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中国通史第十二卷-近代后编(1919-1949)(上册)-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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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仍然坚持“汇合土地革命与民族革命两巨潮、结合民族革命战争与国内阶级战争”的理论观点。文件说：“因此目前宣传工作最中心、最紧急的任务，就在于用一切力量去暴露日本帝国主义强盗的凶暴侵略行动，与蒋介石无耻的卖国政策及欺骗，去说明日本强盗与蒋介石是灭亡中国的当前最主要最凶恶的敌人，去煽动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中国人联合起来，去开展民族革命战争，汇合土地革命与民族革命的两大巨潮，结合民族革命战争与国内阶级战争，去战胜日本强盗及汉奸卖国贼蒋介石，争取中国的独立与解放。”这里，又一次非常明确地阐述了两个基本观点，即中国革命是土地革命与民族革命的汇合和民族革命战争与国内阶级战争的结合。瓦窑堡会议后突出了“民族革命战争”，但它却是“两个结合”的民族革命战争。
第三，没有再强调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加紧反对一切妥协的党派和一切在野的反动派这种策略，但仍然说“在民族革命统一战线中丝毫也不能一刻放松去揭穿那些动摇妥协以至叛变投降的倾向。我们一定要大大的以党的主张去和一切改良主义倾向对立，要鲜明的去揭发一切其他派别的民族改良主义的欺骗宣传与代表敌对阶级利益的主张，去夺取广大群众，去孤立那些改良主义者”。以前把主张国防政府的人，把向国民党要求民主的政派和主张，都说成是民族改良主义，把他们统统打倒，现在把他们放在民族革命统一战线之中了，这是很大的策略改变。但对他们仍然采取“孤立”的政策，而不是团结合作的政策。
这些情况表明，瓦窑堡会议是中共改变自己方针政策的开端。中共对“左”倾错误理论的纠正，对方针政策的调整，经过了一个必不可少的过程。1936 年5 月5 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再次表示愿与一切进攻红军的武装停战议和，一致抗日，开始由“抗日反蒋”向联蒋抗日转变。8 月25 日，中共中央致书国民党，一方面严厉批评了国民党对内压迫人民、对外妥协投降的反动政策，一方面对国民党政策的变化表示欢迎，提出在抗日的大目标下，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共同救国”的建议，指出：“只有国共重新合作，以及同全国各党各派各界的总合作才能真正的救亡图存。”表示：我们赞助建立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和召集由普选权选举出来的国会，拥护全国人民和抗日军队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拥护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苏维埃区域即可成为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呼吁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这标志着中共对蒋介石及其代表的国民党政府态度的重大改变。1936 年9 月1 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
指出，目前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把蒋介石与日本帝国主义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已不适应民族革命形势的发展，党的总方针是“逼蒋抗日”。这个指示正式改“抗日反蒋”为“逼蒋抗日”，无疑是中共政策上极为重要的转变。9 月17 日，中共中央又作出了《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认为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府及其军队有转向抗日运动的可能，改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为民主共和国。同时强调了保障中共政治上组织上的完全独立性和内部团结一致的重要性。1936 年12 月，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囚禁了蒋介石。中共在对事变进行深入讨论后，否定了杀蒋的意见，确立了和平解决的正确方针。12 月19 日，在《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中，中共中央确定自己的基本方针是：（1）反对新内战，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基础上和平解决；（2）用一切方法联合南京左派，争取中派，反对亲日派，以达到推动南京走向进一步抗日的立场；（3）同情西安的行动，给张、杨以积极的实际援助，使之彻底实现抗日主张；（4）切实准备“讨伐军”进攻时的防御战，促其反省，促成全国性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与全国性抗日战争的发动。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中共“逼蒋抗日”的目标初步实现，为国共合作的重新建立提供了必要前提。中共随即进一步提出了“联蒋抗日”的口号。1937 年2 月10 日，中共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提出了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对自己的方针政策作了更大的改变，在作出重大让步的条件下，力促第二次国共合作早日实现，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中共提出的五项要求是：（1）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2）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3）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4）迅速完成对日作战之一切准备工作；（5）改善人民生活。如果国民党能够实行这五项要求，中共为了全国一致抗日的目的，愿意向国民党作出四项保证：（1）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2）工农民主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3）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4）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中共的抗日民主主张，表达了全国人民团结抗日的意志，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并推动了国民党内部抗日派反对亲日派的斗争。
中共方针政策的转变，是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保障。这样的转变，只是适应历史发展的潮流而作的政策和策略上的调整，并没有改变革命的根本性质和革命的基本任务。抗日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要保持，中共要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起中坚作用；革命的武装力量（红军）虽然改变了名称，苏区政府也改为边区政府，并接受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的指导，但中共并没有放弃对它们的绝对领导，而是保持了独立自主的权利，保持了共产党在思想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和统一性。这是共产党实力大大发展的基本条件。第三节国民党政策的转变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对外一味妥协退让，对内坚持独裁内战，与历史发展的潮流背道而驰。
全国民众爱国救亡意识的日益觉醒，广大民众抗日救亡运动的不断掀起，各界联合抗日呼声的不断高涨，构成了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巨大威胁。蒋介石采取的对日妥协政策，并没有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谅解，也没有换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气焰的收敛。相反，它不断扩大侵略，继占领中国东北、热河后，又向察北、绥东和河北扩张，并企图占领华北。这就大大激化了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权的矛盾。
此外，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浪潮推动下，两广的地方实力派，也打出了“抗日”旗号，反对蒋介石的独裁内战政策。
国内这三方面势力的压迫，加上国际上英美势力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这个因素，国民党政府开始转变政策。
1935 年11 月，国民党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大会通过的政治、军事报告中，仍顽固坚持“铲除残余之赤匪”的反动方针。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蒋介石发表的对外关系演词中，国民党的政策开始发生某些微妙的变化。他说：“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也不轻言牺牲。”“以抱定最后牺牲之决心，而为和平最大之努力，期达奠定国家复兴民族之目的。”他又表示，“和平到完全绝望时期”，“牺牲到最后关头”，便“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①。蒋介石的这个演说，表明国民政府开始改变一味妥协的外交政策。大会后国民政府进行了改组。此后，国民政府的对日态度逐渐强硬。
1936 年7 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二中全会。会上，蒋介石对国民党五全大会确定的对日外交方针做了如下解释：“中央对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任何国家要来侵扰我们领土主权，我们绝对不能容忍，我们绝对不订立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协定，并绝对不容忍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事实。再明白些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签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又说：“从去年十一月全国代表大会以后，我们如遇有领土主权再被人侵害，如果用尽政治外交方法，而仍不能排除这个侵害，就是要危害到我们国家民族之根本的生存，这就是为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到这时候，我们一定做最后之牺牲。”①这里，蒋介石明确表示了不能签订承认伪“满洲国”的协定，并对“牺牲的最后关头”作了“最低限度”的解释。此后，国民党在对日谈判中态度逐渐强硬，开始据理力争，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一味妥协退让的外① 《蒋介石对外关系演词》，《国闻周报》第12 卷第46 期，1935 年11 月25 日出版。① 《国闻周报》第13 卷第28 期，1936 年7 月20 日出版。
交方针。
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在对日外交方针上作了某些调整的同时，也开始改变对中共斗争的策略。由过去单纯的武力“剿共”改为“剿”“抚”并用。在武力围剿的同时，又通过各种渠道与中共接触，进行秘密谈判，企图兵不血刃地“收编”中共及其领导的红军。尽管如此，蒋介石并没有根本改变它的独裁内战政策，所改变的只是某一方面的策略。
1936 年10 月，蒋介石平息两广事变后，便调集大军集结在陇海铁路沿线，并亲赴西安，部署“剿共”军事，压迫张学良、杨虎城继续“剿共”。12 月12 日，张、杨发动“兵谏”，扣押蒋介石及随行的军政要员，发表了抗日救国八项主张。西安事变，是蒋介石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产物，是他违背历史潮流而遭受的严厉惩罚。在张、杨及中共代表团的努力下，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蒋介石被迫答应中共提出的六项条件，加快转变自己的内外方针。这六项条件是：（1）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2）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3）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4）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5）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6）其他救国的具体办法。此后，国民党被迫放弃了“剿共”的内战政策，逐步确立了联共抗日的方针。
第四节各派政治力量汇流后新形势下的政治斗争如上所述，在滚滚向前的抗日大潮冲击下，国民党不得不改变“攘外必先安内”方针，采取联合拒日政策；中国共产党也改变“反蒋是抗日的前提”和消除中间政派的政策。本来就主张抗日的政派和人们也更加向前迈进。这样各派政治势力就汇合在抗日旗帜之下了。这是1931 年九一八到1937 年七七这段历史的巨大变化。在新的形势之下，各派政治力量进行着新的活动，他们之间也展开了新的斗争。
西安事变后，国民党改变了“攘外必先安内”方针，对共产党和红军由“围剿”政策改为“和平统一”政策。它一方面与中共联合，与中共和其他政治力量共同准备抗日；另一方面并没有放弃反共反人民的根本立场，企图利用“和平统一”的方式瓦解共产党，消灭红军。
1937 年初，蒋介石集团的要员吴铁城撰写《中国统一运动之途径》一文，阐述了国民党的“和平统一”方针。吴在文章中说：第一，目前国民党努力的方向是完成并巩固国家的统一。他说：在当前，“最值得我们注意和努力的，就是要完成并巩固我们国家的统一。我们一方面要密切注意国内一切残余的恶势力作最后的挣扎，破坏国家的统一；一方面还要加紧努力于根本上扫除一切的统一障碍”。蒋介石的“统一”就是消灭中共和其他异己势力。
第二，国家的统一以“军令政令的彻底统一”为最关键。他说：“从积极方面说，我们要巩固国家的机构，要齐一全民的意志，要统一全民的行动，要推进国家的建设，要集中国家的力量，要加强对外的力量，那就更不能不需要军令政令的彻底统一。”军令政令的统一，是国民党打着“复兴民族”旗号推行国家统一的着力点，也成为此后国民党“统一”、“溶化”共产党政策的基本点。
第三，必须扫除中国统一的障碍。他认为，阻碍国家统一的有三种政治理论，即“联省自治论”、“阶级斗争论”和“人民阵线论”。除联省自治论外，后两种实际上是中共的主张。
第四，实现中国统一的具体办法。它们是“启发民族意识”；“确立中心思想”，信仰三民主义；“发展经济建设”；“拥护最高领袖”。①他列举的实现统一的四条办法，虽然打击的对象是中共及国民党地方实力派，但没有再提出使用武力，而是采取“和平”方式。这便说明，一方面国民党消灭共产党的既定方针未变；另一方面又表明它消灭共产党的策略方式的确发生了变化，由武力“围剿”转变为“和平统一”，在“和平统一”旗号下，借推行“军令政令的彻底统一”办法来消灭中共及其领导的武装。
与此同时，另一国民党要员潘公展写了《统一与和平》一文，对国民党① 吴铁城：《中国统一运动之途径》，载《救国论文集》，1937 年4 月出版。的“和平统一”政策作了进一步的阐发。该文说：第一，“统一”不同于“联合”，国民党的“统一”不同于中共的“联合”。他说：“联合之前，一定有许多单位，起码有两个以上的单位，才把他们联起来合起来，但是无论怎样联合，内部的单位仍存在。这叫做联合。所谓统一，是把原有的单位经过统一运动之后融化为一个整个的单位，原有的单位完全分不出来。这才是统一。”他所主张的“统一”，实际上就是把共产党“统一”于国民党之下。
第二，“达到统一的途径”有两条：和平与战争，但在必要时仍可使用武力来“勘乱”。他说：“要统一，须消灭割据势力，那是毫无疑义的。用什么方法消灭呢？须知不一定用战争，也不一定不用战争；需要战争的时候则战争，不需要战争的时候则和平。所以要求和平，就要统一，这是一定的，而要求统一则不一定专用和平或专用战争。。。所以到了必要的时期，用尽和平的方法还不能得到统一的时候，不得不用武力来戡乱，来讨逆，来惩治破坏统一的罪人，否则要武力有什么用？”
第三，“先统一后抗敌”，统一的关键在于消除“军队系统”。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