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格勃全史-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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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一切，可以分担我的痛苦。她要我完全信任她。我一言不发，只是抓住她的手。
她建议我参加这个组织。我相信了她。在莫斯科该组织中心的‘允许’之下我加入
了‘托拉斯’，我的化名是‘维阿尔多’。就这样，我在同布尔什维克的斗争中接
替了丈夫的位置”。
按照“托拉斯”领导人的指示，赖利夫人在《泰晤士报》上登了他丈夫的死讯：
“西德尼·赖利于 9月28日在俄国的阿勒库尔村附近被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战士打
死”。当然了，她也不相信赖利还会活着，可她幼稚地以为，这会迫使布尔什维克
揭开他丈夫遭遇的真相。但苏联的报纸只是证实了他已死亡这一事实本身。而后则
是有关他的“可怕的谎言”。唯一使她欣慰的是，她相信“托拉斯”正尽其“全部
实力、影响和侦察手段，来弄清西德尼究竟出了什么事。”1926年初，赖利夫人收
到“托拉斯”领导人的来信（此信是亚库舍夫和奥佩尔普特写的），信中说，考虑
到她精通俄语，建议她到俄国来“和组织的成员们认识一下，并在其工作中采取更
积极的行动”。同时，玛丽亚·扎哈尔琴科一舒尔茨也使佩皮塔相信，她“要不惜
生命去弄清西德尼·赖利究竟出了什么事”。她分别从彼得格勒、赫尔辛基和华沙
用保密墨水给巴黎的佩皮塔写了信。“她是信守承诺的，并尽了自己的努力去做了”
，赖利夫人讲道。
对“托拉斯”来说，最难的是满足西方特工机关对军事情报的需求。对于国家
政治保卫总局来说，给他们提供些假的政治情报是毋需费力的，至于有关苏联武装
力量和军事工业的情况，肃反委员会的人们就不得不费一番脑筋了。因为要让他们
的情报看起来即可靠又有价值并非一件易事。因而“托拉斯”尽量避免回答来自英
国秘密情报机构和其他情报机关的这类询问，并总是强调一个情况，即组织的主要
任务是准备推翻布尔什维克政权，而对军事情报搜集得过于积极会影响这一目标的
实现。第一次进行散布伪军事情报的尝试就差点儿酿成大祸。1926年，皮尔苏茨基
元帅当上了波兰军事部长（事实上的国家首脑）。很快，波兰的总参谋部便接到他
的命令，要求其通过“托拉斯”搞一份苏联的征兵计划。波兰人来找亚库舍夫。他
先是有些疑虑，然后答应搞到这个计划，要价一万美元。但后来“托拉斯”提交的
文件中，有关邻近波兰的铁路情况的资料明显是假的。皮尔苏茨基研究了这份计划
之后，又将它退还给总参，批示是“伪件”，考虑到因萨温科夫和赖利的垮台而引
起的怀疑，以及“托拉斯”散布伪军事情报的第一次、大概也是最大的一次行动的
失败，可以确定，“托拉斯”的时日也不多了。
1927年春，玛丽亚·扎哈尔琴科一舒尔茨给赖利夫人（当然还有库捷波夫）写
去了一封充满绝望之情的信，信中她说，“托拉斯”里“尽是内奸”，“一切都完
了……我兴致勃勃、全身心投入地干了四年，知道的却是令我余生毫无意义的一些
东西。”阿勒库尔村附近的那场交战“是一场骗局，一切都是做戏，”她写道：
“您的丈夫被人用最卑劣、最怯懦的手段杀害了。他根本就没能到边境跟前。
这不过是演给我们看的戏罢了。他在莫斯科就被抓住了，关进了卢比扬卡。他被当
作特别犯人关押了起来。每天有人带他出来放风，就在一次放风出来的时候，他被
人从背后开枪打死了。命令是他的死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一个头目阿尔图佐夫
下达的，这个家伙决定用这样卑鄙的手段来报复他……我原来也不知道这一点，但
这并不能免掉我的责任。我的双手上沾有他的鲜血，我就是到死也洗不尽。我要以
可怕的复仇来赎罪。为此我不惜一死。”
赖利夫人的第一个反应是对玛丽亚·扎哈尔琴科一舒尔茨的同情：“意识到自
己这些年来一直是布尔什维克手中的玩物，而且正是因为她，许多人或牺牲或被捕，
其中还包括自己最亲密的女友的丈夫，这对玛丽亚可能是一次可怕的打击……佩皮
塔不相信这位女友关于赖利之死的说法，她认为她又被人骗了。玛丽亚在信末尾请
求她再“烦劳一次”，她请佩皮塔将她所知道的有关奥佩尔普特的所有情况写信告
知她。
佩皮塔没想到玛丽亚是奥佩尔普特的情人，便给她寄去了他的案卷，而且天真
地想像，“这个傲慢的绅士如果知道了的话，一定会为之惊讶不已”的。玛丽亚·
扎哈尔琴科一舒尔茨回信说，奥佩尔普特什么都对她说了。他讲了1921年他在严刑
拷打之下无奈做了内奸：“他现在正在帮那些被布尔什维克用间谍包围起来、并牵
着鼻子走的其他国家的代表，摆脱现在这种可怕的处境……”
玛丽亚是在芬兰自己的情人奥佩尔普特那儿写的这封信， 他似乎向她揭露了
“托拉斯”的行径。但是奥佩尔普特在新闻界和与俄国白色流亡分子代表的私人谈
话中的表白，不过是“托拉斯”行动计划中的最后一步。因为骗局已昭然天下，国
家政治保卫总局便决定收拢“托拉斯”行动，但要做得一方面能提高自己的声望，
一方面还要让敌人懊丧不已。在揭露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时候，奥佩尔普特总是强
调肃反工作人员是一支强大的不可战胜的力量。除此之外，他还有意夸大国家政治
保卫总局的敌人所遭受的失败。他说，波兰情报部门事实上完全受制于苏联的间谍
机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特工机关的一名军官后来讲道，在奥佩尔普特披露之后，
芬兰、波罗的海三国、波兰、英国及法国等国的情报机关“在一段时期几乎停止了
相互间的来往”。
1927年5 月，玛丽亚和奥佩尔普特回到了俄罗斯。在动身前，他们曾想说服佩
皮塔·敕利与他们一同人境，同两年前她丈夫一样。但他们往巴黎发的这份“建议
同行”的电报，被“美国快递”邮政机构错投到另一个赖利夫人那儿去了，过了两
周才又转到了她手中。如果佩应塔能按时赶到，她会力劝玛丽亚·扎哈尔琴科一舒
尔茨，使她相信奥佩尔普特“明显是个内奸”，他在用“极狡猾的手段”将她骗往
悬崖边上。库捷波夫将军认为，玛丽亚在发现了“托拉斯”的阴谋后，“精神有些
失常了……她已无力摆脱‘回俄罗斯’这一想法的纠缠，无力报复那些欺骗了她的
人，无力洗去那些被她无意之中送到死神跟前的人们的鲜血了”。在他们离去不久，
库捷波夫和赖利夫人便得到消息，说肃反委员会的人已在边境上等着他们了。看到
躲藏已是不可能的了，玛丽亚开枪自杀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副局长亨里希·格里
戈里耶维奇·亚戈达在答《真理报》记者问对宣称，许多年间，玛丽亚·扎哈尔琴
科舒尔茨和库捷波夫都一直是英国秘密情报机构的间谍。
如今，克格勃还公开炫耀其“辛迪加”行动和“托拉斯”行动的成功，称之为
对反革命阴谋分子和西方情报机构的最伟大的胜利。但直到今天，也并不是所有的
真实情况都为公众所知晓。至今还有人说，两个主要人物奥佩尔普特和亚库舍夫并
不是肃反委员会派遣的间谍。也有人指出，这两个人一个好像是“萨温科夫的追随
者”，另一个是保皇党人，而有一天他们忽然顿悟了，便同意与国家政治保卫总局
合作。“托拉斯”行动公布于众的二十年后，它已成了对付秘密情报机构和中央情
报局的一系列反间谍行动的最佳模式。
第四章 斯大林与间谍恐怖症
（1926－1938）
长期以来，关于费里克斯·捷尔任斯基生命最后时刻的描述，成了克格勃发展
史上的一种圣经故事。费奥多尔·福明是在斯大林清洗中幸存下来的职位最高的肃
反工作人员了。他写道：“1926年7 月20日，捷尔任斯基是在同党的敌人斗争之时
倒在自己的岗位上的。”在去世前三小时，捷尔任斯基还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
委员会的全会上发表了“言辞激烈的讲话，反对那些背离列宁路线的人。”据福明
讲，捷尔任斯基理直气壮地问与会者：“你们知道，什么是我的力量所在吗？那就
是我从不顾惜自己（礼堂里满座皆答：“对”！），正因为如此，在座的各位才信
任我，爱戴我。我从不反对理智的东西，但只要有混乱无序的存在，我就会全力以
赴同他们做斗争。”
在表白了自己的功绩后几个小时，捷尔任斯基便因心肌梗塞去世了。听过他最
后一次讲话的与会者，在得知他的死讯之后，都争相对他大加赞扬：
“在阴谋和反革命行动接连不断的艰难岁月里，当苏维埃大地化成一片灰烬、
当为自由而斗争的无产阶级遭到自己的敌人的血腥包围之时，捷尔任斯基表现出了
超人的精力，他不分昼夜、废寝忘食、孜孜不倦地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工人阶级
的敌人憎恨他，但又不得不对他肃然起敬，他高大的形象、大无畏的精神、敏锐、
耿直和绝对的忠诚为他赢得了人们的尊敬。”
捷尔任斯基的死，对约瑟夫·斯大林来说正是时候。在此之前，他已在列宁去
世后的长期的权力争斗中取得了胜利。“铁费里克斯”就算没有任何功绩，他也未
必会同意斯大林的做法，即把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用作同党内持不同政见者斗争中的
离间和欺骗的工具，尽管这些方法他也曾毫不犹豫地用来反对共产党人的敌人。列
宁去世后，捷尔任斯基成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BCHX）的主席和国家政治保卫总
局主席。无疑，他是会反对那些对工业部门中的“资产阶级专家”的攻击，会反对
几年后斯大林在农村开始的残酷的阶级斗争的。在去世前三小时所作的“言辞激烈
的讲话”中，捷尔任斯基头一次如此不留情面地批评了党的机构：“我一看到我们
党的机构，看到我们的组织体系，看到我们不可置信的官僚现象、懈怠的工作效率，
以及极端混乱状态，我就感到恐惧。”
接替捷尔任斯基的是维亚切斯拉夫·鲁道福维奇·缅任斯基。这是一个高高的、
身材匀称的男子，戴着一副金边眼镜，比自己的前任显得要温和一些。初看，这两
个人有很多共同之处：两人都是老布尔什维克，都出自富裕的波兰家庭。缅任斯基
在肃反委员会成立不久就成了其中一名工作人员，并在捷尔任斯基当上国家政治保
卫总局主席之后，被任命为他第一副主席。他大概是克格勃领导中最有素养的一位
了。格奥尔吉·阿加别科夫，这个前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工作人员，跑到西方后对自
己过去的同行没有表现出什么好感的人也称他是“很有修养”、“受过全面教育”
的人。据费奥多尔·福朋讲，缅任斯基在进肃反委员会时就精通十二种语言。后来
他又掌握了汉语、日语、波斯语和土耳其语。他不仅显示出对语言的兴趣，还对诸
如物理、化学、天文学、数学等精密科学感兴趣。而且缅任斯基也不像自己的前任
那样被视为力量和权力的化身。福明在一份经过官方认可的颂辞中还承认，“他没
有发号施令的腔调”。对于很多工作人员来说，他们对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主席下达
的命令却以“我恳请……”的字眼作为开头而感到惊奇。从缅任斯基时期开始，遭
到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迫害的托洛茨基，认为他是个奇怪而平庸的人；“他给我的印
象最好用一个词来表达：印象皆无。他看起来好象是某个不存在的人的影子，或者
更确切地说，像是一个未完成的肖像画的粗劣的草稿。”缅任斯基不是斯大林分子。
国内战争期间，他在前线遇到过托洛茨基并警告过他，说斯大林正在进行一场反对
他的“很复杂的游戏” 。 但是他本人也从未真正反对过斯大林权力的恶性膨胀。
‘还是在被任命前，缅任斯基曾得到过严重哮喘。他经常是躺在卢比扬卡自己办公
室的沙发上接待来访者的。“大夫命令我躺着，”他解释说。1929年4 月，缅任斯
基心脏病发作，这使得他两年未能工作。1931年，他又开始履行自己的职责，但健
康状况使得他不能全力工作。到了1933年，他已经感到时常虚弱，甚至不能独自登
楼到克里姆林宫自己的办公室里去。很快，他就几乎不再料理事务，住进莫斯科近
郊的别墅中去了。 由于缅任斯基身体不好，加之领导工作无方，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权力渐渐落
人他的一个更有进攻性的副手亨里希·格里戈里耶维奇·亚戈达的手中。此人是个
犹太人，长得很墩实，身体极好，无论举止还是长相，都和缅任斯基迎然不同。迄
今对这个人的回忆除了让人羞惭就再没有别的什么了，甚至在克格勃的工作人员中
也是这样认为的。几乎所有的有关斯大林时期的回忆录中，都是以憎恶的口气提到
这个名字，“若说缅任斯基在见识的广度上无人匹敌的话，那么亚戈达则在残忍、
缺乏教养和粗暴上无人可及”，阿加别科夫这样写道。但是捷尔任斯基1923年任命
他为自己的第二副手的时候，他的粗暴和残忍还没有表现得如此明显。可能捷尔任
斯基认为，他不过是一个善于执行任务、精力充沛而又很自负的官僚而已。亚戈达
成了被特权腐化了的典型的官僚。他日益膨胀的野心和他的残忍是很相符的。据亚
戈达的一位同事说，在1936年夏，被解除显赫职位的前几天，他正完全沉浸于自己
的新工作服的设计梦中：锁了金边的白色毛料上衣，就像沙皇时期海军军官那样的
镀金佩剑；天蓝色裤子和进口皮革制的靴子。
斯大林从未完全信任过亚戈达，这部分是因为他自己是个反犹主义者，也因为
亚戈达倾向“右翼反对派”和他的领导人尼古拉·布哈林。1928年在和加米涅夫的
一次谈话中，布哈林说，亚戈达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第二副主席、国外处处长特里
利瑟尔都“和我们在一起”。他还说，亚戈达告诉了他有关农民起义的秘密情报。
同时布哈林也清楚，亚戈达是个机会主义分子，因而不能指望他的支持。1931年，
斯大林想巩固自己在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里的影响，便派去了一个党内工作人员A·H
·阿库洛夫。此人和亚戈达平起平坐，也被委任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副主席的职位。
但仅过了一年，阿库洛夫就被迫离开此职。然而斯大林为了等待合适的机会安插一
个自己人担任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领导人，就暂时和亚戈达达成了某种妥协。亚戈
达与其说是个空想家不如说是个官迷，为了能往上爬，他也愿意追随斯大林。但是
他也并不准备无条件地支持斯大林。特里利瑟尔则是“右翼反对派”的更积极的支
持者。 还在1923年， 他就在进攻托洛茨基的路线斗争中和布哈林站在一边。但到
1929年，将特里利瑟尔视为潜在对手的亚戈达，在中央委员会的支持下达到了目的：
将特里利瑟尔挤出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接替其任国外处处长的是前反间谍处处长
阿尔图尔·阿尔图佐夫。
缅任斯基和亚戈达任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领导的第一年里，主要是在“托拉斯”
行动大功告成的气氛中度过的。但是这一成绩很快就被一连串的丑闻曝光和苏联对
外情报机构的失败弄得黯然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