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鬼经济学-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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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经济学》
流氓经济学家百无禁忌的探索（1）
香港著名经济学家：林行止
被行家称为不务正业的奇才、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利维德，二OO三年以三十五岁的“稚龄”获得“美国经济学协会”两年一度颁发的“克拉克纪念奖”（奖章，不设奖金，四十岁以下的美国经济学家）后，接受《纽约时报杂志》特约记者杜布纳的访问；访问记长达万言（印出来整整十七页），不少涉及“私隐”，除了透露利维德年薪“可能高达”二十万美元，还说他的太太抱怨他不肯理发（“我希望他每年理发三次”），要他换掉那副戴了十五年的眼镜框（购入时已是过时款式；访问记发表后，利维德再上镜已不戴眼镜，头发亦像修剪过）及别终日坐在计算机前找资料。记者环绕其所写探讨社会现象的学术论文发问，利维德作了简略的解释。访问记发表后不久，二人便同意合作把利维德运用经济学“有效工具”剖析“严肃社会问题”的学术性论文大众化。在笔者看来，这是象牙塔学者推广所学的最佳办法。
二人结缘的结果便是宣布五月出书但三月底已发售并迅速登上《纽约时报》及《华尔街日报》畅销书榜的《怪诞经济学：一个流氓经济学家百无禁忌的探索》（StevenLevitt，Stephen Dubner：Freakonomics——A RogueZ，onoJnbC~lomsthet~ddenSideo／Everything）。吸引笔者兴趣的是书名，叫“怪诞经济学”和“流氓经济学家”，令人无法抗拒；而作者的名字亦引起笔者的注意，这不仅仅是记起《纽时杂志》那篇访问，亦因笔者《黑道白道，都有管理之道》（刊《万象》第三卷第七期），所据便是利维德（和另一经济学家合作）发表于《经济学季刊》的《毒贩财政的经济分析》
这本只有二百四十二页的“小”书，果然没有令笔者失望，它基本上是利维德把他在学术期刊上发表的严肃论文改写成通俗可读、不懂经济学的读者亦很易上手甚且着迷的“小品”。所以有这种效果，笔者的看法有二。其一是利维德论文的取材无奇不有，题目更极尽“煽情”能事，比如上引那篇论文便给改为 《何以毒贩和妈妈同住？》（因为“四九仔”的收入比最低工资还低），这样的题目，你能不看下去吗？其一是杜布纳有支生花妙笔。
对笔者来说，读《怪诞经济学》的最大发现是作者以具体数据，指出一九七三年一月美国高院判决一名堕胎妇女无罪，等于变相实施堕胎合法化（国会立法为稍后的事），是令九十年代开始犯罪率明显下降的根本原因，所以如此，皆因堕胎令没有家教不肯上学游手好闲染上毒瘾终于铤而走险的青少年减少有以致之。利维德的逻辑很简单——给父母“放弃”的青少年令犯罪率上升——堕胎使这种青少年数量减少——堕胎因此令犯罪率下降。利用维德的有关学术论文《堕胎合法化对罪犯的冲击》在二OO一年五月的《经济学季刊》发表后，引来不少学界和评论界的批评；《怪诞经济学》出版后唱反调者人多劫盛、来势汹汹，但作者尚未有“打倒昨日之我”之意，仍在其新设网站Freakonomics为此说解。
利维德认为父母对子女的影响，仅止于考试分数，他罗列教育部的数据，显示双亲是高入息阶层且受过良好教育，他们的子女亦较有出息；传统上父母认为多留在家庭陪伴儿女、多带他们去博物馆、文化宫参观、听古典音乐以至睡前讲故事等等有教育意义的活动，有助提高儿童的学业成绩，但统计数字看不出有这种益处——也许在性格形成及价值观上这些数字不能表达的发展上有好处——即他们并不会因为父母无微不至的“贴身关怀”而出人头地。
父母还有他们所作一切会影响孩子们长大后成龙成犬的想法，他们当然“望子成龙”，而第一件事是为孩子起个“有前途”的名字；我们中国人是此中老手，名字学且是一门涉及玄学的高深学问。不过，利维德以具体事例指出名字好坏与名主的前途有关是无稽之谈，他举了不少例子，其中以一九五八年纽约穷人（住公屋领救济金者）RobertLane的事例最典型。罗拔为七名子女起了一些很奇特的名字，而最特别要算“赢家”（Winner），罗拔显然希望他这名儿子未来大富大贵；可是，一九六一年，罗拔最小的儿子出世，他却给他起了个至今罗拔的家人亦感困惑的名字“输家”（Loser）。有趣的是，四十多年后，“赢家”彻底失败，是被捕过三十多次的歹徒；而“输家”则当上“杂差沙展（便衣警长）”（他的同事以Lou称之）。以名字而论，他们的地位显然对调，是“名不副实”的典型。
为孩子起名反映了父母在特定环境下的“人生观”，罗拔叫儿子为“赢家”时，显示对人生充满希望，对后代有很高的期待；以“输家”名其幼子时，也许他再无明天会更好的期盼。利维德的研究还显示出父母，特别低人息、低教育和十多岁便生育的黑人单亲妈妈，会替子女起个“典型的黑人名字”，以示对族群和社区的认同；她们没想到的是，这类一望而知来自贫困黑人家庭的子女在劳工市场上十分吃亏，DeShawn肯定比Jake更难找工作，这即是说，白人若以黑人的名字申请工作比黑人用白人名字申请工作的成功机会低，这是研究人员编造像假名字假学历申请工作中所得的经验。利维德据一九六一年以来加州人口出生登记纪录一千六百多万个名字，编列黑人和白人最常用名字，对喜欢给后代起洋名的父母大有参考价值。
《怪诞经济学》共六章，分别以新奇的观点讨论统计数字中的社会现象；除了堕胎与犯罪率外，笔者以为有关以色列十间“日托幼童所”的经验亦很有启发性。“日托所”规定下午四时放学，即家人须在四时到学校领回“学生”，但他们经常迟到，这意味校方须有一名职员留守，而这有成本；为了解决问题（设法使家人准时接小孩），“日托所”于是定出迟到十分钟罚款三美元的规定（加在月费三百八十美元上），等于说迟到家人要分摊学校的成本；可是，新例实施后效果完全在意料之外，一个月后“迟领个案”增一倍达二十宗。作者称这种现象为“适得其反诱因”（backfiring incentives）造成，因为三美元比看管小孩临时工的时薪低，而且家人付三美元便免除“犯罪感”，等于“道德诱因”大于“经济诱因”，他们更放心迟到；令人更感意外的是，“日托所”在罚款制实行十七个星期证实有反效果后宣布取消，但“迟领个案”不变，原因是“迟到”已不必罚款同时没有“犯罪感”。
执法不假宽贷的警方亦会弄虚作假，当亚特兰大争取一九九六年奥运会主办权时，利维德的实证研究显示警方故意压低犯罪率，以城市安全作为申请条件之一；犯罪率可以压低当然可以提高，什么时候警方会这样做？利维德认为在向政府申请拨款时，因为犯案愈多警方便需求更多人手……。
流氓经济学家百无禁忌的探索（2）
五月十五日英国广播公司网站有一则“趣闻”，日本业余相扑协会认真考虑允许少年学员在尿布似的“腹带”（mawashiloin cloths）之下穿上底挎——一种贴身有质感的所谓“大力挎”（miahty pants），因为曾经有相扑手在比赛时被对手弄松“腹带”露出那话儿而出丑，业余协会循学员要求作出这种外界看来很合理的调整，可是此举不为职业相扑力士谅解，以其有违“历史、文化和传统”，职业相扑协会甚且发出不准穿“奇装异服”的业余少年相扑手在东京国立相扑竞技场比赛的声明。此事如何了断，笔者不得而知，唯继续行旧制即不穿底挎的祖例相信很难改变。
日本“国技”在巧妙的包装下，早已成为一项庄严甚至代表“大和魂”的神圣竞技，因此很少人会想到其比赛竟然和所有体育运动一样会弄虚作伪。
由于关系到国家和个人的荣辱，同时还牵涉重大的物质诱因，运动比赛作弊并非新闻。南美足球常有“踢假波”的事故（有球员因此被赌波集团杀掉）；去年国内的足球赛事则因球员及裁判“出状况”而令整个足球圈蒙羞；二OO二年冬季奥运会的花式溜冰运动项目被发现法国与俄罗斯裁判“攻守同盟”——他们互相给对方运动员以最高分；美国的垒球赛事亦时有球员“礼让”对手；拳击赛事结果由与赌业有关的幕后人士决定的丑闻更层出不穷……。换句话说，相扑既为一种与名利有关的运动比赛，发生作假事件便非不正常。
利维德从对相扑赛果的统计数字，看出比赛有可能“出术”的破绽，然后抽丝剥茧逐步推论，证实看起来凛然不可亵渎的相扑的确“有诈”。
在一九八九年一月到二OOO年一月间，二百八十一名相扑手参加了一共三万二千回合的比赛；利维德仔细研究赛果的统计，终于有所发现。
相扑力士有严格的排名，而排名高下左右相扑手的收入、跟班（entourage）人数多寡以至膳食住宿交通的规格等等。属于幕内和十丙的六十六名顶级力士，是相扑界的精英分子，他们之中的前四十名年人息最少十七万（美元，下同），位列底层的力士年人只在勉强堪以糊口的一万五千元水平。显而易见，非顶级相扑力士收入菲薄，而且必须“有事服其劳”，打扫高手的宿舍、服侍他们饮食起居以至沐浴清洁等“厌恶性工作”，都是他们的日常例行任务。在“赢者通吃（杀）”（winner takes all）的运动世界（其实在资本主义社会什么行业均如此），社会地位与收入两极化十分明显，唯以相扑的情况最极端。
相扑力士的排名由“公平竞赛”的成绩决定，这即是说，在比赛中胜出次数愈多爿陷便愈高，而这类“名人赛”（elitetournaments）每年举行六次，每名力士参加十五回合比赛，胜出八回合的力士便有资格晋级，落败者当然要降班，还可能被淘汰出幕内和十丙的行列。在十五场赛事中胜出八场因此十分重要。
如果一个相扑力士在十四个回合比赛中，成绩是七胜七败，最后一个回合便是决定他升降班的关键；假若对手的成绩是八胜六负，第十五个回合之战果对他来说意义不大，因为胜固是锦上添花，落败是八胜七负不会使他降班，这意味赛果的意义对双方大有分别，造成急欲求胜者可能千方百计令对手“让赛”，一切见不得光的事由是发生。
按照常理推测，当二名取得七负七胜赛果的相扑力土进行“定生死”即最后一个回合比赛时，由于与赛者都有求胜的决心（或必要），因此这场赛事作假的可能性甚低；而一名在十五回合赛事中已胜出十场的力士，要他故意落败的可能性亦不大，因为摆在这类长胜军面前
的是值二万至十万现金的“敢斗赏”和“技能赏”，随之而来的当然还有非物质的荣耀，这即是说，即使巨额金钱可以令长胜军“佯输”，无形报酬亦甚难取替，因此这类赛事的
结果在赛圈外决定的可能性很低。
利维德从这三万二千回合赛果，梳理归纳出下面四个简单“公式”——七胜七负与八胜六负的两名力士比赛，根据历史纪录，以统计学算出的预期赛果是，七胜七负者胜出的机率为百分之四十／乙氨七；但实际情况是七胜七负者胜出机率高达百分之七十九点六。这种结果可以理解，因为八胜六负者技术稍胜，因此七胜七负者胜算不及一半（百分之四十八点七），颇为合理；但在真正比赛中七胜七负者打败比他技高半筹者的机会竟高至近百分之八十。此中必有蹊跷。
另一组数字是七胜七负与九胜五负的两名力士作赛，统计学计算出的预期赛果为七胜七负者胜出的机率只有百分之四十七点二，这是理当如此的，非常明显，九胜五负者比七胜七负者技高一筹，后者胜出机会因此进一步下降；可是，实际上七胜七负者赢面高达百分之七十三点四。此中有诈，呼之欲出！
上引的数据虽然令利维德对七胜七负力士在第十五回合赛事何以会以高成数击败往绩较佳者生疑，但由于对七胜七负者是“升降班之战”，因此在竞技场上斗志旺盛、全力以赴，结果胜算较高，甚合隋理。可是，这些统计数字同时展示了这最后一战（第十五个回合）有在安排下演出的可能。八胜六负或九胜五负的力士在第十五回合中落败，其在相扑赛排名可保不坠，随之而来的名利等都可保持；但那位七胜七负者再胜一场，不仅可免去被降班的风险，随之而来的物质和非物质报酬相应增加，即名利双收全靠此回合的胜负，其有必赢之心，为此甚且不惜付出一定代价，是必然的。显而易见，遇上这种赛事时，为赛果进行幕后谈判的可能性不容抹煞。要知道六十六名相扑高手虽然分隶不同阵营（相扑部屋，stable＇马房）），唯它们均由前相扑高手主理，加以这些选手每二个月便“切磋”十五个回合，是敌亦是友，相扑界由上而下的关系可说十分融洽，凡事因此皆可商量——今回甲（八胜六负或九胜五负）让乙（七胜七负）胜出升班，下回乙或与乙同隶一阵营的丙（八胜六负或九胜五负）亦会礼尚往来输一场。如此这般便创出双赢之局；至于这种安排是否涉及现金交易，由于并无纪录，当然“不好说”。
日本相扑总会对赛事作弊的指控，—概坚决否认，日本传媒亦鲜敢报道。不过，据一九九六年六月二十八日《纽约时报》及同年九月三十日《时代周刊》（不在日本发行的国际版）的特稿，二名退休相扑手通知外国传媒，扬言要在东京外国记者俱乐部召开招待会，揭发在二百八十一名相扑力士中有二十九名涉及吸毒、性骚扰、逃税、贿赂（比赛作假）以至与山口组（黑社会）有密切联系，十分轰动，相扑界以荣辱攸关，如临末日；消息传出后，这二名决心揭露内幕的力土均接到死亡威胁的电话，但他们不为所动，仍要如期招待记者。不幸的是，在记者会前夕，他们都在家中中毒、暴毙于同一医院；警方认为“死因无可疑”，东京《相扑周刊》的编者指“二名退休力士同日死亡，有中毒之象，但无人知道是谁下毒”。此事虽然美国传媒广事报道，结果由于日本警方没有采取行动或进行毫无结果的敷衍性调查而不了了之。
流氓经济学家百无禁忌的探索（3）
和所有涉及金钱利益与个人荣辱的运动一样，相扑亦无法摆脱做假的可能。当然，“树大有枯枝”是现成的遮羞布，只是它有如职业相扑手系于腰间的“腹带”，有时会“出丑”的！
香港的物业市道受“八万五”重创后，在政府取消公开拍卖官地及低利率宽松货币环境下，急速复苏，可是，市民实质收入徘徊不前，以至受素质日渐提高又有价格竞争优势的内地楼盘的吸引，本地楼市已无复九七年前的盛况，发展商为了“回到从前”，替股东牟取最大利益，遂采取弹性的销售策略，在原本有限量（通常不超过总数二三成）的“内部认购”上下工夫。过去十多年来（若从最早期美孚新起计，已有四十年历史），于新楼盘正式开售前，发展商以主观定出的楼价，供长期捧场客（有实力的楼花炒家）、高级职员及有意进行变相利益输送的对象认购，这些比较接近市场的投资者（？）购人“内购盘”兴趣的浓淡，成为厘定公开发售价的重要参考。这种有“测试市况”性质的运作形式，在地产牛市时固然有给围内人及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