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文艺 2006年第02期-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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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茶座］
千古黄鹤在．．．．．．．．．．．．．．．．．．．．．．．．．．．．．．李国文
唐代的谎话大王．．．．．．．．．．．．．．．．．．．．．．．．．．．．李国文
［中篇小说］
最后的玫瑰．．．．．．．．．．．．．．．．．．．．．．．．．．．．．．肖遐明
不动声色．．．．．．．．．．．．．．．．．．．．．．．．．．．．．．．闫 刚
［短篇小说］
炸日本面包．．．．．．．．．．．．．．．．．．．．．．．．．．．．．．王方晨
刘一脚．．．．．．．．．．．．．．．．．．．．．．．．．．．．．．．．阿 宁
福城的浪漫．．．．．．．．．．．．．．．．．．．．．．．．．．．．．．白天光
牛喜光之恋．．．．．．．．．．．．．．．．．．．．．．．．．．．．．．勒永强
［散文随笔］
贾平凹立碑．．．．．．．．．．．．．．．．．．．．．．．．．．．．．．晓 雷
父亲的魅力．．．．．．．．．．．．．．．．．．．．．．．．．．．．．．刘耀仑
情歌与歌手．．．．．．．．．．．．．．．．．．．．．．．．．．．．．．周年丰
文学短论三题．．．．．．．．．．．．．．．．．．．．．．．．．．．．．江 岳
［诗歌阵地］
一个诗人生活的城市（组诗）．．．．．．．．．．．．．．．．．．．．．．向天笑
赞颂（组诗）．．．．．．．．．．．．．．．．．．．．．．．．．．．．．牧 南
山思（组诗）．．．．．．．．．．．．．．．．．．．．．．．．．．．．．杨 彬
故乡（组诗）．．．．．．．．．．．．．．．．．．．．．．．．．．．．．刘贵高
［理论与批评］
处处鲜花处处芬芳．．．．．．．．．．．．．．．．．．．．．．．．．．．王新华
千古黄鹤在
■ 李国文
在中国，凡识得几个汉字的人，无不知道唐代崔颢那首题名《黄鹤楼》的诗。也许全诗记不下来，但打头的这两句，“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总是能挂在嘴边的。
正因为这首写黄鹤楼的诗，实在太家喻户晓，太脍炙人口，结果，反宾为主，主次颠倒，倒不是这首诗，因楼而名，而成了这座楼，因诗而存。
想到这里，也很为文人手中的那支笔，能起到这大作用而感到骄傲。说实在的，在中国历史上的文人，地位很不高，“九儒十丐”，与讨饭花子名列排行榜之尾，让人很不提气。可诗人崔颢的这首诗，却能够使黄鹤楼屹立于武汉三镇。虽然这其间，几度沧桑，多次兴废，还休要看不起文人，正是这诗，才使黄鹤楼千年不倒。
诗只八句，其实好读好记，“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清人沈德潜编《唐诗别裁》，对这首诗评价极高：“意得象先，神行语外，纵笔写去，遂擅千古之奇。”宋人严羽在《沧浪诗话》中，则誉之曰“唐人七言律诗，当以崔颢《黄鹤楼》为第一。”千古传诵，深入人心，以致人们能够习惯鹤去楼空的怅惘，而绝不能承受诗存楼无的遗憾。
五十年代，建国初期，修建武汉长江第一桥的时候，嫌武昌的原黄鹤楼碍事，拆了。在很长一段岁月中间，武汉有黄鹤楼之名，而无黄鹤楼之实。拆楼以后，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并没有动手重建，一直拖着，没有说修，但也从来没有人敢说一声从此不修黄鹤楼。
最后，到底将楼修了起来，而且修得更堂皇。现在这座巍峨的仿古建筑，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重建起来的，成为武汉三镇一个亮丽的景点，一个标志性建筑物。在促成这座名楼再现武汉三镇的诸多因素当中，应该看到，崔颢的诗，是起到了定盘星的作用，诗在，则楼必存。
文学，虽说是很小儿科的东西，但有时候，秤砣虽小，力拨千斤。
这首诗，即使在唐代，崔颢刚一落笔，不胫而走，很快就遐迩闻名，广为人知。据元人辛文房《唐才子传》，写过“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的大诗人李白，登黄鹤楼后，突然涌上来赋诗一首的欲望，但见了崔先生的这篇作品之后，马上打消了这个念头。这就是李白的清醒了，他不像时下某些文人，尽管写得十分狗屎，长篇令人不能卒读，短篇教人不禁反胃，文集厚如城砖，味同嚼蜡，都是苏联电影《列宁在十月》中那个瓦西列耶夫斯基，给领袖搬来只堪垫脚，不配枕头的垃圾书籍。
但这些名流大老，自我感觉之良好，大言不惭之厚颜，也真是聪明过了头以后，剩下的只有胡涂了。李大诗人虽是一个狂得连“天子呼来不上船”的主，但他承认人家写得好，叹了口气，说道：“眼前有景道不出，崔颢题诗在上头”，然后向后转，退出这场竞赛。
但是，崔颢的诗，让李白十分赞赏，同时启发了他的诗兴，当然也不排除有一点较劲的意思，这位唐代第一诗人，先后套崔先生的诗路，写过两首诗。第一首为约作于公元748年（天宝七载）的《登金陵凤凰台》：“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意犹未尽的李白，公元760年（上元元年），滞留江夏期间，又作了一首《鹦鹉洲》：“鹦鹉来过吴江水，江上洲传鹦鹉名。鹦鹉西飞陇山去，芳洲之树何青青。烟开兰叶香风暖，岸夹桃花锦浪生。迁客此时徒极目，长洲孤月向谁明？”
大家巨匠不害怕重复别人，即使仿作，摹描的痕迹仍在，但却因自己的才气，而能写出与崔作功力相敌，未易甲乙的佳构。尽管如此，李白的这两首力作，终究压不倒崔颢之绝唱。由此可见，崔颢的《黄鹤楼》，无论在当世，还是在后代，那在文学史上的不朽价值，是不由分说的，是无庸置疑的，这才叫真正的传世。
要没有崔颢的诗，对不起，这座楼恐怕早就完了。
我们记得，在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的年代里，曾经是世界古城中保留最完好的北京城墙，说拆不就拆了嘛！及至到了那个狂热的十年文革中，就更不用说了，红卫兵以大破四旧的名义，多少不该毁灭的文化积累，说毁不就毁了嘛！然而，五十年代决定拆掉这座楼来修大桥的时候，许诺过，规划过，说好了将来要修的。表明了这座楼的非同小可，之所以如此重要，我想，不在于它的建筑学上的价值，老实说，是与崔颢这首诗有着莫大关联的。
一首不朽的诗，使一座建筑物安然无恙地流传千古，哪怕拆了还得再建，证明了文学在人民心目中的影响。同样的例子，我们还可以找到，八十年代的江西南昌，终于把烧毁了数百年的滕王阁，重新建造了起来，那还不是因为初唐四杰之一王勃的文章么？如果不是“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滕王阁序》，我想南昌人不会兴致勃勃地在旧址荡平夷灭，历史湮没无考的情况下，重建一座滕王阁的。其实，滕王阁与滕王已无任何瓜葛，滕王何许人也，很少有人说得上来，不过借其名而已。
这个新建的滕王阁，不过是王勃阁罢了。他写过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十年浩劫中，谱成语录歌，曾经唱遍中华大地。他的《滕王阁序》，能琅琅地背诵出来者，至今不在少数。文人在历代统治者的眼中，确实是无足轻重的蝼蚁之辈，但他们的笔墨，却具有历代统治者所无法撼动的永恒价值。文人的生命力，大多数时间内，都是很不经折腾的，你不让他死，只消你把刀举得高高地，还未落到他的脖子上，他可能就先吓死了。可文学的生命力，却是白居易那首诗里所写的：“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在中国人的心中，要活得比所有的统治者更长久。
因此，黄鹤楼，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崔灏的诗而名。滕王阁，由于王勃的美文而耳熟能详。岳阳楼，因为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岳阳楼记》而名闻遐迩。醉翁亭，经欧阳修的“环滁皆山也”的《醉翁亭记》一文鼓吹，成为著名景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的古战场，也因苏东坡的词与文，而赋与了令人陶醉的色彩。至于杭州西湖里的翠堤春晓一景，只是经作过太守的苏东坡和白居易二位诗人所修筑，而具有了特殊的文化韵味。“东坡原是西湖长。”他生活过的颍州西湖，杭州西湖，惠州西湖，如今都是游览胜地。所以说，文人笔下的山水，其实倒是对文人最好的纪念。他们的笔墨，一旦与风光糅和到一起，成为名胜佳迹，便是永远也抹煞不掉的存在。
由此想到，对于文化名人的最好纪念，倒是应该在他们与山水的关系上，做做文章的。
近年来，故居热十分流行，将死去的名人，和活着的名人，曾经居住过的房屋保留起来，曾经使用过的器物收集起来，曾经书写过的原稿珍藏起来，其好意当然值得肯定。但一旦热情过度，缺乏节制，不加遴选，标准不一的话，将名人扩大化，扩大到阿猫阿狗，便有泛滥成灾的可能。令人深感不安的是，一些当代文人、包括活着的和死去的，也热衷斯道，自己张罗，别人张罗，单位张罗，后代张罗，也教人大摇其头。
如果因保存一处现在被认为是名人，若干年后也许并不一定还是名人的房屋，对住房相对紧张的中国老百姓来说，成为不胜其烦的负担的话。后人会不禁要问，有这个必要嘛？而返观凑这份热闹的中国文人，才死了几天啊，尸骨未寒，他们的尊姓大名，已经被人忘得干干净净，他们写的东西，早就成了明日黄花。就算留他的故居在，留他的手稿在，留他写作时用的钢笔、铅笔、圆珠笔在，留他那些早就该化成纸浆的作品在，可纪念馆门可罗雀，展览室蛛网扃户，岂非莫大的讽刺？
我们知道，王维的应在陕西蓝田的辋川别墅群，白居易在洛阳履道里的大宅子，司空图在中条山王官谷隐居的休休亭，用今天的观点看，绝对算得上是货真价实的，而不是假冒伪劣的名人故居，如果那时有懂行的组织，识货的领导，肯定要下本钱予以维修加固，保存这份文化遗产的。但时光无情，千年以后，除了成都的杜甫草堂尚能附会存在外，其它的早已夷为平地，一点遗迹也找不到了。
其实，宋代著名女诗人李清照的老爹李格非，早看透了这一点。他在《书洛阳名园记后》，从战乱这个角度论说故居之未可长久：“唐贞观、开元之间，公卿贵戚，开馆列第于东都者，号千有余邸，及其离乱，继以五季之酷，其池塘竹树，兵车蹂蹴，废而为丘墟。高亭大榭，烟火焚燎，化而为灰烬。”
即或不发生类似状况，建筑物的存世期限，总是有限的。说到底，还是山水风光更长久些，对于名人来说，死者已矣，健在的若是想留名，还是学一学崔颢，写出一首《黄鹤楼》来，那才是真正的永恒呢！
唐代的谎话大王
■ 李国文
《资治通鉴》记载，“唐僖宗乾符二年（公元875年）的秋天，大批蝗虫，自东而西，飞袭而来，蝗群遮天蔽日，所过之处，一片赤地，一切绿色的植物都给啃了个精光。在《新唐书》中，对于这次黄河流域的蝗灾，也有记载。“乾符二年，蝗自东而西蔽大。”
京兆尹，也就是首都市长杨知至，上了一本，奏称：“这次蝗灾，全国波及，托皇上的恩庇，独我们京畿一带，蝗虫虽然也飞来了，可它们不吃庄稼，一只只都抱着荆棘而死亡了。”在朝的宰相们，互相为主祝贺。
实在有点令人匪夷所思。
蝗灾，在《新唐书》中，记录在册者共十八次。唐文宗李昂开成年号期间，共五年，隔一年闹一次蝗虫，荼害无穷。“元年夏，镇州、河中蝗。二年六月，魏博、昭义、淄青、沧州、兖海、河南蝗。三年秋，河南、河北镇定等州蝗，草木叶皆尽。五年夏，幽、魏、博、郸、曹、濮、沧、齐、德、淄、青、兖、海、河刚、淮南、虢、陈、许、汝等州螟蝗害稼。占曰：‘国多邪人，朝无忠臣，居位食禄，如虫与民争食，故比年虫蝗。’”
最后的这个“占”卜，正是遭难不浅的老百姓，用这种诉诸上苍的方式，求神问卦，宣泄怨恨，是对不作为的统治者和各级官僚的一种诅咒。看起来，祸害庄稼的蝗虫是虫，不顾百姓生死的官员们也是虫，在与民争食的本质上，官员和蝗虫是相同的。
历朝历代，都不乏蝗灾，唐朝当然不能例外，不过，同是在都城发生的蝗灾，贞观二年六月，“京畿旱蝗”，唐太宗李世民就不是不作为，而是身体力行地作为的：“在苑中掇蝗祝之曰：‘人以谷为命，百姓有过，在予一人，但当蚀我，无害百姓。’将吞之，侍臣惧帝致疾，遽以为谏。帝曰：‘所冀移灾朕躬，何疾之避？’遂吞之。”至少，他把蝗虫给京畿百姓造成的灾害，放在心中。不可能像这位京兆尹，在朝廷上掀起这种不伦不类的、额手相庆的滑稽场面，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第一，蝗虫已把大半个中国一扫而光，颗粒无收，哭都来不及，何贺之有？第二，蝗虫即使抱树而死，也是“所至草木叶及畜毛靡有孑遗”，吃得无可再吃，给老百姓的灾难，已经造成，稍有良知者，皆能明辨其诬妄，纯系一派胡言，怎么有脸在那里开庆功会呢？
唐到僖宗，已经是衰败的末世，黄巢弄得他的日子很不好过。唯其不好过，就需要打肿脸充胖子，制造出一派大好形势。记得在文革期间，从大字报起，到大串连，到大批判，到文攻武斗，到全国一片红，弄得整个国家的形势，相当的不好。可那些红卫兵小将，造反派战士，偏要负气地唱“就是好，就是好”。一个“就是好”嫌不够劲，再加一个；一遍“就是好”嫌不过瘾，再来一遍。唱多了，唱久了，耳朵便产生听觉疲劳，也渐渐分不出到底是好，还是糟了。
这种在文革中经常见到的敲锣打鼓的庆祝场面，在唐朝乾符二年也出现过的。宫阙殿堂之上，山呼万岁之中，为皇上的洪福齐天，居然连蝗虫见了圣明天子，也统统绝食自杀，以谢国人了，那是多么的光荣，多么的伟大，多么的值得举国欢腾啊！杨知至笑了，在场的众大臣也咧开嘴笑了，因为十几岁年纪还是个顽童的僖宗笑了。在座的除那个傻小子外，大家都明白，这是一个弥天大谎，但说谎者，助谎者，所以有恃无恐的一个根本原因，就因为僖宗需要这个谎，相信这个谎。
给《资治通鉴》作注的胡三省，注到这里，回顾唐代的历史说：“杨国忠以霖雨不害稼，韩晃以霖雨不败盐，今杨知至以蝗不食稼抱荆棘而死，唐之臣以蒙蔽人主而成习，其来久矣！”
大臣“蒙蔽人主，其来久矣”，也不光是唐朝才有的现象，在此之前，在此之后，都是不绝如缕的。唐德宗时的一位清廉贤明的宰相陆贽，曾经在上奏里说过：“流俗之弊，多徇谄谀，揣所悦意则侈其言，度所恶闻则小其事，制备失所，恒病于斯。”因为大部分皇帝的耳朵，都患有偏听症，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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