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格勃全史-第1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行动大功告成的气氛中度过的。但是这一成绩很快就被一连串的丑闻曝光和苏联对
外情报机构的失败弄得黯然失色。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迅速扩大的网络以及军事侦察
机构的安全，都因苏联密码的落后而受到威胁，除此使其受到威胁的还有苏联驻外
间谍机构负责人在对当地共产党的组织活动中经验不足这一因素。这些负责人工作
十分勤勉，却常常办些外行事。1927年春，发生了一起揭露苏联间谍机构在八个国
家中活动的轰动性丑闻。3 月份先是揭露了在波兰的一个由过去的白军将军、后来
成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间谍的达尼埃尔·韦特连科的间谍组织；伊斯坦布尔的一家
苏土公司的著名专家，被指责在土耳其——伊拉克边境搞间谍活动；紧接着，瑞士
警察局宣布逮捕了两名苏联间谍；4 月份，在对驻北京的苏联领事馆搜查时，找到
了大量有关苏联间谍活动的文件；之后，法国的安全机构也逮捕了八名苏联间谍网
的成员，该网是由法共政治局委员让·克列梅领导的；5 月份，奥地利外交部中一
些向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提供秘密情报的工作人员被拘捕；与此同时，由于英国特工
机构对“全俄有限合作公司”（“AP KOC”）和苏联贸易代表团住处的突击检查和
搜查，从而揭开了一个据英国内务大臣乌里扬姆·约翰逊一希克斯（此人以好激动、
好夸张而闻名）称是“我曾听说过的最大、最卑劣的间谍组织”。
北京和伦敦的突击检查以及随后公布的一些材料，对苏联的对外间谍网是一个
沉重的打击。在中国公布的文件中，有大量记录苏联秘密行动（主要是军事侦察）
的卑劣的细节，包括从莫斯科来的一些旨在加剧中国人民和西方国家的冲突而“不
惜采取任何措施，包括抢掠和大屠杀”的指示。文件中还有间谍的名册、要求中共
党员给予帮助的指示，还有对秘密运人中国的武器的详尽描述。尽管英国的警察局
没能查获这样多的极重要的文件。但伦敦公布的材料影响也不小，因为文件中透露
出了一个重要信息：英国专家又解译了苏联外交密码。在对下院的讲话中，首相、
外交大臣和内务大臣都引证了截获的苏联外交电报。
北京和伦敦的轰动性披露，对克里姆林宫和国家政治保卫局来说损失不可估量，
因为这件事正发生在苏联与中国、英国的关系处在转折的关键时刻。从1922年起，
苏俄的对华政策是建立在与国民党民族主义制度合作的基础上的。1927年4 月，由
于共产党领导的起义使得上海落人国民党总司令蒋介石的手中。“蒋”斯大林说，
“应该像柠檬一样被榨干，然后给扔掉”。但实际上充当了柠檬的却是共产党人。
在上海取得胜利后，蒋开始系统地消灭共产党人，而正是这些人帮助他掌上了大权。
根据斯大林的命令，共产党人以一次次武装起义作为回复。但所有的起义都被残酷
镇压了。
对苏联间谍的揭露，还带来一个更为严重的后果：苏联同仍然被其视为有影响
的世界大国——英国的关系破裂了。1926年5 月的总罢工，被保守党的多疑分子视
为是俄国的阴谋分子组织的，从此，斯坦利·鲍德温政府便受到要求断绝同苏联的
外交关系的极大压力。1927年，英国政府对苏联军事情报活动展开了声势浩大、毫
不留情的揭露。接着1927年5 月26日，奥斯汀·张伯伦向苏联代办阿尔卡季·罗森
戈列茨通告说，鉴于苏联进行“反英的间谍活动及宣传”，英国政府决定断绝与苏
联的外交关系。对自己的正式声明，张伯伦赋予了一种出人意料的个人性质，他引
证了罗森戈列茨4月1日发出的一封电报，并说：“您在电报里请求向反对英国政府
的政治运动提供物质援助”。在回国途中，罗森戈列茨在华沙做了停留，并和苏联
大使彼得·沃伊科夫在中心火车站小餐厅里进了早餐。在罗森戈列茨的火车开动前
几分钟，一个白色俄国流亡分子一边喊着：“这是为了民族的俄罗斯，而不是为了
共产国际！”一边朝沃伊科夫连开了几枪。苏联政府很快作出反应，声明“这是英
国之手给了沃伊科夫致命一击。”不管多么耸人听闻，反正1938年在战前最后的公
审中，罗森戈列茨竟然承认，说从1926年起他就在为英国情报机构工作。
苏联情报机构在1927年春的失败造成了严重后果。首先，整个苏联使馆和国家
政治保卫总局的安全体系以及密码体系都不得不做出重大变化。所有苏联使馆和贸
易代表团都收到了紧急通知，要求销毁所有一旦被截获可能造成新的披露的文件、
甚至是在遭受攻击危险最小的德黑兰使馆，其院内由于焚烧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文
件而燃起的火堆惊动了当地的消防队。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驻外国情报机构也接到命
令，他们只能保存近一个月的信件，还要同时制定出一个一旦被搜查即迅速销毁文
件的计划。而对与当地的共产党人所进行的间谍合作工作也下达了新指示，主要是
要抹去他们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接触的任何痕迹。
为了保障外交信件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联络系统的安全。克里姆林宫下达命令，
启用虽然费力费时、但只要使用正确则绝对可靠的“一次性”密码。结果使得西方
的破译员们从1927年到二战开始，几乎未能破译一份重要的苏联的密码通告。为此，
作战处处长A·T·丹尼斯托曾悲伤地写道，英国政府将破译苏联密码之事公诸于众
“无疑是破坏了整个工作”。
1927年，对苏联间谍人员的揭露，对斯大林的影响也相当大。他从中看到了帝
国主义阴谋的迹象：“毫无疑问，现代的主要问题就是帝国主义战争威胁的问题。
这不是某种非现实的、抽象的、局部战争的‘危险’，而是完全现实的、具体的、
整体上的战争，尤其是反苏联的战争的威胁。”
依斯大林看，反对苏联的“帝国主义联合阵线”的组织者，首推其主要敌人—
—“英国资产阶级及其战斗指挥部——保守党”。“英国帝国主义曾经是、现在是、
将来也仍是人民革命的最凶险的刽子手”。斯大林认为保守党政府制造的阴谋分三
个主要阶段。
第一步是对北京的苏联使馆进行搜查，目的是“揭露有关苏联进行破坏活动的
‘可怕的’文件，并以此制造群情激愤的氛围”。第二步是对伦敦的“全俄有限公
司”的处所，进行突击检查，并断绝英苏外交关系，目的是“在整个欧洲开始对苏
联的政治封锁”，以作为战争的序曲。第三步是“保守党间谍组织”在华沙刺杀沃
伊科夫的行动，它就像1914年在萨拉热窝发生的、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导火索的刺
杀奥地利皇储弗郎茨。费迪南的事件一样。
虽然这个“英国阴谋”没有带来任何结果，但之后必然会有其他阴谋接蹱而至。
英国继续资助“在苏联的间谍恐怖主义小组”，并试图挑起白色流亡人员及其他帝
国主义势力的对苏行动。斯大林表示，他反对“那些所谓的工人运动领导人，他们
认为新的战争的威胁是‘凭空想象’的，而用和平的谎言去麻痹工人，并对资产阶
级对新的战争的准备视而不见……”为了对付帝国主义的威胁，必须做好以下几项
工作。首先，需要在经济增长的情况下“加强我国的防御能力”，尤其是加强军事
工业，并提高苏联人民的警惕性。其次，必须向那些内部敌人——恐怖分子、工业
生产中的怠工分子和“其他的废物”进攻，以“巩固我们的后方”。斯大林的“废
物”也暗指共产党内的反对派：“经过这一切之后，我们对我们的反对派还能说些
什么呢？无论是对他们在面临新的战争威胁之时对党的非难，还是对于他们在战争
威胁切实存在的时刻加紧对党所进行的攻击，我们都勿需表白什么。”
在1927年之前，对斯大林日益增长的权力欲构成唯一威胁的因素来自于布尔什
维克党内部。战争威胁的出现对斯大林是个绝好的时机，因为此时他正在积极巩固
手中的权力；从另一方面讲，斯大林这个人，正如赫鲁晓夫所言，是个“有着病态
的疑心”的人，很显然，他坚信自己的阴谋理论。从某种程度而言，也可以这样来
概括所有的党的领导人，要知道是意识形态本身使得他们相信这一点。布尔什维克
人的信仰的基本公理之一，就是世界资本主义永远不能容忍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帝
国主义国家及其特工机关一定在策划阴谋，以图消灭“工农国家”。正是国家政治
保卫总局，作为“革命的盾牌和宝剑”，担负着揭露帝国主义的阴谋，并将其消灭
于萌芽状态的使命。
斯大林第一次使用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来巩固他个人在党内的权力。和肃反委
员会一样，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任务是同反革命作斗争。但是，这时“反革命”的
概念已发生了变化。列宁时期“反革命”即意味着共产党的反对者。而鉴于站在反
对斯大林的最前线的正是共产党人，因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便在党内也使用起过去
用于对付党外敌人的渗透和离间等手段。
以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为首的“左翼反对派” 成了最早的牺牲品。1927年9
月，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一名潜入“左翼反对派”中的奸细，发现了一个非法“印
刷所”（事实这个印刷所不过是几台油印机），反对派打算在此印刷自己的纲领。
据一位曾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工作人员、后来跑到西方的亚历山大·奥尔洛夫讲，
当亚戈达向斯大林讲了印刷所的事之后，斯大林回答说：“真是好极了！现在要把
你们那个间谍升格，说他是弗兰格尔将军的一名军官、你们一定要在报告中指出，
托洛茨基同弗兰格尔的白军分子有联系。”此后，斯大林向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
委员会报告说，“左翼反对派”有同白色分子合作的嫌疑。
1927年11月，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及其近百名拥护者被开除出党。季诺维也
夫愿意悔过，同“托洛茨基主义”划清界线，因而才被恢复党籍。托洛茨基拒绝这
样做，所以，在1928年1 月，他被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判决流放到哈萨克斯坦同中国
相接壤的偏远边境地区。在此后近十年间，托洛茨基一直是“猎人”的狩猎对象，
他是克格勃历史上被监视时间最长的目标。1928年，“猎捕妖婆”（“妖婆”指托
洛沃基分子）行动刚开始时，将一个伟大的异教徒强行逐出莫斯科颇具喜剧的色彩
（然而几年之后这种作法恐怕就不足为奇、毫无“喜剧色彩”而言了）。
l 月17日早晨，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工作人员来到托洛茨基在莫斯科的住所，
当时，托洛茨基还穿着睡衣。托洛茨基将自己反锁在房间里，革命前，警察来抓他
时，他不只一次这样干过。隔着门谈判未奏效后，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行动小组负责
人便命令破门而人。当托洛茨基认出其中一位年轻的军官是自己在国内战争中的一
个警卫员时，他吃了一惊。看见自己过去的政委穿着睡衣，年轻人失声痛哭起来：
“您枪毙了我吧，托洛茨基同志，枪毙了我吧”，他抹着眼泪央求说。托洛茨基安
抚了自己过去的警卫员，还对他说，不管命令对否，都应该服从。然后，他选择了
消极抵抗策略，拒绝更衣，并哪儿也不去。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人强行除去了他的
睡衣，给他套上外衣，然后不顾他家人的抗议，驱车把他送上了开往西伯利亚的快
车。
1929年2 月，托洛茨基又被转到土耳其。放逐之时，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人想
方设法不让他人与其接触，以防他又采取消极抵抗的方法。在奥德萨，在两名国家
政治保卫总局工作人员的“陪同下”，他和妻子、长子列夫·谢多夫登上了“伊里
奇”号轮船。据后来所知，他们是这艘轮船的唯一乘客，甚至船员也接到指示，让
他们离托洛茨基一家远点。当“伊里奇”号驶进博斯普鲁斯海峡以后，托洛茨基的
一个守卫给了他一千五百美元，以便他“能够在国外开始生活”。当时托洛茨基身
上分文皆无，于是，他将自尊心紧紧搂在手中，接了这些钱。在国外的头半月。托
洛茨基是在苏联驻伊斯坦布尔的使馆里度过的，然后他去了土耳其的“王子岛”。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二十年代末的“猎捕妖婆”行动，是针对政治、经济间谍的。
1928年3 月，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宣布破获了一起在顿巴斯煤田制造的“反革命阴谋”。
根据对阴谋过程极为详实的描写，首先被北高加索政治保卫局局长IO·卜叶夫多基
姆揭露的，是沙赫特城的一伙工程师，他们同煤矿的旧主、当时流亡在外的白色分
子以及西方的帝国主义分子一起，参预了旨在破坏煤矿生产的阴谋。侦察报告呈交
给了缅任斯基，他要求拿出证据。叶夫多基姆出示了几封截获的由国外发给这些工
程师的信件。尽管信中没有一点犯罪的迹象，但叶夫多基姆坚持认为，这些信中有
用这些工程师才懂的密码写成的“破坏指示”。缅任斯基说了对此的意见，并给叶
夫多基姆两周的时间破译密码。于是，叶夫多基姆便直接去找斯大林，而斯大林命
令将这些工程师逮捕。在政治局特别会议上，斯大林得到了亲自处理这一案件的权
力。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凭着几起因机器损害、工人酗酒、劳动组织不当而引起的事
故（也可能还有几起是真正的破坏活动），再掺进几个过去的沙俄工程师和国外商
人，便编造出一个由华沙、柏林和巴黎组织的“蓄谋已久的国际阴谋”。苏联的报
刊对“可耻的怠工者、阴谋分子和间谍”鄙薄地抨击了两个月之久。整个这起假想
中的阴谋被写成25万字的起诉书，指控50个俄国专家和3 个德国专家搞怠工和间谍
活动。人为拖延的公审大会，是在莫斯科的工会大厦（革命前此建筑是贵族议事厅）
的水晶玻璃大吊灯下举行的。总共有10万工人、农民、学生和其他经过专门挑选的
听众，每天轮流着参加法庭的会议。《合众报》记者尤泽·莱昂斯过去曾是共产党
人的积极支持者。他写道：
“那些拒不承认有罪的人引起了听众的特别关注。他们被挤在大厅的一角，弯
着腰，声音中充满了恐慌。他们不时要回答检察长刻薄的提问，还要及时地驳斥那
些来自被告席的、与其不利的‘声明’。每次，当认真听完法官所说之后，他们就
会自语一阵，但很快又顿住，最终又不言语了。他们无力地、惊慌地望着礼堂，好
像这才意识到这里还有他人的存在。实足的一场好戏。对公审大会的组织者来说，
这是一次真正的成功。”
在工会大厦上演的这出悲剧，与斯大林以后搞的“公诉”相比，其血腥味还淡
多了。只有十一个所谓的沙赫特怠工分子被判处死刑，还有六个人被判无罪，这是
因为他们顺从地、准确地扮演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为他们安排的角色。对于大多数
出庭的公众，以及苏联报纸的读者来说，这出教益性剧目确实很有说服力：这些与
国外反革命势力相勾结的“阶级敌人”是很合适的替罪羊，可以将那些否则要使国
家领导人良心不安的痛苦推到他们身上。在1928年中央的四月全会上，斯大林“揭
露”了一个大阴谋，而所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