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中国通史第十二卷-近代后编(1919-1949)(上册)-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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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缩性，这里不细论。
第二，“四不”方针同“节节抵抗的消耗战术”与“革命战略”是“完全相应一贯”的。
这个问题需要仔细分析。
《敌乎？友乎？》一文中有这样一段：“但知国民党之所谓对外的革命方略，是有其特殊一贯的策略的。当济南事件以后，曾闻国民政府主席谭延辏г鹞实笔钡木峦乘Ы槭纫朗丶媚希我猿吠吮狈ブ髁χ咳粢牌媚希我杂至粢煌疟此朗丶媚铣牵詈笥置渫顺觯俊铣疲骸饩褪俏颐歉锩恼铰浴５谝坏比灰硎静磺母锩瘢⑶冶硎炯媚铣鞘侨毡颈η空嫉亩皇侵泄约悍牌摹５诙且说礁锩娜郑荒芮Ｖ谱”狈サ慕小５谌且Ｈ泄樱蛔鑫抟庖宓奈邸〖断茸芡辰返�3 册，第3133—3166 页。以下凡引该文处，均不再加注。牲，只是济南抵抗到三天之后，日本强占行为暴露于世界，则目的已达，所以到后来仍命死守的一团冒险撤退，且使外间知我们要以一团人的力量，来抵抗福田整个的一师的兵力。’吾人观察蒋氏对日本用兵，自上海、长城战役，以至最后退出密云之抗战，可说都是济南事件以来之一贯精神，这至少可以表示革命军力量所在之地，不能无代价的放弃，日本欲以垂手而得沈阳的先例，应用到全中国，到底为不可能。我们一再研究蒋氏对日本外交方针，回想到他民国二十一年一月间所发表的意见书，就可以看出他的主张对日本外交是‘不绝交，不宣战，不讲和，不订约’。他这个外交政策是与他对日战略之所谓节节抵抗的消耗战术，与坚强不屈变动不居的革命战略，是完全相应一贯，始终不变的。”
对以上引文可作如下的分析：在军事上面对日军的进攻，可作有限度的局部的抵抗。作了一定的抵抗之后就后撤，以免引起更大的战争。在抵抗的同时或后撤之后，就寻求妥协的机会和办法，可以送出部分国家民族利益，同日本订立地方性的局部的协定，但代表国家的中央政府不签订正式的割地条约。如日本帝国主义再次进攻，就再如法炮制。蒋的“革命战略”概括起来就是：以军事上的有限抵抗，求得“四不”方针的贯彻，达到对日妥协对内镇压的目的。这应当就是《敌乎？友乎？》所说蒋的外交政策“与他对日战略之所谓节节抵抗的消耗战术，与坚强不屈变动不居的革命战略，是完全相应一贯”的问题。这个“革命战略”主要是出于对内的考虑，同时也是对当时日本逐步推进的侵华方针的一种“因应”措施。
第三，关于让步的限度。
“四不”方针包含两个方面：“不绝交，不宣战”，意在妥协，“不讲和，不订约”，是让步的限度。他认为，打开中日间僵局的决定权在日本。“只要日本有诚意谋解决，中国只须要求放弃土地侵略，归还东北四省，其他方式，不必拘泥，过去悬案，应以诚意谋互利的解决，一扫国交上的障碍”。可见，蒋介石让步的限度是“归还东北四省”，“保持国家独立与完整”，其他许多问题可以让步。从事后看，中日间最大的问题“归还东北四省”，他并没有坚持。尽管他没有签订承认“满洲国”的条约，但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对东北四省的占领，并对日本进一步的侵略扩张采取退让态度，以订立地方协定的方式承认日本对中国土地的占领和对中国权益的侵犯。但从根本上说蒋介石的让步是有限度的，这是他以后转向抗日的政策基础。
第四，“三天亡国”和“复兴民族”。
蒋介石不止一次地讲“三天亡国”论。1934 年7 月在庐山军官训练团作的《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讲话，着重谈了这个问题。他说：“依现在的情形来看，他（指日本）只要发一个号令，真是只要三天之内，就完全可以把我们中国要害之区都占领下来，灭亡我们中国！”蒋的用意是告诉和吓唬他的部下和国民，不要“侈言抗日”，不要“轻言绝交和宣战”，只有采取对日妥协退让，才是正确的。但在他大讲“三天亡国”的同时，又大谈“复兴民族”。他认为要“复兴民族”，应把握两条：（1）“统一意志”，“集中力量”，“攘外必先安内”。他说：“我们现在一定要求内部真正统一和安定，然后才能抵御外侮。只要国内真能统一安定，集中力量，攘外就有绝对的把握，一定可以消灭侵略我们的任何强敌。”“所以外能否攘，就看内能否安，民族能否复兴，就看国家能否统一。”这是“御侮图强唯一重要之原则”。（ 2）“步步为营，处处设防，随时随地，准备抵抗，乃为御侮图强基本之要务。”我们把蒋的这个说法叫“营防取胜”论。他具体阐述说：“我们每一营、一连所驻扎的地方，一定将工事做好，我们的军队每到一个地方，必须步步为营，处处严防，我们的营防，就是我们的国防。”这样的“营防”怎么能“取胜”呢？他解释道：“我们每营讲营防，每团讲团防，每师讲师防，拿我们的血肉来代替我们的国防，拿我们的血肉来抵挡敌人的枪炮。如此，虽然绪战失败，我相信到最后必能得到一战成功。因为用这种革命战术，他要占领我们一省，至少时间就是一个月，如其统计起来，他们要占领我们十八省，至少要费十八月时间，那国际形势的变化还了得？何况他一个月，必不能迅速占领我们一个省呢？所以我们各个人如果有觉悟，随时随地作防御工作，随时随地准备牺牲抵抗”，日本是“不能灭亡中国”的，最后的胜利终归中国①。实际上，蒋介石“营防取胜”论，是“以空间换时间”战略方针的具体的说法。
“三天亡国”论与“复兴民族”的说法，表面上互相抵触，实际上是相互为用的，二者都是为他的政略和战略服务的。“三天亡国”论是为“攘外必先安内”国策找理由寻根据的，也是为了说明“四不”方针是非此不可的唯一正确方针。中国虽存在“三天亡国”的危险，但只要遵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采用“营防取胜”论的战术，仍可以达到战胜日本，“复兴民族”的最后目标。
第五，所谓“同归于尽”问题。
蒋介石在阐述他的对日政策和内外政策的关系时，在多处讲到国民党政权与日本帝国主义“同归于尽”的问题。他说：“吾人认为‘同归于尽’的办法，决不是办法。”“总而言之，中日两国在历史上地理上民族的关系上，无论哪一方面说起来，其关系应在唇齿辅车以上，实在是生则俱生，死则同死，共存共亡的民族”。
两者所以会“合则两利，敌则两败”，相互为敌就会“同归于尽”，蒋介石的理由归纳起来为：如果日本无休止地用武力进攻中国，中国政府由于抗日浪潮的高昂，就不能不抵抗。而由于种种原因，日本灭亡不了中国，势必长此相持下去。这便给“窥伺于中国国民党之后”的势力以可乘之机。长此相持下去，日本会被拖垮，国民政府也会因“内外交侵”而倾覆，结局是① 蒋介石：《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见《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 册，第881 页。双方“同归于尽”。
蒋介石苦口婆心以“和”“合”相劝，指出“同归于尽”的危险性，但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毫不理会，他们仍然进攻不止，日蒋矛盾加剧。事实证明，蒋介石的对日政策是把少数统治者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把地主买办官僚军阀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把个人独裁地位看得高于一切。他对外妥协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对内的统治。他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违背了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历史的中心任务，抗拒了抗日、团结、民主的历史潮流。西安事变是蒋介石坚持执行“攘外必先安内”方针所受到的严厉惩罚，标志着执行这个方针的失败。
第三节中共对历史发展主流的旁向和对革命中心任务的偏离九一八事变后，历史发展的主流是抗日、团结、民主。国民党拒绝开放政权，加紧强化专制统治，并接连发动“剿共”内战，对日本帝国主义一味妥协退让，背离了历史的主流。对于中国革命领导者的中国共产党，历史赋予它抗日救国的重任，要求它把抗日列为首要任务，团结一切抗日力量，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但“左”倾路线控制的中共中央，犯了严重的关门主义错误，偏离了历史发展的趋势和革命的中心任务。这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考察：第一，关于对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中国东北的错误看法。
1931 年9 月22 日，中共中央制定《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对九一八事变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认为日本武装占领东北的原因是：（1）摆脱经济危机，“企图在新的帝国主义战争之中来找得经济危机的出路”。（2）加紧进行反苏战争的“一个主要步骤”，是“反苏联战争的序幕”。（3）更能便利的“调动大量军队镇压中国的土地革命、苏维埃运动和游击战争”，“准备直接武装干涉中国革命”。因此，中国无产阶级及劳苦群众的“伟大的历史任务”是：（1）武装保卫苏联；（2）反对帝国主义的强盗战争（打倒一切帝国主义）；（3）消灭国民党政府（包括在野的“反动派”）；（4）实行反帝国主义的土地革命；（5）求得“民族的与无产阶级劳动群众的彻底解放”。
这些主张，放过了真正的革命目标（日本帝国主义），而把非主要目标和可以联合的政治力量作为主要的打倒对象。这就完全离开了当时的政治形势，离开了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
第二，把“民众自动武装起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同“对日宣战”对立起来，用前者反对后者。
《红旗周报》第21 期（1931 年10 月25 日出版）有一篇题为《是对日宣战？还是民众自动武装起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的文章说：“在此次反日运动一开展时，明显地便有两个根本不同的中心口号。一个口号，是由南京国民党中央提出，而被一切反革命派别——从国家主义到托陈取消派、罗章龙右派——拥护的；另一个是由中国共产党中央提出，而得到全国工农兵贫民及革命学生所拥护的。前一个是对日宣战，后一个是民众自动武装起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把这两个口号对立起来、认定“对日宣战”是反革命的口号，这是极端错误的，也是不符合事实的。当时国民党政府是反对宣战的。
第三，把国防政府与苏维埃政府对立起来。认为国防政府是从买办地主到小资产阶级共同主张的反革命政权。
思美（洛甫）在《红旗周报》第23 期（1931 年11 月20 日出版）发表《满洲事变中各个反动派别怎样拥护着国民党的统治？》一文说，各反革命派别都把“‘宣战’与‘国防政府’当做了他们的中心口号”。认为反革命势力“要镇压革命，必须要有一个新的政府的形式，来团结反革命力量，这一新的政府形式，就是各反革命派别所宣传的国防政府”。他强调中国的政权只能是工农民主专政，即苏维埃政权。
第四，所谓“中国革命是反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与土地革命两巨潮的汇合”的问题。
博古在《论民众革命与民众政权的口号》①一文中说：“中国革命目前阶段的特点，是在两个伟大的革命潮流的汇合，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与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统治的土地革命。因之反对帝国主义的土地革命是中国革命现阶段的主要内容。这一反帝国主义的土地革命正在苏维埃的旗帜之下开展着。”
这段话包含有许多基本错误观点：（1）民族革命与土地革命的汇合（结合）问题，从革命整体上说两者是不能分离、互相促进的，但在具体阶段上，则可以有先后、轻重、主次之别。为了抗日可以暂缓土地革命，可以把反帝与土地革命分开解决。但“左”倾教条主义者机械地认为两者只能同时进行。（2）“反对帝国主义的土地革命”问题。土地革命的直接目标是反封建，是反对国内的反动阶级、反动制度，它只是间接地反对帝国主义，并没有直接反帝的性质。“左”倾理论把土地革命说成是反帝的，强调了中国革命的反世界资本主义性质，这是“左”倾理论的基本观点之一。（3）土地革命是“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的土地革命”问题。土地革命是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的，不是反对资产阶级的。“左”倾理论将地主阶级与资产阶级同等看待，混淆了土地革命的对象和性质。
第五，“民众革命推翻国民党是反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先决条件。”
中共在《中央为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给各苏区党部的信》（1931 年4 月14 日）中，对此有明确的表述：“号召组织与领导无产阶级与农民来消灭出卖中国污辱中国的反革命的国民党政权，消灭这个反革命的投降帝国主义的政权，建立民众的苏维埃政权，是民族革命战争胜利的先决条件。”打倒国民党（包括其中的各个派别）是民族解放的前提。“倒蒋”是抗日的前提。革命逻辑的发展正好相反，反帝（集中为抗日）是倒蒋的前提。
第六，实行“下层统一战线”，打倒一切中间派别。
1931 年5 月1 日，在《中央关于全国组织报告的决议》中说：“对于国民党改组派、取消派和右派等组织影响下的群众，必须应用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分化和夺取他们到我们的领导下面。”1933 年7 月24 日，中共中央① 《红旗周报》第29 期，1932 年1 月25 日出版。
《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五次“围剿”与我们党的任务的决议》中说：“集中党的注意力，在最受资本主义进攻威胁的企业中去进行艰苦的群众工作，组织工人阶级的反抗，采取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以孤立反革命派，与增强我们与群众的联系。必须具体的开始建立群众的赤色工会与争取国民党工会工人的工作。”下层统一战线的运用主要体现在三方面：（1）争取黄色工会及落后的工人群众，去消灭黄色工会，反对黄色工会的首领。（2）争取中间派影响下的群众，把这些派别打倒。（3）在军队中组织士兵反对军官，把指挥权夺取过来。
1933 年11 月，十九路军发动“福建事变”，成立“福建人民政府”，提出了“反蒋抗日”的口号，并寻求与中共联合。中共不仅拒绝合作，而且进行了揭露与批判。认为：“它不会同任何国民党的反革命政府有什么区别，那它的一切行动，将不过是一些过去反革命的国民党领袖们与政客们企图利用新的方法欺骗民众的把戏，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要推翻帝国主义与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而正是为了要维持这一统治。”①“所以，中间的道路是没有的，一切想在革命与反革命中间找取第三条道路的分子必然遭到惨酷的失败，而变为反革命进攻革命的辅助工具。”②从以上分析可知，九一八事变后，“左”倾路线控制的中共中央不是正面地对着真正存在的革命任务，集中力量去反对、抗击日本帝国主义，而是把从小资产阶级到帝国主义者一律打倒，集中力量去推翻国民党，夺取中心城市，实现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这就偏离了历史发展的主流，偏离了现实的革命的中心任务。
①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人民出版社1979 年版，第567 页。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