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中国通史第十二卷-近代后编(1919-1949)(上册)-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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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国家应在经营范围、原料供给、销售市场、劳动条件、技术设备、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调剂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的终结，标志着三条政治路线斗争的终结。新中国的成立，使国家前途展现了光明的前景。从此，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中国在总体上实现现代化有了可能，中国出现了由落后变先进的转机。中国历史从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丙编典志第一章农业和农业科技第一节近代农业科技的起步近代农业科技的策源地1919 年以后，中国各大学开始设立农学院，如中央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岭南大学等都设有农学院，此外，还出现了北京农业专门学校（后改北京农业大学）这样的专科学校。在这些院校中，集中了我国一批最早从海外学成归来的农科专家。当时，在北京农业专门学校中就有许璇和梁希。许璇（1876—1934）于1913 年获东京帝国大学农学士学位，归国后任农专教授，讲授农政学、土壤学、畜产学等课程，后曾任北京农业大学校长、浙江大学农学院院长，在中国农业学科的创建上曾作出过重要贡献。梁希（1883—1958），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林科，1916 年回国后被聘为北京农业专门学校教授兼林科主任，1923—1927 年又赴德国萨克森林学院研究林产化学，为中国森林开发、林产化学学科建设做了开创性的工作。曾任过浙江农校校长的陈嵘（1888—1971），1913 年从日本北海道帝国大学农科毕业后回国在金陵大学林学系任教。从教数年后又去美、德再攻林学。1917 年中华农学会在上海召开成立大会，他被推选为第一届会长。他曾编写了中国树木分类学专著。丁颖（1888—1964），1924 年从日本帝大农学院毕业归国后，曾在中山大学农学院、华南农学院任教授、院长。他于1926 年在广州石牌中山大学农学院创办稻作试验场。同年，在广州东郊犀牛尾沼泽地发现野生稻，用它与农家品种竹粘杂交，育成“中山1 号”水稻品种。这是在世界上进行的将野生稻的种质成功地转移给栽培稻种的首例科学试验。曾任中央大学农学院院长的邹秉文（1893—1985），1915 年毕业于美国康乃尔大学农学院，毕业后，继续在该校研究院攻读植物病理学1 年。1916 年回国后在金陵大学担任植物学、植物病理学、植物育种学教授。1917 年转到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教，筹建农科并担任主任。1918 年该校改为东南大学，1921 年又改为中央大学，他继续任教授兼农科主任、农学院院长。他曾撰写了中国农科大学的第一部植物学教材，并指明“此书具改制之志，凡旧日因袭日本而不合学理之名称，概予改定”。他还曾撰著《中国农业教育问题》一书，力陈教学、科研、推广三结合的重要。那一时期的农科大学、学院，曾是当时全国农学发展的重要策源地。
棉花品种的选育改良由于工业原料需求和对外贸易的推动，棉花品种选育原理及选育方法的研究得到较快发展，且得到实业界和国外的支持资助。最早从事棉花品种选育改良研究的是1913 年建立的南京金陵大学农科。他们与早期来华的美国棉花改良专家O。F。柯克（Cook，O。F。）、J。B。郭仁风（Griffing，J。B。）等人建立了合作关系，以金大农科为研究中心。他们的研究在十数年间曾影响着中国棉花主栽品种的选用方向。
1917 年，穆藕初（1876—1943）等人在上海组织植棉改良社，刊印《植棉浅说》，购备、推广美棉种子，优价采收各地改良新棉。1919 年，上海组织纱厂联合会，其中设植棉改良会，穆藕初被举为委员长。同年，穆代聘过探先（1886—1929）教授主持植棉推广事业，在江苏、浙江、湖北、河南、湖南、河北设场16 处。从1921 至1924 年，改由纱厂联合会每年捐洋2 万银元资助东南大学农科，由邹秉文教授和过探先教授主持植棉推广项目。这是由中国企业界资助农科大学从事棉业研究的开端。东南大学、金陵大学两农学院合作，曾在植棉方面作出重要贡献。穆藕初在《藕初五十自述》中称：“我国植棉事业，迄今尚有可观者，皆赖邹、过二君及东大各农学专家热诚任事之结果，与纱厂联合会诸会员热心赞助之赐也。”①而穆藕初等人资助植棉研究，有其振兴棉纺业的深远目的。
粮食作物品种的改良1922 年以后，华北连年大旱，长江流域又患大水，在水旱频仍，粮食缺乏，大量输入洋米、洋面的背景下，农业领域曾突出抓小麦、大麦、高粱、粟、大豆等的品种改良。1925 年，金陵大学与美国康乃尔大学建立合作改良华北粮食作物，训练遗传育种人才的项目，后又与纽约洛氏基金世界教育会（InternationalEducation Board）及康乃尔大学建立中国作物改良合作项目。每年由康大派育种教授至金大协助指导作物改良。金大供给试验场与研究室设备，世界教育会则津贴康大教授旅费。随之，H。H。洛夫（Love，H。H。）、C。H。马耶思（Myers，C。H。等教授相继来华指导作物育种。此一时期，中国育种、栽培、病理诸学科有着迅速的进展。这是我国国际农业技术合作的创举，对中国农学发展有重大影响，并取得了粮食作物增产的显著效果。如自1931 年起，由纯系方法陆续育成多个小麦新品种，每亩产量较普通品种约增产15—30％。
从1919 年起，我国开始采用科学方法进行水稻品种选育的试验。试验由南京高等师范农科（后改称东南大学农科）农事试验场原颂周主持。由各省征集多个优良水稻品种，经过严格比较选育，得出“江宁洋籼”、“东莞① 李靖主编：《穆藕初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年版，第46 页。
白”两个纯系优良品种，并在生产上得到推广。这一时期，农商部中央农事试验场还先后自江苏、浙江、安徽、河南、河北、吉林、湖北、福建、广东等省和日本、意大利等国收集47 个水稻品种进行品种比较试验，曾选出数个亩产250 公斤以上品种。1924 年，周拾禄（1897—1979）教授提出：中国稻麦育种以采用穗行纯系育种法为宜。
第二节农业分支学科研究的开展和近代农业科技体系的形成中央农业实验所等单位的建立1931 年，国民政府实业部设立中央农业研究所筹备委员会，派实业部副部长、1914 年获美国农科硕士学位的棉业专家穆藕初为主任，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馆长钱天鹤（1892—1972）为副主任，邹秉文、沈宗瀚等共16人为委员，拟设植物生产、动物生产及农业经济三科。该会选定南京孝陵卫所址，草拟工作规程，确定中央农业研究所（后改称中央农业实验所）主管全国农业技术改进。中央农业实验所占地面积2400 余亩，规模宏大，实验设备完善。这一时期，全国经济委员会设立中央棉产改进所，行政院设立全国稻麦改进所，实业部设立全国稻米检验监理处与全国小麦检验监理处，均设在孝陵卫中央农业实验所内，人员互相兼职，工作密切配合，稻麦棉改良工作日臻完善。农业科学实验和技术推广逐渐由中央农业研究机构领导起来。
中央农业实验所、全国稻麦改进所、中央棉产改进所等广延中外专家，改良全国农业，同时各省均设农事试验场，各大学多设农学院，对于稻、麦、杂粮、棉花、园艺、土壤、肥料、昆虫、病害、兽医、蚕桑、森林树木、农情报告、土地利用、农场经营、仓储、农产运销、稻麦棉的分级检验等，多方面研究改良，理论与应用并重。这一时期已能运用温室、细胞室等条件设备，进行诱致棉花突变与杂交小麦细胞遗传的研究。各大学农学院亦多参照中央大学与金陵大学农学院的组织、教学、研究及小规模推广结合方式，作物育种、土壤、肥料、植物病虫害、园艺、兽医、造林、农业经济等教学与研究工作，在此时期进展明显。
征集作物品种资源，倡行农业科技交流1。征集作物品种资源。
1931 年，中央农业实验所为充实过去农业院校研究单位征集作物品种的工作，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各省采集小麦单穗3959 种份，又征集当时苏联小麦202 种份，美国小麦207 种份。1932 年秋，中央农业实验所与中央大学、金陵大学农学院合作，购得英国里丁大学J。潘希维尔（Persival，John）教授征集的全套世界小麦品种1700 种份。汇集较多的育种原始材料，为小麦育种技术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1933 年，中央农业实验所组织专家分赴苏、浙、皖、赣、湘、鄂6 省农田中采选籼、粳、糯稻单穗4 万余，并向国内外征集水陆稻优良品种664 个，进行稻作育种、生态、生理、细胞、遗传、田间技术以及分类等项试验研究。1935 年底，全国稻麦改进所成立，赵连芳（1894—1968）博士任稻作组主任，内则充实人才设备，并与中央农业实验所土壤肥料、病虫害、农业经济各系联系合作，外则在苏、浙、皖、赣、湘、鄂、川、粤、桂、闽、豫、陕等12 省合作改良水稻。这一时期，我国品种资源的征集、整理、分析、利用达到了较高水平。
2。倡行农业科技交流。
1931 年，金陵大学农学院举办农作物讨论会，聘请中央农业实验所总技师、美国作物育种学博士H。H。洛夫主讲生物统计方法，将运用生物统计分析的田间试验新技术传播给中国作物育种界。1934 年，中央农业实验所邀请英国生物统计专家J。韦适博士（Wisharf，John）来华主讲田间技术及生物统计。1936 年又邀请美国作物育种专家H。K。海斯（Hayes，H。K。）博士讲授作物育种方法。这些，对提高我国稻麦育种技术和方法，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国外农学一些新进展也更引起人们关注。
1934 年，由中央农业实验所技正沈宗瀚等负责筹备，中央大学农学院、金陵大学农学院共同协作，全国作物改良研究会议于11 月17—19 日在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农业实验所，中央大学农学院，金陵大学农学院，河北、河南、广西、广东、陕西、浙江、湖南、湖北、山西、山东、江苏、安徽等地代表83 人，其中教授、技正级20 人。会上演讲的论文28 篇，内容多为研究各种作物（小麦、水稻、玉米、大豆、棉花、粟、高粱、蔬菜、果树、甘蔗、茶及华南特种作物）育种，涉及育种与病害、抗虫育种、试验标准及统计分析、细胞遗传与育种的关系等方面。
这次会议可以视作中国作物改良研究迈向新阶段的起点。会上沈宗瀚发表题为《中国作物育种事业之过去、现在及将来》①的演讲。就作物育种方法而言，他将1915—1924 年划为第一期，这时以棉作为主，稻麦为副；育种方法以选种及引种为主；比较试验以田间观察及室内考种为主，“产量计算及生理遗传等问题，则非所注意”。这是育种事业的“幼年时代”。将1925—1934 年划为第二期，这时试验以稻、麦、棉、豆、高粱、粟为主，改向来注重观察以选种的旧法，一变而为应用统计及利用遗传以改良品种的方法。沈氏称第二期为“少年时代”。随着金陵大学农学院与美国康乃尔大学的合作项目期满，1934 年洛夫教授离华返国，“故今兹之育种事业，全在国人之努力”。沈宗瀚认为以育种事业之年龄而言，到了1934 年，“亦达成人时代，独立奋斗，为中华育种前途创造一新纪元，责在吾兆”。他提出当时育种事业的要务为：（1）集合国内研究人员，分工合作。（2）协助优秀农业机关，经费缺乏时，予以相当补助，俾内部充实，而得尽量发展。（3）聘请世界育种专家来华讲学，以介绍新学识而训练人才。（4）促进种子推广事业，使优良之种子为农民所乐用，故主持育种事业者，选种务极精当，推① 实业部中央农业实验所编印：《中国作物改良研究会议演讲集》第3—6页。1934 年11 月。广务极普遍，以增社会对于育种事业的信仰。沈宗瀚的文章反映了当时中国对农业科学技术内外交流已达较深的认识程度。
农业技术改进从多种分支领域呈现中央农业实验所、全国稻麦改进所、中央棉产改进所、稻米检验及小麦检验监理处等单位在农业技术改进上作出许多贡献。在土壤肥料方面，中央地质调查所自1930 年起调查全国土壤，于1936 年由T。梭颇（Thorp，T。）撰写成《中国土壤》专著，并制成全国土壤分类图。广东土壤调查所1930年成立，邓植仪（1888—1957）所长于1934 年曾汇总该所历年调查所得编著《广东土壤提要》一书。1935 年，中央农业实验所土壤肥料系张乃凤（1904—）等在江苏、安徽、山西、河北、河南、湖北、湖南、江西、云南、贵州、四川、广西、陕西等14 个省68 个地点进行156 个氮磷钾三要素肥效试验，1942 年发表了《地力之测定》论著。在作物方面，中央棉产改进所孙恩麟（1893—1961）所长根据气候、水利及运输等条件，提出将棉花增产重心放在陕豫鲁冀等省，推广美棉品种。中央农业实验所总顾问美国育种学家洛夫于1933年提出征集中美棉31 个品种，在苏、浙、鄂、陕、鲁、豫、冀等省举行区域试验，以资选种。1935 年，冯泽芳（1899—1959）继之主持此项试验，确认“斯字4 号棉”（Stoneville）宜于黄河流域各省种植。“德字531 棉”（Dolfose）在长江流域种植产量甚丰。金善宝1936 年指出：斯字棉和德字棉是中央农业实验所和中央棉产改进所最近对于棉作育种的极大贡献。①金善宝（1895—1997）搜集全国小麦900 余品种，经过精密观察，1926 年曾作出检定与分类。沈宗瀚从1932 年至1935 年，以征集到的100 个农家小麦品种，根据气候的差异及改良时应注意的条件，在冀、晋、豫、鲁、浙、鄂、陕等省区进行试验，划分出冬小麦几个不同适应区域和春麦区域，为我国作物区域划分的最早研究，并开始按区域协调全国小麦改良工作。在病虫害防治方面，俞大绂（1901—1993）、陈鸿逵等选出小麦、大麦、粟、高粱、蚕豆等抗病品系多种并研究植病生理小种。戴芳澜继续中国真菌的调查工作，写成了《中国真菌名录》。中央大学邓叔群（1902—1976）发表《中国真菌志》，开展水稻、棉花病害研究。吴福祯（1898—1996）研制药剂防治棉花、蔬菜蚜虫的药剂药械，于1935 年取得成功，投入生产，开始了大规模药剂治虫，华北美棉由此得以大量推广。在林业方面，陈嵘教授于1934 年写成《中国树木分类学》专著。在蚕桑方面，孙本忠（1897—1968）以诸桂蚕与黄皮土种杂交而育成黄皮诸桂种。黄皮为显性，将其自交多代，成为黄皮自交种，再与任何优良品种交配而得第一代优势黄皮杂种，在蚕区推广饲育。① 金善宝：《中国近年来作物育种和作物栽培的进步概况》，《金善宝文选》，中国农业出版社1994 年版，第78—8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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