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现代前期文学史-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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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强烈，思想敏锐，内容充实，组织严密，有一种“所向披靡，令人神往”
的气概。后来他在主持同盟会机关报《民报》时，由于不满汉及唐宋文，曾
以魏晋文相号召。他的这种取法魏晋，好用古文，也是他政论文的一个特点。
这个特点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文章的宣传效果。
章炳麟还写有一些古体诗歌。这些古体诗一般取法汉魏乐府，其古奥的
文辞亦影响了其流传，不过一些发抒怀抱、歌颂革命的小诗却清新流畅、通
俗可读。如 《狱中赠邹容》：“邹容吾小弟，被发下瀛州。快剪刀除辫，乾
牛肉作糇。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通俗明
快中表达了革命家的友爱和英雄气概。
秋瑾 （1878—1907）字璿卿，一字竟雄，又称鉴湖女侠，浙江会稽人。
她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年十八嫁予湘人王廷钧。1898年，随夫迁居北京。
在北京这个新文化和革命思想活跃的地区，使她很快觉醒，并决心为挽救民
族危亡和妇女解放而斗争。1904年，她东渡日本求学，积极参加革命活动，
加入了光复会和同盟会，并发起组织了妇女团体共爱会。1905年底，由于日
本政府颁发了无理的“取缔清韩留日学生规则”，她愤而归国。回国后，她
创办了《中国女报》，并奔走于沪杭之间，积极组织起义。1907年事发被害。
秋瑾这位在民族民主革命斗争中涌现出来的革命家，在文学创作方面也
表现出了卓越的才能。随着她思想的发展变化，她将文学创作与革命活动结
合了起来。她早期在江南家乡时，多抒发离愁别绪，感叹春去冬来之作。到
北京后，随着她思想的觉醒，其作品一变而为充满激昂慷慨和爱国之情。如
著名的《宝刀歌》：“北上联军八国众，把我河山又赠送。白鬼西来做警钟，
汉人惊破奴才梦。主人赠我金错刀，我今得此心雄豪。赤铁主义当今日，百
万头颅等一毛。沐日沐月百宝光，轻生七尺何昂藏？誓将死里求生路，世界
和平赖武装。不观荆轲作秦客，图穷匕首见盈尺。殿中一击虽不中，已夺专
制魔王魄。我欲只手援祖国，奴种流传遍禹域。心死人人奈尔何？援笔作此
《宝刀歌》。……上继我祖黄帝赫赫之威名号，一洗数千数百年国史之奇
羞！”表达了作者不怕牺牲的坚定革命意志和炽热的爱国主义激情，还有《宝
剑歌》、 《剑歌》、《宝剑诗》《红毛刀歌》等，也以对刀剑的歌颂，表达
了这一主旨。特别是她后期创作的诗作，对她这种为革命不惜抛头颅洒热血
的献身精神表现的更充分。如《黄海舟中日人索句并见日俄战争地图》：
万里乘风去复来，只身东海挟春雷。
忍看图画移颜色，肯使江山付劫灰！
浊酒不销忧国泪，救时应仗出群才，
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
秋瑾这些诗作多为宣传革命而作，不仅有充实的思想内容，而且表现形
式方面注意大众化、通俗化。如《同胞苦》、《勉女权歌》、《支那逐魔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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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秋瑾还写了不少词。其前期的词作多吟咏花鸟，内容较单薄，后期词如
＇满江红＇“小住京华”、“肮脏尘寰”等，就与诗一样，表现了一个革命者
的豪迈爽朗胸怀。
秋瑾在散文创作方面，为了宣传革命的需要，崇尚白话文。如她的《敬
告中国二万万女同胞》、《敬告姊妹们》等文章，就以白话文写成，不仅表
达了反对封建压迫，呼喊妇女独立解放的思想，而且代表了辛亥革命前后进
步散文的发展方向。
秋瑾还写了一部通俗文艺作品弹词 《精卫石》，目录20回，今残存6
回。这部作品有作者自传的成分，写出身书香门第的女主人公黄鞠瑞，不满
封建家庭的束缚，东渡日本，参加革命活动。塑造了一个追求妇女解放的鲜
明艺术形象。
秋瑾丰富的创作完全是用她追求革命的一腔热血写出来的，即把革命和
文学很好地统一了起来，因此她的作品闪耀着爱国热情和革命思想的光辉，
对当时的革命和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另外还有邹容（1885—1905）和陈天华（1875—1905）也是此时著名的
革命家和文学家。邹容的《革命军》（1903）歌颂革命，揭露帝国主义的侵
略和清王朝的残酷统治，提出建立共和国的具体政治纲领，在当时恰如“天
清地白，霹雳一声”，使清廷大为震动，对政治思想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这部作品还以奔放的感情，流畅的语言，使散文通俗化大大前进了一步，是
一篇著名的表现革命内容的新体散文。陈天华是民主革命的先驱者之一和出
色的宣传家。他写的《猛回头》、《警世钟》、《狮子吼》等作品，以高度
的爱国热情宣传革命思想，体现了作者优秀的宣传和艺术才能。其中《猛回
头》是唱本，《警世钟》是白话散文，《狮子吼》是未完成的章回小说。这
三部作品以它通俗化和高涨的革命热情，在当时广为传诵。
辛亥革命前后的文学团体主要有“南社”和“春柳社”等。“南社”成
立于1909年，主要发起人为陈去病、高旭和柳亚子。他们配合当时的民族
民主革命、反对清王朝的专制统治和种族压迫，提倡民族气节。其取名为“南
社”，意谓“操南音不忘本”，亦即表示反清革命。其于1910年出版《南
社》期刊，分文录、诗录、词录三部分，到1923年，共出版22集。另外，
1917年辽出版《南社小说集》1册。辛亥革命前有社员200余人，辛亥革命
后猛增至1000多人，其中有不少同盟会会员。“南社”的成立对当时的文
学运动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它标志着文学为革命服务的目的更明确了，文学
的战斗性和群众性大大加强了。
“南社”的主要成员陈去病（1874—1933）字巢南，江苏吴江人。他最
初受康梁维新运动的影响，后来转向革命。曾参加中国教育会 （在上海）、
拒俄义勇队 （在日本），中国同盟会（在芜湖）等革命团体，并到岭南等地
从事过革命活动。他勤于创作，诗歌尤多。著名者如《将游东瀛赋以自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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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南一首赋别》、《中元节自黄浦出吴淞泛海》等诗作，表现了激昂慷慨
的革命气势。高旭（1877—1925）字天梅，江苏金山人。1904年留学日本，
1906年归国提倡革命，曾为中国同盟会江苏支部部长。他不喜吟花弄月诗
风，提倡通俗的鼓动革命的诗作。如他的《女子唱歌》、《爱祖国歌》、《军
国民歌》、《光复歌》、《国史纪念歌十六首》等诗，就有这个特点。特别
是他的长篇歌行体诗《海上大风潮起作歌》、《登富士山放歌》、《路亡国
亡歌》等，以奔放浩荡的革命热情，抒发自己的革命理想，可作为民族民主
革命的进军歌。可惜他在辛亥革命失败后，陷入颓唐失意，连“南社”的革
命作用也开始怀疑。柳亚子（1887—1958）名弃疾，江苏吴江人。他于1903
年加入了中国教育会，并到上海认识了章炳麟、邹容等革命家，坚定了革命
理想。1906年参加中国同盟会和光复会，1907年与陈去病、高旭等酝酿成
立南社。1909年南社成立后，他做了大量实际的工作。他同时是个著名的诗
人，其作品歌颂民族英雄，悼念革命烈士，揭露清王朝的腐朽黑暗，抒发革
命的理想与怀抱，表达旺盛的革命热情和爱国思想。艺术风格方面与陈去病
的拘谨板滞和高旭的恣肆汪洋均不同，表现得清新朴实、流转自如。他在辛
亥革命后，仍然追随时代步伐，积极鼓吹革命，表现了一个爱国诗人的高贵
品质。另外，南社作家中还有苏曼殊（1884—1918）、马君武（1882—1940）、
周实 （1885—1911）、宁调元（1885—1913）等人较为出色。
“南社”是辛亥革命前后的一个重要文学团体，它对辛亥革命是起过积
极作用的，但在辛亥革命失败后，其中成员发生了分化。有的继续追求革命，
有的陷入消沉颓唐，有的则走向了革命的反面，所以，它的作用不得不由“五
四”前后新的文学团体和革命作家所代替。
“春柳社”是1907年至1908年间，由留学日本的一批青年学生发起成
立的。它主要是组织戏剧活动来宣传革命思想，曾先后在日本和上海演出过
《黑奴吁天录》等剧目。这个组织最早将话剧这种“新剧”或“文明戏”引
入中国，对“五四”以后被大力提倡的话剧这种新的戏剧形式的繁荣发展起
过积极作用。
辛亥革命前后这一时期的文学，从总体看是对社会革命和文学革命起了
积极推动作用的，但不可否认，它毕竟属于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文学的范
畴，它和辛亥革命这一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一样，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局
限性。如它虽然高扬反帝反封建的旗帜，但实际上它的反封建是不彻底的，
它在文学方面始终未能提出一个明确的反封建口号。同时一些革命派作家的
脱离群众和在语文合一、采用白话等问题上的模糊甚至保守态度，都阻碍了
他们在组织辛亥革命的同时相应地发动一个强大的启蒙和文学改革运动。这
样就造成了辛亥革命前后作为政治运动是轰轰烈烈，而作为文学运动却显得
有些冷清，虽然其间也不乏响亮的口号，但却也淹没在政治运动中去了。致
使这个时期文学的影响力甚至还不及维新改良派大。一些维新改良派代表人
物如梁启超、严复、林纾等人还与遗老们合作起来，形成旧文学的大合唱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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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抗这时的文学革命。出现了专写“才子佳人”的鸳鸯蝴蝶派及其作品，陈
腐俗套又脱离现实的“言情小说”、“狭邪小说”以至色情小说，以及充满
庸俗情调和低级趣味的戏剧等。这种局面的改变不得不由“五四”前后的新
的文化运动来完成。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动是有一个酝酿过程的，限于整套丛书的体
例，本书只是着重论述这一酝酿过程的文学和“五四”期间的一些具体行动，
更大的成绩即1921年以后，留待下一册书谈。但这一时期的文学从性质上
讲应属资产阶级新民主主义文学，而起实际领导作用的是无产阶级先进人
物。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欧洲帝国主义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
侵略，使中国的民族工业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发展，资产阶级经济逐渐活跃，
资产阶级力量呈蓬勃之势，无产阶级也随着壮大起来。中国的形势向着有利
于革命的方面发展。接着，1917年在俄国爆发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对各国的革命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用无产阶级的
世界观来观察国家命运。在这种形势下，中国的先进分子面对内忧外患的社
会现实和旧思想旧文化对民族意识的严重束缚，开展了唤醒民众、挽救危亡
的思想文化启蒙运动，为“五四”运动的爆发做了充分的准备。
这一思想文化启蒙运动中的杰出分子以李大钊、陈独秀、鲁迅等人为代
表。他们在《新青年》、《每周评论》等杂志上发表文章，宣传革命道理，
揭露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的丑恶面目，推动了文化启蒙运动的开展。
这一时期从文学的角度来看，还没有专门的文艺性质的社团、期刊和文
学家，一些革命家和作家的文学主张及作品大多发表在《新青年》这个综合
性文化批判刊物上，所以论述此时期的文学必须围绕《新青年》等杂志来展
开。
《新青年》创刊于1915年9月，由陈独秀主编，原名《青年杂志》。
它创刊伊始就高举反对封建文化的旗帜。如主编陈独秀在创刊号卷首发表的
《敬告青年》一文，对青年提出“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退守
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
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等6条希望。这些主张虽还不够鲜明，但实际
上已包含了后来所提出的“民主”和“科学”两方面的要求，是号召思想革
新的宣言。到了1916年9月第二卷改为《新青年》后，更成了反封建和鼓
吹民主革命的中心刊物。陈独秀陆续发表的《今日之教育方针》、《我之爱
国主义》等文，攻击封建的专制主义和道德，宣传民主政治和“独立人格”。
后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旧派人物提倡“尊孔读经”，并要求把孔教奉为“国教”，
列入国家宪法，针对此，陈独秀发表了《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孔子
之道与现实生活》、《宪法与孔教》等文，指出孔教与帝制不可分割的缘由
和孔教的不适合现代生活，主张输入西洋平等人权学说代替孔子之道，即要
以资产阶级民主代替封建专制，以资产阶级新道德代替封建旧道德。吴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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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儒家主张
阶级制度之害》等文，批判“孝为百行之本”的旧礼教，认为封建的家庭制
度乃是专制制度的社会基础。当时同是激进的民主主义者的李大钊则在《甲
寅》日刊上发表《孔子与宪法》、《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等文，反对把孔
教列入宪法，指出孔子学说是“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专制政治之灵魂”，
说明社会观念要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这些论述虽在理论的准确性方面有
失之激切或偏颇之处，但它抨击封建专制制度及其伦理道德的战斗性，却对
当时激进的民主知识分子以极大鼓舞。另外，这时的《新青年》还发表了不
少要求个性解放、社会进步的文章。这些文章贯穿在对青年、妇女、人生、
教育、婚姻、家庭、贞操等问题的论述中，对人们摆脱封建思想束缚，尊重
科学知识有积极作用。
《新青年》作为一本综合性文化批判刊物，主张“文学改良”和“文学
革命”亦是其一个重要方面。它倡导了以反对文言、提倡白话，反对旧文学、
提倡新文学为内容的文学改革运动，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文学革命
论》等文章。《文学改良刍议》是胡适所写，发表于1917年1月。胡适在
该文中主张文学改良要从“须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须讲求文法”、
“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烂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
避俗字俗语”等8事入手。并总结说：“上述八事，乃吾年来研思此一大问
题之结果。远在异国，既无读书之暇晷，又不得就国中先生长者质疑问难，
其所主张容有矫枉过正之处。然此八事皆文学上根本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