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近代前期哲学思想史-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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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不曾占到上风。从文章的内容看，二人也各有充足的理由作支撑。大体说
来，路德的观点更合理于当时，而不见得经得住历史的考验。埃拉斯谟的观
点，在当时无疑是在帮宗教改革的倒忙，却又能言之成理，使后人读之有益。
尤其是二人的文风，路德气势虽猛，不免失之粗暴，给人以势压人的感觉。
而埃拉斯谟的文章却是才华横溢，妙趣横生。然而从他们二位的结局看，埃
拉斯谟却是一位落拓者。他终于因为自己跟不上时代的变化而尝了苦头，最
终使自己成为一位被社会遗忘的人。
但他并非没有原则。在他和路德大战的时候，当时的天主教会对他十分
器重，多方引诱，甚至许以红衣主教的席位。但他不为名利所动，对这些引
诱以他自己的方式予以婉言谢绝。
埃拉斯谟最有影响的作品，是他的 《愚神颂》。在这部著作中，他以愚
神自居，实际上是以一种世俗的眼光对当时不合理的宗教现象进行了辛辣的
讽刺和批判，就中也抒发了自己的抱负与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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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拉斯谟对教会的批判，事无巨细，有怨必发，加上他那特有的滔滔不
绝一发而不可收拾的雄辩文风，更似风狂雨骤，雷电交加，劈头盖脸，倾盆
而下。个中奇文奇句，以致数百年后的今天读来，犹不能不为之击节称快。
比如他批判教会的繁文缛节、动辄得罪的罪恶行径时，有如下一大段妙论：
“看他们怎样按照规定做一切事情，做得简直像数学一样准确，是很有
趣的。任何错误都是对圣灵的亵渎。每根鞋带上必须打这么多的结，必须用
某种颜色，衣装服饰必须按照细密的规定，腰带必须用恰当的材料，必须有
几根麦草宽，僧帽的式样和尺寸必须符合规矩，头发必须留几指长，睡眠必
须规定几小时，谁都会知道，各人的体质和气质是不一样的，这种平等其实
最不平等。然而在这种荒谬的基础上，他们却判定局外人是微不足道的。这
些宣扬罗马教皇仁爱精神的教士们甚至互相指责，谁要是腰带结错了，或者
衣服颜色太深了，都会使他们大为骚动。有的人是十分虔诚的，虔诚到只穿
一件西里西亚山羊毛外衣，一件米勒西亚羊毛内衣，另一些人却一定要把麻
布衣服套在呢子衣服外面。某些教阶的僧侣们见了钱就躲避不迭，好像见了
毒药一样，可是在酒色面前却毫不畏缩。他们受各种各样的苦，并不是为了
要学基督的样子，而是为了各成一派，互不相同。”①
埃拉斯谟的批判是辛辣的，喜笑怒骂，文采飞扬。但论其深刻性，则有
不足——时文易浅，自有原因。你不能说他说的不对，但你向他要解决办法，
他似乎也拿不出来。但他并非避重就轻，更不是小骂大帮忙，或者打算给自
己留点余地。如果说他的批判无论如何不够深刻，因为他本来也不是一位具
有深刻思想体系的哲学家，但他手下是不留情面的，而且每每说到激愤之处，
连整个基督教都处在他的火力之下。看那意思，他不是要它进行某种修正，
而是要将它连根除掉。他说：“基督教会是在血的基础上建立的，依靠血而
壮大的，依靠血而扩大的。现在他们用刀剑来继续行善，好像用他自己的方
式来守护他所有的东西的基督已经毁灭了一样。”①
因为批判教会，对于与教会相联系的一切腐败，他都产生强烈不满。或
者换句话说，因为他不满教会的腐败，激愤之下，在他笔下连教会已成了腐
败的象征。由此出发，至少对于各种有钱有势者的愤怒已经到了不可遏止的
②
程度，他下结论说：“各种有钱有势的人都愚蠢。”顺手连命运也让他轻薄
了一番：
“命运女神爱的是那些不大小心谨慎的人，那些胆大妄为的人，以及那
些喜欢‘事已至此无可翻悔’这句格言的人。智慧使人小心地权衡一切事物，
结果却是聪明人穷困潦倒，饥饿污秽，活着不受人重视，无声无臭，受人鄙
视。蠢人们则相反，有钱有势，在各方面都得心应手。假如好运已经注定归
君主们和那些锦衣绣服的神仙般的蠢人享受，那么智慧还有什么用处
呢？……一头驴或公牛要比一个智慧的人更快赢得教会的财富和荣誉。姑娘
的情况也是这样，她们在人类喜剧中扮演着另外一种令人向往的重要角色。
她们把爱情给予蠢人，见到聪明人就退避三舍，好像见了蝎子似的。”③
不但如此，埃拉斯谟对于虔诚教徒的禁欲主义理想，也是深恶痛绝的。
① 《西方哲学原著选读》，商务印书馆1982 年版，第313 页。
① 章海山：《西方伦理思想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第214 页。
② 《西方哲学原著选读》，商务印书馆1982 年版，第315 页。
③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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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似乎天生是一个要求自由与享乐的人。他反对禁欲，痛恨禁欲，认为人的
各种情欲不但是合理的，而且是高尚的。他是一位情欲高于理性主义者。这
种观点，虽然在整个西方近代哲学史上少有知音，但却是西方近代思想史上
的一支重要力量。因为禁欲不但是教会的一张王牌，而且是资本主义文明的
大敌。文艺复兴以来，人文主义者特别是人文主义文学家最反对的就是禁欲，
不论薄伽丘也好，蒙田也好，还是拉伯雷也好，他们对于人间情欲都是衷心
肯定甚至充满赞美之情。拉伯雷的《巨人论》对此尤有高论。修士素有三愿，
三愿即：贞洁不淫，贫穷自安，遵守教规。拉伯雷对此，不但样样反对，还
要反其道而行之。他理想的新修道院中，不但没有三愿，而且，“新修道院
里，规定可以光明正大地结婚，可以自由地发财，可以有自己的生活方式。”
①不但如此，而且在这敬神修道的所在，“凡有男人的地方，必须有女人，有
②
女人的地方，必须有男人。”埃拉斯谟真是拉伯雷的知心人，他十分欣赏古
希腊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的一句名言：“最愉快的生活就是毫无节制的生
活。”而最不能同意那怕是任何一种禁欲观念。他说：“神明在上，请他们
告诉我，如果没有欢乐，也就是说没有疯狂来调剂，生活中哪时哪刻不是悲
③
哀的，烦闷的，不愉快的，无聊的，不可忍受的？”在他看来，天主教会的
④
禁欲主义式的所谓至善，其“本身不过是一种神经错乱”而已。
埃拉斯谟纵使不能以一位优秀的哲学思想家的身份留名青史，他为他那
个时代发出的呼声，也有其不朽的文献价值。
3。托马斯·莫尔
托马斯·莫尔（1478—1535年），英国人。他是文艺复兴时期一位杰出
的思想家，他的著作对后世有着久远巨大的影响。在他那个时代，著名的思
想家，可以分为几个类型：马丁·路德属于宗教改革类型，是从教会内部反
叛出来的新的历史人物，在他前面有捷克的胡司，紧随其后的有加尔文；哥
白尼、伽里略以及布鲁诺属于科学家类型，他们并不在一般意义上反对宗教，
但当科学与宗教信条发生冲突时，他们宁可因为得罪了宗教而牺牲自己也绝
不背叛科学；但丁、薄伽丘、拉伯雷、莎士比亚是一种类型，他们不以抽象
思维见长，而以生动灿烂永具魅力的艺术形象表现他们的思想和情感；达·芬
奇、丢勒以及米开朗基罗是一个类型，他们多才多艺，既是艺术家，又有内
涵丰富的新思想；马基雅维利是一个类型，他是献身于政治事业的人物，也
是近代哲学史上政治哲学的开山祖。莫尔、康帕内拉则是另外一种类型，他
们是空想家，是欧洲空想社会主义的先驱。尤其是莫尔，他的思想和著作可
以毫无愧色地称之为欧洲乌托邦思想史上的一块里程碑。
西方自公元前8世纪以来即有以空想方式设计和描述未来社会理想的传
统。最著名的古代社会理想著作，自然是柏拉图的 《理想国》。实际上，柏
拉图之前，这类思想和理论已有相当的历史，如阿莫斯、霍齐亚、艾赛亚、
杰里迈亚、伊齐基尔、艾赛亚第二等，都可以称为古代乌托邦思想的先知者。
① 章海山：《西方伦理思想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第217 页。
② 同上书，第217 页。
③ 同上书，第215 页。
④ 同上书，第2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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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的 《理想国》，是他庞大的理念哲学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柏拉
图以理念作出发点，当这理念进入社会政治领域的时候，就顺理成章地写成
了他的这部影响深远的政治历史著作。
西方的这种政治哲学传统和东方国家尤其中国的历史不同。中国的古代
圣贤并非没有社会政治理想，但这理想至少自孔夫子起，就具有浓郁的伦理
特色。中国漫长的历史上虽然不乏变革与法制之举，但总的原则，不出儒家
藩篱。大体说来，中国传统社会理想是充分伦理化了的，国与家难分，法与
礼难分，而对社会体制、社会理想方面的内容则言之甚少。这本质上和中国
是一个传统农业国家有莫大关系。
西方则不同。西方的政治社会理想，古希腊罗马之后，也有近千年的沉
寂时期。这种沉寂终于在文艺复兴时代，即在新的商业时代，在当时最强大
的王朝——都铎王朝，由托马斯·莫尔将其彻底打破。
托马斯·莫尔是西方近代乌托邦的奠基者，也是它的创始人。
托马斯·莫尔，1478年生于伦敦一个富裕的城市家庭。他幼年时，他父
亲曾作过皇家高等法院的法官。莫尔天资聪慧，性情好学，加上比较优裕的
家庭条件，他在孩提时代即被送入圣安东尼学校，并在那里掌握了拉丁文。
从13岁起，便被寄住在坎特布雷大主教莫顿红衣主教家中。他和莫顿建立了
深厚的友情，受到莫顿极大影响，而且终其一生，他都没有忘记莫顿对他的
关心和帮助。可见，即使全新的时代，也需要各种文化传统的佐助与滋养，
基督教作为一种文化，对于后来的新的文化构建，依然具有特殊的价值和作
用，虽然文艺复兴运动本质上是对于中世纪宗教文化的根本冲击与抗议。莫
尔的这种经历显然对他的未来生活，特别是对他和教会的关系产生深刻影
响。甚至可以说，他后来和马丁·路德的争论，以及他终于被送上了断头台，
都与他的这些经历有某些内在联系。
莫尔从小接受的是优良教育，接触的是上层社会。但他并不是一个墨守
成规的人，相反，当时的英国，新文化正以无可阻挡的势头，在社会的方方
面面，勃然兴起，而他在进入牛津大学之后，尤其受到当时大学中人文主义
学者的影响。这些学者既是他的先生，又是他的朋友。他们非常欣赏他的才
华，他也从他们那里学到许多新知识、新思想。
但是他对人文主义的追求，并不合他父亲的心意。他父亲希望他子承父
业，能专攻法学。1494年，他16岁时，终于迫于家庭压力离开牛津大学而
去学习法律。并且，他也不负父望，很快成为一名出色的法律专家，而且在
其后的法律生涯中作出了相当的成绩。
但他的心始终是与人文主义者相通的。他精通拉丁文，熟练掌握希腊文，
对希腊古代学术的研究与爱好更甚于对拉丁文的爱好。他一生最好的朋友是
埃拉斯谟。他们两人出生于不同的国家，但两人一见如故，自1499年结交，
一生相互帮助，相互勉励，相互支持，是人类历史上学人之间保持纯洁友情
的典范。而且从流传下的材料看，似乎他对埃拉斯谟的帮助还要更多些。
他的这位朋友对他多有记述，从他的外貌到他的身体状况，到他的性格
特征、习惯和爱好，以至社交特点、人际关系、学识才华、婚姻子女，都有
详细生动令人信服的说明。埃拉斯谟本是一位文学大师，以他那富有生命力
的笔墨描写他最知心的朋友，更显得才华横溢，文酣字畅。
莫尔生性乐观，品质优良。他生活非常朴素，既不尚奢华，又不求享乐，
甚至不修边幅。他衣着简朴，不喜客套，但并不因此缺乏魅力。他的朋友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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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在社会交际中，他彬彬有礼，风度不凡，能使郁郁不欢的人心情舒畅，
能使一切棘手的难题显得轻松。他年轻时便很诙谐，似乎生来如此，但是诙
谐而不流于无意义的打诨，谑而不虐。年轻的莫尔写过短的喜剧，也参加表
演。妙语警句，哪怕是拿他当靶子的，他一样欣赏，他是如此醉心于饶有风
趣的聪明谈吐。因此他少年时代写过些警句诗，并特别爱好琉善的作品。导
致我写成《愚神颂》的也正是他，这等于要骆驼跳舞啦。”①
从他一生的表现看，他是一个很多情又很善于替别人着想的人，是一个
博学绝不守旧的人，又是一个敢于坚持己见，为着自己的良心可以不顾生死
的人，还是一个喜欢和平安定的生活甚于喜欢激烈变革的人。他的这些特点
决定他独特的人生选择。
他善于替别人着想，首先表现在他对家人的态度上。他年轻时，曾与两
姊妹交好，虽然他内心爱的是二小姐，可是当大小姐向他求婚时，他不忍看
她伤心，就和她结了婚，而且婚后感情甚好。他夫人不幸早逝，为他留下一
子二女，他为子女着想，又和一位寡妇结了婚，而且开玩笑说：“她不是一
个少女，而是一个精明机警的管家婆”。但他和她同样关系融洽，感情和睦。
莫尔博学且又富于想象力。如果不富于想象力哪能写出《乌托邦》呢？
但他态度认真严肃，而且不畏权贵，敢于直言。他一生的挫折都发生在与国
王的关系上，而他花大力气与之辩论的对手，正是马丁·路德。国王是都铎
王国的最高统治者，路德是当时名声如日中天的改革人士。但他对于不合自
己信念的人，不管你是国王也好，还是路德也好，统统予以反对，虽然反对
的具体方式也有差别。
他和国王的第一次冲突，是亨利七世向国会勒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