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洪帮 作者:巴图-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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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跟小孩们玩捉迷藏并无多大分别。
十时十分,一架来自台北的×航客机,降落启德机场。七名衣饰煌然的男子,下机后匆匆分乘两辆的士,绝尘离去。其中一辆载着两名乘客驶向汽车渡海码头,前往港岛半山罗便臣道,晤会“军统”驻港特务头子毕××;另一辆载着五个人的车,则直驶九龙市区,消失于弥敦道的车海人群之中。这七名天外飞来的特务抵达之后,暴乱的形势便迅即升级,血腥暴行也在各处疯狂展开。
午后一时,一辆小型货车直驶长沙湾球场,迅速卸下一叠叠的青天白日纸旗。据目击者的估计,为数可能超过五万面,此外,球场内那面大旗之下,竟然用木板搭起一张七八尺长的简单桌子,上面纸张笔墨俱全,四五名男子及一名女子伏案疾书。写些什么,旁人自不会知道。但事后发现许多政治性的标语和“车辆通告证”,极可能是从这个“临时总部”签发出来的。二时正,整个九龙北区和荃湾,全面遭受如狂风暴雨般的袭击。一些进步的学校、商店、工会等自然无一幸免,而一般店铺如荔枝角道折明华百货店、长沙湾道的广源餐室及南昌街的一家家具公司,也被暴徒们洗劫一空;荃湾方面,三间工会及一处工人医疗所,也被数以百计的暴徒围攻。
自从台湾特务抵港亲自指挥暴徒队伍之后,进入北九龙地区的车辆,都要用钱购买一面纸旗,贴在车头之上,才可通行。这面纸旗的代价,起码是十元,如果车内人衣着较为漂亮,或者车辆较为名贵,则须付出较多代价。一辆由尖沙咀进入北九龙的私人车,由于车主佩戴着名贵金表,竟被歹徒勒索一千元;另一辆某空运公司的货车,也被勒索七百五十元,才给放行。有些车辆,由荔枝角道以至青山道这段地区,竟然被勒索十一次之多。
各种车辆除必须购买纸旗,始获暴徒放行之外,特务还发出一些“特别通行证”,给一些“同路人”及“特殊身份”的人。事后被发现的便有如下的两种:其一:“此车系我方报馆工作人员使用,所过之处,盼即放行,切勿骚扰,必要时应予协助。生君谕。”
其二:“此车中立,由本人负责管理,并已购国旗一帧,敬希各位留意,勿生意外是祷。C·C 中三青总。逸君留条。”
除来往车辆之外,整个北九龙区的商户,亦被暴徒进行勒索。他们分为数十组,向每条街道的商户、工厂拍门(虽在白天,但已无人开门营业),其中还有一两名穿着白衫蓝裙,作学生打扮的少女在内。商店开门后(不敢不开,否则将门砸烂,后果便严重了),他(她)们便会宣传一番,说这是一场反击香港左派的斗争。目前才刚开始,需要许多经费支持,故而请各界同胞捐助。在此种情形之下,商人自然不敢拒绝,否则抄家灭族也不稀奇。“捐助”数目最少为一百元,最多的竟有被勒索五千元的。像长沙湾道一家五金店,因为悬挂了一幅毛泽东像,便被勒索五千元,店东还被强迫在店门口罚跪半小时。
这些商户“献捐”之后,会获得一面注有暗码的纸旗,据说把它张贴于显眼处,以后便没有人敢来骚扰。南昌街一家杂货店被勒索三千元,由于现款不足,只得签发支票,而暴徒们也照收不误。一些无人应门的店铺不用说会被破门而入,寸草不留了。
下午三时左右,大角咀华×国货公司因无人应门,被歹徒破门而入,除将货物全部掠去之外,所有设备,也被全部打烂,最后还要纵火焚烧。幸而消防车及时赶到,否则该处附近许多木屋会被株连,弄出一场冲天火灾。与此同时,香岛中学、嘉顿公司再次被围攻。幸而职工们誓死坚守井致电警方求助,几经艰苦等待,警察才栅栅来迟,暴徒畏惧催泪弹,这才一哄而散;在荃湾,由代号“孙君”的军统特务率领的“十四K”、“和胜和”、“和安乐”等黑社会人物组成的“突击大队”,人数逾千,配合宝×纱厂的一批亲蒋工人,疯狂地向各工会及工人医疗所进攻。宝×纱厂门前,有二十名穿着白衫黑裙的女学生(据闻是××岭中学的),手持政治性标语,高唱反攻大陆歌曲,替暴徒们打气。纱厂资方恐事件闹僵,只得出面周旋。暴徒群中一名中年男子自称代表“突击大队”全权处理此事,并开出条件:一、左派工人全部交出;二、立即悬挂青天白日旗及蒋总统肖像;三、赔偿损失三万六千元。厂方认为第一项无法答允,二、三两项则可以照办。该名男子佯做应允,等厂方悬挂旗帜及交出巨款之后,便指挥暴徒一涌而入,揪出若干左派职工毒打,有些人被打至重伤,无法动弹,而暴徒们则在旁拍掌称快。除宝×纱厂外,南×纱厂及东×酱油厂,均受到同样勒索。至于荃湾闹市所有商户,亦遭地毡式的劫掠,极少幸免。
与此同时,九龙市区亦正演出一幕轰动中外的惨剧,瑞士共和国驻港领事馆的副领事兼参赞及其夫人,竟被暴徒纵火焚车,司机当场惨死;参赞夫妇亦受重伤,入院后的第三天(十三日),参赞夫人重伤不治,枉死异乡。事情是这样的:下午四时左右,一辆的士载着瑞士驻港副领事埃士德夫妇,由九龙前往新界。的士驶至大埔道时,被暴徒包围,喝问有无“通行证”。的士司机表示未曾购买,但愿意交出十元作购旗费用,暴徒们认为有心抗拒,便展开疯狂袭击。首先将车辆推翻,然后泼上火水(每群暴徒之中,必有三数名携带电油或火水,以便随时放火),纵火焚烧。由于车辆翻到,朝天的一面又关上保险掣,故而车内三人无法爬出。车后厢的埃士德先生以英语大叫:“我不是英国人,我们是瑞士外交人员。。”可能在场的暴徒无人懂得英语,埃士德先生呼叫,不但无人理会,反而给加一罐火水。附近的一名店员见状,急忙致电“九九九”。当灭火车及救伤车赶抵现场,把余火扑灭,将车内三人送往医院时,司机已被证实毙命;埃士德夫人也在十三日不治死去,而埃士德先生则须长期留医,并不得不施行植皮手术,始能出院。
暴徒们如此猖獗,连外交官也遭此无妄之灾,那么香港的警察都跑到哪里去了呢?
如果说警方坐视发展,则有点言过其实。正确说来,应该是力有未逮。
当时整个警察部门还不足六千人,除了留下部分在港岛担任警戒之外(港岛方面的黑社会组织,也曾于湾仔地区密谋蠢动,幸为警方及时镇压,无法得逞),九龙方面,尚需派出若干人,专门保护各大银行、政府机关及尖沙咀地区;而各区警署,亦有可能被暴徒攻击,自然不敢上演“空城计”。因此,能够抽调出来使用的力量,实在不多,很难应付这场暴乱。虽然尽了一定努力,也只能够在暴徒集结的地区,放射催泪弹加以驱散。这种被动和消极的做法,显然无法应付暴徒们的“游击战术”。因此,警队和消防局人员,除了东奔西走,疲于奔命之外,只有瞪着眼让局势恶化下去。
至于暴徒方面,据事后参与此事的×根(“和胜义”人马)透露,除了乘机滋事的少数不法分子之外,单是各个黑社会堂口出动的人数,竟有三万之多。当“总部”设在长沙湾球场时,负责联系及传递命令的车辆(包括私人车、电单车及单车)便超过五百辆(当然以单车为最多);由“十四K”头头陈×英、齐×文陪同巡视的台湾特务,亦经常亲临“前线”,指挥暴徒们转移进退。警方防暴队尚未抵达现场,该处的暴徒早已“转进”到另一地区去了。警方的队伍,始终无法捕捉暴徒的主力,在顾此失彼的情形下,无法不处于下风。
在台北,10 月11 日的大小报章,一律以重要篇幅,报道此次暴乱事件;不过,在他们的笔下,暴徒却变成“护旗英雄”,而暴乱事件的扩展,也被描述成为香港政府偏袒撕旗者而激起的“民变”。此外,一张“党报”还以挑拨语气,鼓励暴徒破釜沉舟,为“护旗”而战斗到底,替“国家”保持尊严,至于特务专程来港指挥暴乱一事,自然讳莫如深,好像这场杀人放火的罪行,完全跟台北沾不上边,纯粹是九龙居民“自发性”的“爱国”行动。10 月11 日一天,九龙半岛除了尖沙咀地区之外,饶杀劫掠已发展至油麻地、九龙城、土瓜湾等地区。佐敦道以北,几乎没有半寸干净的地方。据警方接获的资料,工会、学校、工厂、商店被洗劫或焚烧的不下三百家之多。死伤人数初步估计,截止11 日下午五时止,已超过三百人;单是嘉顿公司对面的回旋处(即大埔道、青山道及钦州街的交叉点),便伏尸四十余具;荃湾地区被暴徒杀害或重伤至死的,也超过二十名。
下午三时,港府召开高层紧急会议。由于暴乱仍然不断扩张,警方亦无法遏止,其严重程度,已出乎与会人的意料之外。结果,署理港督戴维德决定颁布戒严令,及调派英军进入市区,维持秩序。
戒严令于11 日晚上八时,由香港电台及丽的呼声联同播出(当时商业电台还未成立,电视台更不必说了)。护督戴维德亲自广播,向市民表示决心弹压此次暴乱。整个九龙半岛由11 日晚上七点半起,至翌(12)日上午十时止,实施宵禁,所有居民必须留在家中,一切交通工具包括公共巴士及渡海小轮,均于晚上七时半钟停止行驶,并规定不准人群在街道集结,违反戒严令者,军警受权开枪射击。恰巧该年10 月12 日,是阴历重阳节。由于戒严令的影响,连前往新界扫墓也在禁止之列;港岛方面,虽未实施戒严,但因禁止人群集结,故而市民乘坐缆车登高的节目,也只有取消了。
实际上由11 日凌晨起,这场暴乱已演变成为台湾特务与香港政府的间接斗争,两方面指挥之下的暴徒及军警开始作直接正面冲突。戒严令虽已颁布,但暴徒们并非各自为战的乌合之众,而是有计划、有组织、有指挥系统的队伍。在宣布戒严之后的二十分钟,长沙湾球场的“临时指挥部”便已撤走了,作为“指挥部”象征的那面“帅旗”也不见了,附近居民还看到一幕“下旗典礼”。百余名臂缠白布的大汉,和约三十名白衫黑裙的少女,在青天白日旗降下时,环绕周围大唱其:“三民主义,吾党所宗。。”的“党歌”。
据参与这场暴乱者事后透露,“指挥部”于11 日下午六时四十分,已由长沙湾球场移至下葵涌的一处民居。从那时起,来自台北的五名特务,有三名已不再露面,仅留下“孙君”和“生君”,分别负责当天晚上进攻九龙城区和荃湾区两处的指挥工作。戒严令颁布后,形势似乎稍为平静,实际上却在深水岗地区以外掀起了另一个高潮。
当时的戒严令,宵禁范围虽然包括了整个九龙及新界,实际上警方的主力仍然放在深水岗区,调入的英军在旺角、油麻地、尖沙咀、红矗⑼凉贤宓鹊匮猜撸识舾傻厍汲晌婵栈虬胝婵兆刺@缙舻禄≈撂拥乐洌谎芈砺费猜撸杂诰帕琼嗡闹芙值廊缌诘馈⒊悄系馈⑹ㄗ邮馈⒀们暗馈⒀们拔У兰岸反宓赖龋蚋疚奕死砘帷7送降南⑹至橥ǎ�11 日午夜,数百名匪徒有如从天而降,突然出现在东头村道及侯王庙附近。三×布厂、联×兴漂染厂及龙岗道的一家工会宿舍,首遭袭击及洗劫;继而义×泰布厂亦遭百多名匪徒破门而入,配备木头车及手推车,掠去二千布匹及若干现款。该厂曾再三致电警方求助,但当警察抵达时,连人影也找不到了。
荃湾方面,11 日黄昏之后(亦即宵禁时间开始)到12 日凌晨八时,逾千名暴徒在“孙君”直接指挥之下,血洗荃湾。居民被杀的有五十多人;被强暴的妇女少说也有六、七十名之多,受伤者不计其数,至于财物损失,简直是无法估计。
原来宵禁范围虽然包括九龙及整个新界,但北九龙方面,过了荔园和钟山台,便等于真空状态了。由长沙湾球场迁至下葵涌的“指挥部”,不但灯火辉煌,进出人等络绎不绝,由葵涌以至荃湾市区,仍有私车三辆及单车数十辆,不停穿梭往返,负责传达命令及联系工作。当荃湾地区的暴乱到达最高峰时(12 日凌晨二至三时),传说蒋经国曾在现场出现。这些传说,自然难以置信。而且实际上也无此必要。不过,军统驻港特务头子毕××,则确曾于11 日午夜在荃湾码头附近出现,可见台北方面,对这场暴乱的“期望”,是何等“重大”了!
最为惨烈的可算是“港九工联荃湾医疗所”的“攻防战”了。
五百多名暴徒,由来自台北的“孙君”率领,波浪式的向该所围攻。该所留守人员仅有十多人(其中五名女性)。当暴徒以木棍、竹棍、水喉铁、石块、啤酒瓶以及火水电油等袭击焚烧之时,所内的职工们仍能沉着应战,各守岗位,使暴徒无法进入。由午夜十一时至凌晨一时的两小时内,暴徒曾发起七次波浪式攻击,均不得逞。其后,由“水房”的黄×带领十余人,爬上天台,捣毁屋顶,以长梯进入屋内之后,打开大门,其余匪徒始得汹涌冲入。结果,全部女性均被当众轮奸,男性则死者三人,重伤八人。有些伤者事后被送返内地医治时,仍须一个多月才能痊愈,其中两人竟至终身残废。另一群匪徒沿众安街进行地毡式洗劫,稍有反抗,立毙当场;另一群为数约二百名的匪徒,企图洗劫河背村,但当时天已微明,风闻九龙方面大队军警正在赶来,匪徒们才不敢动手。
九龙市区方面,实施宵禁之后,虽有军警不断巡逻,但旺角及油麻地区,仍有零星暴乱事件;若干未能及时返家,或不知实情就贸然出外的居民,被枪伤枪毙的,相信为数不少。这些人,都成为这场暴乱中的牺牲者。
香港当局新闻处,于10 月12 日凌晨发出的公报如下:“自从昨(十一)晚七时半实施戒严后,大埔道及青山道交界处已呈宁静。但由昨日黄昏之后,滋拢事件地区已由深水岗沿着青山道发展至新界荃湾,而暴乱性质亦已变更,似乎变为左右翼两派之间发生斗争,荃湾地区及附近,许多工厂之内发生剧斗。主要为工厂,损失颇重。”
12 日,局面似乎已被控制,晚上仍然实施戒严;同时,鉴于荃湾地区几乎弄至天翻地覆,若干军警被抽调至该区戒备。尽管这样,当天晚上垄湾附近仍有若干暴乱事件。五百多名匪徒竟能在军警监视之下,企图洗劫老围村。幸而该村父者早作准备,匪徒还未展开行动,便立即鸣锣求救,并以自卫枪支(鸟枪)向匪徒发射。当英军闻讯驰援时,暴徒才化整为零,四散逃去。10 月13 日,这次暴乱事件,引起了中、英交涉。而正在渡假的港督葛量洪,也急忙赶返香港,处理善后工作。
台北方面,大小报刊仍然刊出暴乱新闻,某晚报更把圣湾地区的奸杀焚掠事件,称为“居民对附匪人员的惩罚”。如此歪曲事实,简直是传播界中无耻之尤。
对于此次重大事件,中国人民和政府始终密切关注,表明了严正的立场。周恩来总理约见了英国驻北京代办欧念儒。他严正地指出:在九龙的中国居民,他们的生命财产在国民党特务分子的残杀和劫掠下,遭受了严重损失及重大伤亡,对此我方表示极大的愤慨和关注。对于香港英国当局,未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国民党特务分子所组织及策划的暴乱加以制止,以至中国居民受到重大损失,我方表示严重抗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