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洪帮 作者:巴图-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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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似乎在本世纪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有了一些变化，青帮将势力渗透到香港的意图出现了可能实现的契机。
这得从青帮头面人物杜月笙说起。
1948 年中期，蒋介石的败势已露端倪，战场上节节溃败，使财政、经济危机更加严重。为了挽救局势、抑制物价飞涨和囤积风潮，8 月19 日，南京政务院以蒋介石的名义，颁布了“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强令发行“金圆券”，并以上海为集中实行点，命太子蒋经国亲自坐镇，组成“打虎行动队”，对敢于私藏金银、囤积居奇和违抗法令的各种“老虎”及行业“大王”，严加督察和惩办。
得到消息的杜月笙紧急行动，命家中诸人及上下人员小心行事，不得违反法令，否则出了事情，自己负责，但他经营棉纱业的三儿子杜维屏，在“紧急处分令”下达的前一天，抢先抛出永安纱厂股票，大赚一笔；而且他又继续在交易所外与人做生意，事情过于明显，蒋经国遂发出拘捕令，将杜维屏逮捕。此消息震撼了上海滩。当别人把刊登着杜维屏带着手铐照片的《中央日报》放到杜月笙的面前时，“一下几乎把他气死过去，一连好多天都不得起床。以后便以养病为名，一个多月不出门，也不见客”，而且对他的密友范绍增说：“我捧蒋介石捧了这么多年，捧到今天连我的儿子也被他抓起来了”，“现在租界没有了（日本投降后全部撤销），该是他们要我下台的时候了。”这位常有“闲话一句”之威风的杜闻人，现在却犹如强弯之末，无半点威慑力了。
但不管怎么说，杜月笙还是有其厉害手腕的。为了搭救儿子，杜月笙不动声色地施出杀手锏。他先是派人查清许多内幕，然后在蒋经国召开的一次会上，令人罕见地站起来出言道：“我的儿子触犯法令，罪有应得，我管教不严，也甘领得这处分，但请一秉至公，平等办事。据我所知，扬子公司所囤积的纱布等货物，远远超过维屏等各家，泄露经济机密的情况也远为严重，请专员立即派员去查看，万勿听其逍遥法外，如此，万众都心服口服了。”扬子公司可不是一般人所开的，他是孔祥熙的大公子、蒋介石的大外甥孔令侃的产业，平常谁敢去动他？蒋经国为了表示自己秉公执法，大义灭亲，查封了扬子公司。孔令侃急忙向姨妈宋美龄求救。这样一来，蒋经国便无法力可施了，他的“打虎行动”也只好结束，杜维屏也自然无罪开释。
经过一系列的事件后，杜月笙感到自己在上海越来越没有势力了。古人云：“君待臣如草芥，则臣视君为寇仇”，杜对蒋介石的不满日深一日，但以他的城府之深，他是不会流露出半点来的，只是常自称为“一品老百姓”，聊以度日。是的，杜月笙当了半辈子的大亨，非常想过过大官瘾，可是蒋介石对他却一直不肯公开重用，而杜的野心又不小。既然双方谁也不肯低头，那杜月笙就干脆当起老百姓来，反正也“无官一身轻”，而且杜还总算有财义有势，悠哉闲哉的一品老百姓的日子也不错。
但好景不长，就在杜月笙敛影蛰居之时，中国的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人民解放军凌厉的攻势，使蒋家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始终是“党国”盟友的杜月笙，对此当然不可视而不见，他知道自己的特殊身份和特殊地位，无论是进步力量还是国民党，都想争取他。他一向也不是一个死脑筋的人，只要可能，他都要试一试。因此，他一方面帮蒋介石组织自卫队，帮助“党国”克服困难，一方面又频频与民主人士接触。可惜的是杜月笙虽对蒋介石有种种的不满，而且出现了离心倾向，可他毕竟是在与蒋的携手中“成长”起来的，对共产党，他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仇恨感，这就决定了他最终还是走上了与人民为敌的道路。
1949 年，蒋介石被迫宣布下台，由李宗仁代理总统。不久，国共和谈宣告破裂，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天堑，攻克南京。接着，又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席卷中华大地，国民党政权开始土崩瓦解。4 月10 日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通知杜月笙，蒋介石在复兴岛召见他，已派专车来接。杜蒋见面后，蒋首先对发行金圆券时扣押杜维屏一事再三解释，说事先他确实不知道，“否则，我不会让他们那么胡闹”。旋即，又款款说道，上海可能守不住，“建议”杜在“适当的时机”携带全家迁到台湾去，并表示，如果不走，共产党决不会放过他，而蒋介石本人也绝不允许任何人“变节投敌”。话虽不多，但其中之意，聪明的杜月笙不会听不出来。
在蒋介石连逼带诱之下，杜月笙决定出走。有意思的是他并没有按照蒋介石的意思去台湾，而是去了香港，他公开的理由是台湾天气较热较湿，对气喘病不大相宜。实际上，他是极力在避开蒋介石。他知道，自己孑然一身随蒋赴台，结局无非寄人篱下。台湾不去，留下又不行，百思之下，认为还是先赴香港为上策。
1949 年5 月1 日，杜月笙悄悄告别了留在上海的年届80 多岁的黄金荣，带上家小等搭乘一艘荷兰渣华公司的万吨级客轮“玉树云”，离沪赴港。在轮船上，杜月笙眼看着他熟悉的城市渐渐从眼中消失，不禁思绪万千：赌输的水饼油条，踯蹰的老外婆，失落的同胞妹妹，苦难的早逝双亲，还有他奋斗了几十年的基业，一切的一切，都已逝去。想到这里，他的精神和那瘦骨鳞峋的身子再也无力支撑，一齐垮了下去。这可忙坏了姚玉兰和孟小冬，在整个航行途中，她俩一起挤在杜月笙的头等客舱内，轮流伺侯这个落魄的闻人，好不容易熬到了香港。
杜月笙在香港登陆，使一大批追随而至的上海青帮人物看到了希望，他们积极筹划，妄图在香港设坛立舵，重现昔日上海滩的荣光。只可惜，杜月笙老矣，大感力不从心。
到香港后，杜月笙的日子也不是特别的好过，一是他经济开始拮据，时时担心“坐吃山空”。二是他的威慑力已大大下降，再也比不得从前了，周围的朋友接二连三地遇到麻烦。三是他自己身体越来越差，气喘病日益严重。为此，他还专门补办了与孟小冬的婚宴，第七次当新郎，借以冲冲喜，去掉一点晦气。但无奈“六月十四岁在辛卯，天与地冲绝难度过”，一个有名的算命先生的话给他一个晴空霹雳，内外空虚的杜月笙再也经受不起任何“打击”了。
1951 年7 月28 日，恒社成员袁国栋来看望杜月笙，到吃晚饭时，杜月笙为表示亲热，特地将袁留下，陪他吃偎面。吃到一半，杜月笙突然感到不舒服，袁想搀扶他去卧室休息，杜月笙憋足劲，用了几次力，却无论如何站不起身，双腿软得像棉花。袁国栋见状，只好半抱半扶，将杜扶进卧室。这从未出现过的症状，使杜月笙意识到：他是病入膏育的人了。他连连自语道：“不对了！不对了！这次不对了！”杜公馆上下为此忙成一团，到处打电话请医生来诊治。杜月笙本人也暗暗祈求上天保佑，为了使上天的“反应”变成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以慰藉自己绝望的心灵，他于7 月29 日打电报给在台湾的大弟子陆京士，让他火速赶到香港，如陆能按时来，那病也许就有救了。8 月2 日，陆京士终于出现在望眼欲穿的杜月笙面前，杜像一个溺水之人，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伸出那双干瘪的手，紧紧拉住陆的手不放。但陆京士的到来并未使杜月笙的身体好起来。一天，杜、陆、吴（开先）、杜维藩等人一块吃饭。一个佣人盛了碗饭，双手端给杜月笙，杜手籁籁地抖着去接，一不留神，“当啷”一声，碗掉到地上，跌成了两片。这本是寻常小事，杜月笙的脸却刷地变白了。周围的人见状，急忙排解，有的说，“再添一碗来！”有的说：“没关系，碎碎（岁岁）平安！”但杜月笙却再也无心吃饭，一头倒在床上，便再也没离开过这张病床。
几天后，杜月笙感到精神稍好了一点，便不得不开始安排后事了。他给各房妻妾及子女规定了遗产分配比例，并写下了三份遗嘱，上面除了有杜本人签名外，还有证人钱新之、吴开先、顾嘉棠、陆京士、徐采丞等人签字。另外，他还吩咐，他死后，一定要买口好棺材，入殓时要给他穿长袍马褂。杜最最关心的还是尸骨落葬地点。此时此刻，他似乎更感到漂落异乡的凄凉。树高千丈，叶落归根，他希望有朝一日能将他的尸骨运回上海，落葬在故乡高桥他出生的地方，或埋到他生身父母的身边。生虽未伴父母，死亦要相依。只是，他最后的这点希望直到现在还未能实现。
8 月16 日，国民党所谓“国民大会”秘书长洪兰友由台湾赶到香港杜公馆，代表蒋介石“慰问”杜月笙。此时的杜月笙已不省人事，洪兰友对着他耳边大呼小叫地说：“杜先生，总统对你的病十分关怀，希望你早日康复。”这时，有个无意中摸到杜月笙脚的人，突然像触电般跳了起来：“哎，脚冰凉了！”“慰问”代表洪兰友，没有使杜月笙康复，却变成了他的勾命者了。此时是下午四时五十分。杜月笙死后，尸体停放在香港万国殡仪馆。他的亲朋好友、党羽众徒按照他生前想睡好棺材的愿望，给他寻觅了一口价值15000港币的楠木棺材。8 月19 日上午十时，杜月笙尸体正式入殓。之后便是出殡。出殡队伍的最前面是两个纸扎的高达一丈七尺的“开道神”，是用来给杜月笙在阴间道上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随后是蒋介石的挽额：“义节聿昭”，再后是仪仗的汽车。棺材被送到香港东华医院义庄暂时停放。
1952 年11 月25 日，台湾成立了包括王宠惠、陈诚、何应钦、吴开先、郑介民、毛人凤等人在内的“杜月笙灵安厝委员会”，将杜月笙的棺材从东华医院义庄搬去台湾基隆，葬在台北县汐止镇大尖山麓之西。
青帮巨头杜月笙终于没能在香港安置好自己的难兄难弟，设坛立舵胎死腹中。
但其党徒并未死心，他们以李裁法为中心继续活动。
在南来的青帮人物中，除了杜月笙以外，就属李裁法的地位最高了，据说在青帮中，他与杜甚至是同一辈份。当杜率领一千人到达香港后，由于杜树大招风，一举一动都受到香港当局的密切注意，不好出头露面，再加上他年事已高，虽有雄心壮志，亦在心态上难免消沉。此时李裁法则正值壮年，手段上也八面玲珑，异常圆滑，且亦拥有一班基本人马，所以在杜仍然在世之时，李就大有独树一帜的野心。在杜撒手西归之后更是有恃无恐了。
他手头上的资本并不多，但却有办法在北角经营一处颇有规模的娱乐场所，还搞了香港战后第一次“选美”活动。此外，又把从鸦片中提炼出吗啡的技术带到了香港。明里经营娱乐业，暗地里却从事制毒贩毒的勾当。金钱来源充足，进行重建青帮的活动就可以事半功倍了。
1951 年初，李裁法准备在跑马地举行盛大的“开坛盛典”，并准备由台湾清来两位“大”字辈的“师叔”，作为开典时的贵客，并在中环当时最大的一家酒楼，订下了百桌酒席，以款待众多帮友及来客。
不料晴天霹雳，开坛前的几小时，突然接到警方通知：必须立即取消一切活动，否则警方将采取行动。这样，李裁法也感到无可奈何，所有与会者都感到很扫兴。当时有人建议与警方对着干，但经过仔细研究，李裁法仍然认为自己初来乍到，还是不要过分暴露目标为上策。这样，开堂闹剧也就胎死腹中。
事后，李裁法等人仍不死心，准备取消开设香堂活动，将组织转入秘密状态。他为此命令十名得力助手在港九两地分头活动，宣传青帮的要旨，广泛收取门徒，企图以此扩大组织。但由于警方已对他们的活动有所注意，这十路人马的发展工作就变得比较困难。另外，香港民众对青帮在大陆的活动不甚了解，对之不感兴趣，因此，“传道”工作的进展就十分缓慢，没有多大成效。
此后，李裁法和他的得力帮手先后被警方勒令离开香港。李裁法则因在台北杀人而潜回香港，被香港警方发现后，又重新交给台湾方面，结果被判处无期徒刑。1978 年冬，因为“行为良好”而获准假释，出狱后不久就去世。青帮在香港“设坛立舵”一事也就梦过无痕。
卖鱼祥立竿见影，丛中人群起效尤，“红旗五哥”莅港，首届洪门聚首，黑骨仁设堂立规，“和”字堂旗幡大张。
八十年前，香港的商业中心，除皇后大道中之外，就数上环和湾仔两地了。外资洋行及华商的进出口商行，均集中在大道中及文咸街一带，而上环三角码头及湾仔两处，则多属小型商户、摊档、市场、作坊，等等。当时的工业几乎等于零，甚至连手工业也少得可怜，靠出卖劳力为生的，则多数以“咕哩”（即搬运工人）为业。此类人物，亦大多数集中于上环及湾仔两地。一大群流动摊档的江湖客，和一些所谓贩夫走卒相聚一起，为了找生活出路，很难避免摩擦，发生纠纷，加上当时香港当局的警察力量十分薄弱，对这些地区所发生的争执或殴斗（包括单独或群殴），除非弄出人命，否则多数不予理会。如此，当时的下层社会简直就谈不上秩序。混乱情形，不难想见。据一位属于“和安乐”的老前辈何六叔（已八十三岁）提供的资料，当时一个名叫卖鱼祥的东莞籍小贩，原系由广州来港谋生。在广州时便参加当时的黑社会组织“洪胜会”。来港后目睹这一群（包括他自己在内）戴月披星、肩挑背负的小民，日夕为了争地盘、抢主顾、霸档口、夺利益等利害关系而经常发生磨擦，小则口角吵闹，翻脸成仇；大则聚斗群殴，血流五步，这简直不是谋生，而是拼命了。于是发起组织“洪胜会”，团结市场摊贩力量，以备发生纠纷时作为后盾。
其他各行业人物，眼见卖鱼祥这一招立竿见影，果然生效，也觉悟到团结就是力量，于是纷起效尤，以行业或地区为单位，先后成立堂口，一时竟达十余个之多。
即使如此，问题仍没有得到完全解决。堂口没有成立之前，偶而发生纠纷，仅是个人与个人，或者少数人与少数人之间的事情而已。堂口成立之后，一旦有所争斗，便成为堂口与堂口之间的事情了。于是问题就更趋严重。在各个堂口成立之后，湾仔、上环及西环地区，就曾发生过近十次大械斗。虽不至于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但也弄出好几桩命案。这一来，自然引起香港当局的注意，除下令缉凶归案之外，还颁令警察部门（当时刚刚取消更练制度，成立警察部门，全体警务人员不足二百名），密切监视这些堂口的活动。
缉凶方面，由于当时出入境并无限制，凶手自然不难逃脱；至于密切监视堂口活动，倒也颇算成功。
原因是警察力量虽然薄弱，相对的市民也人数不多，地形街道也没有今天那样复杂。因而若干堂口黑社会人物，酝酿殴斗尚未成功，便给抓去当众笞藤（当时有这样的一条律例），若干堂口也被搜查以至封闭。故而这些组织，不能不转为秘密活动（初成立时是公开的）。
直至宣统元年，十多个堂口中的“勇义堂”（其后蜕变成“和勇义”），有一名混号“黑骨仁”的“殷事者”，发起活动，联合所有堂口，和平相处，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万一发生纠纷摩擦，也用“讲数”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