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中国通史第十二卷-近代后编(1919-1949)(上册)-第6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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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地租最高额之规定，应予删除”等等②。所以，在1936　年喧闹一场的“土地法修改原则”的争议中，竟连孙中山曾再三强调的地价税应采取累进税率的原则，国民党中央都通不过。
　　七七事变后，国共第二次合作，两党对土地政策都作了相应的调整。但国民党战时土地政策和战区的二五减租刚刚开了个好兆头，蒋介石集团又唯恐共产党“坐大”，不断制造反共磨擦，致使国统区二五减租一再中辍、搁浅。1941　年12　月，国民党中央颁布《土地政策战时实施纲要》十条，虽然重申了“平均地权，为总理民生主义实行之要道”，并视之为“适应抗战需要”的“当务之急”，但它不是以培植国计民生为重，而是以增加政府收入为重。结果是“减租无由”，“增税有着”，扶植自耕农等措施收效甚微，田赋征实、征购虽对充实军粮调剂民食起了作用，但近似杀鸡取卵。国统区土地关系更加恶化，农业生产明显衰退。
　　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始终不渝地执行减租减息政策。其原则是：第一，实行减租减息，以改善农民生活，提高农民抗日和生产的积极性；第二，实行交租交息，保留地主土地和财产的私有权，以有利于联合地主一致抗日；第三，对待富农，既照减其封建性剥削的租和息，又保护其资本主义性质的雇工生产，以鼓励富农发展生产和联合富农抗日。减租减息收到很好的效果，成为共产党解决中国农民土地问题的一个重要阶段。
　　八年抗战胜利后，各党派本来可以遵循政治协商会议决议的精神，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减租减息，再采取适当方法，有步骤地达到耕者有其田。即使蒋介石集团挑起全面内战之后，中共中央在1946　年7月还一再考虑“对一般地主土地不采取没收办法，拟根据孙中山照价收买的精神，采取适当办法解决之，而且允许地主保留一定数额的土地。对抗战民主运动有功者，给以优待，保留比一般地主更多的土地”①。直到1947　年2月，中共中央还向各地通报陕甘宁边区若干地方试行“以公债征购地主土地”、“得到中外记者赞许”的经验。②与此相反，蒋介石集团仍是“以不变应万变”，不论“二五减租”也好，土地法修正公布也好，所谓《绥靖区土地处理办法》也好，《农地改革法草案》争论也好，一概以“为政不得罪于巨室”的原则来对付。“甚至比较缓和得许多的限田办法，在政务会议中还有人反对，认为不宜如此得罪地主，①　《蒋委员长对于解决土地问题意见》，《地政月刊》第1　卷第11　期，1933　年11　月。②　萧铮回忆录：《土地改革五十年》，台北1980　年版，第117、81　页。①　《中共中央关于向民盟人士说明我党土地政策给周恩来、董必武的指示》，1946　年7　月19　日。载《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6　册，第512　页。
　　②　参见彭明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6　册，第524　页。
　　失掉地主对于政府的拥护”③。国民党中央常委张道藩也不得不承认，共产党“在积极倡导国父‘耕者有其田’和我们的‘二五减租’的制度。我们。。根本没有付诸实施，这真是可耻之极”①。
　　后来，国民党当局跼促台湾一隅，正是“铭记大陆的惨痛，锐意改进土地制度”②，使台湾在五十年代基本上实现了耕者有其田。
　　其他政治派别关于土地问题的主张国共第一次合作彻底破裂后，中国共产党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采取“‘平民式’的革命手段来解决土地问题”③。其他政治派别、社会名流也纷纷提出解决土地问题的主张和方案。
　　1。第三党的土地改革方案。
　　第三党，是指1928　年春在上海成立的中华革命党，1930　年8　月正式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它的领导人是著名的国民党左派邓演达。该党从成立时起，就高举孙中山的革命旗帜，非常重视农民土地问题。在第三党的纲领性文件《政治主张》中，规定了“在原则上主张土地国有，而用耕者有其田为过渡的办法”④。要点是：立行宣布耕者有其田的法令，不耕者不能有耕地；由国民会议规定土地法，确定农户占有耕地的最高额与最低额，以及国家收买土地定价法；发行50　年长期土地公债，收买超过私人最高额的土地；公共团体的土地归为国有；一切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及其他反革命团体的全部财产，没收为国有；收为国有的土地分配给耕作的农民，但只限于使用权与收益权，而不准私行买卖土地。
　　这些规定表明了第三党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真诚意愿。但他们不赞同共产党采取无条件地没收土地的方法，而是主张“平民革命”，取得政权，由平民国家通过立法手段，以“收买”办法来解决。结果，邓演达在1931　年11　月被蒋介石秘密杀害，第三党遭受极大打击。1933　年11　月，第三党参与了蒋光鼐、蔡廷锴、李济深、陈铭枢等在福建成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其政纲之一“立行耕者有其田，实现计口授田”，亦由于福建革命政府很快被蒋介石集团镇压下去，“计口授田”也就落空了。
　　2。国民党改组派与中国托派关于土地问题的主张。
　　国民党改组派（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是1928　年至1931　年间，从国民党当权集团中分裂出来，以汪精卫、陈公博为首的既反蒋又反共的政治③　《土地改革》第1　卷第5　期，第8　页，1948　年6　月1　日。
　　①　《土地问题座谈会纪录》（1948　年4　月8　日），《土地改革》第1　卷第3　期。②　殷章甫：《中国之土地改革》，台北1984　年版，第162　页。
　　③　《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1927　年8　月7　日。
　　④　《邓演达文集》，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第363　页。
　　派别，他们在改组派刊物《革命评论》、《前进》上发表政论，标榜孙中山的平均地权，主张将来由政府明令收买土地归国有，但认为中国没有大地主，否定中国封建主义土地制度的存在，“无以农民暴动没收土地之必要”，恶毒攻击中共领导的土地革命是“恶化的反革命派”，而且“根本反对第三党之存在”①。改组派自己则未曾提出一个像样的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案。中国托派，接受托洛茨基、拉狄克等对于中国问题的观点，认为1924—1927　年大革命后，封建势力已变成残余势力之残余，“中国土地问题，主要的已不是封建关系而是资本主义关系了”①。从而根本上否定了土地改革的必要性。陈独秀则诬蔑中共领导的土地革命和红军战争是“盲动”、“投机”、“冒险”、“阴谋”。
　　3。阎锡山的“土地村公有”主张。
　　阎锡山统治的山西，与中共领导的陕北革命根据地隔河相望，深恐中共势力蔓延晋西。阎锡山认为，共产党是“以土地革命为夺取农民心理之要诀”，“防共不得不解决土地问题”。于是在1935　年8　月底召开的晋西防共会议上，提出“土地村公有”，作为防共釜底抽薪之根本办法。其内容：由村公所发行无利公债，将全村土地收买为“村公有”；按田地之水旱肥瘠，以一人能耕之量为一份，划为若干份地，分给村籍农民耕作；村民18　岁呈领份地，到58　岁将地缴还；土地公债以产业保护税、不劳动税、利息所得税、劳动所得税担保，分年偿还；耕作农民除缴纳占农地收入十分之一的劳动所得税和产业保护税外，田赋照旧交纳。
　　阎锡山的土地村公有办法公布后，曾经轰动全国，引起各界评论，多数持否定态度。论者们认为，“这完全是反映自足经济时代的封建割据的思想”②。村公所是地主阶级的御用机关，村公所的公田实际上是成为地主豪绅的私产。“土地村公有”只不过“是一剂大众的迷魂汤”而已。结果由于各方面（特别是当地农民）的质疑和反对，没法进行下去，山西的封建半封建土地制度依然如故。
　　4。地政学会派关于土地改革的方案。
　　中国地政学会1933　年1　月在南京成立，各省市土地局等单位是团体会员。该会集中了国民党中研究土地问题的专家学者，主要负责人有萧铮、万国鼎等，是国内研究土地问题的一个很有影响的机构，它举办地政研究班，创立地政学院，创办《地政月刊》等，有组织地研究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土地政策，翻译和研究近代各国的土地政策和理论，为国民党当局制定土地政策出谋划策。但其内部在看法上有严重分歧。
　　①　陈公博：《党的改组原则》（1928　年7　月8　日），载《革命评论》第10　期。①　任曙：《中国经济研究绪论》，《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资料选辑），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第481　页。
　　②　孙冶方：《私有？村有？国有？》，《中国农村》第2　卷第1　期，1936　年1　月出版。萧铮等人鉴于我国土地问题的严重性，于1947　年4　月成立中国土地改革协会，发表“宣言”，十分尖锐地指出：“中国的土地问题，比以往任何时代都严重，它已使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走到一个前进或落后、兴隆或颓败的关头上；如果我们不能解决它，它便会解决我们。”①提出天然资源国有，市地市有，农地农有的主张。并发行《土地改革》月刊，大力“策进土地改革运动”。1948　年2　月，该会公布酝酿半年之久的《土地改革方案》，其主要内容有：“全国农耕土地，应自即日起，一律归现耕农民所有。”“现在佃耕他人土地之农民，分年清偿地价，取得土地所有权，化佃农为自耕农。上项地价为现租额之七倍，分十四年交纳。但现租额以不超过正产物千分之三百七十五计算之。”根绝土地兼并，“凡非从事于自耕之任何人民，不得购买耕地”。“各地佃农应组织佃农协会，代为办理土地登记收缴地价”等等①。按“方案”条文来看，确有把地主土地所有权转移到佃农手中的内容和措施。“方案”公布后，京沪各大报纷纷揭载全文，引起国内外的强烈反响。萧铮等人又在方案基础上拟定《农地改革法草案》提请立法院审理，终因意见不一，不了了之。
　　此外，社会名流也围绕如何实现孙中山的“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的原则发表自己的见解。国民革命失败时，北京大学教授高一涵著文提出由国家出钱购买地主的土地，实行“和平的逐步征收”，“慢慢儿达到‘耕者有其田’”的主张。经济学家马寅初把耕者有其田主要归结为“永佃权”，主张改良租佃制度，让佃户永久放心去种。社会学家吴景超1934　年提出由政府用土地债券收买地主土地分给农民，由农民分期偿还债券本息的方案；1948　年春他又率先评论中国土地改革协会公布的《土地改革方案》，认为用14　年时间完成转移地权是太长了，应缩为7　年等等。1948　年春，社会上土地改革的呼声非常强烈，大学教授倪青等47　人、刁作谦等99　人分别联名要求当局从速厉行耕者有其田。上海各方人士曾于1948　年4　月15　日发表不流血革命运动宣言，要求制定全国的土地改革计划。
　　以上情况反映了各政治派别和各界人士十分关注土地问题，看到土地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改革土地制度势在必行。
　　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改革路线、方针和政策1927　年中国共产党举行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提出“继续为反帝国主义与实行解决土地问题奋斗”①。接着中共①　《中国土地改革协会成立宣言》1947　年4　月6　日，载彭明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6　册，第459页。
　　①　见彭明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6　册，第465—467　页。
　　①　《中央委员宣言》1927　年8　月1　日。
　　“八七”会议明确指出，“土地革命问题是中国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中的中心问题”，“现时主要的是要用‘平民式’的革命手段来解决土地问题”。同时，中共中央决定在工农运动基础较好的湘、鄂、赣、粤四省发动秋收起义，“实行中央土地革命政纲”。指示湖南省委，秋收暴动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发动土地革命”，所以，当毛泽东率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队伍在井冈山地区落脚时，就高举“打土豪，分田地”的旗帜，其他武装起义队伍也相继建立革命根据地，实行土地革命。
　　土地革命是在发动群众打倒土豪劣绅的基础上，逐步摸索前进。井冈山根据地经过一整年的分田斗争，湘赣边界政府于1928　年12　月颁布了井冈山《土地法》，规定“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以人口为标准，男女老幼平均分配”，主要“以乡为单位分配”等等②，这个土地法是中共历史上第一个土地革命法令，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彻底否定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土地法令。但由于缺乏经验，按中共中央的有关决定是没收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没收地主的土地；土地所有权属于苏维埃政府而不是属于农民，农民只有使用权；禁止土地买卖等。
　　随后，各革命根据地依据1928　年6—7　月召开的中共“六大”的决议精神，土地革命步步深入，土地政策不断完善，出现了“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的新局面。到1931　年春基本上形成了一套切实可行的土地革命的路线、政策和方法，即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而仅仅消灭地主阶级；变革封建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不禁止土地租佃和买卖；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在原耕地基础上，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地主也同样分得一份土地等等。使农村根据地的土地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生产发展，粮食产量提高一二成，农民生活改善，能吃饱饭，踊跃参军支前。
　　但是，1931　年11　月，在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把持下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虽然也主张继续开展和深入土地革命，却提出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政策，尤其是1933　年夏天，在查田运动中加以强令推行，任意扩大了打击面，将大量中农特别是富裕中农错划为地主富农，发生了严重侵犯中农，消灭富农经济的错误。1933　年10　月，中央正式颁发了毛泽东起草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和《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作为科学地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标准，“左”的错误得到一些纠正。直到1935　年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后，土地革命斗争和其他斗争一样，才重新回到正确的路线上来。
　　抗日战争爆发，共产党本着团结御敌的精神，停止执行十年内战时期的没收地主土地政策，而采取减租减息的政策，团结大多数地主抗日，把发展②　彭明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3　册补编，第171—173　页。
　　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与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很好地结合起来。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集团发动全面内战，公然宣布国共破裂，中共才决定实行普遍彻底平分土地的办法，于1947　年10　月10　日公布《中国土地法大纲》（十六条）①，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废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废除一切祠堂、庙宇、寺院、学校、机关及团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