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中国通史第十二卷-近代后编(1919-1949)(上册)-第7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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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银行业。
抗日战争时期国家金融垄断资本膨胀，后方国家银行、省市银行、县银行纷纷设立。1945 年8 月后方有国家行局7 行，分支机构853 处，合计860行、处；省市银行、县银行304 行，分支机构1127 处，合计1431 行、处。商业银行有115 行（内有10 家总行不在后方），分支机构595 处，合计710行、处。115 家商业银行中，中国实业、中国国货、四明、新华均有大量公股或国家银行投资，除中国实业银行战时扩大业务、投资中国兴业公司等外，其余并不活跃。上海商业、浙江兴业、金城、大陆、盐业、中南等著名大银行，战时都将总行迁往后方。其中金城经营最积极，并投资民生公司和一些工矿企业。战时后方发展最快的仍属川帮银行。战时币值混乱，私营银行的资本无正确统计。但有材料说明战时后方国家银行和省市银行的家数和分支机构都大大超过战前全国数，但商业银行及其分支机构数却较战前全国数（132 家、分支机构654 处）减少了。在国家金融垄断资本的膨胀下，后方私营银行虽有发展，但很有限。
据《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一书估算，1936 年产业资本总额，关内与东北合计，达99。9 亿元，而关内是55。46 亿元，这里没有考虑币值变动的因素。但战后产业资本总额只有65。50 亿元（按1947—1948 年国统区1936 年币值），仅及1936 年关内和东北总额的65。6％。这有资料上的原因，使战后资本估值偏低。但战后产业资本总额的衰退是肯定的。1936 年，关内的民族工业资本有14。48 亿元，连同东北的华人民营工业，共18。89 亿元，成为历史上的最高峰。抗日战争中，民营工业在后方有很大发展，资本约合战前币值3。58 亿元，但已逊于官僚工业资本的3。85 亿元了。抗战胜利后，官僚资本借接管敌伪工矿而进一步膨胀起来，工业资本达战前币值15。99 亿元；而民族工业仅恢复到1936 年的78。6％，即14。85 亿元。就整个产业资本说，由于外国资本的大量消失，在1947—1948 年，民族资本在全部产业资本中的比重，由1936 年的20。50％增为战后的24。66％，但它同官僚资本相比，则由1936 年的50。7％比49。3％改变为战后的27。8％比72。7％（1936 年不计东北）了。
第四节抗战胜利后民族资本的困境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的经济实力大张，它通过美援、借款、投资和签订“中美商约”等控制了中国的经济。1948 年美国资本已占全部外国投资额的44。1％。大量美国商品和资本流入中国，对中国民族资本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抗战胜利后，国家垄断资本因接收了巨额的敌伪资产和美国的援助而高度膨胀起来，据估计，国民政府所接收的敌伪资产约值战前法币23。02亿元，其中工矿业资产11。46 亿元，国民党官僚资本即国家垄断资本，同美国资本结合在一起，垄断了中国的经济。
中国浴血奋战八年，历尽千辛万苦，终于盼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民族资本家同全国人民一样，怀着胜利的喜悦心情，积极筹划恢复和重建自己的企业。当时，民族资本家在收复区的企业，大部被毁被占，损失严重；在后方的企业大都因陋就简，且深受官僚资本的排挤打击，需要作重大的调整，恢复和重建的任务十分艰难。但是，在胜利之后，他们受到种种阻挠和打击，整个民族工商业陷入困境。
后方民营工业的没落后方在抗战之前，只有少量的近代工矿企业，经济极不发达。据统计，1937—1944 年先后向政府登记设立的民营工矿企业，总数达4657 家，后方的军需民用主要靠这些民营工矿企业。但是，庆祝抗战胜利的爆竹一响，这些对抗战有功的民族资本家，却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厄。由于胜利的突然到来，物价出现反常状态，从狂涨到暴跌，整个后方市场发生极大震动，直到9 月底才稍稍稳住。在这一个多月里，重庆的大多数商品，少则跌价40％—50％，多则跌价70％—80％。例如棉纱、生丝、绸缎、布匹、百货、纸张、药材等，跌幅均在50％—60％以上，油糖类跌幅在40％—50％之间，甚至民生必需品的粮食类跌幅也在30％以上。不仅一般商品暴跌，连黄金、美钞的价格也狂跌。在日本投降后的一个月内，重庆的金价跌了70％，美钞价也跌了60％。物价狂跌，对民族工矿企业简直是致命的打击。因为货价暴跌，商品滞销，货币不能回笼，不但无法继续生产，连日常开支也难以维持，加上资金大量东流，市场银根奇缺，债务催逼，周转失灵，战时生产局又停止加工订货，工矿企业以致陷于进退维谷、走投无路的困境，不得不停产倒闭。据统计，到1946 年底，迁川工厂联合会390 家会员厂仅存100 家，开工者只20 家；中国工业协会重庆分会所属工厂470 余家，停工者达2/3；四川中小工厂联合会的1200 家工厂，停工歇业者达80％。当时重庆有1405 家工厂，停工倒闭者竟达千余家；成都从抗战胜利到1946 年7 月，工厂停闭了2/3；昆明停闭的工厂，约占工厂总数的60％；贵州全省在抗战胜利前有大小工矿企业1500 家，到1945 年11 月初，停闭的已达60％以上；西安工厂也大量停闭。国营厂矿也减产停工。据经济部所编后方工业生产指数，1945 年第四季度较第二季度下降20。9％，其中机器类下降56％，钢铁类下降45。1％，水泥下降44。7％，酸碱类下降41。1％，日用品类下降18。6％，燃料类下降14。9％。1946 年起经济部就停止编制后方工业生产指数了。后方各地厂矿纷纷倒闭的结果是失业工人日益增加。据统计，当时重庆失业工人约6 万人，昆明约5 万人，贵阳约4 万人，成都约3 万人。
在工矿企业一片停闭声中，民族资本家的日子很不好过。当时后方工业界曾为此发表《对目前紧急形势宣言》，指出：“抗战胜利以来，于兹两月又半，吾人由狂欢而彷徨，由彷徨而焦忧，今则已由焦忧而面临岌岌不可终日之危机。”①后方工业是抗战中适应战时环境创建起来的，它的总产值虽只有战前全国工业的11％强，但在开辟内地工业基地和改变工业结构中有重要作用。当时后方交通已开辟，市场已初步形成，且资源丰富，劳动力便宜，若政府能善加整理和扶助，发挥其优势，必有可为，但国民党中枢无意于此。1945 年8 月下旬，内迁工厂代表130 余人群集国民政府行政院请愿，要求给予贷款，协助复员。据称院长宋子文答曰：“中国以后的工业，希望寄托在美国的自动化机器，你们这批破破烂烂的废铜烂铁，济得什么事呢？”②对此，请愿者满腹抱怨，后又求见蒋介石，蒋担心事情闹大，勉强答应贷款38亿元。38 亿元贷款分给300 个厂家，每厂所得无几。等到各厂贷款到手时，法币币值又江河日下，各厂还得变卖资产，以了债务。
沿海城市工业的恢复抗战胜利之初，上海等沿海城市的物价也猛跌，市场不景气。但因后方大量法币涌至，抢购商品，上海物价在抗战胜利后第三个月即回涨，并因政府当局规定法币兑换中储券（伪币）的比率过高，中储券持有者转向囤购商品，市场出现虚假活跃。国家垄断资本因接收了巨额的敌伪资产和美国的援助而高度膨胀起来。民族资本家曾要求政府以一部分敌伪产业作为他们在战争中遭受经济损失的补偿和战后重整企业的补贴。其中以棉纺织业的民族资本家向国民政府争取由他们接收敌伪纺织厂的事例最为典型。茂新、福新、申新面粉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荣尔仁于1945 年10 月5 日向宋子文提出《接受日本纱厂及人造纤维厂的建议书》，建议不仅要求接收日本在华纱厂，还要求从日本国内拆迁400 万至500 万枚纱锭和一部分人造纤维厂设备至中国，分配给战争中受损失的各民营纱厂经营，以资补偿①。但国民政府行政院于1945 年11 月27 日通过决定，全部敌伪纺织厂由国营中国纺织建① 陈真等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 辑第244—246 页，引自《中国工业》第31 期。② 胡西园：《抗战胜利内迁工厂陷入困境》，《工商经济史料丛刊》1983 年第2 辑，第98—99 页。① 《荣家企业史料》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年版，第400 页。
设公司经营，两年后再归民营。已被各民营企业接办的日本纱厂，也只得忍痛让出，民族工业资本家大失所望。荣德生在《乐农自订行年纪事》中称：“没收的大批敌伪产业，原皆我国人民血汗，被敌攫取，转而向我榨取倾销，作经济侵略之资本。今我一旦获此，洵属可喜。但日本纱厂接收后，全部改为国营，亦是与民争利，以后民营纱厂恐更将不易为也。”②所谓“两年再归民营”是国民政府欺骗搪塞之词，棉纺织业民族资本家向国民政府争取分享抗战胜利果实的活动，前后闹了两年，结果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一个厂也没有到手。在当时也有某些行业的民营资本家分得一杯残羹，使得少数沿海城市局部性的行业和企业，一度出现过短暂的繁荣现象。据统计，国民党统治区1947 年12 月工厂登记有15048 家，职工100 万人，比战前厂数大增，但民营厂恐怕不会比战前增加。1948 年以后，国统区日益缩小，国统区的工业也全面衰退，已无统计发表。但此时发生北方资金南流现象，故上海一带设厂仍盛。到1949 年，大量资金外逃，上海的工业迅速衰败下来。据解放后1953 年的调查，1949 年全部私营工业（指4 人以上的户，3 人以下者划为个体户）有12。3165 万家，职工164。3832 万人，资产净值20。08 亿元（人民币），总资产68。28 亿元（人民币）。据推算，1949 年10 人以上私营工厂有1。478 万家，职工92。5477 万人，资产净值14。056 亿元（人民币），折战前法币56244 万元，总产值46。635 亿元（人民币），折战前法币186541 万元①。这个调查数字大于1947 年底公布的工厂登记数，这可能是计算标准和方法不同的结果。但即使1949 年全国有民营厂近1。5 万家，职工近百万人，其资本额恐怕也达不到1936 年民营厂的水平。
战后农业的衰退战后农业生产逐年下降。与1936 年比，1947 年粮食产量减少17。1％，油料作物减少24。1％，棉花更减少了35。1％；1948、1949 年因受战争影响，情况就更坏了。这几年无特大自然灾害，农业反而衰退，这是由于国民党政府错误政策所致。其中继续实行田赋征实和内战中的征发为害最甚；大量进口美国粮棉又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并使城乡贸易失衡。农民购买力的急速递减和粮棉等原材料的缺乏，不仅是战后民营工业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也是国家垄断资本和国民党政权终于崩溃的原因之一。
美货大量倾销压得民企透不过气来② 《乐农自行纪事续编》，1945 年8 月10 日纪事。《申新系统企业史料》第6 编，第2 期，第231 页。① 引自《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 卷，第645 页。
战后美货大量涌进中国市场，把疮痍尚未愈复的民族资本压得透不过气来。据海关统计，1946 年美货已占中国进口贸易总额的53。19％，如加上美货走私贸易数字，其所占比例还要高得多。1946 年中国进口总值合65090 万美元，1947 年合44120 万美元，1948 年合20130 美元，三年合计129340 万美元，其中绝大部分是美货。美货倾销，不仅造成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大量入超（1946—1948 年三年入超72150 万美元），而且破坏了整个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对民族资本工业更是巨大的灾难。上海是美货倾销的主要基地，民族资本所受打击也最严重。据《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记载，1946 年7 月，上海有大小民营工厂3419 家，受美货倾销冲击，倒闭停工的竟达2597 家，占76％。上海全市有200 多家制药厂，在美国西药倾销下，1946 年先后倒闭了160 家。全市有袜厂240 余家，在美国尼龙丝袜冲击下，有172 家被迫停工。上海有近百家奶牛牧场和乳品工厂，因竞争不过美国奶粉和乳制品，纷纷停工关场。上海的民营面粉厂本来就开工不足，1946—1948 年的三年间，每年平均进口美国面粉444 万余包，最多的1947 年竟达685 万包，等于那年国产面粉总量的70％，严重威胁了民族面粉工业的生存。这个时期，美国水泥充斥上海市场，每袋（50 公斤）只售1。8 美元，而刘鸿生经营的上海水泥厂所产水泥每袋成本要合到3 美元，无法竞争，只得关门，改为堆放美国水泥的仓库。上海的大大小小马路上，到处是美国的罐头、巧克力、香烟、玻璃丝袜、火柴、手纸等等。当时整个民族工业绝大部分都遭受美货不同程度的打击，美货成了“美祸”。
官僚资本的垄断独占和敲诈勒索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接收了庞大的敌伪资产，仅工矿企业即达2411个，估计价值达20 亿美元，为官僚资本垄断工矿企业奠定了基础。资源委员会隶属的工矿企业和事业单位，从1945 年的128 个增加到1947 年的291个，并改组建立了一系列全国性或区域性的工业垄断组织。如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中国蚕丝公司、中国水产公司、中国石油公司、华北盐业公司和台湾糖业公司等。1946、1947 年两年，官营厂矿产品价值，按美元计算，即比1945 年增加了20 倍。当时官营厂矿在国统区所占比重如下：煤炭80％、钢铁98％、石油和有色金属100％、电力78％、机械72％、水泥67％、纱锭60％、机制糖90％。再加上金融、交通运输、商业方面的垄断，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官僚资本形成垄断独占局面以后，便利用手中的种种政治特权，变本加厉地与民争利，在资金、原料、能源、市场、价格等方面加强控制，使得民族资本走投无路。国民政府的官吏贪污腐败，对民营企业横加干涉和限制，以至借机敲诈勒索，无恶不作，更成为民族资本家的沉重负担。
恶性通货膨胀带来的祸害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悍然发动大规模内战，以致军费开支大增，财政赤字节节上升。1946 年的财政赤字已近4 万亿元，1947 年上升为27 万亿元，1948 年竟达900 万亿元。这样庞大的财政赤字，依靠美援和官办企业收入作抵补，不过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不得不大量印发钞票以资弥补，于是法币发行量便毫无限制地膨胀，1945 年底为10319亿元，1946 年底增至37261 亿元，1947 年底又增至331885 亿元，1948 年8月21 日更增至6636946 亿元，比1945 年底增加了642 倍多。随着通货的无限制膨胀，物价更是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