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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3章

一生必读的中国帝王史-第5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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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无意当中冒犯了他,甚至被人无中生有地构谄,朱元璋也横加杀害。例如,尉氏县教 
  谕许元为本府作的《万寿贺表》中有“体乾法坤,藻饰太平”之句,其中“法坤”读作“发髡”,即剃去头发,朱元璋怀疑是讽刺自己当过和尚,“藻饰太平”与“早失太平”同音,这位教谕当然也就成了枉死城里的新鬼。怀庆府学训导吕睿为本府作《谢赐马表》中有“送瞻帝扉”,“帝扉”可读作“帝非”,朱元璋也怀疑这是吕睿暗示他不能当皇帝,也将之杀头。亳州训导林云为本州作《谢东宫赐宴笺》中有“式君父以班爵禄”,其中“式君父”可读作“失君父”,祥府县学谕贾翥为本县作《正旦贺表》中有“取法象魏”,其中“取法”可读作“去发”,朱元璋都以为是对自己不敬,均处以死刑。逢年过节或是谢恩上表,总免不了要写一些歌功颂德的话,谁知这些文人却大遭其殃。最为怪诞的是杭州学府教授徐一夔为本府起草的《贺表》里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之句,这本是极尽颂扬的话,谁知朱元璋见了大发其火,他说:“‘生’者,僧也,这是骂我当过和尚;‘光’则秃也,说我是个秃子;‘则’音近贼,是说我当过盗贼。”这位拍马屁拍到驴腚上的教授,只好呜呼哀哉了。在这种严酷的文字狱的统治之下,文人学士只好缩头缩脑,别说高谈阔论,发表什么政治见解,就是平时说话作文,也要小心万分,否则,不知什么时候,横祸就会飞到自己的头上。 
  朱元璋识字不多,却特别忌讳文字上冲撞他,对于能合他心意的一些诗文词句,他也格外见爱。一次,朱元璋微服出访,到了江淮一带的多宝寺,见寺中多宣多宝如来的佛号,就对侍从说:“寺名多宝,有许多多宝如来。”随行的学士江怀素知道太祖又在考较群臣,就马上趋奉道:“国号大明,无更大大明皇帝。”朱元璋一听大喜,把江怀素提升为吏部侍郎。朱元璋在江淮一带遇到以前的故友陈君佐,陈君佐少有才名,朱元璋就带他出入淮扬一带。一天,朱元璋在一家小店吃饭,忽有所思,又出对道:“小村店三杯五盏,没有东西。”陈君佐脱口而出对道:“大明君一统万方,不分南北。”朱元璋极其高兴,想让他随侍左右,当一词臣,陈君佐过惯了逍遥自在的生活,却不愿意,朱元璋也未勉强。又过了几天,朱元璋遇一士人,见他文采风流,相问之下,知他是重庆府监生,朱元璋便命他属对,自出上联道:“千里为重,重水重山重庆府。”那士人也不假思索,开口对道:“一人为大,大邦大国大明君。”朱元璋闻言大喜,第二天,就遣人送去了千两黄金。 
  朱元璋用这些手段改善了吏治,巩固了他的统治,树立了他的威信。 
  另一方面,朱元璋还建立了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腐蚀了知识分子的灵魂,确立了“官本位”价值观念。 
  中国文化最阴暗最丑陋的部分就是“官本位”价值观,而最终确立官本位价值观的正是朱元璋。在明朝以前,官吏虽然得到社会普遍的认同,但具有真才实学的诗人、画家、医生甚至是不愿做官的山林隐士一样得到世人的尊敬。东晋的陶渊明不愿“为五斗米折腰”,挂冠归田,凡是经过九江的社会名流或达官贵人都要去他的草屋登门造访,以表达自己的礼敬。唐代的大诗人李白不愿也不会做官,可全社会的人依然对他敬慕有加,连唐玄宗李隆基也对他表现了极大的尊敬。自明王朝以后,官职的大小才成为衡量人的价值的惟一尺度。在极权专制社会,官性和人性并不总是成正比的,在大多数情况下甚至还成反比,官的大小不是依据其才能和贡献,而是依据贿赂和打击他人的权术,这样道德水准越低的人官反而当得越大,得到的待遇和礼敬也越高。具有道德勇气的人,加速度地被排斥出政府之外,或被诬陷在诏狱之中。这真是中国最大的政治悲剧。 
  通过竞争性考试即科举制度选拔官吏是中国对人类文明的一大贡献,可科举制度到了明王朝却进入了一个死胡同,成为阻碍社会前进的一种僵化制度。唐宋科举考试范围很广,既有政治策论等从政艺术,也有诗词歌赋等反映人情感修养的文学艺术,有时还考天文地理历史知识,能够较为公正地衡量一个人的综合素质。明王朝的科举考试则对题材和体式进行了严格的规定,考试范围极为狭窄,只以“四书”“五经”为题材,四书五经又以道学家领袖人物朱熹的注解为标准课本。试卷格式则硬性规定使用八股文。依照规定,作八股文不能发挥自己的意见,也不是自己在说话,而是儒家圣人系统在说话,看起来四平八稳,面面俱到,实际上什么都没有触及。这种文体,跟代数学上的方程式一样,用不着独立思考——事实上是严厉地禁止独立思考,只要把圣人系统的言语恰当的代入八股的方程式中,便是一篇最好的文章。知识分子所从事的惟一研究工作,是从“四书”“五经”中选出全部可作为考试的题目,请老于此道的八股作家,撰写数百篇八股文,日夜背诵。考试时把适当一篇照抄一遍,就象赌博时押宝一拉,押中时就成为进士,被任命为官员;押不中则落第而归,下次再来。通过这种途径考中的知识分子是难得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不接触其他任何书籍,甚至连四书五经也不接触,没有自己的思想,更没有自己的情感,不知道人类还有别的知识和别的情操,只知道如何做八股文和如何做官,于是一种只有中国才有的“官场”社会形成了。 
  知识分子自此由社会的进步力量变为社会的阻碍力量。如果说先前的知识分子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春秋,站在时代前列的话,明王朝的知识分子的所作所为则叫人肉麻,为皇帝制春药和为太监当奴才的知识分子应有尽有。 
  明王朝有一项不成文法,非进士出身,不能担任宰相或部长级官员,也就是说只有知识分子才能当大官。科举对知识分子的重要性一目了然,它是知识分子的惟一出路。汉唐王朝还有立功边疆一途,明王朝则没有任何其他机会。明王朝统治阶层即由这类知识分子组成,他们对人的评价,完全以官职为标准,一种遗害无穷的官本位价值观自此形成。 
  为了使官本位价值观成为社会的惟一尺度,朱元璋还不准人当隐士,不准主动辞官,每个人的思想和行为必须围绕着“官”打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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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大帝明成祖朱棣    
  明成祖朱棣,年号“永乐”,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四子,原来被封为燕王,后通过“靖难之役”从侄儿建文帝手中夺取了皇位。他死后的谥号是“文皇帝”,庙号是太宗。后来,嘉靖皇帝将他的庙号改为“成祖”,所以后人便一直称他为“明成祖”。 
  在我国古代著名的帝王当中,和明成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是郑和下西洋、奴儿干都司、《永乐大典》,以及五征漠北,80万大军下安南,浚通大运河,大规模营建北京,等等。作为一个封建帝王,明成祖能干好其中一件事就足以跻身到著名帝王之列,他却干成了那么多,而事实上还不止这一些。但是,他的名字也和“诛十族”、“瓜蔓抄”之类的残暴行为联系在一起,因而使得他的形象严重受损。让我们来看看这位大明皇帝波澜壮阔的一生吧!   
  乱世婴儿 
  1360年4月,朱棣出生于当时称作应天府的南京。那时正是元末的战乱时期,群雄并起,互相征伐。应天,是顺应天命的意思。4年前(1356),朱元璋攻下集庆(南京),将集庆改名为应天。他要顺应天命,推翻元朝,削平群雄,自己当皇帝。现在他又有了第四个儿子,照理应该好好庆祝一下。但几乎与朱棣呱呱坠地的同时,前线传来了陈友谅进攻太平(今安徽涂县)的告急文书。陈友谅如果攻陷了太平,并要接着进攻应天。但军情紧急,他甚至对自己的这个儿子都来不及看上一眼,便又到前线指挥打仗去了。至于怎么样为这个孩子取个吉祥名字,他就更没有功夫去琢磨了。 
  1367年旧历年底,朱元璋准备转过年头就要正式登极做皇帝了,看到自己已经有了7个儿子,自然是满心高兴。这时形势已经粗安,他决心要为儿子们正式取名了。十二月二十四日。他祭告太庙,把自己渡江后生了7个儿子归因于祖上的阴德:仰承先德,自举兵以来,渡江生子七人。今长子命名曰标,……曰棣。这时朱棣已经7周岁,他这才和众兄弟一样有了自己的名字。 
  朱棣的生母是谁,居然还是个谜,这在常人看来似乎不可思议。但这个谜确实存在,数百年来一直扑朔迷离。因为朱棣的生母问题,不只是关系到他的身世,而且深刻地影响到他一生的行为。古代正妻生的儿子称嫡子,非正妻生的儿子称庶子。正妻被称为嫡母,其他的妾被称为庶母。对帝王家来说,嫡子和庶子在名份上有重大差别。按照封建宗法制度,皇帝死了,皇位要由嫡长子继承。即使嫡长子死得早,如果嫡长子有儿子,也要由嫡长子的嫡长子来继承,其他庶子则不得觊觎。 
  朱棣自称是马皇后所生,自然也就是所谓嫡子了。其实,经历代学者考证,朱棣的生母不是马皇后,实际上他的生母是个贵妃,为此演义出许多的野史和传说。有人说贵妃是高丽人,也有人称她是元顺帝的妃子,抑或是高丽人而成了元顺帝妃子。还有人说,朱棣生母是蒙古人洪吉喇氏。洪吉喇氏是元顺帝的第三福晋,是太师洪吉喇特托克托的女儿。元顺帝败,朱元璋入大都见洪吉喇氏貌美,就留在身边。然而她入明宫时就已经怀孕,所生的就是明成祖朱棣,所以朱棣即元顺帝的遗腹子。其实这只是民间的传说而已。 
  明朝建立时,朱棣已是一个八九岁的儿童。那时全国仍很凋敝,满目疮痍。这一切都在朱棣的幼小心灵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朱棣在宫廷中度过了他的青少年时期。 
  朱元璋一生都为自己文化水平低而遗憾。因此,他十分重视对孩子们的教育。朱元璋称帝的第一年,就在宫中修建了大本堂.作为太子和诸弟学习的场所。堂中藏有大量历代图籍,供他弟兄们观览。征聘各地名儒,轮班授课,教育太子和诸王。师傅都是满腹经纶的大儒,其中如宋濂等。他前后十几年,向太子和诸王讲四书五经,讲封建礼法,一举一动都要合封建礼仪。 
  朱棣从他父皇那里接受的完全是封建正统教育。对此,朱元璋曾有一段明确的自白:朕于诸子常切谕之:一、举动戒其轻;二、言笑厌其妄;三、饮食教之节;四、服用教之俭。怨其不知民之饥寒也,尝使之少忍饥寒;怨其不知民之勤劳也,尝使之少服劳事。 
  可以看出,朱棣弟兄们不只是要学书本,而且平时一言一行都要合乎封建规范。这对一个天真烂漫的少年来说,并不是一件惬意的事。 
  朱元璋不希望他的儿子们成为文弱书生,就让他们经常做些强健筋骨的活动。他当吴王不久,看到7个儿子渐渐长大了,“宜习劳,令内侍制麻履行滕。凡诸子出城稍远,马行十七,步行十三。”所谓麻履,就是麻鞋,行滕是指缠腿。这里是说,让朱棣兄弟7人都穿着麻鞋,裹上缠腿,像士兵那样到城外远足,十分之七的路骑马,十分之三的路要步行。这对长期住在深宫大院中的皇子们来说,虽说劳累点,但还是饶有兴味的。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还要不时地在演武场上练习武备,以健体强志。 
  他11岁的时候被封为燕王。洪武九年(1376),朱棣已是17岁的英俊青年,他的父皇准备让他们到外地去当藩王了,感到有必要让皇子们体验一下民间的生活。就在这一年,朱棣兄弟们一起来到安徽凤阳老家,那时被称为“中都”。这里埋葬着他们的祖父母,也是他们的父皇小时候为大户人们放牛放羊的地方。这里也是“十年倒有九年荒”的穷乡,老百姓的生活都很困苦。在这里,朱棣仿佛看到,他的父皇小时候是怎么样受苦受难,创业是多么的艰难。他在这里住了三四年,民间生活对他的思想意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朱棣是个有心人,“民间细事,无不究知”。他当皇帝以后,还经常对儿子们说起他这段生活。认为自己能南北征战,不畏塞外风寒,就得益于这段经历。朱棣在凤阳的这段生活可看作是宫廷教育的实习阶段,他回去就要准备到外地去当藩王了。 
  朱棣的长兄朱标,即南京一带所习称的“大头太子”,在朱元璋称吴王时就被立为世子。洪武元年(1368)正月初四日,朱元璋大祭天地于南郊,在郊坛南边正式登极称帝。他连赠祖上四代,册封马氏为皇后,立朱标为皇太子。 
  在朱元璋看来,元朝之所以经常发生宫廷政变,主要原因就在于没有早立太子,因此他一称帝就要解决这个问题。他还看到当元末农民起义四处爆发的时候,元王朝在各地缺少强有力的藩卫。有鉴于此,洪武三年(1370)他就作了封藩的安排,即把各个小儿子封到各地当藩王。他为了不使天下人感到他私心太重,在封藩前还特意作了一番表白: 
  天下之大,必建藩屏,上卫国家,下安生民。今诸子既长。宜各有爵封,分镇诸国。朕非私其亲,乃遵古先哲王之制,为久安长治之计。 
  封诸子为王的这件事也就定下来了。按照明制,皇子封为亲王都授予金册金宝,年食禄米万石。其护卫“少者三千人,多者至万九千人”。但这只是就一般情况而言,像北边防御蒙古的几个藩王,所统兵上都超过此数。例如在大宁的宁王“带甲八万,革车六千”。这些藩王的府第、服饰和车旗等,“下天子一等”,公侯大臣见了他们都要“伏而拜谒”。 
  藩王的嫡长子立为世子,即藩王的未来接班人,10岁时就授予金册金宝。其他诸子则授予涂金的银册银宝,封为郡王。以后各世子孙都有封爵,自六世孙以下都封为奉国中尉。他们生的时候要向宗人府请名,年龄大了要请婚。但他们不能从事士农工商之类的行当,只是坐糜俸禄。明中期以后,皇室成员的俸禄成了国家沉重的包袱。 
  本来朱元璋把自己的子侄分到各处,称作亲王,目的是为了监视各地带兵将军的动静,以防他们叛乱。藩王虽没有行政权,但有军事权。朝廷调地方军队,地方守镇官还要得到当地藩王令旨后才能调动。遇有战事,即使元勋宿将也要听藩王节制。当燕王朱棣率军征讨乃儿不花时,像傅友德那样的大将也要受他调遣。这样,许多藩王就拥有了重兵。朱元璋感到他这套制度比以往历代都严密,大明江山可以长治久安了。但他万万没有想到,他刚死,就爆发了朱棣与建文皇帝争夺皇位的“靖难之役”。 
  对这种分封的弊端,一些有远见的大臣早就看出来了,只是很少有人敢公开说。著名的文士解缙率直敢言,他“数上封事,所言分封势重,万一不幸,必有厉长、吴潞濞之虞”。说得最直率的大概就是那个平遥县的训导叶伯巨了。洪武九年(137),叶伯巨上书言事,说明太祖“太过者三”,第一条就是“分封太侈”:,诸王各有分地,盖惩宋、元孤立,宗室不竞之弊。而秦、晋、燕、齐、梁、楚、吴、蜀诸国,无不连邑数十,城廓宫室亚于天子之都,优之以甲兵卫士之盛。臣恐数世之后,尾大不掉,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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