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近代前期哲学思想史-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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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光荣革命后的君主制虽未革面却已洗心，它在
骨子里已经发生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讲，英国革命乃是资本主义文明强大到
一定程度的一个特殊的标志。英国革命虽非轰轰烈烈，却能扎扎实实。它体
现了资本主义所有制对封建所有制的胜利，体现了科学、教育对迷信的胜利；
体现了资产阶级法权对中世纪特权的胜利。从这个意义上讲，英国革命确实
已经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重要的是，自“光荣革命”之后，它再也没有出现法国式的王朝复辟，
它的政局稳定，循序渐进。应该说，英国革命的这种文化特性对英国近代哲
学确实产生了莫大影响，至少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英国哲学的风格与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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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17世纪西方哲学家的不平凡之处，在于他们处在科学与革命之间，并没
有降低自己的影响，或者说站在巨人面前显露出一付侏儒模样。非但不曾如
此，他们还以自己的独特创作，给 17世纪的自然科学发展以巨大的促进作
用，给资产阶级革命以不可低估的推动力量。
17世纪的哲学家不曾躲进象牙塔，他们依然同他们的前辈一样，没有一
位属于脱离社会生活的学究式人物，他们甚至比他们的前辈甚有过之，他们
中竟然连一位大学教授也没有。他们是一群活跃在社会政治舞台、科学研究
舞台和活生生的社会文化舞台上的风云人物。他们没有学究气，甚至没有成
为单纯学者的欲望。他们目光远大，不是高等学府的三尺讲台可以限定的；
他们胸襟开阔，非有社会大天地才能与之相辅相成；他们有很强壮的身体，
非要到万里长天下飞跑才能显示出他们超凡的体力；他们有强健的胃口和巨
大的肺呼量，没有整个社会为他们提供营养和空气，就不能满足他们的起码
要求。17世纪的哲学界，是可以和那个时代的科学界、政治界鼎足而立的一
个领域。同时，17世纪又可以称为理性主义的世纪。
人文主义时代，可以看作西方近代哲学之春。它以春天般的气息四处弥
漫，以无可阻挡的力量与气势惊醒了整个时代。而17世纪的哲学则可以称为
西方近代哲学之夏。他们显然比他们的前辈更有规范，更有深度，更有系统，
也更有影响。夏天的花草已经定型。他们以更其骄艳、挺拨、壮美和成熟的
姿韵向人类展示自己超越前人的历史辉煌。
4。17世纪西方哲学的地域特征与思想体系
两个区域：一是英伦三岛；一是西欧大陆。
两个系统：一是英国的经验主义；一是大陆的唯理主义。
经验主义和唯理主义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以感觉经验作为自己哲学体
系的认识基础，后者则以先验的理念模式作为自己哲学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因此经验主义尤其是产生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后的经验主义，其唯物主义
倾向比较明显。而唯理主义，出于它们的先验性质，所以它们即使并不完全
否认经验的作用，也容易走到二元化的结局中去。
经验主义作为一种思潮自有它发生发展的必然过程，而唯理主义系统内
部也绝非铁板一块。经验主义发展到贝克莱，已经和唯理主义眉来眼去，秋
波传情；唯理主义在斯宾诺莎身上则另有特殊表现。斯宾诺莎虽然也极度重
视几何学的作用，却坚持从世界本身说明世界。
需要说明的是，17世纪的英国哲学固然同大陆哲学有这样的区别，但从
其本质上看，无论经验主义也好，唯理主义也好，它们毫无例外都是新兴的
成熟的资本主义时代的哲学。它们在反对和批判中世纪哲学，在保卫和守护
资本主义文明成果，在启迪和总结资本主义思想文明等方面，都是完全一致
的。因此，经验主义与唯理主义的分歧，或许只是证明了它们各自的认识局
限性，或者从积极方面考虑，只是证明了双方的认识论的特色。它们是以不
同色彩绘制出的统一的图案。它们之间的区别，充其量，只是色彩之别。
经验主义和唯理主义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它们各自诞生区域的民族文化
特色。英国人的务实精神和自由主义风格，大体上就是17世纪经验主义哲学
的主调。大陆国家特别是法国、德国的专制传统又促使大陆哲学形成更其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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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与更富于思辨性的理论风格。就总体论之，英国哲学务实明快，长于归纳；
大陆哲学抽象深刻，长于演绎。但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终于你中有我，我中
有你，彼此借鉴，相互促进，直至走向新的历史天地。
但双方的争论绝非没有意义。争论也并非都在经验主义与唯理主义二者
之间进行。事实上，批判笛卡尔最为痛切的人物不是英国哲学家而是伽桑狄。
伽桑狄并非英人血统，而是真正的笛卡尔的法国同胞。自然，苗卡尔的思辨
方式和培根所采用的方式差别很大，矛盾也很大；而莱布尼茨对洛克的批评，
又岂止哲学问题而已。莱布尼茨与牛顿的矛盾甚至比他与洛克的矛盾还要更
激烈也更大。然而，真理岂怕批评？世界的进步尤其是思想的进步若没有真
正的批判与驳诘，那么，要想走向成熟都不可能。金在沙中，不淘不得。时
代的争议常常如狂风骤雨，然而唯有能够经受住这风雨考验的哲学，才能真
正显示出自己的历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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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弗兰西斯·培根
1。培根评价
对于生活在今天的人来讲，培根自然是一位古人，而在他那个时代，他
却是一位出色的新人。他是他时代的宠儿，又是他时代的鼓吹者和代言人。
他和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思想家相比，在时序上似接踵而来，在阶段上
却又恍如隔世。他不但比他的那些前辈站得更高，而且基础更广泛。他的前
辈们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到他这里，不过是一段序曲而已。他不见得比他
的那些伟大的前辈更富于天才，却比他们更有运气。他是站在新的历史起点
上的历史人物，他来的不早不晚——他生逢其时。比如他也有一部乌托邦著
作—— 《新大西岛》。但他的这部著作显然与莫尔的《乌托邦》不同。莫尔
的《乌托邦》中心思想是宣传人道主义，而他的乌托邦却是要全力以赴强调
科学技术的地位、价值和作用。他的 《新大西岛》绝不比莫尔的《乌托邦》
逊色，但对他来说，这部著作不过是他诸多著作中的一本小书而已。他在学
问上的胸襟和气度，也是远远大于和高于这种乌托邦理论的，但又很擅长写
议论文章。他写散文的本领一点也不比蒙田差，在用散文形式讲述理论方面，
他可以说是蒙田的学生。然而，他这个学生却真真切切超过了他的先生。这
不但表现在他所使用的语言全是英国式的现代化的，而且表现在他不但是一
个散文家，而且绝不仅仅是个散文家。蒙田一生，除去写散文还是写散文，
仿佛十八般武器只擅长舞剑，而培根却是十八般兵刃样样精通。他有传播久
远的《论说文集》，又有哲学专著的《新工具》，还有《学术的进步》、《新
大西岛》、《法学原理》等大大小小的专著专论。他不像布鲁诺那样为着自
己的信仰面向着一切反对者冲击，他甚至对哥白尼的历史作用也不甚理解。
而他本人更不是一位敢于和肯于为着某种信念而牺牲自己的人。但是，他的
幸运在于：他的时代，已经远远不是哥白尼的时代，甚至也不是伽里略的时
代了。他虽然只在17世纪生活了26年，但他的思想是与17世纪同步的，因
此，尽管他不公正地对待了哥白尼，他仍然是他时代科学进步的同路人。
培根的宗教观念也带有很浓厚的妥协色彩。但宗教问题已经不是这个时
代的主题，且又没有条件成为这个时代的新的主题。教皇原本已经丧失对英
国的控制，而就在这个世纪中叶，连世俗的专制权力也将在英国消失。因此，
他既没有与宗教决裂的主观想法，也没有与宗教决一死战的客观需要。他只
是对宗教采取一种新的姿态，前人碰到的重重难题就在他的学说中迎刃而
解。他相信，至少他说他相信上帝的存在，而且力图证明上帝是不可研究而
且也无法研究的。但对世俗间的事件，他也不要上帝来管。他认为上帝应对
神学负责，而世俗间的一切均应由科学负责。所以，他才打起那么鲜艳的旗
帜：“知识就是力量”。罗素先生认为，这口号也许不是由培根首次提出的，
但即使如此，他也有自己的贡献。他对知识的信赖超过他的任何一位前辈。
纵然那句名言并非他的发明，经过他的诠解，确实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口
号只能是科学时代的产物，倘在中世纪，甚至在哥白尼时代都是不能想象的。
知识就是力量，上帝是什么？只消这么一句，就有可能给请到火刑柱上去。
而这句话直到20世纪80年代，还在中国产生过某种新奇的不失宣传价值的
精神力量。
培根不但强调知识的功利价值，而且认可它的道德价值，他干脆就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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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知识即道德”。在他看来，无知便是无德，有知识才能有善行，知识
是善行的真理。培根的这些思想对我们中国人而言，尤其容易得到认同和支
持。
因为重视知识，必然重视教育。培根一生不曾作过教师，但他却堪称一
位社会的导师。他的 《论说文集》，起过广泛而久远的教育作用。由知识而
论德，由知识而论人，由知识而论及人生的方方面面，正是培根人生哲学的
基本特色。
不仅如此，他还认为人类的知识应与人类的权力相统一，就像他在《新
大西岛》中描绘的一样。知识与权力归一，知识和权力都必须服从自然，这
正是培根对知识、权力、自然关系的基本观点。他说：“人类知识和人类权
力归于一；因为凡不知原因时即不能产生结果。要支配自然就须服从自然；
而凡在思辨中为原因者在动作中则为法则。”①
自然，人类文明未止知识，尤其并不限于自然科学知识而已。这一点在
18世纪启蒙运动中得到最充分的反映，而在培根时期，历史所要求的正是这
种对知识的推崇和信任。
培根重视知识，宣传知识，十分精彩，但更精彩的是他以“二重真理”
的方法将上帝请出人间，让知识与科学技术取代上帝的位置。在他看来，科
学技术更是人类福祉。虽然他对科学的理解常有失误，对许多与他同时代的
伟大发现，他或曾浑然未觉，或曾视而不见。比如哈维曾是他的私人医生，
但他对哈维的血液循环理论似乎一无所知。比如他虽然也曾强调数学的重要
性，但他对数学的一些重大发现其实并不十分明白。他是他那个时代的科学
广告人，他非常擅长宣传。他宣传的价值重在讲解这些科学技术的作用，但
并不能使自己成为所宣传内容的行家里手。他更重视的是让这些科学技术发
挥作用。他只是一个买主：你怎么制造的我不管，我只要知道他确实有用就
行。而且一经证明，他还要尽其全力，讲给更多的人听。
他对待科学的态度，有一段非常著名的议论。他认为“历来处理科学的
①
人，不是实验家，就是教条者”，而他对这两种人，都不赞成。他说：“实
验家像蚂蚁，只会采集和使用，推论家像蜘蛛，只凭自己的材料来织成丝网。”
②他主张把这两种方式结合起来，因此，他喜欢蜜蜂，“而蜜蜂却是采取中道
的，它在庭院里和田野里从花朵中采集材料，而用自己的能力加以变化和消
③
化。”他说哲学应该如蜜蜂一样的，“哲学的真正任务就正是这样，它既非
完全或主要依靠心的能力，也非只把从自然历史和机械实验收来的材料原封
不动、囫囵吞枣地累置在记忆当中，而是把它们变化过消化过而放置在理解
力之中。”④
培根重视科学技术，虽非科技里手，却有远见灼识。他对中国古代的几
项重要发明，就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虽然由于某些原因，他只知道四大发明
中的三项发明。
作为一代新人，他不但对经院哲学痛加鞭挞，对古希腊哲学同样态度轻
① 《新工具》，商务印书馆1984 年版，第8 页。
① 《新工具》，商务印书馆1984 年版，第75 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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蔑，不以为然。他一生批判最多反对最力的与其说是经院哲学家，不如说是
亚里士多德。实在亚氏的逻辑方法盛年久矣，在新的历史时代面前，是非予
以清算不可了。亚里士多德无疑是一位大哲学家大思想家，但他面对人类近
代科学，显然有些力不从心。他的思想方法在特定的条件下，已不再是人类
进步的动力，反而成为某种障碍。尤其他所创立的逻辑思维方法和近代科学
的实验品格相对比，更是格格不入。反对亚里士多德的人物，并非始于培根，
但培根确是其中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之一。据研究者说，伽里略之所以被教会
迫害，特别和他反对亚氏理论有关。可见近代科学人物是很难与亚里士多德
相安无事的。培根作为新时代的鼓吹者，自然不能不把对亚氏的声讨和批判
作为自己的神圣职责。
培根对古希腊哲学界，几乎全无好感。这态度在一个远离西方哲学的人
看来，不免有些傲慢。而在他那个年代，确乎有此必要。或许这就是我们中
国人常说的“矫枉过正”，请听他的高论：
“希腊人的智慧乃是论道式的，颇耽溺于争辩；而这恰是和探究真理最
相违背的一种智慧。这样看来，诡辩家这一名称，虽为那些愿被认作哲学家
的人们轻蔑地抛回而转敬给古代修辞学者高嘉斯、蒲鲁台高拉斯、喜庇亚斯
和普拉斯等人，实也大可适用于这类人全体，包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齐
诺、伊壁鸠鲁、笛欧弗拉斯塔斯和他们的继承者克里喜伯斯、卡尼底斯以及
其余人在内。这两群人的不同之处仅在，前者是漫游的、图利的，往来于各
城市之间，挂出他们的智慧来出售，并且收取价钱；而后者则高自位置，表
现尊严，有固定的寓所，开设学校来讲授他们的哲学而不收取报酬。这两种
人在其他方面虽不相等，却同是论道式的，同是把事情弄成争辩，同是树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