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格勃全史-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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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维诺夫以及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工作人员就此“最后通谍”讨论了很久（虽然在
其回忆录中对此事只字未提）。他认为，尽管寇松在对苏维埃俄国的关系上仍持公
开的敌视立场，但英国政府总的说来还是希望维持现有关系的。“我一生中从未像
这次在克里姆林宫，在短短的时间内喝了那么多的茶水，”兰塞姆写道。在他的日
记中，记有他和李维诺夫的四次会面、与契切林的三次会面与霍奇林的两次会面，
以及分别同布哈林和季诺维也夫的一次会面，而这些都是在四天内进行的。
英国曾禁止霍奇森与外交人民委员会的代表们讨论“寇松最后通谍”问题。但
是兰塞姆还是说服他同李维诺夫在莫斯科近郊的森林里进行了一次“偶然的”会面。
八个月后，兰塞姆终于如愿以偿：对苏联的外交封锁被突破了。1924年1 月，当英
国政府首次由工党主席拉姆齐·麦克唐纳主持后，莫斯科举行了仪式。在仪式上霍
奇林向契切林递交了正式照会，承认苏联政权是俄国的合法政府。参加了这一仪式
的兰塞姆后来写道：“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一天。我从1918年停战协定签署后进
行了五年多的战争终于结束了。”
二十年代初期，英国情报机关掌握的有关苏联外交伪情报比起肃反委员会掌握
的有失英国的情报要更为广泛。沙皇政府时期，英国外交部格外重视对外情报侦察
工作，而苏维埃俄国当时尚不具备这种能力。布尔什维克掌权的头十年，苏联的情
报机关主要有两大问题。首先，布尔什维克不愿使用那些由沙皇制度继承下来的比
较复杂的代码和密码，而使用一种不很可靠的秘密情报传递系统，这种系统一开始
只是建立在简单字母换位的方法上的。其次，世界上最强大的沙皇破译机关被解散，
而且令布尔什维克不幸的是，它的一些出色工作人员逃到了国外。
英国军事密码机关俄国处处长、政府通讯密码学校（今政府通讯总部的前身）
校长埃内斯特（费蒂）·费特莱因就曾是一名沙皇“黑色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他
和妻子躲到一艘瑞典轮船上，顺利逃过搜查，来到了英国。费特莱因自称是沙俄的
一名主要的密码员，有着将军军衔。他对政府通讯密码学校的同事说，他是“搞书
面密码和其他．需要广泛知识才可破译的代码的权威”。战后不久美国一位最有名
的密码员乌尔雅姆·弗里德曼见到了费蒂。费特莱因右手食指上的大红宝石戒指给
他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他讲道：“当我对这个非常贵重的宝石显出兴趣之后，他
告诉我说，这个戒指是做为赞扬和感谢他为末代沙皇尼古拉服务期间在密码工作中
的成就而赐给他的”
也许是命运的嘲讽，在他以往的功绩中也有破译英国外交信函这一项。十月革
命后头十年，他的主要成就是破译俄国外交电文，但这一次却是为英国人效劳。虽
然费特莱因讲起英语来带有浓重的俄国口音，但他却是一名非凡的语言学家。英语
他主要是通过读《布莱克古墓》和其他一些风行的侦探小说学会的。他有时说些英
国人不大习惯的话，像“谁窝藏了我的铅笔？”或者是“他就是告密者”，令学校
的同事们很开心。费特莱因很少提起革命前的俄国，但有时候同事们为了让他开口，
就说些可能会引起他异议的话，此如说。“费特莱因先生，沙皇真的是个很强壮和
健康的人吗？”——他们听到的是恼怒的一回答：“沙皇是个废物，头脑里没有一
点思想。是个萎靡的、遭人鄙视的家伙。”。
因为有了费特莱因和其英国同事的出色工作，政府通讯密码学校才得以在英苏
贸易谈判时破译了俄国人大量的外交信函。截获的情报有很重大的意义。比如，在
1920年6 月谈判刚开始时， 他们就曾截获了列宁写给克拉辛的一封信， 信上说：
“劳合·乔治这个下流坯骗起人来不露痕迹，不知羞耻。请别相信他的任何话，好
好愚弄他一番”劳合·乔治对这种侮辱之辞表现得很理智，但是他的一些大臣对此
的态度则不同了。寇松和丘吉尔利用破译的有关情报得知，苏俄对英国的一些报刊
以及布尔什维克者有不正常的资助行为。苏俄还在英国。印度进行着其他形式的破
坏活动。据此，他们要求遣回苏维埃代表团并中止谈判。劳合·乔治不希望破坏缔
结条约的前景。但又认为应该对自己的大臣们的情有可原的愤怒以及证据确凿的破
译文件有所反应。9月10日，首相指责8月份以苏维埃贸易代表团团长身份赴伦敦的
莫斯科党的领导人列夫·加米涅夫（当时克拉辛是副团长）“粗暴地破坏了做出的
许诺，并使用了各种破坏手段”。克拉辛被允许留下了，而将于次日返回俄国接受
新的指示的加米涅夫则被告知不能再来英国。劳合·乔治对加米涅夫说，他对他的
指责有“确凿的证据”，究竟是哪些，他没有说。
显然，苏维埃代表团后来还是明白了，是他们的电报被截获并被破译导致了这
样的结果。8 月，英国内阁同意公布部分截获的情报。八封证明布尔什维克资助一
家“日报”社的电报交给除了这家“日报”社以外的所有全国性报纸的编辑部，为
了在情报来源问题上迷惑布尔什维克，并使他们相信情报是在哥本哈根的马克西姆
·李维诺夫那儿遗失的，这份材料的转交条件是标明引自“中立国”，但是《泰晤
士报》没有接受这个游戏条件。令劳合·乔治极为不满的是，该报的有关文章是这
样开头的：“这些电稿是英国政府截获的。”苏维埃贸易代表团成员、肃反委员会
驻外机构头目克雷什科显然对密码所知甚少，也许是他没有认真阅读《泰晤士报》，
也许是他认为被破译的只是用以转发这八封电报的“三月码”——不管是哪种情况，
总之他仍持错误想法，认为苏维埃的密码是可靠的。而且，他对后来截获的、并在
9 月刊登在《每日邮报》和《晨邮报》上的情报也没有足够重视。首先意识到苏维
埃代码和密码系统泄密情况的不是苏维埃贸易代表团的成员，而是红军南方集团军
司令米哈伊尔·伏龙芝（正是他在克里木击溃了白军将军弗兰克尔男爵）。伏龙芝
在1920年12月19日向莫斯科报告说：“弗兰克尔过去的一名塞瓦斯托波尔电台的负
责人的一份报告表明，我们所有的密码都因为太简单而被敌人破译……由此可知，
我们所有的敌人，尤其是英国，都对这段时间我们国内的军事行动及外交工作的情
况了如指掌。”
一周后， 苏维埃贸易代表团接到指示， 令其尽可能派专人投递自己的信件，
“直到制定出新的密码为止”。费特莱因和其英国同行们在好几个月中都未能破译
出1921年初开始使用的苏维埃的新密码。但到四月底，政府通讯密码学校又成功地
破译出苏维埃外交信函中的大部分内容。在1923年5 月发表的那份著名的“寇松最
后通谍”中，不仅指责布尔什维克进行破坏活动的阴谋，还逐字援引了截获的苏维
埃的电报，同时还因为英国人被译了俄国人的信函而对俄国人说了些非外交辞令的
挖苦之语：“俄国外交人民委员会的官员大概还认得这个日期为1923年2 月21日的
信件吧，这是X ·拉斯科利尼科夫写给他们的……”、“外交人民委员部也应该记
得从喀布尔发给他们的日前为1922年11月8 日的电报吧……”。“显然他们也应该
知道这个由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助手N·卡拉汉寄给X·拉斯科利尼科夫的信件吧……”。
但此事之后，费特莱因和他的同行又得为莫斯科从1923年夏开始采用的新的密
码和代码大伤脑筋，不过，到1924年底政府通讯密码学校又能够破译出苏联外交信
函中的相当一部分内容了。
虽然苏维埃的密码和破译机构在“寇松最后通谍”发表之后仍然落后于自己的
英国同行，但肃反委员会的国外处与英国秘密情报机构比较起来不仅毫不逊色，而
且前者的情报网范围更广泛，目的性更强，技术更先进（原因是一战后秘密情报机
构的预算大为削减了）。1921年 3月签署的英苏协定，为日后苏维埃贸易使团和使
馆遍布全世界揭开了帷幕。这使得肃反委员会国外处能够建立起“合法的”国外情
报网、其工作人员都被安插在苏维埃的代表处工作，有外交身份做掩护。用外交身
份做掩护的问题总是引起外交人员同情报人员之间的矛盾，英国在这一方面也不例
外。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段时期，英国秘密情报机构的驻外情报站长们没有任
何特权、他们隶属于英国使馆，“负责进行护照检查”。因为处于使馆次要工作人
员的地位，情报站的负责人通常并不为大使们所敬重，他们甚至认为还是离情报机
关远点为好。肃反委员会“国外处”的驻外情报站长们就不同了，他们有较大的权
力和影响。确实，正因为这一点，他们与苏维埃大使们之间频频出现的冲突也就更
为激烈了。1930年，留在西方的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驻外情报站长
格奥尔吉·阿加别科夫讲道：
“理论上，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驻外情报站长应听从大使的管理，他的正式身份
是使馆二秘或者类似人员，但事实上，他的权力往往超过大使的权力，所有的使馆
工作人员都对其畏惧三分，就是大使本人也这样，因为他们时刻担心有人告密。但
有的时候，大使也会对驻外情报站长产生不满，直言抱怨，甚至批评他们未能履行
自己作为使馆外交工作人员的职责。这种情况下，使馆通常会分成两个阵营：一些
人支持大使，而另一些财替驻外情报站长说话。这种情形会～直持续到莫斯科召回
其中一人为止，而其拥护者一般也会紧随其后被召回国内”。
从1921年8 月到1929年底，国外情报机构的总头目是米哈伊尔·阿布拉莫维奇
·特里利瑟尔。此人是俄国犹太人，1901年他18岁的时候就成了职业革命者。一战
前，他的主要工作是揭露布尔什维克流亡人员中的间谍活动，甚至是曾任斯大林秘
书的鲍里斯·巴扎诺夫（后受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迫害而逃到西方）也称特里利瑟尔，
是个“聪明而博才的肃反工作人员”。和与其同时代的国外处的大部分领导人一样。
特里利瑟尔也在三十年代末的恐怖时期被镇压。斯大林去世后他又被平反昭雪。如
今他的肖像挂在克格勃第一总局（“国外处”的后继机构）纪念馆里一个醒目的地
方。在担任国外处头目的头两年里，特里利瑟尔将机构里的大部分日常管理工作都
交给了自己的副手；爱沙尼亚族人弗拉吉米尔。安德烈耶维奇·斯特尔涅。此人出
名不仅是因为年轻（他是1921年被招进国外处工作的，当时他只有22岁。），还因
为他心狠手辣。不管是真是假）反正肃反委员会中有一种说法，说当他生身父母被
枪决时，他只差没有亲手执行而已。
1921年，特里利瑟尔主持了国外处的工作、大约就在此时，共产国际创建了一
秘密国际联络处（OMC ）。联络处给国外处以很大帮助，吸收了一些外国共产党人
及其同情者进行秘密情报工作，因为这些人更愿意对来自共产国际的救援呼吁做出
反应，而不愿同苏维埃情报机构直接打交道。三十年代的许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和
内务人民委负部的最优秀的外国间谍，都一直以为他们是在为共产国际效力。
国际联络处还为建立“先遣组织”打下了基础，这些组织以后成了苏联情报机
构实施“积极行动”的重要工具。先遣组织都是用国际联络处的钱建立的，在这方
面最伟大的组织家应属德共副主席维利·明岑贝格——“我们所有战友的保护神”
（他的“生活伴侣”巴贝尔·格罗斯这样亲昵地称他）。1921年俄国国内饥荒时期，
明岑贝格建立了“国际工人救助基金会”，总部设在柏林。该基金会很快就成了共
产国际思想的主要宣传者。巴贝尔·格罗斯讲道：
“团结是他一个神奇的词。先是团结饥饿中的俄国，然后是全世界的无产阶级。
当明岑贝格用‘慈善’替代了‘团结’一词后，便有许多知识分子为其所打动，自
愿响应他的号召……当他兴奋地讲起‘无产阶级奉献和支援的神圣职责’的时候，
他触动了热情的。忘我的、牺牲精神的音弦。哪里有信念，哪里就有这种精神的体
现。”
每一个“与俄国人民团结”的体现都促进了出资者与工农苏维埃国家之间那种
密不可分的情感联系，而后者一直是共产国际所竭力宣传建立的理想化的形式。
“国际工人救助基金会”是以“明岑贝格托拉斯”闻名于党员之中的。据1933
年派到明岑贝格身边工作的阿尔图尔·凯斯特勒称，在国际领域里，与其他任何一
名共产国际的有名望的活动家相比，明岑贝格具有更大程度的独立和行动自由。因
为“处于党内官僚压制性的控制之外”，明岑贝格创造性地组织了“与共产党正式
刊物那种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截然不同”的宣传工作。“明岑贝格托拉斯”很快就
得到了一支“独立”作家、教授和学者大军的支持。我对克捷·科尔维茨为明岑贝
格创作的一幅画至今还记忆犹新，那是“一幅”一个大眼睛的孩子乞求面包的宣传
画，它是本世纪给人印象最深的形象之一。二十年代，“明岑贝格托拉斯”开办了
自己的报纸、出版社和读书俱乐部，而且还推出了一系列电影和戏剧。据凯斯特勒
讲，“托拉斯”直接或间接地控制了十九家报纸和杂志，甚至还有远离欧洲的国家
报纸和杂志。不管怎样，明岑贝格能够使他的大部分企业都能赢利。
“国际工人救助基金会”还下设了明岑贝格所谓的“无辜者俱乐部”，用以在
共产国际的暗中领导下“组织知识分子”去支持各种各样的运动。尽管对“无辜的”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无鄙视，明岑贝格还是用无产阶级的团结精神将其代表诱人自
己的网络之中。虽然宣传在他的活动中占有重要位置，但他成功地运用了“无辜者
俱乐部”为国际联络处的间谍工作做掩护，而这些间谍中就有一些这种知识分子的
代表。
在国际联络处的工作人员和国外处的同行之间，总是不时出现一些工作上的自
然磨擦。但在这两个秘密机构的最高层中，由于国外处头目米哈伊尔·特里利瑟尔
和国际联络处头目约瑟夫·阿罗诺维奇·皮亚特尼茨基——此人在1921年该处建立
后至三十年代中期遭镇压之前一直主持该处工作——之间有着良好的个人关系，常
常使这种分歧得以缓和、化解。和特里利瑟尔一样，皮亚特尼茨基也是犹太人，还
不到二十岁便开始了职业革命者的生涯。在一战前，他的主要工作是帮助革命者和
一些携带革命书籍的人非法穿越国境。在与国际联络处的关系中，国外处总是扮演
着兄长的角色，和作为国际联络处领导成员的特里利瑟尔不同的是，皮亚特尼茨基
官方上同国外处并无任何联系。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和共产国际共同制定的最大的一次秘密行动，是在德国进行
的最后一次革命政变的尝试。这一回，这个后来得到苏联中央政治局肯定的倡议是
来自共产国际的。1923年3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