在军事上、政治上确立了优势地位，进一步在全国推行法西斯统治。
　　1。在中原大战中，冯玉祥的西北军全部被打垮，为蒋介石收编。原西北军控制的陕、甘等地全部被蒋军占据。阎锡山的晋军仍占据着山西。桂系龟缩回广西。从此各派失去了问鼎中原的实力，蒋在军事上确立了优势地位。2。中原大战的另一后果是国民党内改组派和西山会议派的消失。1929　年至1930　年11　月，陈公博、汪精卫等改组派利用各实力派的军事反蒋活动，鼓吹“护党救国”，在政治上倒蒋。1930　年8　月7　日，改组派与谢持、邹鲁等西山会议派首脑联合阎、冯等在北平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9　月1　日通过《国民政府组织法大纲》，推选阎、汪、冯、李等七人为国民政府委员，阎为国民政府主席。因军事上失利，扩大会议迁往太原继续举行，10　月27　日通过《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草案》。倒蒋军事行动失败后，11　月初，改组派及西山会议派成员离开太原，各奔东西。扩大会议最终破产。从此作为国民党的政治派别的改组派和西山会议派就消失了。
　　3。中原大战后，蒋介石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决定召开国民会议，制定训政时期约法。1930　年10　月3　日，蒋介石从中原大战的前线致电国民党中执会，提出召集国民会议，制定“训政时期约法”。1930　年11　月12　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通过了蒋介石提出的召开国民会议案，议决1931　年5　月5　日举行国民会议。1931　年2　月28　日，蒋扣押了反对制定约法的胡汉民，并将其软禁于南京汤山。3　月2　日，国民党中央通过蒋介石提出的《训政时期约法案》，同时成立约法起草委员会。
　　5　月5—17　日，国民会议在南京召开。蒋介石致开幕词，公开鼓吹法西斯主义。他说，共产主义“不适合于中国产业落后情形及中国固有道德”；民主政治由于中国没有英美“长期演进之历史”，行之必生纷乱。“意大利法西斯蒂党当政以前之纷乱情形，可以借鉴”。法西斯蒂之政治理论“操之者即系进化阶段中最有效能者”。“今日举国所要求者，为有效能的统治权之行施”。蒋介石鼓吹法西斯主义是为他建立独裁统治、消灭国民党内的异己力量、剿灭共产党服务的。
　　国民会议通过了《训政时期约法》。它是对1928　年10　月通过的《训政纲领》的系统化。《训政时期约法》以法律形式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国家政治体制固定下来，蒋介石个人独裁的统治地位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4。中原大战后，奉系势力伸入平、津、河北，扩大了地盘，但一时无意与蒋介石控制的中央政权抗衡。蒋介石要削弱和消除的地方军事集团主要是两广，并且暂时达到了目的，这样就使蒋介石可以更大的力量去“围剿”红军。
　　5。东北军大量进入关内，减少了在东北的军事实力，使日本军国主义者占领东北的野心日益膨胀。
　　总之，中原大战的结局对中国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第九章九一八事变后中国革命中心任务的变化及各政派的实际反应第一节九一八事变后中国革命中心任务的变化1931　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武装占领中国东北四省，并逐步向关内进攻。这一事件，加深了中华民族的危机。列强过去分割中国土地，主要在边远地区。现在不同了，一个凶恶的帝国主义强盗打了进来，中国丧权之多、失地之广，达到十分严重的程度。在中国面临的各种矛盾中，中日两国矛盾开始向主要矛盾转化，中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
　　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人民大众与封建主义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的两个主要矛盾，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成为中国人民的两大敌人，而前者在一定历史时期又成为最主要的矛盾。九一八事变，使中国阶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使近代中国两大革命任务趋向集中化、确定化和明朗化，这主要体现在：第一，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两大任务，一个属于国际间的，一个属于国内的。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反帝任务更为突出，并很快成为革命的首要任务。
　　第二，由过去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变成首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帝的目标集中于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这一最主要矛盾集中体现为中日矛盾。这就为团结全国民众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创造了条件，对中国人民完成反帝这一中心任务提供了更有利的形势和可能性。
　　第三，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的关系，即抗日与民主、抗日与反蒋的关系，成为现实问题。要抗日，就要求国民党开放政权，给予人民一定的民主权利，放松对人民的压制。抗日与民主是密切相联的。正是由于国民党拒绝开放政权，在九一八事变后，全国出现了抗日民主浪潮，抗日与反对国民党统治联系在一起。但另一方面，随着中日矛盾的上升，反帝任务的突出，又将人民大众与封建主义的矛盾，即国内阶级矛盾降至次要地位，降低和减缓了反封建斗争的程度和进程。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历史任务更趋于明朗化、集中化，由过去侧重于反封建（土地革命）转向反帝（民族革命），由过去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转变为首先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概括地说，中国历史主要发展趋势和中国所要完成的主要任务是：（1）集中国内各民族和阶级力量打败日本帝国主义；（2）在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过程中，为建立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创造条件。
　　历史和现实客观上要求当时中国的各种政派（中共、国民党、中间政派等）面向这个大趋势，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但在九一八事变后较长时期内，中国各政派反应不一，认识各异，采取了不同的方针政策，出现了错综复杂的情况。基本上有三种情况：背向、旁向和面向。
　　第二节国民党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集团，推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背向中国历史的中心任务。
　　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占中国这一重大行动，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怒潮。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集团的最初表示是“不抵抗”，要民众保持“镇静”，压制风起云涌的抗日民主运动。这更激发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和反抗。在各种反蒋势力威逼之下，蒋介石被迫下野，国民党各派处于分裂状态。严重的民族危机和统治危机，使国民党政府陷入极大的困难之中。它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摆脱困境，维持乃至强化自己一党的专制独裁统治。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的对日政策及与之密不可分的对内政策（即“攘外必先安内”国策），就是立足于这个基点之上而制定出来的。
　　蒋介石正式确定“攘外必先安内”作为基本政策有一个过程。1931　年夏，他从“剿共”前线抚州致电南京国民政府和张学良说，若由此发生全国的排日运动，“恐被共产党利用，呈共匪之跋扈，同时对于中日纠纷，更有导入一层纷乱之虞。故官民须协力抑制排日运动，宜隐忍自重，以待机会”。他初次提出“攘外必先安内”，“不先消灭赤匪，。。则不能御侮”①。1931年11　月，他在顾维钧就任外交部长的仪式上说：“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故今日之对外，无论用军事方式解决，或用外交方式解决，皆非先求国内统一，不能为功。”①1932　年1　月11日，他在奉化溪口发表《东北问题与对日方针》的讲话，其要点为：（1）不可“轻言绝交宣战”，如果对日开战，“三天就要亡国”。（2）中国只能做“外交之抗争”、“经济之抗争”，但也“不订丧权割地之条约”。（3）防止“不逞之徒”乘机“倾覆政府”。（4）国民要“信任政府”。这里，蒋介石虽未明说“攘外必先安内”的话，但已基本确立了对日外交方针和处理内政外交的原则。
　　1932　年1　月下旬，蒋汪合流，上台执政。在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后，蒋介石正式确定“攘外必先安内”作为国民政府的基本政策。事后他说：“我乃于淞沪停战之后，宣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②3　月14　日，他向“剿匪政治宣传人员”下发了“倭寇深入，赤匪猖獗，吾人攘外必须安内”的指示。1934　年4　月，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部长天羽英二发表谈话，表示日本要排挤英美等国在华势力，独占中国。蒋介石认为，中日关系面临僵局。为此，①　蒋介石：《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见《先总统蒋公全集》第3　册，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版，第3125　页。
　　①　蒋介石：《外交为无形之战争》，见《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　册，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　年版，第626　页。
　　②　蒋介石：《苏俄在中国》，见《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　册，第300　页。他深思熟虑，由他口授，陈布雷执笔，写成《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③一篇长文，用徐道邻的名字于1934　年12　月在《外交评论》上公开发表。此文阐述了蒋对中日关系的基本态度及处理内外关系的基本原则。在酝酿此文的同时，1934　年7　月，他在庐山军官训练团发表长篇讲话：《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阐述了在“攘外必先安内”国策下对日作战的战略设想。这两篇文章，尤其是前者，是考察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集团在九一八事变后对日政策和处理内政外交关系原则的最重要资料。下面分几个方面加以论述：第一，对日政策的核心——“和”“合”原则与“四不”方针。
　　蒋介石说：“所谓革命外交之不同于通常外交者，即在不被动而能自动，不固执而能因应，应刚则刚，应柔则柔，能伸则伸，当屈则屈，完全以变动不居的方略来实现不可变易的目的。史例俱在，岂不闻列宁力排众意与德国言和的往事。”《外交评论》特在编后说明：“此文就中日两国互存共荣之旨，反复申论，精辟绝伦”，采用画龙点睛的笔法，将文章的主旨——“和”，清楚地告诉人们。
　　蒋介石对日政策的另一个基点是“合”，即“中日合作”。他说，中日两国“本为兄弟，无不可合作之理”。又说：日本“为彻底更新中日关系，应抛弃武力而注重文化的合作，应舍弃土地侵略而代以互利的经济提携，应吐弃政治控制的企图，而以道义感情与中国相结合”。这个“合”字，作为他对日外交的又一主旨，是“和”的合乎逻辑的引申。
　　“和”与“合”是一般的外交原则，当时更现实的是如何处理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华所造成的中日间一系列具体问题。为此，他提出了“四不”方针，即“不绝交，不宣战，不讲和，不订约”。“和”“合”原则和“四不”方针是蒋介石《敌乎？友乎？》一文的主旨，也是蒋对日外交的基本政策，更是他力图解决中日问题的根本着力点。蒋介石对“四不”方针的解释有很大的伸缩性，这里不细论。
　　第二，“四不”方针同“节节抵抗的消耗战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