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格勃全史-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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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最强大的间谍机构，莫斯科则成了大部分西方情报机构十分危险的活动场所。在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这段时期，英国秘密情报机构一直没有在莫斯科建立常设机构，
和其他西方情报机构一样，英国秘密情报机构企图潜入俄国，而且主要是穿越苏芬
边境和波罗地海三国边境的努力没有多大成效。
但是，到了二十年代中期，英国驻外情报机构的缺陷便因在截听和破译领域的
优势以及对共产国际文件的大量占有而得到弥补。沙皇政府最复杂的外交密码对国
外的破译机构来说是难以对付的，至少在一战前是这样；与之不同的是苏维埃的外
交密码和情报并没有造成很大的困难，在革命后不到十年就被轻松地破译了。共产
国际当时也和那些莫斯科的西方使馆一样脆弱。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很清楚，“许多
秘密文件都被外国政府的间谍搞到了”。军情五处、伦敦的特工机关以及德里的英
国情报部门。成功地截获了共产国际中英国和印度代表团的通讯内容。现在印度共
产党还将那时被截获的一封密件当做研究自己历史的一个重要文件。共产国际成员
总是想隐瞒自己的一些失败，因为担心苏联政治保卫总局就此会对共产国际的安全
系统加强控制。
共产国际不仅仅是丢失了一些重要的文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保加利亚代
表瓦西里·科拉罗夫被请到明斯克参加阅兵。他坐的是夜间列车，待他醒来时，发
现他的衣服和箱子都不见了。从窗口探出头去，他看见仪仗队正在列队等候在月台
上，还有军乐队在演奏着雄壮的进行曲。乐队奏个不停，可是科拉罗夫却一直不露
面；处境十分尴尬，最后当前来迎接的人搞清楚是怎么回事后，便应急凑来大衣、
皮靴，引着客人从车厢后门出去了。执行委员会的意大利代表帕尔米拉·陶里亚蒂，
即大名鼎鼎的艾尔科里遭遇也大同小异。艾诺·库西年回忆说，有一次她去陶里亚
蒂夫妇下榻的一家莫斯科旅馆前去拜访：“我敲了敲门，陶里亚蒂应声说他不能来
给我开门，因为他身上什么都没穿。晚上有人把他们的东西全给偷走了……显然，
‘小偷’是趁着他们熟睡之际从阳台爬进去的。”
最严重的失窃事件是共产国际用以资助国外共产党的钱款去向不明的现象，这
些钱或是被手脚不干净的信使挥霍了，或是被位居高层的人物侵吞了。印度一名有
影响的共产党人M·H、罗伊手头便很宽裕，他住在巴黎，常出门旅行，显然，花的
是共产国际给他的钱。因为当时其他的印度共产党人常抱怨说，许多钱“不知上哪
儿去了”。为了报销挥霍的钱款。罗伊给共产国际列了一个资助党员的名单，而事
实上根本没有那些印度党员。很可能。罗伊开具的“资助名单”不止这一份。
在1926年英国国内总罢工中，共产国际遭受了空前的打击。共产国际的图书馆
员、英语说得很漂亮的艾伦·瓦树尼乌斯接到任务，让他将三万英镑交给在伦敦码
头当装卸工的共产党人的领导。他先来到斯德哥尔摩，然后持着伪造的瑞典护照乘
上开往伦敦的轮船，在船上他结识了一位司炉。这人告诉他，说自己也是一个坚定
的共产党员，并和他要转交钱款的人很熟。回来后，瓦列尼乌斯对奥托·库西年说，
他认识的一个司炉答应按照嘱托转交钱款。库西年的妻子后来回忆道：“‘那个司
炉叫什么名字？’奥托严厉地问道。‘他说了自己的名字，不过我给忘了，’瓦列
尼乌斯应声答道，奥托气恼得一时说不出话来，只向他指了指门。当然了，那些钱
最终没有交到接款人的手中”。
但是，西方政府在利用共产国际安全系统中总是出现疏漏的同时，自己也时而
陷入窘境。因为被截获的共产国际的电稿常常是些伪造品、在柏林，雷瓦尔和华沙
的白军分子就经常伪造一些苏维埃的和共产国际的文件，在他们看来，伪造文件既
是嫌钱的手段，也是破坏布尔什维克声誉的一个办法。但其结果往往适得其反。例
如，1921年9 月，英国外交部不能不为其向莫斯科表示抗议的正式照会中所言感到
脸红，在照会中引证了一连串苏维埃和共产国际的文件，而据后来调查，这些文件
都是他人在柏林造出来的。英国间谍机构1921——1928年的特命全权代表的助手温
德姆·查尔兹。称这些伪造品为“不可容忍的恶作剧”，因为“它们使得每次我们
拿出真文件的时候俄国人都叫喊着‘伪造品’”。
将所有截获的真文件都说成是假的，这很快成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和共产国际
的一个迷惑对方的抵赖手段。用类似方法迷惑对方的最明显的上例是所谓的“季诺
维也夫信函事件”。信的落款日期是1924年9 月15日、它被英国秘密情报处截获，
并在1924年10月英国大选期间见诸报纸。这份文件中，指示英国共产党对其在工党
中的追随者施加压力，加强在军队中的宣传鼓动工作，并为即将爆发的革命做好准
备。那时很多人错误地认为，正是这封信导致了英国第一个工党政府的失败而保证
了保守党的胜利。季诺维也夫信函的原稿已找不到了，因而今天很难确定此信的真
伪，要知道那时被间谍机构截获的真真假假的共产国际的文件数不胜数。掌权的保
守党政府认为，季诺维也夫信函的真伪可从其他的情报人员那里得到证实。这些人
中，据后来所知，有军情五处的一个“代理”人员。他混人英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中，
并固定地提供一些有关共产国际的可靠情报。1924年底，共产国际指责英国共产党
对秘密文件保管不善。对发生的事有两种解释：或是真的有这样一封季诺维也夫的
信，或者这只是一个伪造品，里面的内容只是接近共产国际相关文件中的内容，因
而军情五处的间谍很容易地就将两者搞混了。
共产国际宣称季诺维也夫的信是伪造的。不管这种表白是对还是错，有一点是
显然的：共产国际利用这一形势有效地组织了迷惑众人的运动，旨在向全世界表明
自己与此类指示没有任何关系，尽管事实上共产国际的成员时常接到这样的上级指
示。这场唇枪舌战的闹剧，以1924年11月英国代表团访问莫斯科而告终。该代表团
由三个轻信的英国工党代表组成，他们要对共产国际的文件进行研究，并查清季诺
维也夫信件一事的真实情况。艾诺·库西年后来讲了那场“疯狂的突击活动”，为
了在英国代表团到来之前抽去共产国际档案室里对英国共产党人的秘密指示以及其
他“有损名誉的文件”，他们连轴干了三天三夜，甚至连记录着每日来件的本子也
被精心加工过，并做了相应的改动。
“结果真将这个三人小组给蒙骗过去了。而共产国际也就清刷了在英国进行破
坏行动的罪名。等代表团一离开，所有的人都松了一口气，并为他们如此轻松地就
愚弄了英国人而开怀大笑。”
“季诺维也夫信函’”事件的另一个后果是共产国际联络处的秘密活动受到了
政治保卫总局更严格的控制，而军事问题则开始转由苏联军事情报机构（当时是总
参四部，后来是情报总局）来处理。为了对国际联络处的秘密行动加强控制，政治
保卫总局扩大了、自己在这个组织里的间谍数量。同时国际联络处也采取了旨在提
高联络安全系统可靠性的步骤。1925年，皮亚特尼茨基在国际联络处的第一副手阿
尔布拉莫夫，在莫斯科附近的城市梅季希创建了一个秘密学校，培训一些共产国际
的电报员，用以同国际联络处进行密码联系。1926年总罢工时，即瓦列尼乌斯向英
国共产党人转交钱款的努力失败之后，他们建立了更可靠的信使传递系统，当中有
贸易船队上的共产党水手，他们都置于军事情报机构和汉堡水兵及运输工人工会领
袖埃多·菲梅纳的直接领导之下。为了确认这些挑来的信使是否绝对可靠，他们先
给这些人一些考验性的任务，例如，先让他们按照预定地址送递密封的物件，其实
包里什么也没有，然后才交给他们真正的任务。
尽管二十年代苏联的间谍活动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但肃反委员会的主要行动对
象从其成立第一天起就是“反革命”分子，而不是资本主义政府。到国内战争末期，
主要的反革命威胁是来自俄国国内的。但随着1920年11月最后一批白军分子的溃散，
反革命中心也移到了国外。1920年12月1 日，列宁命捷尔任斯基制定一个削弱这些
中心的计划，四天后，捷尔任斯基拿出一个多目标的行动计划。他建议从那些地位
显赫的俄国流亡者的家人中多抓些人质，建立特别行动队袭击流亡领袖，扩大派遣
间谍的行动（这些行动也帮助揭露了“洛克哈特阴谋”）。“为了查出我国领土上
的外国间谍”，捷尔任斯基建议说，“必须建立一个假想的白军联盟。”
在国内战争中失败后，白军分子并没有对布尔什维克政权造成什么实质性的严
重威胁，但在列宁看来，这种威胁却十分严重。1921年7 月，列宁向第三国际代表
大会的代表们说。
“现在，在我们击退国际反革命的进攻之后，又形成了在国外的俄国资产阶级
和所有的俄国反革命党派的组织。逃亡到国外的俄国流亡者有一百五十万或二百万
……我们可以看到，在国外，原先那些政党残余都无一例外地在共同行动……这些
人正在利用每一个机会，尽一切可能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来进攻。分裂苏维埃俄国
……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应该向这些敌人学习。这些流亡分子都知识渊博，组织
严密，都是些很好的战略家……有一个广为人知的说法、讲的是溃兵识多。击溃的
反革命大军学会了很多东西，学得很不错”
列宁号召“国外的同志们”，要将白军分子置于自己的监视之下。
克格勃至今还记得国内战争时期在对白军分子的颠覆行动中取得的成绩。代号
为“辛迪加”和“托拉斯”的两次行动被写人第一总局安德罗波夫学院的“积极行
动”的教材中。
“辛迪加”行动是为了专门对付白军分子一个“最危险”的人物的。此人名叫
鲍里斯·萨温科夫，是前社会革命党恐怖分子，曾任克伦斯基政府的国防部副部长。
在1920年俄波战争中， 萨温科夫领导了华沙反布尔什维克的俄罗斯政治委员会
（PNK） ，并组织招募了“俄罗斯人民军”（该支军队曾在波兰人的指挥下一同红
军作过战）。1921年1 且，萨温科夫又将俄罗斯政治委员会的残余人员组建成新的
组织，以期推翻布尔什维克。“人民捍卫祖国和自由联盟”在苏维埃俄国建立了间
谍网，用以搜集情报并策划反布尔什维克政权的行动，据苏联史料记载，“几乎所
有的萨温科夫的间谍都在波兰人的控制之下，而波兰警察局则帮助他们越境。”尽
管有波兰人帮助，也有法国人、英国人和捷克人的资助，萨温科夫仍是勉强维持生
计。1921年6 月英国秘密情报机构驻华沙的情报站长向自己的上司报告说：“情况
令人绝望，到今天现款只有几万波兰马克了，而这甚至还不够支付（萨温科夫的）
工作人员7月份的工资。
但是，萨温科夫最严重的问题还不在于从西方得到的钱款不够，而在于他的组
织中打人了苏维埃的间谍，虽然他对这一点未留意识到。1920年12月，萨温科夫刚
刚建立了一自己的“人民捍卫祖国和自由联盟”之后，驻戈麦尔（苏俄的一个省中
心）的苏维埃内务部队副司令员亚历山大·爱德华多维奇·奥佩尔普特来到波兰找
到了他。奥佩尔普特自称是反布尔什维克的地下组织成员，并给他带来一包伪造的
文件。奥佩尔普特的真名是帕维尔·伊万诺维奇·谢利亚尼科夫。他是肃反委员会
的工作人员，而且渗透工作干得卓有成效。其实他的姓氏就应该引起怀疑：要知道，
在苏维埃时期，俄语中引人许多新的缩合词。奥佩尔普特这个姓很容易令人怀疑是
“行动”和“迷惑”两词的缩合。无论是萨温科夫还是奥佩尔普特接触过的其他情
报机关，都没有猜测到这个姓氏的含义。在当上萨温科夫的主要助手之后，奥佩尔
普特弄清了所有在苏维埃俄国活动的“人民捍卫祖国和自由联盟”的主要成员。他
们当中的大部分人被肃反委员会逮捕，有四十四人在1921年8 月被提交公审。为了
不暴露奥佩尔普特的真实身份；便宣布他也被逮捕了。
奥佩尔普特所搞到的情报，成了苏维埃政府就萨温科夫企图在华沙制造反苏行
动一事向波兰政府提出正式抗议的依据。1921年10月在波兰方面的坚持下，萨温科
夫离开了华沙，他先到了布拉格，然后又到了巴黎，在那里建立了新的反布尔什维
克中心。从此肃反委员会便开始了行动的第二阶段——“辛迪加2 号”。任务是肃
清萨温科夫的组织中在俄国和西方的残余分子，并将萨温科失本人诱回俄国。以便
在莫斯科公开审判他。由于萨温科夫当时对许多情况尚未搞清楚，因而此行动进行
得比较顺利。1921年底他来到英国，与旧相识温斯顿·丘吉尔见了面以后，他和高
层官员们又进行了一轮会见。有意思的是，他还和驻伦敦的俄国贸易代表团的一些
人见了面。萨温科夫说，他同苏维埃代表团团长克拉辛见了面。他的有关未来的、
自由的俄罗斯的思想给对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克拉辛甚至建议他参加苏维埃政府。
但是英国秘密情报处处长曼斯菲尔德·卡明显然是根据截获的克拉辛的电报向外交
部报告说，不能相信萨温科夫所述，因为，事实上贸易代表团“对他的接待相当不
友好”。圣诞节前不久，丘吉尔和萨温科夫驱车前往位于切克尔兹的首相郊区官邸。
他们在“自由教堂”神职人员和威尔士人合唱团的人群中找到了劳合·乔治。有好
几个小时，合唱团都在用威尔士语演唱宗教颂歌。等所有的颂歌都唱完了，萨温科
夫便向劳合·乔治讲了自己不切实际的计划，想引起对方的好感，但毫无效果。不
过按萨温科夫自己所述，这次会面的情形完全是另一个样了。据他讲，合唱团的颂
歌平稳地转为“上帝保佑沙皇”，而劳合·乔治及其家人很快就附和着唱了起来。
尽管萨温科夫是个事实上的幻想家，但他具有极大的诱惑力（当然，与此同时
也有许多追随者逐渐对他失去了兴趣）。甚至是丘吉尔也在某种程度上对此人很欣
赏。谈到萨温科夫时，他写道：“他对一切所述、所为都很注意，他记得所有的时
刻。甚至是令人不愉快的时刻。很少有人像他这样为俄罗斯人民做得这样多，贡献
得这样多，牺牲得这样多。”
1922年夏，萨温科夫的助手、前沙俄军官N ·舍舍尼亚在穿越俄波边境时，被
苏维埃边防军抓获。按照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命令，舍舍尼亚向流亡在波兰的萨温
科夫的追随者们写了一封信，说他已和一个组织得很好的反布尔什维克地下组织取
得了联系。之后，反间谍处的一个高级军官A·N·费奥多罗夫化名成A·N·穆辛去
了波兰几次，他自称是莫斯科地下组织（其实根本就不存在）的领导人。最后他说
服驻维尔诺的萨温科夫组织的领导人伊万·福米乔夫和他一伺去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