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中国通史第十二卷-近代后编(1919-1949)(上册)-第3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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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9 年1 月10 日，陈毅、粟裕、谭震林率领的华东野战军和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中原野战军及军区部队60余万人进行了淮海战役。1948 年11 月29 日至1949 年1 月31 日，东北野战军80 万人和华北的杨得志、杨成武两个兵团，共同进行了平津战役。总计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历时4 个月零19 天，共歼敌154 万余人。整个东北完全解放，华北地区除太原、大同等几个孤立据点以外，都解放了。国民党反动集团被彻底打败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和国民党在军事上遭到致命打击、在政治上走到绝路同时，国统区的财政经济也陷入总崩溃的境地。自抗战后期以来国统区经济的衰败就日益加紧，发动全面内战以后，大量的军费开支已使国民政府的财政到了不堪负担的程度。1948 年财政赤字达到900 亿元。以这年6 月为例，收入仅为支出的5％。为了弥补赤字，只有大量发行纸币。法币发行额至1948 年8 月已达6636900 余亿元，比1937 年6 月增发了47 万多倍。法币与美元的比价，1月为178000 元比1 元，8 月为11088000 元比1 元。法币购买力急剧下降，物价飞涨，以米价为例，上海每市担白米，1 月为150 万元，8 月为6500 万元。法币的价值已下降到不抵自身的纸张和印刷费用了。由于恶性通货膨胀、美货倾销、官僚资本吞并和繁重的捐税，民族工商业纷纷停产或倒闭。1948 年上海3000 多家大工厂开工率只有20％。正常的工业生产和商业经营都无法维持。国民政府为了挽救财政经济的崩溃，1948 年8 月19 日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及四项挽救办法。办法的要点是：（1）发行总额为20亿元的金元券作为本位币，限期以法币300 万元折合金元券1 元的比价收兑法币。（2）限期收兑人民所有的黄金白银及外国币券，过期任何人不得持有，不在限期内兑换或存储者，一律没收。（3）限期登记管理本国人存放在国外的外汇资产，违者予以制裁。（4）全国各地各种物品及劳务价格，应照1948 年8 月9 日各该地各种物品货价依兑换率折合金元券出售，由当地主管官署严格监督执行；所有按生活指数发给薪资办法一律废止；禁止工厂罢工怠工。这就是所谓“币制改革”和限价政策。国民政府在全国设上海、广州、天津等管理区，派蒋经国、宋子文、张厉生为上述三地的经济管制督导员或副督导员。为了推行“币制改革”和限价政策，反动政府派出大批特务、警察，设立特种刑事法庭，采取逮捕和枪毙等野蛮手段，压迫人民就范。这实际上是对各阶层人民进行大掠夺、大洗劫。在物资极端匮乏的情况下，依靠暴力劫持工商业者所造成的“平价”局面，是维持不住的。从10 月初开始，抢购风潮很快普及到国统区各大城市。“币制改革”和限价政策再也推行不下去了。11 月国民政府宣布取消“限价”，宣布金元券大量贬值，撤销金元券发行20 亿元的限额。此后金元券大量印发，飞快地贬值，1949 年4月15 日一天之内贬值40％。金元券也成了废纸。物价的狂涨更加惊人，以1948 年8 月物价总指数为准，11 月上涨25 倍，12 月上涨35 倍，1949 年1月上涨128 倍。国民政府用金元券挽救经济危机的办法完全破产。经济的总崩溃促进了国民政府的灭亡。但国民党掠夺了大量金银外币运往台湾。
时局发展到1948 年下半年，蒋介石南京政府彻底失败的命运已无可挽救。这时，美国迫使蒋介石辞职、支持李宗仁出面进行和谈的暗中策划便公开化了。在美国和桂系的压迫下，蒋于1949 年元旦，发表了一个表示要“和谈”与“引退”的文告。他声称愿意同共产党“商讨停止战事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但必须以保存法统宪法和军队为条件。如果和平实现，他可以“引退”。这个和谈建议遭到共产党的严厉拒绝。1 月21 日，蒋介石以“因故不能视事”做借口，前往奉化溪口，把总统职务交给副总统李宗仁代理。
李宗仁代理总统以后，即电邀李济深等共同策动和平运动，并接受共产党提出的和平条件作为谈判的基础。但蒋介石仍以国民党总裁名义“以党控政”，并指挥着军队与特务系统。国民党中宣部曾发指示反对和谈。3 月8日孙科提出辞去行政院长职务，李宗仁以何应钦为行政院长。3 月24 日由张治中、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钊、李蒸（后又加派刘斐）组成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代表团与中共谈判的最低限度的要求，是力求“就地停战”和与中共以同等名额组成政治协商会议和联合政府，实现“划江而治”和“体面的和平”。中共没有同意和谈条件。3 月26 日，中共派周恩来、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后又加派聂荣臻）为和谈代表。4 月1 日双方开始谈判。经过反复协商终于达成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协定对战犯问题、国民党军队官兵、政府工作人员，都做了宽大处理。对其他问题也做了适当的解决。上述协定，中共代表宣布以4 月20 日为最后签字日期。但是李、何拒绝在协定上签字。4 月21 日凌晨，人民解放军开始渡江。
1949 年春是中国人民革命在全国胜利的前夕，为了解决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中国共产党于1949 年3 月5 日至13 日，在河北平山西柏坡召开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出席了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报告。会议讨论了最后摧毁国民党统治争取全国胜利的战略安排、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革命胜利后国家的政治经济基本政策、胜利后党的思想建设等重大问题。全会指出，过去党的工作重心在乡村，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当然城乡必须兼顾。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了全国胜利后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和由新民主主义发展到社会主义的总任务。会议考虑到今后阶级斗争形式和共产党地位的变化，及时提醒全党警惕骄傲自满以功臣自居情绪的滋长和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会议的一个突出内容是对国家经济形态的分析和经济政策原则的议定。在此以前中共已经进行了广泛的经济工作。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委张闻天对经济问题作了认真的调查研究，在1948 年9 月写成《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这个文件受到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它成为这次会议分析中国经济构成和制定基本经济政策的基础。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中国的工业和农业手工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的悬殊，即工业生产的极端落后，是中国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从这一点出发，产生了我党一系列的战略上、策略上和政策上的问题。”报告说：国家经济成分包括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不同性质的经济成分及其相互关系“就构成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对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一方面要容许它存在和发展，一方面要加以限制。“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这些都是随后制定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指导思想。会后中共中央由西柏坡迁到北平，加紧进行新中国的筹建工作。
在李宗仁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的第二天，即4 月21 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
1949 年4 月，解放军开始渡江和向全国未解放地区进军的大规模作战。
从4 月21 日起，解放军在西起湖口东至江阴长达500 余公里的战线上，强渡长江，国民党军的千里江防全线崩溃。
解放军大军渡江成功后，南京的国民党大员纷纷向外地逃跑。4 月23 日解放军进入南京，在蒋介石的总统府插上了解放的红旗。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的解放，宣告了国民党南京政权的灭亡。
第二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在人民解放军扫荡残敌摧毁国民党各级反动政权的同时，作为新国家标志的中央人民政府的筹建工作，正在加紧进行。1949 年6 月15 日至19 日，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会议在北平召开。筹备会的任务是为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作好准备。这次会议通过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和《关于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规定》，选出了以毛泽东为主任，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任的筹备会常委会。在常委会下设立六个小组，加紧进行各项具体筹备工作。
一个新国家即将诞生了。它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国家？各个阶级在这个国家中的地位作用和相互关系是怎样的？这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是怎样的？政治的经济的基本政策是什么？这些问题中国共产党早就有过论述，但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还有进一步阐述的必要。1949 年6 月30 日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论述了新民主主义国家即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的理论和基本政策，为讨论新国家的重大问题和确立国家制度，提供了指导思想和理论依据。
在文章中，毛泽东首先提出人民民主专政的前途和国家消亡问题。接着论述了中国人民如何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革命指导思想和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基本过程，阐明在中国建立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必然性。他论述了民主和专政这个国家学说的中心问题。这个国家对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反动派实行专政，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都是人民。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工农联盟是基础。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有很大的重要性。国家在将来要消亡，但是现在必须强化。中国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没有国家这个条件是不行的。这些是《论人民民主专政》阐述的一些基本问题。
新国家的经济制度怎样，这是决定国家性质、为各阶级人民普遍关心的大问题，也是政协会议中讨论最多的问题。共产党人根据七届二中全会的决定，进一步阐述了这个问题。6 月刘少奇在共产党内讲了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他说，新中国的经济主要由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小商品经济和半自然经济五种经济成分所构成。这种国民经济就是新民主主义经济。这五种经济成分都应加以鼓励，使其发展，但要以发展国营经济为主。普遍建立合作社经济，并使它同国营经济密切地结合起来。扶助独立的小生产者并使之逐渐地向合作社方向发展。组织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在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范围内，容许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而对于带有垄断性质的经济，则逐步地收归国家经营，或在国家监督之下采用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经营。在可能的条件下，逐步地增加国民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加强国民经济的计划性，以便逐步地稳当地过渡到社会主义。这种过渡要经过长期的激烈的艰苦的斗争过程。9 月22 日，周恩来在政协会议上谈了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的基本精神。
南京政府的垮台，新中国的筹建，说明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彻底破产。这个事实震惊了美国统治者，引起统治集团内部在对华政策问题上的争吵。麦克阿瑟等一些人攻击当权的杜鲁门、艾奇逊等的对华政策。杜鲁门等为了替自己辩护，于1949 年8 月5 日发表《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它叙述了从1844 年美国强迫中国订立《望厦条约》至1949 年中国全国基本解放期间的中美关系，着重叙述了抗战期间和解放战争期间美国干涉中国内政遭到失败的经过。这样，白皮书就在客观上成为美国侵华罪行的自供状，就成了中国人民揭露美国侵略的有用材料。
1949 年8 月12 日，新华社发表《无可奈何的供状》，开始了对白皮书的批判。接着毛泽东为新华社写了五篇批判白皮书的社论。在新华社的发起和带动下，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报社、各学校、各界人士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发表了许多声明谈话和文章。讨论的范围涉及中美关系，中外关系，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关系，国民党反动派和中国人民的关系，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各界民主人士在反帝斗争中应取的态度，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在整个对内对外关系中应取的态度，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新阴谋如何对付等等。在这许多重大问题上展开这样广泛的讨论，在中国近代史上是空前的。白皮书的发表和对它的批判，宣告了100 年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终结。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主要标志之一。这是对亲美崇美思想的一次大扫除，也是对资产阶级共和国道路的又一次批判。这场批判为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时建立扫除了很多思想障碍。
1949 年9 月21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会议代表共662 名。其中有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人民救国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等各党派的代表，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的代表，区域代表，人民解放军代表，人民团体代表，少数民族代表，爱国华侨代表，宗教界代表以及特邀代表。这是一次空前的盛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在会上致开幕词，他说：“我们的会议是一个全国人民大团结的会议。”“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
经过充分的讨论协商，9 月29 日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9 月30 日选出了以毛泽东为主席的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选出了63 名委员组成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周恩来、陈毅、董必武、贺龙、林伯渠、叶剑英、陈云、邓小平、陈嘉庚、马寅初、马叙伦、郭沫若、沈钧儒、沈雁冰、黄炎培、张治中、傅作义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代表们一致通过了宣言、向人民解放军致敬电和竖立人民英雄纪念碑办法及碑文。会议还决定：（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定于北平，并把北平改名为北京。（2）采用公元纪年。（3）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4）国旗为五星红旗。
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性质及政权机关、军事制度、经济政策、文教政策、外交政策的总原则，是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重要文件。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