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中国通史第十二卷-近代后编(1919-1949)(上册)-第4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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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门的油池开始极为简陋。1939 年油井出油后，才从远处运来5000 块砖修了个露天“土”油池。上面覆盖着芦苇，冬天严寒油凝固，夏天烈日油散发，并且有发生火灾的危险。1942 年8 月，玉门山洪爆发，洪水流到油池，造成原油横溢，流到山下的子弟小学、家屋住宅，又流到了伙房。油触火即燃，酿成火灾，损失惨重。
经此惨痛的教训，玉门放弃了明沟和露天油池，改用管道和油罐。但原油出井还携带天然气、砂和水分。这样一来，虽然减少了原油的蒸发，保障了油区的安全，但残留在管线中的砂子及残油却要经常清洗，且容易引起管线的热胀冷缩，同时也没有解决炼厂用原油的质量问题。1944 年翁文灏之子翁心源从美国学习储运管道工程归来。在他的指导下，玉门修建了第一条从油田8 井到四台炼厂的输油管线，并建成了两个选油站。选油站装置储油罐3 个，沉砂器和分离器各两个。其中一个选油站的分离器是从美国进口的，另外一个选油站的分离器是自己用木头制造的。为解决冬季保温问题，他们在输油管线旁另设一条蒸汽管线。选油站投产后，不但提高了原油的质量，而且分离出的天然气可供生活取暖和做饭。
到了1948 年，玉门老君庙油田的输油管线，由地上改为埋藏在地下，建成了更趋合理的环形输油管线，集输流程逐步完善。
第三节冶金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经济侵略又大规模卷土重来，致使原来发展较快的民族金属冶炼业又落入缓慢发展的阶段。1937 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由于日军侵占了我国大片土地，大部分冶金企业落入日军之手，使我国的冶金业受到很大打击，更加举步维艰。抗战胜利后，大量美国物资倾销，加之国民党统治的腐败，又很快发动内战，使我国的冶金业陷入萎缩甚而几乎崩溃的境地。
钢铁冶炼在1911 至1937 年期间，华资钢铁厂和日资钢铁厂呈现不同的发展趋势。华资钢铁厂经不起外国钢铁的倾销和市场不景气的冲击，产量逐步下降，1926 年后更是急剧衰退。1937 年生铁产量仅为1。95 万吨，钢产量仅为4 万吨。这一时期，汉冶萍公司由于生产成本高于外国企业，公司又先后向日本财团贷款5000 多万日元，企业为日本财团所控制，加上经营不善等原因，至二十年代汉冶萍公司的炼钢厂不得不全部停产。上海的和兴化铁厂和大鑫铁厂则主要从事轧制废钢业务。上海钢铁厂在留美博士周志宏担任厂长后，进行一系列的改革和技术改造，降低成本，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生产了不少军工用钢。这一时期还曾积极筹建中央钢铁厂（厂址设在湖南湘潭）、广东钢铁厂（厂址广州）、西北炼钢厂（山西）等，但有的未能建成，有的虽然建成，如阎锡山以山西煤铁为基础兴办的西北炼钢厂，建成后尚未正式投产即因抗战爆发而落入日本人手中。此外还有不少重大发现及研制了一些新的钢铁品种，如丁道衡发现白云鄂博铁矿主矿体，在周仁、严恩棫、周行健等人的共同努力下，研制成功各种碳素钢、锰钢、镍铬钢、铬钢、不锈钢、高速钢等。
日资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也曾一度困难，但此后通过某些技术改造并在扩军备战刺激下，又有所发展，1931 年东北沦为日本殖民地后，钢铁产量更是大增，1937 年生铁产量达81 万吨，钢产量增为51。6 万吨。如1933 年由满铁和关东军在鞍山组建的昭和制钢厂，经过不断扩建，发展成为中国近代最大的钢铁企业，1937 年其贫矿处理量即达15233 万吨。其他如鞍山制铁所在大战后因严重亏损仅留1 炉出铁，随后，他们大力解决技术问题，即贫矿处理问题，于1921 年由梅根常三郎等研究成功“还原焙烧法”；又从德国获得有关资料，由久留岛秀三郎发明液氧爆炸法，提高了采矿效率。通过这些措施，降低成本，增加产量，如1926 年前其生铁产量在7—8 万吨，1926年2 号高炉投产，产量上升至20 万吨，成本下降50％。本溪湖制铁所也通过改建和重建而不断扩大生产。
1937 年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继东北之后，华北、华东、华南广大地区相继成为沦陷区。日本为实现其“以战养战”的方针，对沦陷区资源，特别是钢铁资源进行更为野蛮的掠夺。如在我国东北，成立满洲重工业株式会社（简称“满业”），对钢铁、轻金属、机械、煤炭进行支配性投资和经营。不断扩充原有的钢铁企业，同时又建立一批新的钢铁研制和生产单位，特种钢生产也有一定发展。由于实行“日满一体化”方针，伪满时期，向日本运送大量生铁与钢坯，致使伪满末期的钢铁生产结构成为倒宝塔状，即在设备能力方面，可生产生铁252。4 万吨，钢锭144 万吨，钢材48 万吨；而在产量方面，生铁170。2 万吨，钢锭86。9 万吨，钢材51。9 万吨。①在华北，日本占领了石景山铁厂、阳泉铁厂、西北炼钢厂（改称太原制铁所），先后修复生产；在天津日本成立了10 家钢铁企业及其配套工厂；在唐山，开始兴建“唐山制钢株式会社”；在华东，日军占领马鞍山铁矿区，1938 年成立“华中铁矿股份有限公司”（后改称华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在马鞍山，成立了马鞍山制铁所。日本占领这些矿冶企业后，大肆掠夺我国的铁矿资源，将各厂所开采、冶炼的钢铁制品大量运往日本。
抗战期间，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封锁和运输的困难，洋铁很少进口，但因抗战和民生的需要，使抗战后方及抗日根据地的钢铁工业有了一定的发展。1938 年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上海、武汉及沿海地区的数以百计的官办和民营工厂纷纷入川，国内大部分冶金工程技术专家、学者也云集重庆。这一时期，后方的钢铁企业，以其隶属关系及经营方式可以分为四类：（1）以兵工署为主的，由兵工署独办的官办企业，如钢铁厂迁建委员会（又称兵工署第二十九厂及大渡口钢铁厂）、第二十四厂、第二十八厂等；（2）资源委员会主办的企业，如电化冶炼厂、威远铁厂、陵江钢铁厂、资和钢铁厂、资蜀钢铁厂、资渝钢铁厂、云南钢铁厂等；（3）官商合办和独资经营的企业，如官僚资本控制的中国兴业公司，民族资本家经营的渝鑫钢铁厂股份有限公司等；（4）民营小铁厂，如蜀江炼铁厂、协和炼铁厂、清平炼铁厂、东源实业公司、福昌炼铁公司、大昌炼铁公司、渠江矿冶公司、荣昌铁厂、永兴铁厂、上川钢铁公司、永和实业公司、中华工业社綦江铁厂等。1944 年上述地区共有铁厂100 家，钢厂5 家，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控制的有16家，占全部资金总和及全部动力设备的80％。后方冶金工业，虽因战争需要而较抗战前夕有所发展，但由于海岸封锁，技术设备落后，原材料基地为日本人所占，其产量增加缓慢。如1943 年新法冶金的生铁产量仅为7 万吨，钢只有0。68 万吨。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因地制宜发展钢铁冶炼，以满足根据地对钢铁制品的需求。在陕甘宁边区，利用边区仅有的煤铁资源和薄弱的设备制造能力，由徐驰等人主持工作，建成陕甘宁边区第一座高炉（在延安）。1943 年冬，该座高炉开始出铁，由于技术准备充分，高炉由试炼到正常生产，① 解学诗、张先良著：《鞍钢史》，冶金工业出版社1984 年版，第323 页。很快达到设计要求，日产铸造生铁1 吨以上，完全满足了边区对铸造生铁的需要。在晋冀鲁豫边区的太行山根据地，陆达针对当地只有土法生产的白口生铁，但不能车削加工做成炮弹壳体的现实，采取措施对白口生铁进行韧性处理，使之转化为可锻性铸铁。经过处理，陆达所在的柳沟铁厂的炮弹壳月产量由4000 发提高到3 万发。在1939 年末皖南事变后建立华中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先后建立不少修械所，利用坩埚、三节炉等工具炼铁和铸造地雷外壳、手榴弹外壳、迫击炮弹壳、枪炮弹外壳等，有力地支援了前方的抗敌斗争。
1945 年抗战胜利后，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我国的钢铁工业在总体上陷入萎缩和崩溃的境地。后方的冶金工业，特别是重庆地区兴办的各类冶金企业，当抗战一结束，就面临破产的命运。由于战时封锁的解除，美国钢铁大量进口，致使产品价格大幅度下跌，因而重庆地区的大量钢铁制品销售不出去，不少钢铁厂，包括规模较大的渝鑫钢铁厂、中国制铁公司、中国兴业公司等都先后停工、减产或倒闭①。据统计，1945 年10 月，重庆等地钢铁工业炼炉继续开工生产者仅为1944 年的10％②。原来沦陷区日本军部和商人经营的一些钢铁厂，因遭日军撤退时的破坏和国民党接收大员的洗劫，迟迟不能复工。1945 年后，资源委员会担负了对日伪工业的接收和全国工业的调整任务，组织了鞍山钢铁有限公司、本溪煤铁有限公司、抚顺特殊钢铁厂、东北金属矿业有限公司、华北钢铁有限公司筹备处、华中钢铁有限公司筹备处、上海钢铁公司等。资源委员会下属的钢铁企业，其钢铁产量占全国的80％。虽然有如此庞大的系统，但却抵挡不住国民党经济总崩溃态势的冲击，美国剩余物资又大量涌入，占领市场。据统计，资源委员会系统的钢铁厂及民营钢铁厂，1945 年产生铁48495 吨，钢63000 吨；1948 年上半年产生铁22056吨，钢932 吨③。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钢铁工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晋冀鲁豫边区在这时由陆达领导建立了故县铁厂。1947 年阳泉解放，为了建设故县铁厂，根据军工部的指示，陆达、陈志坚等人，将阳泉荣华铁厂日产20 吨生铁的2 号高炉全套设备搬迁到故县。1948 年1 月故县铁厂高炉（20 吨）开炉，随后，10 孔焦炉棘臻焦炉也投产。高炉出铁后，迫击炮弹的生产量成倍增长，以60、82、120、150 四种炮弹为例，1947 年高炉投产前总产量仅为20。88 万发；1948 年激增至102。8 万发；1949 年增至175。63 万发。在晋察冀边区，1947 年成立了井陉、阳泉办事处，着手规划恢复这个矿区的煤铁生产。由于阳泉铁厂的设备遭到严重破坏，2 号高炉又已拆迁到故县，因此只能对残缺不全的1 号高炉进行修复，同时还要进行人员培训。1948 年初，高① 施复亮：《论当前的经济危机》，《四川经济季刊》第3 卷第1 期，1946 年1 月。② 《重庆工商界控拆美帝摧残我民族工商业》，《人民日报》1950 年11 月27 日。③ 黄逸平：《中国近代钢铁工业史》，《中国冶金史料》1985 年第1 期，第1 页。炉按计划装料、点火，顺利出铁，很快达到这座高炉的设计要求，日产铸铁80 吨，当年年产7228 吨。①有色金属由于整个民族工矿业发展缓慢，所以自1921 至1927 年，全国较大的有色金属矿虽增加到31 个，但资本增加不多，且利润下降，甚至亏损。1928年，国民党全国政权建立后，基本垄断了有色金属矿冶业的生产、运输和出口，排斥、压制、打击民族矿冶业，结果更使有色金属的生产受到严重影响。在1942 年前一段时间，由于战争对军工生产的刺激，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国扩大军工生产，增加战略物资的储备，使有色金属在世界市场上销路扩大，价格上升，因而促使有色金属生产有所发展。1931 年，日本侵占我国东北，为了侵略战争和掠夺我国矿产资源的需要，而力图把我国东北建成为其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的基地，并在其侵占期间掠夺了大量的有色金属矿产。七七事变特别是珍珠港事变后，日本为适应其侵略战争的需要又积极在台湾发展金属工业，使台湾的铝镁金铜等有色金属产量有较大的增长。
这一时期有色金属的采矿技术与前一时期相比，虽然仍旧较多采用原始、手工的落后方法，但在机械开采方面也有一些进步。如日本侵占我国东北时在华铜、杨家杖子、青城子、天宝山等矿山采用了干式填充法和留矿采矿法，还使用了风动凿岩机和黄色炸药。1909 年官商合资成立个旧锡务有限公司，从德国订购新式设备，从1913 年开始机械化采锡。1930 年，广西贺富钟地区商矿公司，开始用水轮、水泵、砂泵等水力机械开采。1936 年，国民政府开办茶盘源公司，引姑婆山槽河的自然高压水源，用水力提升机、水轮开采望高砂锡矿，1938 年建成投产，成本比电力开采降低30—50％①。1947年，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第二特种矿产管理处在锡矿山建立示范锑矿，实行“探采结合，贫富兼采”。竖井掘进用手持风钻，运输用矿车和卷扬机，主巷用电灯，工人携充电矿灯照明，电泵排水，从而改善了工人劳动条件，提高了生产效率。
在选矿技术方面，直到三十年代开始采用近代的选矿技术。1931 至1945年，日本在我国东北建成杨家杖子、青城子等十多座有色金属选矿厂，使用浮选法选矿。1936 年，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从德国进口旋转磁选机，对湖南和江西的钨砂进行集中精选，脱除锡、硫等杂质。1941 年，锡业管理处建立桂林选矿厂，使用汀氏磁选机，精选广西、湖南、广东所产钨、锡毛砂。1942年，在湖南零陵兴建反射焙烧炉，进行焙烧除砷，所产钨精矿达到了德国鉴定的“汉堡标准”（氧化钨含量大于65％，含锡小于1。5％，含砷小于0。2① 徐驰：《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的钢铁工业》，《中国冶金史料》，1985 年第1 期，第33 页。① 见莫友怡：《我国锡矿砂的水力开采今昔》，载《有色今昔》，1992 年第4 期，第20 页。％）。
在冶炼技术方面，这一时期除采用土法冶炼技术外，还出现了较多采用西方近代冶炼技术的厂矿。如：锌冶炼技术，1931 年工程师饶湜试验西法炼锌。他吸取1919 年湖南黑铅炼厂德国工程师在长沙进行横罐炼锌试验失败的教训（炉温未达1200℃时炼罐软化），着重炼罐的研制，经过八个月的试验，炼罐耐火度达到1200℃，符合炼锌要求。1934 年于湖南长沙建成炼锌厂，采用横炼法生产蒸馏锌。1942 年，日伪在葫芦岛建成有8 座竖罐蒸馏炉的炼锌厂。该厂是根据美国新泽西州锌业公司竖罐炼锌专利，由美国工程师设计，年产锌1 万吨，投产后16 个月共生产锌84。6 吨。由于罐体破裂致使生产被迫中断。
炼锡技术，1910 年，云锡公司开始采用水箱鼓风炉和煤气反射炉炼锡，后由于效率低而继续使用土炉冶炼。1933 年改造煤气反射炉，同时增建熔析反射炉提纯，从此开始新式炼锡。1943 年创调温结晶法成功。该法先结晶出较纯的锡，经几层阶梯式的锅，可获得纯度达99。5％的纯锡。
炼铜技术，1937 年冶金专家叶渚沛在长沙试验成功电铜生产，并建成精铜炼厂。1938 年又在重庆建成电解铜厂，产品含铜99。93％。1939 年，日伪“奉天制炼所”的炼铜车间，其工艺是用烧结锅烧结焙烧、熔炼、真吹炉吹炼、电解槽精炼。
铝冶炼技术，1929 年日本理化研究所铃木取得了用烟台矿电热熔融分离矽铁后，再进一步氯化以制造氧化铝的专利。经过试验，1938 年建成的日伪抚顺铝厂，用此法生产氧化铝，再通过电解法生产金属铝。
黄金提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