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中国通史第十二卷-近代后编(1919-1949)(上册)-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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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复亮说：中间派的政治路线在政治上必须实现英美式的民主政治，但决不能为少数特权阶级（在今日中国是官僚资本家、买办资本家和大地主）所操纵。在经济上必须发展民族资本主义。中间派在政治上反对任何形式的一党独裁或阶级独裁，也不赞成依赖任何外国；在经济上反对殖民地化，也不赞成在客观条件尚未成熟的时候来实行社会主义。中间派在思想上是自由主义的（某些个人可能有社会主义的倾向），反对任何思想上的统制和清一色，没有教条主义的信仰。中间派在行动上“是和平的、改良的，不赞成暴力的革命的行动”①。这就是一条“和平的改良道路”。他认为，目前大多数人民都愿意走和平的改良道路，所有的中间政治集团都想走这样的道路。施复亮说：使中国成为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三民主义新中国，达到“国际地位的平等”、“政治地位的平等”、“经济地位的平等”，是中国人民唯一的建国目标。要达到这一目标，在政治上必须民主化，在经济上必须工业化。政治的民主化和经济的工业化，是我们建国的两大基本方针，也是我们当前奋斗的两大具体任务。②施复亮提出：“中国中间阶层的历史，是要建设一种新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而其斗争的方法和态度又是和平的、渐进的，在本质上而且是改良的。”他又提出中间派政治路线的“三个基本原则”，它们是：“第一，中间派所要建设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在形式上是英美式的民主政治，但决不许它成为少数特权阶级所独占的民主政治，必须把它变成为多数平民所共治的民主政治，进一步且须变成为全体人民所共治的民主政治。第二，中间派所要建设的新资本主义的经济，在发展生产力方面，主张尽量利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各种优点以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迅速工业化，在调整生产关系方面，主张尽量革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种种弊端，采用进步的社会政策以保障劳动大众的职业和生活。同时，为着提高农业的生产力和农民的购买力，主张立即实施进步的土地改革。第三，在阶级关系上，主张跟工人贫农合作，共同反抗官僚买办资本家和大地主的压迫；在党派关系上，主张跟左翼党派合作，共同制止右翼党派的反动政策，但须保持自己的独立的政治立场，不可无原则的附和左翼党派的主张。”“只要中间派能够始终坚持这三个基本原则，我相信中间派的政治路线一定能够获得广大人民的支持，成为当前中国唯一正确的政治路线。”①施复亮主张拥护政协道路，呼吁回到政协路线。他说：“坚决拥护和平、① 施复亮：《何谓中间派？》，上海《文汇报》1946 年7 月14 日。
① 施复亮：《何谓中间派？》，上海《文汇报》1946 年7 月14 日。
② 施复亮：《两条道路，一个动力》，《周报》第48 期，1946 年8 月3 日出版。① 施复亮：《中间派的政治路线》，《时与文》创刊号，1947 年3 月14 日出版。民主、团结、统一的政协道路，努力促其实现。政协道路是符合全国多数人民的利益，特别符合于中间阶层利益的走向民主的道路，应为‘第三方面’的党派和群众所一致拥护。”中间派反对国民党统治集团独揽政权和伪装民主，“但不欲以暴力手段去推翻现有政府，只想借和平奋斗的方法去唤醒并组织民众，迫使国民党当局，重新走回政协的道路”。②第三，中间派在政治上的地位和作用。
施复亮十分强调中间派在中国政治上的地位和作用。他的这种看法是同他对整个中国形势的估计分不开的。据他估计，在最近的将来，国民党不能用武力统一中国，共产党也不能用武力统一中国。即使将来共产党统一了中国，那时的中国必是一个“糜烂不堪的中国”。内战有长期化的可能，“国民党既不能用武力消灭共产党，共产党也不能用武力推翻国民党；而国际形势也不许可有一个完全右倾的国民党政权或完全左倾的共产党政权。在这种客观情势之下，唯一可能的正确道路，就是恢复中间性的政协路线，由国共两党及其他民主党派共同组织民主的联合政府，进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上的种种改革。但要走回这条道路，首先必须造成一个强大的中间派，独立于国民党统治集团与共产党之间，取得一种举足轻重的地位”。他认为中间派不只“在政治上保持独立的地位，发挥决定的作用”，“而且应当做人民的发动机”，意思就是领导者。
施复亮也看到，“内战对于中间派最为不利，如果长期继续下去，可能使中间派归于瓦解”。因此必须制止内战。“但要制止内战，尤其要在最短期内制止内战，倘若有强大独立的中间派，便可能发生决定的作用。在和平恢复以后，推行民主政治的时候，中间派更是一个重要的决定的力量”。目前只有加强中间派的力量，才能使国共双方不能不互让，从而“获致‘调和’，达到‘统一’，建立‘民主主义的社会’”。①第四，在组织上建立强大的中间派。
施复亮认为，要实现中间性的改良路线，即实现政协路线，必须全国的中间阶层在政治上形成一个强大的中间的政治力量，只有这样才能在国共之间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国民党统治集团与共产党以外的一切民主党派（包括国民党民主派）和民主人士，应当赶紧团结起来，形成一个强大独立的中间派的政治力量，担负起自己的神圣使命。
他说，除了国民党统治集团及共产党所代表的政治力量以外，一切中间阶层及中间党派的政治力量都属于“第三方面”。民主同盟、民主建国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以及许多以和平奋斗的方法从事民主运动的人民团体，甚至那广大无组织的反对内战独裁、要求和平民主的人民，都属于“第三方面”。这些力量必须在组织上形成强大的中间党派，以便领导② 施复亮：《论“第三方面”与民主阵线》，上海《文汇报》1947 年1 月8 日。① 施复亮：《中间派在政治上的地位和作用》，《时与文》第一卷第5 期，1947 年4 月11 日出版。一切中间群众积极参加当前的民主运动。
他主张“把民盟变成整个‘第三方面’公共的政治组织”。他说：民主同盟，无疑地是当前第三方面的中心组织，自政协举行以来，已成为第三方面的实际领导者。但在组织上它还没有包括一切第三方面的党派和人士，既不够广大，也不够健全。“民盟应当成为一切‘第三方面’的党派和人士协力推动民主运动的公共组织。”“在民盟旗帜之下，分别组织，联合行动，这是中间阶层和中间党派最正确的组织路线。”①他积极推动第三方面的联合行动和联合组织，使它形成一个足以同国民党和共产党抗衡的力量，以实现中间路线的主张。
其他中间派的人，他们的主张同施复亮基本相同，但以施的论述最多和最为完整。他是鼓吹中间路线的主要代表人物。
谁知历史竟是这样的：当中间派奔走呼吁“调和国共”，努力实现中间派的大联合，造成一个强大的中间派的时候；当中间派的理论纲领政策阐述得更完备的时候，竟是中间路线破产的时候。1947 年10 月21 日，国民党的《中央日报》登出南京卫戍司令和南京市长的布告，要“共产党工作人员及关系人不论过去或现在概须办理登记手续”，如不照办，“一经查觉，立予逮捕法办”。布告表面上是针对共产党，实际上是针对民盟，因为这种办法对共产党是不起作用的。10 月28 日，国民政府内政部发表宣布民盟为非法的声明。声明称民盟“勾结共匪，参加叛乱”，“为非法团体”。今后对该盟及其分子的一切活动“严加取缔”。11 月6 日由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署名发表解散民盟的公告，“通告盟员自即日起一律停止政治活动，本盟总部同人即日起总辞职，总部亦即日解散”。民盟被解散之后，其他民主党派的活动都受到极大限制。
同一天（11 月6 日），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机构新华社发表时事评论《蒋介石解散民盟》，指出：蒋介石解散民盟，“只能教育人民：要有自由，要有真正的和平，就必须坚决用武力来打倒蒋介石，就必须坚决拥护人民解放军的武装革命斗争，而决不能依靠任何和平的合法的改良的方法”。“民盟方面现在应该得到教训：任何对美国侵略者及蒋介石统治集团或其中某些派别的幻想，都是无益于自己与人民的，应当消除这种幻想，而坚决地站到真正的人民民主革命方面来，中间的道路是没有的”。至此中间路线、第三条道路，已经基本上归于破灭。
这样，中国出现了明显的单纯的国共两大集团武力对抗的局面。这样，也就接近了中国政治上的统一。
① 施复亮：《“第三方面”的组织问题》，上海《文汇报》1946 年12 月23 日。第二节“南北朝”议论的出现及幻灭与中间派人士大力宣传中间路线同时，中国舆论流行着关于“南北朝”
的议论。这种议论的出现既有国际背景，又和当时中国军事政治现状分不开。内战进行到1947 年上半年，国民党军的进攻已被解放军挫败。6 月至9月，解放军三路大军转入外线作战，并在黄河、长江之间实现了战略展开。国民党企图以武力打垮共产党、稳定自己的独裁统治已经不可能了。同时国民党政治腐败、官吏贪赃枉法，已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国民党统治区物价飞涨、人心浮动，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不断掀起反抗国民党统治的群众运动。关心国民党胜败的人对此忧心忡忡。
但从另一方面看，中共的力量虽在日益增长，但在三大战役结束前，国共两党谁将成为中国唯一的统治者，还未最后确定。双方各自拥有强大的兵力，两军鏖战正酣，一时看不出战争何时才能结束。在国共两党之外，关心中国前途和民生的人，也同样忧心忡忡。
上述情况是决定因素，同时历史也给人们以启发。战局政局的观察家们在想：中国过去不是有过“南北朝”吗？现在是否也可能出现这样的局面呢？舆论界关于“南北朝”的议论就是这样发生的。
最早提出“南北朝”一说的是王芸生。1946 年9 月1 日他在《观察》周刊第1 卷第1 期上发表《中国时局的三个去向》一文，认为当时中国时局的前途有三个去向：第一是“以江淮为界的南北朝”，第二是“十月革命”，第三是“政协协议之路”。他认为第三“是中国时局前途最好的一个去向”。他的这种推测似乎没有引起反响。
内战打了一年之后，到了1947 年夏天，“南北朝”的议论流行了起来。
1947 年6 月25 日《大公报》登载一条“伍宪子拟和平方案”的消息，同时发表一篇社评，题为《政府先要坚定信心》。消息说：“伍氏顷针对当前时局拟就和平方案一篇，认为实现和平政府应首先表示诚意，如废除统制政策、撤免苛捐重税、释放政治犯等。其所提出办法中有召开和平大会，蒋主席辞去国民党总裁职务，以超然地位做国家领袖，共党现役军人亦应脱离党籍，达成军队国家化，完成联合政府体制，达成政治民主化境地。此项办法万一不获实现，则应画地为界，修明政治以安民生。”“画地为界”应是指的“南北朝”。
《大公报》社评首先指出国民党政府面临的危急形势，它说：“近来的时局，正在加甚动荡之中。民穷财尽，战乱不已，本来不是了局。”接着说：“现在的局面固然使人困愁”，但若政府“抱持信心，不乱步骤”，“尽其在我”，采取有效办法，“国事前途绝对尚有可为”。采取什么办法呢？社评说：“国家的前途，依然此事此志（按：指所谓“结束训政实施宪政”），政府仍要坚定信心，一片结束训政实施宪政之诚，掬示和平诚意，以求内战得停。果然政府揭出诚恳合理的和平方案，不幸而为对方所拒绝，则曲在对方，政府还可获谅于国人。这是一点。这一点，政府必须先做明白的表示，以待中共的反响。同时更基本的，政府必要严肃自己，不贰心志，努力向民主法制的路上走，严格整饬庶政，忠诚尊重人民的基本自由，则本身有为，民心不去，大局还不至糜乱。政府年来常说‘尽其在我’，今日才正是尽其在我之时。”这里没有明确说出“南北朝”，但对时局的分析和解决国民党危机的办法与“南北朝”论是相同的，无非是停止军事行动，恢复和谈，稳定经济，刷新庶政，整治贪污腐败，实行民主等等。总之，是维持一个“南北朝”局面。这样国民党可以稳定大局，徐图恢复实力，再与共产党作斗争。不几天之后，6 月29 日《大公报》发表一篇重要论文，即徐炳昶写的《试为政府借箸以筹》。文章首先指出时局的严重性，它说：“抗战胜利以来，转瞬就要两年。两年之间，内乱不已，民生日艰，物价高涨，贪污遍地。今日不须远虑之士而皆绕屋兴嗟，忧丧乱之无日矣。”在军事方面，国共“两方均无办法，而人民的痛苦遂致无限度的延长”。“我民族的奇灾巨祸遂似有无法幸免的局势”。那么国家民族是否就绝望了呢？作者认为“不然”。作者设问道：“你是否寄大希望于近日各方面对和平的呼吁？”作者说：“否否，不然”。作者解决时局的办法是什么呢？也就是说他为政府怎样筹谋呢？他的办法概括起来就是：国民党改变战略，停攻为守，整顿自身。对此作者有大段论述。
文章说：“今日在政府统治下的地带，不下全国四分之三，而且这些省份，比较富庶。虽说是疮痍满目，而地方既丰，恢复自易。所拥有的，是极端厌战，急求小休的人民。靠着这样的凭藉，除却对方消灭，就没有其他的办法，那岂不是有点太奇怪了么？错误的根源，就是太急着求统一，而低估了所要克服困难的确实把握，遂致欲急反缓，善后甚难。今日政府的军队，据政府在参政会所报告，尚有280 万。至共产党之军队，则据政府所估计，共有七十七八万人。这样的估计，大约相差不会过远，政府因为急着平乱，所以就是养到三倍余的兵力，仍感觉捉襟露肘，如果不急着平乱，改取守势，则百万左右，尽可敷用。不易防守的据点及境域，自动放弃；调整兵力，据守重要据点；各据点间的间隙，就训练民众，督其修筑堡寨，以资防守；堡寨被攻，则军队加以救援；军民密切合作，自不患共军之流窜。军额减少，不急进攻，财政赤字即可弥补，钞票即可停发，物价即可稳定，公教人员的待遇即可合理调整，而贪污的风气稍加努力，也就不难遏止。此时减租减息的温和社会主义，也就不难实行。在政府方面，吏治已经清明，社会已经安定，共产党再想在政府境域里面伸手，即成了不可能的局面。这时期也不需要过长，三两年内一定可以办到。在这三两年之间，共产党一方面感觉到国民党并不一定要消灭他，中心略平；另外一方面，感觉国民党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已经有办法，把他们打倒或拖倒取而代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