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中国通史第十二卷-近代后编(1919-1949)(上册)-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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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日本宣战，苏军很快歼灭了日本关东军。8　月9　日，美军在日本长崎又投下一颗原子弹。原子弹的巨大杀伤力使日本朝野十分震惊。苏联对日宣战以后，解放区军民展开对日大反攻，很快收复了大片国土。
　　1945　年8　月15　日，日本天皇向全国广播了《终战诏书》，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命令日本国内外军队立即终止战斗。9　月2　日，在美国“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举行了日本投降签字仪式，正式宣告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彻底失败。至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了。
　　9　月3　日被中国定为抗战胜利纪念日。
　　9　月9　日，在南京举行了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中国代表何应钦，日本代表冈村宁次在投降书上签字。签字后何应钦发表广播讲话说：“敬告全国同胞及全世界人士，。。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已于本日上午九时，在南京顺利完成。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意义的一个日子，这是八年抗战艰苦奋斗的结果。东亚及全世界人类和平与繁荣，亦从此开一新的纪元。”
　　1945　年8　月11　日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为抗战结束发表谈话，其中说：“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向盟邦投降，真是天大的喜事。残酷的世界大战结束了。从此以后，整个世界是进入了另一大时代中了。尤其中国，每一个人民得着这个喜讯，更有着逾越恒情以外的欢欣。在中国，更是进入了另一个大的时代了。”“我们感到中国今天更迫切需要统一、团结、民主。必如此则能使全国人一德一心，和衷共济，以尽其最大的最善的努力，也才能担负起一切建国工作。这是政府与全国人民共有的责任，不能丝毫放弃。假如我们国家在胜利之后，仍不能以民主方式统一建国，那真太不成话了。要求统一，必须团结，要求团结，必须民主，这是真理。我们要想在这新的大时代中立国，也非真正民主不可，这更是真理。”
　　1945　年9　月5　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其中说：“日本帝国主义给予我中华民族的损失和耻辱，实在是书不胜书。现在这个万恶的敌人，已被中苏美英的联合力量所打倒了。中华民族已从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了。日本帝国主义对我中华民族独立生存的严重威胁已被消除。半世纪来，我中国民族所受到的奇耻大辱，血海深仇，现在报仇雪耻了。这的确是我中华民族百年来未有的大事，值得全国同胞的热烈庆祝。”“经过八年的战争，全中国创痍满目，百废待兴，全中国人民迫切地需要和平、团结与民主，以便同心协力，建设新中国。”“让我们全中国人民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大纛下，万众一心，迈步前进，扫除一切障碍，把中国建设成为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民主主义国家！”
　　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胜利地结束了。新的前景展现在中国人面前。
　　但中国的问题是极其复杂的。中国人在充满着胜利的喜悦和对前途抱着美好希望的情况下，在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和多种未知数的情况下，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具有深远的影响，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这里只从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过程上看一看它的重要地位。
　　第一，抗日战争是中国反帝斗争史上由失败到胜利的转折点。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诸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驱逐出中国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任务之一。中国人民为了完成这个任务，进行了许多次的斗争，但都失败了。而1937　年至1945　年的抗日战争取得了胜利。由于中国人民打倒了侵略中国最凶的日本帝国主义，也由于中国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巨大贡献，这就为修改资本主义国家同中国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和消除日本以外其他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创造了条件。抗战胜利以后，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的斗争是胜利的斗争。所以它成为中国反帝斗争由失败到胜利的转折点。
　　第二，抗日战争为全部完成民主革命任务创造了条件，推进了民主革命进程。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进入了民主革命时期。反对封建主义清除帝国主义在华侵略势力是这个革命的两大基本任务。从整个民主革命时期来说，两大任务的完成是同时并举的；但在某一个小的历史阶段，这两大任务的完成在时间上步骤上是可以分开的。抗日战争的胜利，打倒了日本帝国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完成了反帝任务，这就大大削弱了反革命阵营的力量，为消灭封建势力完成全部民主革命任务，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从而大大推动了民主革命向前发展，缩短了民主革命的进程。
　　第三，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关键。近百年来，中国在受尽列强侵略势力欺凌、处于极端贫困落后境地的时候，也一直酝酿着民族复兴的潮流。这是因为：中国是一个立国几千年，有恢宏的立国规模，有广大的版图，有世界各国中最多的人口，有古代世界上十分发达的经济和高度繁荣的文化的国家。只是在近代，中国才衰败了，受人欺侮了，贫穷落后了。但是古代中国的辉煌业绩，记录在中国历史上，保留在中国人的记忆中。优秀的文化精神遗产，中国人视为荣耀。正是因为这个缘故，近代的中国虽然落后了，衰弱了，但是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振兴中华民族，使中国富强起来，使它进入世界现代化国家的行列，一直是中国人奋斗的目标。这是中国存在复兴问题的根本原因。
　　但是只有上面的根本原因还不够，中国要真正复兴，还必须有实现复兴的机运。抗日战争就是这样的机运。中国有句古话：“多难兴邦。”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带来极大灾难，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民族振兴的机会，当时就有人说：“一个国家可因战争而灭亡，但也可因战争而复兴。中国的兵家说：‘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一个无敌国外患的国家，因为缺少刺激，不求进步，故最易灭亡。反之，一个有敌国外患的国家，因为有不断的刺激，不断的进步，倒反易复兴。”①又有人说：“我国民族，自1842　年鸦片战争以来，已受了百年镣铐的痛苦生活，现在正是一个回复到自由独立的好机会。在这个时期中，我们虽不免受到一点痛苦，但在整个民族看来，这正是一个幸运的时期。”①正是在这个灾难深重的时期，复兴问题闪耀在中国人眼前，显现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之中。
　　但是中国是一个大国，情况极为复杂，既有深厚的复兴底蕴，又有众多的抵制复兴的消极因素。中国要复兴必须具备多种条件，进行长期的努力。抗日战争及其胜利为中国复兴创造了某些条件，但要真正实现复兴，还必须具备其他必不可少的条件，当时中国还缺少那些条件。因此，抗战的胜利结果并未直接带来中国的复兴，而是为复兴的实现开辟了道路，提供了前提。①　罗家伦：《建国在作战的时候·代序》，独立出版社1938　年版。
　　①　《建国在作战的时候·编后记》，独立出版社1938　年版，第61　页。
　　抗日战争的胜利为中国复兴走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第十六章一个短暂的特殊历史时期和政治协商会议第一节短暂的特殊历史时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中国面临着新的政治形势，需要解决新的重大的全局性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建国”问题。这个问题在抗战期间就提出来了，这时作为一个现实问题，摆在了中国人面前。要建立一个新国家，就必须实行和平民主团结统一，这是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而同时又存在着战争独裁对抗分裂的严重危机。但是在一段短时间内，全国各党派毕竟在一起召开了正式的解决建国问题的政治会议，并且通过了决议。这是民国以来从未有过的事情。这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短暂的特殊时期。共产党人曾把它叫做“和平民主新阶段”。可惜这个“和平民主新阶段”如“昙花一现”就消失了。
　　1945　年8　月25　日，中共中央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中提出：“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中，我全民族面前的重大任务是：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为了奠定今后和平建设的基础，宣言要求国民党立即实施包括以下内容的措施：承认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和抗日军队；实现和平，避免内战；公平合理地整编军队，办理复员，救济难胞，减轻赋税，以苏民困；承认各党派合法地位，取消一切妨碍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的法令，取消特务机关，释放爱国政治犯；立即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物的会议，商讨抗战结束后的各项重大问题，制定民主的施政纲领，结束训政，成立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政府，并筹备自由无拘束的普选的国民大会。中国共产党声明“愿意与中国国民党及其他民主党派，努力求得协议，以期各项紧急问题得到迅速的解决，并长期团结一致，彻底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
　　1945　年8　月15　日中国民主同盟发表《在抗战胜利声中的紧急呼吁》，提出“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的口号。十月，民盟在重庆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纲领、政治报告、宣言和章程。前三个文件体现了民盟的基本政治理论和主张。政治报告认为战后时期是“中国建立民主国家千载一时的机会”，民盟的任务就在“把握住这个千载一时的机会”，“把中国造成一个十足道地的民主国家”。它认为英美和苏联的制度各有优缺点，要“拿苏联的经济民主来充实英美的政治民主”，“创造一种中国型的民主”。这是民盟关于民主政治的基本思想。纲领主张“以渐进方式完成土地国有”；“国家确认人民私有财产，并确立国有及公有财产”。大会宣言就政治协商会议、民主联合政府、国民大会、人民自由、军队、经济、外交等重大问题，提出了民盟的主张和政策。宣言说：“举国一致的民主联合政府是当前国家和平、统一、团结的唯一途径，同时亦是全国通力合作群策群力共同建国的唯一途径。”
　　1945　年12　月16　日，胡厥文、章乃器、施复亮、李烛尘等在重庆召开大会，正式成立民主建国会。大会通过了宣言和政纲。民主建国会以“合力推进民主政治，并以互助方式发展各种有利建国之事业为宗旨”。它在宣言中提出了自己的各项主张：在国际上，对美苏两国采取平衡政策。对于国内政治，主张和平统一；各政党相忍相让，通过政治的民主化，达成军队的国家化；直接普选产生各级议会，由议会行使各级政权。在经济方面，主张要有民主的经济建设计划，与在计划指导之下的充分企业自由；在目前阶段，国家必须以全力培养资本，而不能以节制资本的名义消灭资本；用合理的手段解决土地问题。在社会方面，主张政府须制定公平合理的分配制度，奠定劳资合作的基础；“工会农会应鼓励其自由组织”，但“工农以外的政治社会力量”“不应加以控制与操纵”。宣言表示“愿以纯洁平民的协力，不右倾，不左袒，替中国建立起来一个和平奋斗的典型”。
　　此外，洪门致公党在国外发表宣言，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九三学社、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等先后正式成立并发表政治主张。他们的共同愿望是在中国保持一个和平的环境和实现民主政治。
　　这些党派及其成员，为了把握千载一时的良机，建立长期追求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作着不懈的努力。在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要求实现民主政治的基础上，他们同共产党联合。他们在促进政协召开，维护政协路线和反内战、争和平、反独裁、要民主的运动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决定中国政局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中国国民党，实行专制统治、扩大官僚资本是它一贯的方针。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接收了大量敌伪产业。至1946年8　月底止，经济部接收的厂矿企业共2849　个单位，其中大部分由经济部直接接管复工。国民党政府的四行二局接收了敌伪的正金、住友、朝鲜、中央储备等银行。通过接收，国家垄断资本和官僚资本空前膨胀，骤增至200亿美元之多。维护这种经济制度和建立于其上的政治制度，是国民党政策的基本点。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它不得不打出和平建国、实行民主政治的旗号。国民党政府教育部编的《战后新中国》中说：“民主立宪乃国民革命之预定目标，外应世界潮流，内应国民要求，不可缓亦不能缓。战后新中国之政治，此其主流也。”但和平建国、民主宪政的口号，不过是搪塞人民民主要求、坚持反动统治的一种手段。蒋介石一方面说“民主宪政不容再缓”，但又提出种种“先决条件”，阻挠民主政治的实现。他在1946　年元旦《告全国军民同胞书》中说：“除了革命的责任不能放弃，国家的统一不容损害，根本大法不容变更，政府基础不容动摇以外，其他无不可以容忍，无不可以协商。”这就是说，蒋介石集团是不容许改变买办封建法西斯专政的国家实质的。这是国民党对待战后中国问题的基本立场。
　　战后的中国政治同美帝国主义的对华政策是分不开的。美国要以国民党政府作为侵略和控制中国的工具，蒋政权要以美国援助做靠山。在这个基础上，美蒋进一步勾结起来。由于国际形势、美国国内情况和中国内部矛盾发展状况的制约，美国的援蒋反共政策有一个演变过程。战后美国对华政策面临着三种抉择：一是完全摆脱一切牵连。这在美帝国主义是不会采取的，因为它不能放弃对中国的侵略。二是大规模地在军事上加以干涉，援助国民党击毁共产党。但美国慑于中国人民力量的强大，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反对，也由于美国国力的限制，在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人们需要和平的时候，还不敢冒巨大风险，直接出兵进行大规模的武装干涉。三是一面援助国民党尽可能广大地在中国确立其权力，一面鼓励国共双方从事协商，达成妥协。美国选择了第三条途径。在这条途径上，美国企图采取一种临时办法，以便将共产党人以一种类似西欧共产党所居的地位，纳入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轨道，使国共两党及民主党派参加一个亲美的、以蒋介石为首的、经过改组的联合政府。当时美国估计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这种办法和途径，是不利于中国人民的，因而不断受到共产党的揭露和抵制；同时也不完全符合国民党一党专政和蒋介石个人独裁的需要，因而受到国民党内法西斯势力的反对。美国预计的办法无法实现。抛开蒋介石政府，由美国干预另外组建一个代表美国利益的政府，又是不可能的。在这样的形势下，美国对华政策逐步走上了支持蒋介石反人民打内战的道路。1945　年12　月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对华政策声明，表示赞成召开全国主要政党代表的会议，“以促成中国之统一”；同时又说，共产党军队的存在，是“与中国政治团结不相符合”的。同月，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来华执行美国对华政策。他以“调处”为名，参与国共谈判，支持国民政府发动内战，1947　年1　月离开中国。马歇尔的活动反映了美国对华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