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中国通史第十二卷-近代后编(1919-1949)(上册)-第3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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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要消灭他，中心略平；另外一方面，感觉国民党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已经有办法，把他们打倒或拖倒取而代之的希望已经绝无实现的可能性，恐怕就会觉悟他们自身如果僵持下去，前途实在渺茫。那时候想商议，才容易商议。不等三两年完毕，而已和平成功，绝非不可能者。如此不急着求和平，才可以得到真正的和平。从国民党自己方面看，这样的转变，也可以说改变战略，稳扎稳打，进可以战，退可以守，立于万全不败的地位。较之张脉偾兴，恃勇躁进，火药散布遍地，却宴然弄火于其上者，当不可以道里计。如果此时共产党仍负固不服，则政治清明的政府，绝不难以实力制止。”
文章又说：“此外在军略方面，必有疑改攻为守等着挨打为不智之举动者。但弱方坐着挨打，固属不智，强方不能急切消灭对方，以静制动，乃属良谋。共产党虽有内线作战优点，而交通工具缺乏，集中亦非容易。政府方面，有各种交通工具，只要建树大据点数处，中等据点若干处，组织民众守小据点。以大援中，以中援小，使共党不能坐大，尚不甚难。他们不能坐大，如再不肯和解，必致坐困，政府不要急求统一，才能真正得到统一；社会不要急求和平，才能真正得到和平。目的点既非即在目前，所需要克服的困难又极复杂，既无法快刀斩乱麻，即不可治丝愈棼。既无法立时灭火，则事之最急，无过于扫除内部的导火线者。此情此理，愿政府诸公及全国之贤士大夫均一细思。”徐炳昶这篇文章是阐述“南北朝”主张的比较详尽的一篇。1947 年至1948 年间出版的《时与文》，是当时一个重要刊物，“南北朝”问题是它讨论的重点问题之一。在1947 年7 月4 日出版的《时与文》第l 卷第17 期上，发表了《大局的现状与前途》一文，讨论的中心是“南北朝”问题。作者说：“依我的想法，政府或者有一天会改变它的政略和战略。这才与它有利。”作者分析说：“在政府方面，前线后方互为累赘，兵力亏损了，经济简直到了绝路，因为它所采用的战略是事倍功半的，是劳师伤财的。在共党方面，前线后方凝为一体，兵力强大了，新的政治经济体系建立而发展了，因为它的战略正抓住政府的弱点，是事半功倍的，是以逸待劳的，是以战养战的。政府现在已动员的程度，实际上至少达到了百分之七八十，即使再加上剩下的二三十，如果仍是故步自封，墨守旧法，采用原来的政略和战略，恐怕战场上的形势最初不会发生什么大变化，仍然打不垮共军，到后来却会使自己的兵力加速度的损耗下去。”政略战略究竟怎样变呢？“政略上莫再妄想消灭共军，战略上改攻为守。”这样就会形成一个“南北朝”的局面。
关于“南北朝”的文章还有不少，这里不多举了。
关于“南北朝”的意见，在国民党统治区一度十分流行，国民党的军界政界也有持这种主张的人，但没有被最高决策者所接受。在“南北朝”论盛行的时候，1947 年6 月25 日，南京国民政府最高法院检察署下令“通缉毛泽东”。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表示。1947 年7 月4 日，国民政府委员会第六次国务会议通过了蒋介石交议的“厉行全国总动员，以戡平共匪叛乱案”，并公布了“总动员令”。7 月5 日行政院长张群对中央社记者发表了“共匪叛国，逆迹昭彰，政府戡乱，吊民伐罪”的谈话。7 月6 日蒋介石向全国发表“戡乱建国”的广播词。他对国民们说：“我们要毫无迟疑毫无保留的贡献一切人力物力和生命，共同努力于救国家救同胞戡乱定变的战事。”“凡我爱国同胞，务必万众一心，团结一致，认清目标，积极努力，乃可以加强军事力量，缩短战祸日期，及早达成戡平叛乱的目的。”同日陈诚在“告全国官兵书”中说：政府已“下令动员全国力量，戡平叛乱”，全国官兵要“彻底奉行政府戡乱政策”。7 月18 日，国民政府公布《动员戡乱完成宪政实施纲要》。“总动员令”发布后，国民党在许多城市举行戡乱救国运动大会。7 月20 日，在南京召开的戡乱救国运动大会上，喊出了“消灭共匪”、“枪毙毛泽东”等口号。其他城市如上海、广州、南昌、汉口、西安、太原、北平等也召开了戡乱救国运动大会。
国民党的“戡乱总动员”，表明了它要把与共产党的战争坚决打下去的决心，这也就是对“南北朝”论的回答。
至于共产党方面则根本不理睬“南北朝”的说法。三路大军南下作战以后，仗打得非常顺手，是更加不愿意出现“南北朝”局面的。与国民党政府发布“总动员令”、大搞“戡乱救国运动”同时，1947 年7 月7 日中共中央为纪念“七七”抗战发布的对时局口号的第1 条说：“全解放区军民团结起来，发展正义的爱国自卫战争，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蒋介石进犯军。”1947 年9 月14 日，《人民日报》发表新华社社论《人民解放军大举反攻》，其中说：“蒋介石在以往还处于战略攻势地位，还能以进攻一地来鼓励他的士气，但是从今以后战略攻势既然属于人民解放军方面，蒋介石的崩溃必然加速。”“人民解放军伟大的反攻已经开始，长江以北各省伟大的解放战争已经开始。争取这个大反攻的胜利，把解放的旗帜插到全中国，把民主的联合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来。”1947 年10 月10 日共产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提出了“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逮捕、审判和惩办以蒋介石为首的内战罪犯”；“没收官僚资本”等项政策。同一天发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口号》，口号有：“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打倒反革命的蒋介石！”“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等。
从以上中国共产党的有利形势和政策来看，中国能出现“南北朝”吗？
不可能。
“南北朝”本来就是一种对时局的估计，当然持“南北朝”论者认为它是可能出现的，但是这种设想很快就在现实面前破灭了。
第三节中间派政治地位的变化中间政派的政治主张的大力宣传和“南北朝”问题的提出与议论是同时出现的。前者是从中间集团的政治理论、路线、纲领、政策方面着眼提出问题，后者则是从当时的战争态势、政局演变趋向提出问题的。二者着眼点不同，却有着内在联系。
中间集团中间派的政治路线比较容易界定，持“南北朝”论的人则比较复杂。国外的人姑且不说，国内的人持此论者固然有中间派，同时也有国民党军政人士，但因最高决策者不同意这种意见，这类人似乎没有公开发表政见。有的人虽然是从国民党面临的不利局势出发，提出“南北朝”的设想和倡议，但他们的用意还在于为整个中国前途谋出路，因此不能把他们的言论完全看成维护国民党的统治。他们实际上是站在超党派的立场观察问题的，把他们归入中间派中似乎更为恰当。
中间政派的存在是政治上的普遍现象。中国中间政派的产生、发展和归趋，有其社会基础和政治环境，有其时代性。现代中国的中间政派是存在于国共两大政治集团之外的第三种政治力量。在中国政坛上，他们所起的作用有时相当大，特别是在政治思想的影响方面；有时又是软弱无力的，眼看中国政局演变违背他们的意愿而又无可奈何。但越是在这种时候，他们往往又深感宣传自己的主张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争取实现一个对自己有利的局面。1946 年和1947 年这一段时间内，关于中间路线的宣传和关于“南北朝”的议论，都可以作如是观。
中国政治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形成了主要由国共两党左右的局面。中间政派的政治活动和发展前途不能不受两党的制约，受两党关系的制约。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国政治体制是军阀专政体制，战争是政治斗争的主要手段，军事实力是决定哪一派政治势力掌权的主要凭藉。中间政派是在军事势力之外的政治空间生存与活动的，当然它也是一种政治势力。这种中间势力既是国共两大势力反对的对象，又是两大势力争取的对象。当两大势力进行你死我活的战争时，由于他们政治主张的中间性和政治活动的中立性，就成为双方攻击的对象，这时他们的活动空间就极小，以至于无。当两大政治集团以和平方式为主进行斗争时，同样由于他们的中间性和中立性，则成为两派争取以壮大己方声势的对象，这时他们的活动空间就比较大，他们的政治地位也比较重要。因此，他们希望中国政局长期处于后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即将消失的时候，他们为之奔走呼号就是当然的了。
这种状况中间派观察家是了然的，有人这样说：“中间阶层的‘政治路线’，成为时下热烈讨论的一个题目，是一点也不古怪的。停止内战，是中间阶层迫切的需要；回往政协，亦是中间阶层所梦寐求之的。中间阶层停战谈和的呼吁，此刻虽然不为掌握‘中国之命运’的人物所重视，可是到了内战打得双方精疲力竭的时际，仍将发生重大的作用。再往后看，共产党所提出的和谈两条件毕竟只能算作和谈的基础，而和谈的本体则还是前文所说的‘根本目标’①以及达成这些目标所必要的保证。试想国共猜忌若是之深，没有一个中间人从事拉拢，两方意见南辕北辙，又怎么碰得了头？总之，世间决无不和之战，不是屈敌而和，便是妥协而和；在屈敌而和的局面下，胜方的意志贯彻到底，别人无话可说，但在妥协而和之情况下，中间阶层却大有一番事业可做。要创立民主政治，拟订‘根本目标’，中间阶层首先就在先天上占了优势，不是它去迁就左右两方，而是左右各改调门，使‘高调’和‘低调’合拍而和谐，走中庸之途，来顺从它的主张。目前国共两党磨拳擦掌，纠打一团，中间派人士插足不进，只怕中了‘流弹’；可是到了和平时期，大家又做起君子来，动口不动手，那末，这仲裁人的首席，真是要‘虚位以待’中间派的！所幸中间派对此也的确力能胜任，因它少的是手，多的恰好是口。所以在当前这漆黑时期，中间党派（真正的而不是冒牌的）沉寂下来，固属势所必至，情有可原，但是绝对不能因此气馁，小视它未来的神圣使命，而目前这时机，也就应该力事团结，扩大基础，加强准备工作。法国社会党尽管在抗德时期少有贡献，此刻在制宪会议中的席数，也远落在左方共产党和右方人民共和党之后，可是三党联合政府所推行的政策，却遵循着社会党的‘中间路线’，而国务的重任也就落在社会党的肩上。这是值得我们体会的。”①这些是中间派人士对局势的分析和愿望，至于愿望能否实现就不是他们所能决定的了。
如果说抗战期间和政治协商会议期间，他们是国共双方争取的对象，而在1947 年时他们的中间立场和中立性言论就成为打击的对象了。国民党在大力推行“戡乱总动员”的同时，也严厉地抨击了“‘第三者’的骑墙论调”。1947 年7 月5 日的《和平日报》上说：“今天，汉贼不两立，顺逆已判然，这其间，决无‘中立’可言，更无‘调和’可能，不爱国，即叛国，不为志士，即为汉奸，无所谓‘第三者’。今日之事，是直接戡平内乱，间接防御外患的救国工作，是为保障民主宪政实施的先决要务，谁要假藉‘民主’烟幕，诬政府的戡乱为‘内战’，谁要怀着‘夸父死权’的私欲，妄倡‘第三者’的骑墙论调，都是‘汉奸’的动机与行为，应为全民所共弃。不从贼便杀贼，只问是非顺逆，没有瞻顾徘徊，玩弄花枪的余地。”②7 月21 日的《中央日报》上说：“自命中立”的人“是自外于国家”。“那些自外于国家的人们，往往戴着一副假面具，装出一种悲天悯人的样子，呼吁停止‘内战’，以为只有停止‘内战’，国家和人民才有生路，其实，这是抗战期间汉奸理论的重演”。又说：“此时假如国内有自命中立反对戡乱剿匪的人，那这人① 按：这里说的“根本目标”是指“和平建设”。
① 程桯：《从民主政治的条件说到来日和谈》，《时与文》第1 卷第5 期，1947 年4 月11 日出版。② 《有共匪无中国、剿共匪救中国》，《和平日报》1947 年7 月5 日。就纵令不是国际盗匪的第五纵队，也必然是甘心自外于国家游离分子，如果是第五纵队，我们固必须深切了解姑息养奸的非计，予以适当的制裁，如果是自外于国家的分子，我们也应该剥夺其为一国民的权利。”①在国民党决心把战争进行下去的时候，它是不能允许中间派存在的。此后不久，它就下令取缔了民主同盟。
中国共产党和与共产党站在一起的政治人物对此时的中间路线一直持否定抨击态度，历史事实早为史学界所熟悉，不必多说。这里只说两点：其一，1947 年7 月14 日新华社社论中还提到“恢复政协路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②，在10 月10 日发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则改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其二，国民政府下令解散民盟之后，1947 年11 月6 日新华社发表一篇时评，它说民盟应该得到教训，放弃对美蒋的幻想，“坚决地站到真正的人民民主革命方面来，中间道路是没有的”③。这两条是说中共不允许中间政治路线存在了。
在两大政治集团的压力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间政派作为一个政治派别的政治生涯即将走到尽头。
① 《汉奸理论的重演》，《中央日报》1947 年7 月21 日。
② 新华社社论《总动员与总崩溃》，《人民日报》1947 年7 月16 日。
③ 新华社时评《蒋介石解散民盟》，《人民日报》1947 年11 月7 日。
第十八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第一节国民党南京政权的覆灭经过两年的作战，战争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展到280万人，其中正规军149 万人，军政素质和战术技术大为提高。已经有了相当强大的炮兵和工兵，并且掌握了攻坚战术；已经组成了西北、华北、中原、华东、东北5 支强大的野战部队。在两年作战中，蒋军被歼260 余万人，总兵力下降到365 万人，其中正规军198 万人。蒋军虽然精锐尚存，仍有相当大的实力，但在战略上已被解放军分割为6 个孤立的集团，即东北、华北、徐州、华中、西北、山西这几个军事集团。这种力量对比和军事态势表明，解放军同蒋军进行战略决战是可能的。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综观战争全局，正确地判断形势，果断地作出了进行战略决战的决定。
由于战局的发展日益不利，蒋介石集团也在谋求军事上的出路。1948 年初，蒋军内部议论过东北撤守问题，但悬而未决。八月初国民政府在南京军事会议上决定实行“重点防御”，对东北决定“原则上不放弃沈阳，同时亦做撤退准备”。正在蒋介石集团举棋不定的时候，辽沈战役已经打响了。1948 年9 月12 日至11 月2 日，林彪、罗荣桓所部东北野战军70 万人进行了辽沈战役。1948 年11 月6 日至1949 年1 月10 日，陈毅、粟裕、谭震林率领的华东野战军和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中原野战军及军区部队60余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