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文艺 2006年第10期-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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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书·写作·智性晕眩（徐小斌）
　　［中篇小说专辑］
　　半个世界（荒　湖）
　　碉堡（马　拉）
　　骂我的人是谁（吕幼安）
　　陌上柳（王建琳）
　　［散文随笔］
　　古旧物市场与玩家（柳　萌）
　　吴头楚尾新江夏（周年丰）
　　宝岛环行（石　英）
　　洪湖采莲（张晓冰）
　　［诗歌阵地］
　　神农架诗草（三首）（蒲　阳）
　　高原（赵俊鹏）
　　早年的荒原（组诗）（章德益）
　　我的苏南苏北（二首）（黄东成）
　　那夜无语（四首）（魏云乔）
　　［理论与批评］
　　重温两个现实主义经典法则（吴大洪）

读书·写作·智性晕眩



1　

读书可以令人产生一种晕眩；或许是一种智性的晕眩；它令我们突然对于周围现实的一切视而不见；或者将现实转化为一个混沌而多义的白日梦；昆德拉曾经这样说过：“如果说小说存在的理由是把‘生活的世界’置于一个永久的光芒下；并保护我们以对抗‘存在的被遗忘’；那么小说的存在在今天难道不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必要吗？”　
我想昆德拉的这个说法大概是被多数写作者所认同的；（尽管昆德拉并不喜欢“多数”这个词）但是；“存在的被遗忘”却每天每天都在发生；岂止是被遗忘；简直就是被改写甚至被有意歪曲；我在我的一本书中写道：“时间可以把历史变成童话”。《罗生门》的故事不断地出现在每个叙述者的叙事中；造成更大程度的晕眩。　
曾经以为伟大经典会人人称道；实际绝非如此。譬如《红楼梦》；与很多朋友交流；他们竟颇不以为意；即便圈内不少作家亦如此。而《红楼梦》曾经是我整个青少年时代的梦魇；接下来是《安娜·卡列尼娜》；再后来是茨威格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陀斯妥耶夫斯基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然后是梅里美；托马斯·曼；卡夫卡；马尔克斯；博尔赫斯；米兰·昆德拉；三岛由纪夫；普鲁斯特；卡尔维诺；罗伯·格里叶……这样的一根链条；基本构成了我读书的历史；自然；其中颇穿插了些对于诸如控制论的鼻祖维纳；博弈论的泰斗爱欧斯特；心理学家弗洛伊德、荣格；画家莫罗、弗鲁贝尔、霍伯乃至生物学家劳伦斯等人的兴趣与不可遏制的热爱；书读杂了；自然会产生更大程度的晕眩。　
有趣的是：这根链条之间的关系与被改写的潜移默化性。譬如安娜·卡列尼娜；她被情爱这个理所当然的动机引入到小说之中；托翁作为叙述者；十分冷酷地决定了她的命运；当安娜重返家中；与儿子谢辽沙见面的时候；她命运中的悲剧元素达到了顶点；而在渥伦斯基这里；爱的价值却戴上了面纱；失去了具体内容的爱只剩下了没有结果的命名。托翁无意间安排了一种爱情模式——它也许适应一切男人和女人；那便是托翁所描述的：假如渥伦斯基的整个事业是一座金山；安娜不过是金山上的一粒金沙而已；而安娜；却是用整个生命在爱着他。　
也许古今中外所有的爱情故事都无法超越这个模式；但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里却试图改写这一模式；特丽莎与托马斯的爱表面上是托马斯一次次地背叛了爱情；而实际上；却恰恰是特丽莎用自己的软弱把托马斯一步步地引向死亡。托翁的爱情模式在昆德拉这里被改写成为了性与爱的背离；从来只能与女人做爱而不能睡觉的托马斯从一开始便惊奇地发现：他竟然拉着特丽莎的手睡着了——“特丽莎就像是从山上的溪流里远远飘来的一只小篮子”。　
更有趣的是：我读书历史的链条与绘画发展史一样；也经历了一个从人性化到物化的过程：从宝黛之间的至情至爱；发展成了罗伯·格里叶笔下那些机器化的人、极其精致的物质书写与SM式的受虐场面。　
这引起了我更大程度的晕眩。萨特曾经竭力强调“选择”的重要性；但是在“是”与“不”之间；现代人往往无法选择。　

2　

从小爱读书。最小的时候；当然爱看小人书；最喜欢看的是《聊斋志异》；其中的《小谢》、《婴宁》、《画皮》等等；画的精致；特别是那些古装美女；照那时的我看来；简直美得奇怪。就照着画；画了厚厚的一本；后来被老家的爷爷拿走；回去向人夸耀；这是我五岁的小孙女画的。　
当然这算不得看书。活到现在；真正的看书高潮有三次。第一次是在小学三年级；九岁。爸买了一本新版的《红楼梦》；郑重地对我们说：恩立现在上初中了；可以看看；小冬还要过两年再说。至于我；根本没列入他的议事日程之中。爸不这么说还好；这么说了；便激起我极大的好奇心；半夜里；在姥姥的鼾声中；很英勇地爬上书柜最高层；把那本崭新的《红楼梦》拿到了手里。　
读《红楼梦》的结果是严重的：首先；它让我尝到了神经衰弱的滋味；因为是偷着看书；既紧张又破坏了生活规律；小小年纪便突然睡不着觉；去看大夫；大夫很惊奇。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服用安定；从此睡眠就没好过；第二；极大地影响了我的世界观与价值观的形成；我骨子里对世界那种悲观主义的看法；时有时无的那种对于人性、对于爱情、理想等等形而上的一切近乎绝望的心情；不能不说是起源于此。但此书对于我的文学创作却有着极其深刻的影响；从那时起到现在；颠来倒去看了也有几十遍了；个中的诗词歌赋；我竟能一字不落地背下来；应当说；是这本书给了我最早的文字感觉。后来；什么《三国》《水浒》《西游记》《一千零一夜》《堂·吉诃德》等等；便一本本地看下去；形成我生命中的第一次读书高潮。　
第二次高潮是在文革期间；我l3岁；大家都在风起云涌地闹革命；我却把自己关在家里；看那些当时的“禁书”。《怎么办》、《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前夜》、《安娜·卡列尼娜》、《复活》……基本是俄苏文学。当时的年龄；正是女孩迈向少女的那道门槛；情窦初开；非常微妙。于是拉赫美托夫、英沙罗夫等等十二月革命党人形象；便成为我最早的“阿尼母斯情结”。　
第三次高潮是在大学时代。学的是财政金融；想的仍然是文学艺术；看了大量的书；集中读了辛格、索尔·贝娄、梅里美、茨威格、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蒲宁、司汤达……甚至罗伯·格里叶。这时的读书；似乎已经与个人情感及生活状态有些距离了。及至后来读马尔克斯、博尔赫斯、卡尔唯诺、普鲁斯特的时候；已经成为了一种品茗式的享受。从重彩中辨别真伪；于淡泊中品出至味；是我读书至今的一点感悟。　

3　

写作也是一种晕眩。　
有一天；我突然悟到：文字也是有色彩的；于是才有了对于文字的迷恋。写文章的时候；每个字都是要推敲的；既然是“码字儿”的；就要把字码好；譬如画写意画；每一笔似乎都是不经意的；但是墨色的浓淡；笔锋的侧逆；留白的空间；总体的布局；都是十分的讲究；一个败笔都会影响全局。　
早期的作品是一种单纯的颜色。新鲜；而又纯粹。自以为是美丽的。因为纯粹；所以强烈；因为强烈；所以刺激。那一种纯粹而强烈的感情是最容易引起别人一掬感动之泪的；还真是这样。《请收下这束鲜花》、《河两岸是生命之树》就因为单纯得特别；所以被许多人接受了；那时；我把这种接受看得很重。　
慢慢地；感觉到了中间色的神秘与迷人。那些迟到的流行色都是中间色。铁锈红色、橄榄绿色、褐棕色、银蓝色……色与色之间的过渡是一种高深的艺术。而一开始这种过渡也许是无意的；譬如我们画油画的时候；钻蓝和钻黄偶然碰到一起；忽然变成了一种说不出的绿；既不是翠绿墨绿也不是碧绿苹果绿；那样的绿色非常神秘；仿佛只要细细地看；便能从中看出数不清的颜色似的。于是又想起哥德的《色彩论》。哥德久久地看着一位红衣女郎；而女郎起身走后；她身后的白色墙壁却留下了一片美丽的海水绿色……那便是“补色”。在绘画中；补色原理十分神秘；而在写作中；为什么不能运用补色呢？　
从《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到《双鱼星座》《迷幻花园》等等；便是中间色的作品；本来并不是要刻意追求什么；偶然有些想法交叉了；便构成了新的色彩；变成了多义性；变成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那是一种最让电子时代恼火的多义性；这种模糊和多义是最不可模仿不可“克隆”的；因此在这个复制的、代用品的时代；成了孤家寡人；遭人痛恨。　



但我并不想就此止步；在正在写的小说里；我在尝试神秘的补色。不是刻意；刻意就没意思了。复杂到了极致便成为简单；单纯的墨可以分出五色；每一个字都可以达到意外的效果。写作；是一种不可言喻的晕眩。　

4　

西蒙·德·波伏娃有句名言。她说写作是对一种呼唤的回答。这个呼唤通常在一个人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听到了。自然；并不是人人都能听到这种呼唤。　
说到底；这是一种神祗的呼唤。　
很小的时候；因为家庭不睦；我的心灵时时感到压抑和痛苦。一个孩子的痛苦虽不比成年人更沉重；却要尖锐和难以忍受得多。何况；孩子的痛苦中还常常伴随着恐惧。我时时渴望能出现一个爱我、保护我的人；他将驱逐我四周的黑暗；带领我进入天国。对于天国的概念我停留在一篇童话《天国花园》所描述的场景。那时我常常做一个关于天国花园的梦。花园里的花只有色彩没有阳光；远处站着全身通明透亮的天使。而醒来的时候；我从窗帘的缝隙看见对门邻居家栽种的一棵歪脖子向日葵；在黑暗里它很像是一个戴着草帽的男人阴险地窥视着窗子；我被它吓得哇哇大哭。　
我这种无端的哭泣和我的种种行为照例被大人们认为是乖张。我从来不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女孩；尽管我学习成绩很好；并且在美术、音乐和写作等等方面很早就显示出了天赋。我对成人世界的恐惧和格格不入使我内心闭锁；在我自我封闭的内心世界里终于出现了神。在很长的时间里我只同他对话。我很早就拥有了一种内心秘密。这秘密使我和周围的小伙伴们游离开来；我很怕别人知道我的秘密；很怕在现实中与别人不同；于是我很早就学会了掩饰；用一种无限顺从的趋同性来掩饰。这种掩饰被荣格称为人格面具。这是我的武器；一种可以从外部世界成功逃遁的武器。正是依靠这种武器我度过了我一生中最为痛苦的那些岁月；包括在黑龙江兵团那些难以忍受的艰难困苦。我始终注视着内部世界；以至外部世界的记忆变得支离破碎；就像“没活过”似的。这就是：逃离。我不知道这究竟是一种坚强还是懦弱；更不知道这是一种超越还是一种更大的不幸。　
但无论如何我作出了对那种内心呼唤的回答。我选择了写作。写作是置身于地狱却梦寐以求着天国的一种行当。它同我从小选择的生存方式是一致的：它是人类进行着分割天空式的美好想象和对于现实现世的弃绝。没有一个作家敢说他是在真实地摹拟着生活本身；因为这种真实毫无价值；它只需要一个记录员就够了。而写作却是一种每时每刻也难放弃的对生命的观照；它观照着生命也预约着死亡；覆盖着生者也覆盖着死者；它是时空消失之后的永恒存在；它是人类从远古走到今天的宿命和母题。　
至于那个神祇的秘密；它将一代又一代地活在孩于们的心里。可惜；孩子一旦成人就把心里那个秘密忘了；而且一点儿也不懂得自己的孩子；一点也没想到那孩子便是自己的过去。而孩子却一直被那可怕的秘密烧灼着；直到成年。这大概就是人类的悲剧所在。　
如果有一个成年人记往并懂得孩子的秘密；那么她一定是“得有神助的人物”；她的名字应该叫“作家”。　

5　

我的平凡而怪异的家庭对于一个小女孩来说简直是一场灾难。　
我在很小的时候曾经想自杀；我曾经一次次地走向一个靶场；盼望一颗流弹飞来结束我小小的生命。我无数次地幻想在我死后或许能获得生时无法得到的爱。我想象着母亲会为我哭泣；一想到这个我就情不自禁地流下热泪。就这样我长到十三岁；在我身体发生某种变化的时候我再次想结束自己的生命。因为新的恐惧来临了。我无论如何也不愿长大；无论如何也无法想象自己会走向大街上那些肥臀妇人的行列。我在一篇小说《末日的阳光》中强烈地表达了这种感情；那篇小说写了一个十三岁女孩在进入青春期时的恐惧和困惑——这恐惧与困惑是双重的；因为当时的背景是“文化大革命”。当然；除了恐惧与困惑之外；女孩还有着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幻想世界：一个幻想中的青年男子——沉默、严肃、富有献身热情；与女孩有着一种纯粹属于青春的、蒙眬而纯洁的爱恋。人都是需要自欺的；失去母爱的女孩用一种遥远的情爱幻想来欺骗自己也许是唯一的出路。这种自欺实际上是一种新的逃离；用一种遥远的幻想来逃离现世。但是这种逃离实际上十分残忍：它使我对于蒙眬初起的性意识陷入了一种渴望、恐惧与弃绝的矛盾与危机之中。幻想和白日梦是我唯一的享受。一个朋友说我是“浪漫主义最后的一颗棺材钉”——我当时以此为荣。永远作为第二性的女人。　
也许我的从女孩到女人的过渡期过于漫长；所以一成为了女人便已历尽沧桑。我真正被抛掷到一个孤立无援的荒岛上是大学毕业、结婚、分配工作之后。那时；我童年的神已经消逝。我的灵魂常常因为心里空空荡荡而产生一种巨痛。我羡慕周围许多没有灵魂的空心人。我深知没有灵魂便没有痛苦；但是对于我来讲；没有了那种痛苦比痛苦本身还难以忍受。在这时；我发表了《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写一个违反传统思维模式、超越常轨的女孩如何与社会现实格格不入；以至被社会视为疯人、被社会与人群摒弃的故事；说到底；这是一部反社会的小说。我收到读者来信七百来封。后来我把这篇小说改编成为电影《弧光》；同样引起了很大反响与争议。这部电影在第十六届莫斯科电影节获特别奖。　
那时我对于西方的女性主义还没有任何了解；但我的小说却暗合了女性主义的某些观点。我的女主人公虽然仍然向社会选择了逃离的方式；却是以逃离的形式在进行着反抗；尽管这是一种消极的反抗；却是带有着一种不屈的精神。你可以践踏我摧残我甚至从精神上戕害我从肉体上消灭我；但我的精神不死；我的精神始终俯视着你怜悯着你蔑视着你摧毁着你。我这篇小说依然没有脱离理想主义的轨道。尽管我的理想主义已经陷入了绝望的困境。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文学已经被商业主义神话笼罩和淹没了；八十年代初一同写小说的朋友做起了掮客收起了回扣炒起了股票玩起了期货与房地产。而本来学财政金融专业的我却彻底摒弃了自己的专业；成了大半个专业作家（之所以说是大半个；是因为我每年还要完成两集电视剧）。和西方作家一样；我也需要一种谋生手段来养活自己；电视剧便是我的谋生手段。我很清楚；电视剧是商品社会的产物；是快餐文化和大众传播；它与纯文学实际上格格不入。于是我小心翼翼地看顾着我的小说。无数次地拒绝高酬电视剧的诱惑。我很明白世间万物都是有取必有舍；在二者不可兼得的时候；我宁肯摒弃金钱而从纯文学写作中获得精神快感与灵魂宣泄。我始终认为自己是在童年时便听到神的呼唤而需要用一生来进行灵魂救赎的人。我失去了很多；但我至今不悔。　
《双鱼星座》与《迷幻花园》是在我陷入四面楚歌的困境中写的。当我真正深入到这个社会；我才深感伍尔芙在《自己的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