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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9章

一生必读的中国帝王史-第6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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驰驿送来”,并严示“不可预露风声”。13日,乾隆帝召谕大学士九卿等朝臣,痛斥胡中藻“诋讪怨望”,“非人类中所应有”,指斥胡中藻集内诗句“又降一世夏秋冬”,是隐喻清朝传三世以后至乾隆时“又降一世”。“一把心肠论浊清”,是“加浊字于国号之上”。呈南巡诗有“三才生后生今日”,是詈骂乾隆帝在三才(天、地、人)之后。又所出经义试题有“乾三爻不象龙说”,“乾隆乃朕年号,龙与隆同音,其诋毁之意可见。”等等。 
  乾隆帝还说:“伊在鄂尔泰门下,依草附木,而诗中乃有‘记出西林第一门’之句,攀援门户,恬不知耻。”乾隆帝认定:“胡中藻之诗,措词用意,实非语言文字之罪可比。夫谤及朕躬犹可,谤及本朝,则叛逆耳。”“鄂昌身为满洲世仆,历任巡抚,见此悖逆之作,不但不知愤恨,且丧心与之唱和,引为同调,其罪实不容诛。”最后说:“朕不得不申我国法,正尔嚣风,效皇考之诛查嗣庭矣。”随即将鄂昌、胡中藻拿解来京审讯,并将张泰开革职。 
  乾隆帝亲自铸成此案,旨在打击权势显赫的鄂尔泰家族,消除大臣间的朋党积习,用意是明显的。但以胡中藻狱为引线,任意指斥诗句为诽谤,则又继承了前朝以语言文字之过处置大臣的恶例。 
  雍正帝在位时因力矫康熙末年的积弊,施政不免严猛。乾隆即位的次年即1736年(乾隆元年)就在诏谕中说:“大抵皇祖圣祖仁皇帝时,久道化成,与民休息,而臣下奉行不善,多有宽纵之弊。皇考世宗宪皇帝整顿积习,仁育而兼义正,臣下奉行不善,又多有严峻之弊。朕缵承统绪,继述谟烈,惟日孜孜,正欲明作有功,以几惇大成裕之治。”乾隆帝这段话表明:他力图矫正前朝施政或宽或严的弊端,以“宽严相济”作为自己的施政方针。 
  他依据宽严相济的施政方针,对前朝已经处置的重大案件,又重新做了处理。当年雍正帝严惩宗室兄弟,翦除政敌允禩、允禟一党,令其削籍离宗,赐名阿其那、塞思黑。允禩、允禟相继死于狱中。宗室多人也被株连。乾隆帝即位后,于1735年九月,诏宗人府依圣祖康熙帝处置宗室例,将宗室、觉罗中有因罪革退名号,并其子孙除去玉牒,不准载入者逐一查明,分赐红带、紫带,附载玉牒。十月,谕将雍正帝拘禁的允禵宽宥。已死的允祉收入谱牒。又命廷臣重议允禩、允禟子孙事。十一月,又依照康熙处置莽古尔泰等例,将允禩、允禟的子孙,给与红带,收入玉牒,即重新承认他们的宗籍,仍为皇族。乾隆帝此举,旨在争取皇族宗室的支持,用意是明显的。 
  雍正帝处置年羹尧案,涉及依附他的汉人文士汪景祺、查嗣庭,家属子孙均被流放。1736年3月,下诏赦免了汪景祺的子孙、兄弟族人。查嗣庭受牵连的后代子孙,也得以从宽发落。 
  乾隆帝在宽赦前朝满汉罪臣家族亲属的同时,又严厉处置了曾静、张熙。曾静及弟子张熙,因雍正时传播吕留良反满思想,劝说岳钟琪反清案被拘。雍正帝赦其死罪,命往江浙各地宣讲,自陈悔悟。乾隆帝即位后,随即加重处置,说:“在皇考当日或可姑容,而在朕今日断难曲宥。”1735年12月,将曾静、张熙凌迟处死。乾隆帝初即位,即处置曾、张,旨在镇压汉人的反抗,用意也是明显的。 
  另一方面,他还加强了对汉人文士的选拔任用。经过康、雍两朝采用汉制统治广大汉人地区,汉人文臣已在统治集团中逐渐占有重要地位。乾隆帝即位后,在处置曾、张以镇压汉人反抗思想的同时,又以多种方式,选擢文士,开拓仕途,以争取汉人文士的臣服。 
  康熙时曾于科举定例之外,特设博学鸿儒科,擢选文士。1735年8月乾隆刚即位,就于11月下诏说:“皇考乐育群材,特降谕旨,令直省及在朝大臣,各保举博学鸿词之士,以备制馆之选。乃直省奉诏已及二年,而所举人数寥寥。……朕因再为申谕,凡在内大臣及各直省督抚,务宜悉心延访,速行保荐,定于一年之内,齐集京师。” 
  次年二月,各省所举文士即有一百余人到京。九月,在保和殿御试一百七十六人,命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及吏部侍郎邵基阅卷。考取一等五名,二等十名。乾隆帝亲自召见,授一等刘纶、潘安礼、诸锦、于振、杭世骏为翰林院编修。二等中由科甲出身的陈兆仑、刘玉麟、夏之蓉、周长发、程恂授为翰林院检讨,未经中举的杨度汪、沈廷芳、齐召南授为翰林院庶吉士。1737年(乾隆二年)7月,张廷玉等又考取续到的博学鸿词之士一等万松龄、张汉为翰林院检讨,二等朱荃、洪世泽为翰林院庶吉士。博学鸿词科是皇帝特设的制科,考取者即可入官翰林院,一时被士林视为殊荣,贵于例行的科举。 
  1737年5月,举行定例的科举,考取于敏中等三百二十四人,赐进士及第三人,进士出身八十人,同进士出身三百四十一人。殿试进士,原由主考官阅卷。乾隆亲自阅定前十名,诏谕主考官说:“卿等所拟第四卷,策语字画俱佳,可置第一。所拟第一卷改置第二。所拟第七卷亦佳,可置第三。所拟第二卷改置第四。”乾隆帝亲自阅卷,决定名次,掌握了科举取士的权柄。同年,又亲自考试翰林、詹事等官,说:“非朕亲加考试,无以鼓励其读书向学之心。”阅卷后,依文字优劣,定为四等,分别予以升降,以至休致。乾隆帝由此加强了对文士的选擢和控制。康熙以来,国子监生和知县官缺,可输钱米捐纳,是一项弊政。乾隆帝即位后宣布停止捐纳,也有利于科举取士制的实行。 
  1736年6月,乾隆帝命内阁学士方苞主持选颁四书文,将明朝及清初的科举应试文章,选集数百篇颁布,以为举业指南。六年正月,又谕各省督抚学政,采访近世研究经学的著述,不拘刻本抄本,随时进呈。十四年十一月,诏谕各省公举潜心经学之士,不拘进士、举人、诸生以及退休闲废人员,以应精选。由此访得顾栋高等名儒四人,于十六年并授国子监司业。乾隆帝通过多种途径察访文士儒生,也从而加强了对文化思想的统治。   
  盛世伟业 
  乾隆帝期间是封建帝国历史上空前的繁荣,在军事、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都达到的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高峰。与同时期世界各国比较,康乾盛世都是最高峰,堪称第一国家。创造了中国历史上一个盛世。当时中国的人口和经济总量都约占世界的三分之一。 
  清王朝建立起封建制的统治后,征收赋税是对广大农民的主要的剥削方式,也是向地主索取钱粮的主要手段。因而减免赋税便成为朝廷争取各阶级民众的最便当的方法。乾隆帝即位时,前朝建树的富盛的国力,为他准备了减免赋税的物质条件。父祖因减免赋税而博得赞誉的事实,又为他提供了借鉴。乾隆帝初即位下诏颁布合行事宜,恩赏各级官员,即令查明“各省民欠钱粮,系十年以上者”,“候旨豁免。”甘肃省因连年负担军需,雍正帝在世时已有旨,将本年地丁钱粮全行捐免。此后十年间,乾隆帝不断减免各地赋税。全省通免及一次减十州县以上者,屡见于清《高宗实录》及乾隆《会典》。 
  1736年2月,在豁免甘肃应征钱粮的同时,又谕“陕西只征一半,以昭格外之恩。”又免贵州通省钱粮一年。二年,免顺天直隶额赋,免山东正项钱粮一百万两。三年,免江南松江府额赋。四年,免陕西榆林等十一州县逋(欠)赋。六年,免福建台湾逋赋,江苏苏州等府属逋赋。七年,免直隶、江苏、安徽、福建、甘肃、广东等省雍正十三年逋赋,并免江南、浙江未完雍正十三年漕项。十年六月,又命普免全国次年钱粮,下诏说:“朕临御天下……,躬行节俭,薄赋轻徭。……是以左藏尚有余积。数年以来,直省偶有水旱,朕加恩赈济,多在常格之外。如前年江南被水,抚绥安插,计费帑金千余万两。”“朕思海宇乂安,民气和乐,持盈保泰,莫先于足民”,“将丙寅年(1746)直省应征钱粮,通行豁免。”廷议三年之内轮免一周。 
  乾隆十年下诏普免钱粮,一时颂为盛事,也说明当时确是财力充裕,库藏有余。乾隆帝即位后的十多年间,正如他自己所说,各地遇有水旱雹灾地震等害,也都加赈济和减免额赋,并一再废止各地的多项杂税,史不绝书。乾隆帝以减少税收的办法,安定人心,防止动乱,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乾隆帝即位日久,宫廷生活也日益侈靡,任情挥霍。典型的事例,是1751年冬为太后举行的60寿辰庆典。康熙帝曾为孝惠皇太后祝贺六十寿辰,贡献各色珍贵礼物,备极豪侈。但孝惠太后仍令停止筵宴,以为限止。乾隆帝效法乃祖,也为生母皇太后祝寿,但其豪华远远超过康熙时的庆典。 
  北京城西有圆明园,原为雍正帝即位前藩邸赐园。圆明园之南,有畅春园。康熙时,以明人别墅改建。乾隆时,孝圣太后常居此园。11月25日为皇太后生日。19日,皇太后自畅春园去万寿山游幸。次日,自畅春园启銮,入城,入居皇城的寿康宫受贺。 
  皇太后的庆寿活动虽在京师举行,但成为全国各省都要鼎力筹办的大事。早在本年春初,即由在京王大臣奏准,于万寿山至京一路,“分段预备,公祝圣寿。”乾隆帝诏谕各省督抚,先期遣人进京,按分派地段,预备经坛、戏台之类,“以展臣子祝嘏之诚,而玉辂经过,亦可仰承圣母欢心。”各省督抚自然竞相贡献,争奇斗艳。 
  城外自万寿山至西直门,城内自西直门至皇宫西华门,沿路十余里遍设万寿彩棚、戏台、灯彩楼阁之类。城内道路两旁房屋均被遮挡不见。广东省搭设的“翡翠亭”,宽约两、三丈,亭瓦全用孔雀尾翎毛,不下万眼。湖北省搭建“黄鹤楼”,重檐三层,用玻璃作墙壁,高七、八尺。浙江省献“出湖镜”,在广榭中用大圆镜嵌入藻井,小镜数万堆砌四旁,构成镜壁。人入其中,即可照影千百。各省搭设的祝寿棚,互竞豪侈,剪彩为花,铺锦为屋。每数十步,设一戏台。南北戏曲及四方乐舞,在台上演出祝寿。 
  不仅在京王公大臣及各省督抚各自搭设华侈的坛台,博取“圣母欢心”。在京及各省非现任职官的在籍人员,也有一百八十五员设立经坛庆祝,因而获得晋级和赏给职衔的“恩施”。11月初,西直门一路祝寿彩棚就已铺设,并特派步兵昼夜看守。大约自初十起,即开始乐舞庆祝。许居民观赏,以示“普天同庆”。史学家赵翼当时正在京师,说他曾到长街游览两次,“如入蓬莱仙岛,在琼楼玉宇中听霓裳曲、观羽衣舞”,“此等胜会,千百年不可一遇。” 
  不仅各省督抚以下的各级官员,都来京祝寿,地方绅民也相继来京,因人数过多而被制止。但直隶和湖广的老民老妇,因起程较早而陆续到京,受到恩赏。皇太后启銮回宫之日,在京文武官员、大臣命妇、八旗男妇、京师士女及各省来京官民,都端服盛妆,跪伏在道路两旁,为太后祝嘏。22日,乾隆帝为皇太后加上徽号,举行庆典。25日,举行祝寿大典,乾隆帝亲制《慈圣万寿九如颂》九章,书在屏风上进献。随后颁诏天下,说:“盛典特隆,洪恩用溥”,王妃、公主、满汉大臣命妇、外藩王妃以下,俱加恩赐。在京满汉文武大小官员,俱晋一级。内外官员,俱加封赠。太监,八旗满洲、蒙古、汉军兵丁,均给赏银。 
  乾隆帝喜欢热闹,爱讲排场。他75岁的时候,为了庆贺生日,在皇宫里举行了一次“千叟宴”,把全国上至王公大臣,下到普通百姓的老年男人,都请了来,有四五千人。这些老翁都在六七十岁以上,最老的“寿星”已经一百四十一岁。乾隆帝见了这好几千个白胡子老头儿,十分欢喜,当场作诗,对对儿,摆下盛大宴席招待大家。真有“太平盛世”的样子。 
  乾隆帝特别喜欢游山玩水。他曾经六次到江南,每次都要花掉大量银子。从前康熙帝也好几次到江南,可都是为了了解地方情况或治理河道,而且也比较俭朴。乾隆帝和他爷爷的作风就大不一样了。 
  那时候,交通不便利。乾隆帝下江南的时候,都是坐船去。他的龙船顺着大运河由北往南,运河两岸的地方官都要迎来送往,象过节日一样。岸上都搭了戏台和彩棚,由艺人们唱戏弹曲,河边上还密密麻麻地排列着彩船。 
  再看皇帝的龙船,更是豪华无比。龙船后面有大大小小的随行船,足有一千多只。龙船一开过来,河中和岸上都鼓乐喧天,弹唱歌舞,好不热闹!乾隆帝坐在船上,看着两岸的景象,非常得意。 
  龙船在运河中行走,要靠人在岸上拉纤。每个人的脊背上被纤绳勒出一道道血印,再加上烈日的暴晒、汗水的浸泡,疼痛难忍。拉龙船的都是身强力壮的青壮年男子。他们身背大绳,在岸上一步一步地艰难地走着,全身流着汗水。这么些船,这么长的路程,要动用多少人来拉纤啊! 
  到了江南,他如何吃喝玩乐就更别提了。地方官要专为皇帝建造行宫、花园,用的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钱。老百姓可不满意啦! 
  有一次,有一个官员从江南办事回京,见到乾隆帝。乾隆帝问他江南的情况。这个官员大着胆子说:“皇上上次南巡以后,江南百姓被搜刮钱财,生活很苦,都有怨言。” 
  乾隆帝一听,火冒三丈,大声叫起来:“你好大胆!谁的生活苦?哪个有怨言?你说出来!”然而,乾隆帝的这一行为遭到人民的厌恶,是他本人改变不了的。后来,“乾隆下江南”这句话的含义,差不多成了大肆挥霍浪费,搅乱百姓的代名词。   
  文治武功 
  乾隆天资聪颖,勤奋好学,擅长书画,兼长诗文,是一位非凡的文学家、语言学家、书法家、诗人和学者。他不仅精通新满文,而且熟知老满文;不仅对汉语汉文十分精通,还懂蒙、藏、维等多种语言文字。 
  乾隆喜爱书法,造诣精深。他长期痴于书法,至老不倦。自内廷到御苑,从塞北到江南,园林胜景,名山古迹,所到之处,挥毫题字,墨迹之多,罕与伦比。乾隆还撰写了大量诗文,仅编成文集的就有《御制文初集》、《御制文二集》、《御制文三集》、《御制文余集》,共1350余篇,还有《清高宗圣训》300卷。乾隆尤喜爱作诗。他的御制诗集,登基前有《乐善堂全集》,禅位后有《御制诗余集》,凡750首。在位期间的《御制诗集》共有5集,434卷。有人统计,他的诗达42613首。而《全唐诗》所收整个唐代2200多位诗人的作品,才48000多首。乾隆帝是个业余诗人,以一人之力,其诗作数量竟与流传下来的全唐诗相仿佛,其数量之多、创作之勤,令人敬佩(当然,其中有一些是他人代笔)。可以说,乾隆诗作之多,有史以来,首屈一指。他自己也曾自豪地说:“几务之暇,无他可娱,往往作诗。”又说:“每天余时,或作书,或作画,而作诗最为常事,每天必作数首。” 
  不仅如此,他还练就了一身好武艺。一天,秋高气爽,乾隆帝来到北京西苑的畅春园。他走到西苑的西门,忽然有了射箭的兴致。随从立刻把弓箭拿来。乾隆帝一连射了二十支,中了十九支,引起周围人一阵喝彩,他自己也很得意。 
  在乾隆帝六十年的皇帝生涯中,打了不少次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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