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洪帮 作者:巴图-第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卫他们的营房仓库和日侨居住区，其余地区日军俱不再管。于是葛肇煌的胆子大了，8　月28　日率少数亲信窜进广州。
　　19广州地区以前不是葛的活动范围，广州情况他还不熟悉。他窜进广州时，广州伪禁烟局所存几万两鸦片和台湾商人的货物，已给别动军先抢劫去了。有些地方，他又不能碰。
　　葛捞不到什么油水，正在懊丧。有人向他建议，说广州有个洪门组织“五洲华侨洪门西南本部”，是日伪指使下组织起来的，拥有相当多的会员，会址设在一德路一座三层的大洋楼内。这个巢穴，现在尚无人动它，你葛大哥去接收它，不但可以得到一座洋楼，大批家具，还可以继承这个组织，自己可以掌握起来，将来可以在华南帮会中取得一个地位。葛听了十分高兴，立即行动起来。
　　“五洲华侨洪门西南本部”，是广州沦陷后，由汉奸头子李荫南、冯壁峭、郭卫民等，请准日军特务机关长（即联络部长）矢崎勘少二少将组织起来的，由李荫南担任会长。李是广东省伪银行行长，后兼任伪广东省建设厅厅长，冯和郭先后任伪广州市警察局局长。成立后，他们用种种方法诱迫人参加。他们还恢复了过去的机器总工会和下面的各支部，改称为“休憩室”，然后强迫“休憩室”的全部工人参加“五洲华侨洪门西南本部”，否则要开除原有工作。广州市的轮渡码头工人和马路边的香烟摊主都被强迫入会，所以当时他们自称拥有会员十万。
　　这个洪门组织，初称为“五洲华侨洪门大同盟”，后来才改用“五洲华侨洪门西南本部”名称。内部分总务科，科长林皋；组织科，科长戴曙光；宣传科，科长周真；调查统计科，科长林朝杰，组织相当庞大。
　　葛肇煌平时爱听别人称他“葛大哥”，他对帮会头子的身份一向羡慕，现在有机会做帮会头子，他觉得十分惬意。于是便带领他的左右心腹，将“五洲华侨洪门西南本部”劫收下来。“五洲华侨洪门西南本部”原有旧人，大多已逃散或潜匿，未逃散的正在忧虑之间。他们这个组织与伪政权有关，日本投降，一些汉奸正在等待被逮捕的命运，他们不知从后方来的“重庆人员”会如何为难他们。葛肇煌打着抗战人员的旗号，又是军统头目，现在来接管并做他们的“护法”，他们认为合适之极。当时从后方来的人，也不注意或不知道有这个组织，因此葛肇煌劫收得很顺利，不但得到一批家具，而且成为战后广东帮会的一个头子。在日本宣告投降后两个月，即1945　年10　月，军统将它在抗日战争时期建立的暂设机构一律裁撤；葛肇煌的西江独立行动大队，也在裁撤之列，葛本人则被调在军统广东站做上校直属通讯员。1946年1　月间，有些军统分子，向军统局局本部检举葛肇煌，控告葛在日本投降时闯进广州，擅自接收“五洲华侨洪门西南本部”的会所和大批家具，并且在秘密进行帮会活动。葛犯了擅自接收罪和擅搞秘密团体活动罪，这是军统不允许的。局本部将这案件电令广州站查明具复，听凭处理。那时原广东站站长郑鹤影已奉调将赴美国接受训练，正在办理出国手续，广东站由何崇校负责。何是认识葛的并有相当交情，有意对葛袒护。何崇校电夏军统局本部，说葛肇煌接收的“五洲华侨洪门西南本部”的会所，是向私人租赁来的房屋，每月须交纳租金，不等于接收伪财产，会所内的家具，多已陈旧，数量不多，并不值钱；并向局部建议，说广东一向有洪门三合会组织，这个帮会组织，与其控制在别人手中，不如控制在我们军统人员手中，有时尚可利用，会对我们工作有利，请允许葛参加这个洪门组织，并由他去进行活动。军统局回电批准了这个建议。接着何崇校还调了广东站另一直属通讯员梁达章去做葛的助手，帮助葛去发展他的帮会组织。在军统局未批准之前，葛肇煌担心会受处分，对“五洲华侨洪门西南本部”的活动，也只能偷偷摸摸地去做，自从军统局不对他处分，还批准他可以进行帮会活动之后，他的胆子就壮起来了。
　　葛肇煌觉得“五洲华侨洪门西南本部”这个名称，是日伪时期采用的，如沿用下去会受人讥笑和指责，于是便将这个洪门组织的名称改为“洪门忠义会”，葛自封为会长，并对外宣传，洪门忠义会是他另行建立的，与过去的“五洲华侨洪门西南本部”无关。
　　葛接收“五洲华侨洪门西南本部”后，进行会员登记。在改名为忠义会时，何崇校曾向他的助手梁达章询问来登记的旧会员有多少人，梁说尚不到三百人。以前“五洲华侨洪门西南本部”向外宣称，他的会员人数是以万计的，当汉奸李荫南、冯壁峭、郭卫民利用权力强迫人入会以便勒索会费时，参加者只是被迫挂一个名，现在葛肇煌不能再用那种强迫人入会的手法，过去被强迫参加的人，当然不愿再来登记。来登记的两百多人，可以说是帮会的忠实分子。
　　那时葛肇煌已不便再用一德路那座旧会所，他将那座三层大楼交出，改在广州西关宝华正街租赁一所旧式大屋，门牌是十四号，作为忠义会会所，葛过去未参加过洪门，这时（1946　年3　月间）才由一个过去在“五洲华侨洪门西南本部”充当军师的吴一峰，“扎”他为三合会的“双花红棍”。
　　“扎”是三合会黑话，意即提拔他或颁封他（军师吴一峰是粤剧演员出身，作演员时默默无闻，解放后被逮捕）。“双花红棍”是洪门三合会这一派系中的最高职位，类似另一洪门派系哥佬会中的山主（龙头）。三合会中的职位比较简单，大致分为红棍、纸扇、草鞋三类。红棍是主持人，是当家，是执行者；纸扇是幕僚，是参谋，是秘书；草鞋是外勤，是交通员、联络员、通讯员。三合会中，所有职位都是由会中传斗师扎封的（“斗”与“道”同音，可能由此讹转）。传斗师是一代传给一代的。相传三合会的创始人陈近南，就是第一代传斗师。这个职位是三合会中“清贵”之职，地位很高，但无实权。
　　葛肇煌建立忠义会后，开始时，并未想利用它来搞什么政治活动，而是想在黑社会中树立个人的地位。他乐于做别人的“大哥”，想利用它来做些包烟庇赌，干些走私讹诈的勾当。1946　年至1949　年这几年，葛在荔枝湾附近另租一屋，作为俱乐部，诱人聚赌，从中抽头。葛既是黑社会分子，又是军统成员。广州警察局的刑警多是军统分子，葛又暗中分些好处给他们，所以他们对葛的聚赌，双眼只开只闭，不予过问。那时在广东掌权的军事方面是“广州行营主任”张发奎，政治方面是“省主席”兼“保安司令”罗卓英。罗是陈诚的左右手，这两个人对军统不完全买帐。有人向罗卓英报告，说有个葛肇煌在广州搞帮会活动，并在市区内开设俱乐部赌博。罗准备将葛逮捕。这个消息传到葛肇煌的耳中，他惊慌起来，赶忙逃匿到北郊棠溪村一个性梁的忠义会友家中，躲了半个月。后来得知当时军统（1946　年6　月，军统已改称保密局）广东站负责人向罗卓英说情，向罗解释葛肇煌组织帮会是经军统同意的，并替葛掩饰聚赌行为，说聚赌可能是葛的手下人所为，以后当令葛约束停止，同时，广州行营参谋长甘丽初也支持葛，替葛向罗卓英疏通。甘丽初任第九十二师长时，葛肇煌是他部下的一个营长，甘有意包庇旧部；而且甘正是葛在西关开设赌博俱乐部的常客之一，自然更要为葛的聚赌开脱。罗卓英和甘丽初曾是同事，罗卓英做入缅远征军总司令时，甘是远征军中的一个军长。现在甘又是广州行营参谋长，同时又是罗的旧部，罗不能不买帐，因此罗想逮捕葛的事，才没有实行。
　　当上了洪门忠义会的会长，俨然成为广州第一大帮帮主；葛肇煌便开始排挤其他帮派，独霸广州。这时葛肇煌出于自己的利益，甚至敢抑制军统发起组织的“新社会建设协会”。
　　1946　年8　月间，军统向它所属单位发出一个通令，大意是军统骨干准备参加国大代表的选举，为了竞选，以控制国内帮会组织，要对之加以利用。在上海已成立有“新社会建设协会”筹备处，将来正式成立后便作为控制全国帮会的机构，希各地军统人员，对各地帮会加强联系，吸引他们参加该会。随令还附发“新社会建设协会”发起宣言和章程多份。宣告上列名的发起人，有洪门头子向松坡、青帮头子杜月笙以及军统骨干徐慰冰等十人。显然，这个所谓新建会，实是军统的一个外围机构。
　　1946　年底和1947　年初，军统陆续派出一些骨干分子在蒋管区设立新建会各省分会的筹备处。华南方面，在1947　年，军统派张辅邦任新建广东分会筹备处书记，钟可庄为广西分会筹备处书记。张荔浦是广东肇庆人，黄埔四期学生，曾在军统组织的“忠义救国军”内工作过，他虽然参加过洪门，可是与香港的洪门组织毫无渊源。港英政府虽然一面承认洪门在香港存在，但一面又严禁洪门在香港公开活动。张荔浦知道他无法在香港建立新建分会，索性不到香港，只游荡来往于广州肇庆间。钟可庄是广西人，曾做过军统广西站站长。他受派后，在桂林新树起新建会广西分会筹备处的招牌，但遭到广西当局黄旭初的抵制，使他无法活动。张辅邦是广东大埔人，黄埔三期学生，是孙文主义学会成员，复兴社、军统的骨干。曾经短期做过蒋军师长，和罗卓英同乡。他受派后，兴冲冲地跑到广州，请求罗卓英支持，罗也答应。他凭借罗卓英势力，用极低的租金，向广州“敌伪产管理局”租得广州市桨栏路一座四层楼大洋房，将下面三层以高额租金租给商人开设“凯旋酒家”，四楼留作分会筹备处办公之用，另外又与一位军统骨干林郁民合办一个商营的“风行广播电台”；同时还在中山县买下近千亩沙田，转佃给别人，他做“二路地主”。在这方面，他获利不少，表面上他说是拿来补充分会经费，实则放进他的私囊。张辅邦虽然得到省主席罗卓英的支持，可是他的分会工作无进展，原因是他与广东帮会没有渊源，首先是葛肇煌不肯合作。
　　那时（1947—1948）广东的主要帮会组织，只有葛肇煌的洪门忠义会和骆天一主持的五对山仁文堂在广州的一个分堂（此时，熊社曦、何崇校领导的洪门大洪山，仅在广东境内钦县和小董建立分堂），但葛肇煌对张辅邦始终不合作。新建会是军统发起和支持的，葛肇煌是军统分子，但他不肯对新建会捧场，不以他领导的洪门组织参加新建会，似乎奇怪。其实这是反共派别内部互相勾心斗角的常有之事。1945　年5　月间，一次葛肇煌和何崇校闲谈，他曾向何说：“我可以对你老实坦白地说，我是不准备将忠义会加入新建会的。忠义会是我自己辛辛苦苦搞起来的，（军统）局本部对它未曾有过什么帮助，这几年为了搞忠义会，局本部还曾想将我查办，广东当局也曾经想将我扣留，是得到你们几位朋友的帮助，才替我解围，这与军统局无关。如果我将忠义会加入新建会，他们就会插手进来，可能还会在忠义会内将我排挤掉，我没有这样笨。忠义会不是军统属下的一个组织，军统不能对它直接发号施令，何况新建会对军统局又是相隔一层，所以我对张辅邦只能敷衍。”葛这些话，的确是肺腑之言，何崇校表示赞同。何说：“我同意你的看法。我在广西搞的‘大洪山’，我也不想让它加入新建会。何况新建会的总会，现在暂不能成立，我们至少要看看风头，待新建会总会成立后，我们再作考虑。”何崇校又说：“忠义会和大洪山都是洪门组织，洪门已存在几百年了，而军统只是现在政府的一个机关，性质根本不同。洪门和军统根本不能相提并论，何况我们虽然是洪门组织的一个头人，但忠义会和大洪山毕竟不是我们个人的。如果我们把它们完全交给军统属下的新建会控制，这是违背洪门传统的。”
　　葛肇煌认为何崇校说得极是，当时葛、何二人都想利用军统来掩护他们的洪门组织，却又不愿让军统来控制忠义会和大洪山，而是想把忠义会和大洪山作为自己的私人工具，作为自己的资本。
　　新建会广东分会筹备处得不到忠义会的支持，肯定不能有所发展，当时在广州的帮会组织，仅有五圣仁文堂下的骆天一分堂和张辅邦稍有接近。骆天一对张的筹备处表示支持，其实也只是想借重张辅邦和葛肇煌对抗。骆天一与人合资在广州上九路开了一家“式式酒家”，他的住宅和分堂便在酒家的后边。分堂人数不多，有些是广州法院和广州宪兵团人员以及广州一些不良法官。自葛肇煌在广州组建忠义会后，由于葛野心勃勃，一心想控制广东境内所有的洪门组织，排斥其他洪门组织在广州活动，除了何崇校与他有密切关系，听任何的大洪山在广州活动外，对其他洪门组织尽力压迫打击。骆天一也深受其威压，因而心中极为不满。骆天一曾发牢骚说：“人家（指葛肇煌）有力量，我只好退让啦！”骆想借助张辅邦的新建会分会来与葛肇煌斗争，可是张辅邦不是洪门中人，新建会广东分会后来也没有正式成立，他对葛始终无可奈何。1949　年10　月广州解放，骆天一只身逃亡澳门，他在广州的分堂也就瓦解了。



　　　　战尘旋至，兴风揽势，“行政院长”感佩有加，大小帮主麇集洪堂，第一帮主邀功请赏，阴风八面。



　　进入1949　年，蒋介石政权的支柱——国民党的军队在三大战役中被打得大败。蒋介石的本钱已快输光，他只好引退，让李宗仁上台。此时，在未解放的地区的反动派和反动分子，可以说是“人心惶惶”。他们中大致有三种思想状况：一种是准备顽抗到底，一种是准备逃亡，一种是“听天由命”。当时在广东的帮会头子的思想状况，大致也是如此。
　　葛肇煌是属于第一类型，他对人民的革命巨浪准备顽抗到底。为了顽抗，他认为必须增强他的力量，增大他的本钱。忠义会便是葛肇煌的本钱。葛曾不止一次地说过：“洪门就系我的本钱。”他要求扩大他的忠义会的力量和影响。在1949　年之前，葛肇煌还未曾想要利用忠义会来作为他进行政治活动、政治斗争的工具，到了1949　年，形势的发展，他决心将忠义会作为他的政治本钱了。
　　首先，葛肇煌是想造成他在广州的“名声”，但忠义会毕竟只是一个秘密组织。它在广州活动，除了黑社会中的人或留心黑社会情况的人，知道有一个洪门忠义会之外，社会上一般人还是不知道。碰巧这时大洪山在广州建立一个“格字号”分堂，举行了半公开的开堂仪式。葛肇煌受此启发，也如法炮制一番。
　　大洪山是洪门中属于哥佬会这一派的一个组织。它是清朝光绪年间由一个湖北襄阳人李肖白建立起来的，它的分支散布在湖北、湖南一带。到1947年4　月，由熊社曦、何崇校在广西南宁将它复办，他两人分任正副山主。大洪山在南宁复办后，很快就在广西、云南、贵州一些地方蔓延开来。到1949年之初，有一个在广西参加大洪山、名李日全的人，几次向何崇校请求准许他在广州建立一个大洪山分堂。后来何崇校同意了，将这个分堂定名为“格字号”，择定3　月29　日，借用大德路海军联谊社为他们举行开堂仪式。那时大洪山正山主熊社曦尚在他地，何在广州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