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格勃全史-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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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局被发到莫斯科。两千本美国护照给内务人民委员部带来了最大的收获，他们感
到格外满意，因为后来的一些“地下人员”用的就是这些护照。
国际纵队在阿尔巴塞特的基地是受共产国际委员会政治部的控制。该部领导人
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法国来的安德烈·马蒂。他许多年间一直在为苏联军
事情报部门工作，并很乐意在同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中帮助内务人民委员部。在西
方恐怕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像马蒂这样对铲除反斯大林的异端如此疯狂的共产党人了。
和马蒂一起出现的还有一些有影响的共产国际的官员。他们中间有些人，比如马蒂
的副手，意大利人路吉·朗格（他就是加洛）和祖泽别·德·维多利奥（他就是尼
科莱蒂），对他的宗教式的幻想十分厌恶。其他人则是马蒂一类的斯大林学说的教
条主义者，其中包括后来东德的领导人瓦尔特·乌布里希，他那时在领导内务人民
委员部的一支小分队，负责追捕国际纵队中的德国、奥地利和瑞士的“托洛茨基分
子”。
但国际纵队志愿人员给予拥护共和制的人们的援助，是不能和民族主义分子从
纳粹德国和意大利所得到的帮助相提并论的。希特勒尽管也明白，佛朗哥从内心深
处讲与其说是个法西斯分子，倒不如说是个墨守成规的传统主义者，但他仍将西班
牙视为试验自己“闪电战”技术的试验场，而这一技术在二战初期曾以所向披靡之
势被成功运用。1936年，希特勒给予的迅速援助使得起义者们避免了很快溃败的命
运，并将佛朗哥扶上了最终通向胜利的道路。
共和制的拥护者们还苦于另一状况：他们与民族主义分子不同。往往被分裂成
一个个小组。虽然俄国人不是造成分裂的原因，但是他们将共和主义者们之间的分
歧激化到这样一种濒临国内战争的态势。到1937年春，斯大林的反托洛茨基主义的
斗争势头已开始压过反对佛朗哥的战争势头。斯大林担心，同情托洛茨基主义的马
克思主义统一工党，会不顾托洛茨基本人对它曾有过的尖锐批评，而在西班牙为托
洛茨基提供避难所。1935年，安德烈斯·尼思成为该党缔造者之一。尼思曾是托洛
茨基在莫斯科时的私人秘书，后在加泰罗尼亚政府中任司法部长，直到1936年12月
被共产党人排挤走为止。
1937年5 月，西班牙共产党人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帮助下，开始清除马克思主
义统一工党。 当时领导国外处的斯卢茨基告知内务人民委员部驻外机构负责人：
“我们所有的注意力都在加泰罗尼亚和反对托洛茨基分子、法西斯分子和马克思主
义统一工党上面”。6 月，尼恩被逮捕并遭到严刑拷打。当他拒绝承认一系列莫须
有的罪名之后，他们将他活活打死了。事后，共产党人企图掩盖他的死亡真象，制
造了一个尼思落到纳粹绑架小组手中的假象，虽然并没有得逞，但说明他们企图掩
盖这一事实真象。很快，托洛茨基以前的另一个秘书，曾在他流放挪威之时与其一
起工作过的埃尔温·沃尔夫也在巴塞罗那被劫持，并被内务人民委员部给除掉了。
在那些．同情马克思主义统一工党而不明不白地死去的人当中，应该提到托洛茨基
过去的支持者库尔特·兰道；早期孟什维克的领导人拉斐尔·阿布拉莫维奇的儿子
马克·赖恩；曾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任讲师的霍斯·罗布尔斯；记者、英国
矿工领袖的儿子斯梅利。还有许多马克思主义统一工党的普通成员依据共产主义法
庭的判决而被非法枪决了。其他的领导人也在1937年6 月被逮捕。他们的辩护人贝
尼托·帕邦因为实在害怕遭暗杀，便逃到了菲律宾。
1937年5 月当上共和国首相的胡安·内格林，也知道内务人民委员部制造的一
些残杀事件，但是他显出了惊人的幼稚。战争结束后，民族主义分子在让公众了解
秘密监狱的情况时揭露，该监狱的建造者——共和国安全机构完全受控于苏联内务
人民委员部。对此，内格林不以为然，并声称这是法西斯分子搞的蛊惑人心的宣传。
当然，十年后，他承认被人骗了。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及其西班牙帮手们清除马克思
主义统一工党的支持者的时候，很受斯大林宠爱的法国人安德烈·马蒂，组织了针
对托洛茨基叛徒们的公开的“猎捕妖婆”行动。对马蒂来说，和他工作过的一个法
国共产党员写道，“在国际纵队内部的敌人要比战壕那一边的敌人还要多”。任何
一个违反军纪的行为，在马蒂看来，都是旨在“分裂和瓦解国际纵队”的托洛茨基
大阴谋的一部分。马蒂在西班牙曾有“阿尔巴塞特的刽子手”的名声，为此，法共
领导人不得不将他召回巴黎，让他作出解释。马蒂也直言不讳地说，他确实下令处
死了国际纵队的500 名成员。他称，这些人都犯下了各种罪行”，并为“佛朗哥充
当间谍”。欧内斯特·海明威尽管对“国际纵队”有着确实的好感，但也认为，马
蒂是个“古怪的人，如同被窝里的臭虫。他有枪毙人的瘾好……他清洗的人比索利
沃森还要多。”
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别动队”不仅在西班牙活动得非常积极，在他们的行动中。
甚至也包括了对北美洲的托洛茨基分子和叛徒的追踪。1937年6月5日，内务人民委
员部的美国女间谍朱丽叶·斯图尔特·波因茨，因对上司心怀不满而离开了自己在
曼哈顿“妇女协会”大楼的房间。此后就再也没有人见过她，据后来资料讲。她被
俄罗斯的一个旧情人沙奇诺·爱泼斯坦（此人也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骗进了陷
讲。波因茨被杀死以后，她的尸体被砌进了格林威治村一座房子的砖墙里。
然而，大部分“暗杀行动”是在大西洋的彼岸进行的。1937年春，内务人民委
员部得到消息，显然，是从马克·兹博罗夫斯基（也就是埃季延）那里得来的，说
西欧的一名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同荷兰的一个主要的托洛茨基分子亨里克·
斯奈弗利特进行了秘密接触。于是就派了一只“别动队”去巴黎，任务是找到并除
掉此人。领头的是国外处的副处长米哈伊尔·施皮格尔格拉斯，此人身材矮小、壮
实，长着一头浅色头发和一对蛤螟眼。7 月17日，内务人民委员部驻荷兰机构负责
人瓦尔特·克里维茨基被传去同施皮格尔格拉斯在万塞油的“巴黎博览会”上见面。
会面时，施皮格尔格拉斯通报了叛徒的情况：此人为苏联的“地下人员”，波兰人
出身，在巴黎用的名字是伊格纳季·波列茨基（他就是路德维希，也就是赖斯）。
在施皮格尔格拉斯同克里维茨基见面前不久，波列茨基把一个封口的包交给了苏联
贸易使团里的一名内务人民委员部军官，里面是要发往俄罗斯的报告。他没想到报
告在到达莫斯科的“中心”之前会有人能知道它的内容。施皮格尔格拉斯打开信封
给克里维茨基看了里面的内容。报告充满了理想主义的色彩，目的是想以此来加重
斯大林和叶若夫对内务人民委员部里有托洛茨基分子的地下组织在活动的恐怖症。
信封里还有一封致中央委员会的信，信中波列茨基宣布自己不再回来，历数了斯大
林的罪行，并号召“同斯大林主义进行无情的斗争”。信的末尾写道：
“我决心为列宁的事业奉献自己的微薄之力。我愿继续斗争，因为只有我们的
胜利——即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才能将人类从资本主义中解救出来，才能将苏联从
斯大林主义中解救出来。为了新的战斗，为了（托洛茨基的）第四国际，前进！”
一个半月后，即11月4 日，波列茨基布满弹孔的尸体在瑞士洛桑附近的公路上
被人发现了。施皮格尔格拉斯是通过波列茨基家人的朋友、一个为躲避纳粹迫害的
德国女共产党人格特鲁德·希里德巴赫，将其引进陷附中的。希里德巴赫写信给波
列茨基，说她有急事想听听他的建议。、她和波列茨基夫妇在洛桑的一家咖啡馆里
见了面。但希里德巴赫没有勇气彻底按照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指示去做——将一盒下
了毒的巧克力糖交给波列茨基的妻子（这个盒子后来被瑞士警方找到了）。但是她
还是将波列茨基骗到了一条僻静的路上，在那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杀手罗斯兰·
弗朗苏阿·罗西（他就是阿比）用自动枪对他连发数枪。在这最后一刻，波列茨基
明白他上了别人的圈套。当警方找到波列茨基的尸体时，他的手中还挨着希里德巴
赫的一缕白发。事后，为了将警方引人歧途，内务人民委员部写了封匿名信，说死
者曾干过国际武器走私的行当。但这阴谋并未得逞。尽管罗西和希里德巴赫都逃之
夭夭，但瑞士警方还是从罗西的情人那里知道了他们参预了谋杀的事实。在罗西丢
下的箱子中，警方找到了托洛茨基在墨西哥的住宅的详细平面图。
内务人民委员部“别动队”的下一个受害目标是流亡白军俄国军人联合会的头
目米勒将军。1936年12月，国外处处长斯卢茨基亲抵巴黎为劫持米勒的行动做准备。
他请驻荷兰的机构负责人克里维茨基给他推荐两名能扮成德国军官的间谍。直到八
个月后米勒被劫持，克里维茨基才明白了这一请求的意图。1937年9 月22日，米勒
和七年前的库捷波夫一样，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人在巴黎的一个大街上给劫持了。不
过和库捷波夫不同的是，他给自己的秘书长库索斯基留了个条子，如果他回不来就
拆看这个条子。纸条中写道，米勒同斯科布林将军在12：30有个会面，他们要与邻
国的两个武官——两个“德国人”以及驻巴黎使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见面。这样，斯
科布林作为内务人民委员部间谍的身份便被暴露无遗。当日晚，俄国军人联合会的
副会长克德罗将军同库索斯基将军派人去抓斯科布林夫妇。当斯科布林夫妇来到俄
国军人联合会的时候，他们向他询问米勒的去向。斯科布林当然不知道米勒留了条
子这件事，就矢口否认当天见到过米勒。于是克德罗夫和库索斯基便拿出了纸条。
斯科布林继续否认和米勒见过面。克德罗夫和库索斯基要斯科布林和他们上警察分
局走一趟。在楼梯上，斯科布林将两人一把推开，冲了下去，转眼不见了。门厅里
黑洞洞的，两人没法追上他。而等他们来到外面，斯科布林连影子都没了。他从巴
黎跑到了西班牙，但在那里他又惨遭暗杀，显然这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杀人灭口之
作。12月份，他的妻子娜杰日达·普列维茨卡虹在法庭上承认参预了劫持行动，被
判处二十年苦役。1940年她死在监狱中。
在普列维茨卡妮一案的审判中，原告称，根据侦探局的调查结果可以判定，米
勒是被劫到了苏联大使馆里，在麻醉以后，给装进一个大箱子里，然后用“福特”
公司的一辆卡车把他送到早已等在勒阿弗尔港的苏联货船上。有几个证人还看见那
些人往船上搬箱子的情景。与库捷波夫不同的是，米勒不仅经受住了麻醉物的作用，
他还经受住了前往莫斯科的这般颠簸旅程。一到莫斯科他就受到了刑讯拷问，然后
被秘密枪决了。然而，就是审判和除掉米勒，也仍不能使“中心”高忱无忧地认为，
白匪军再也不能构成任何威胁了。在米勒被劫持后的一段时间里，谢尔盖·特列季
亚科夫对俄国军人联合会总部的监听工作一直未有突破，在他窃听的谈话的记录中，
再也找不到新的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大阴谋的迹象。于是，“中心”便认为。特列季
亚科夫（化名是伊万诺夫）显然是和阴谋分子串通一气了。“中心”给在巴黎的机
构去了一封电报：“我们认为，伊万诺夫在欺骗我们，交给我们的并不是谈话的真
实内容，而是纯粹的伪造品”。而事实上恰恰是“中心”在自欺欺人，因为他们以
不断臆造新阴谋为嗜好。
劫持米勒的行动给予俄国军人联合会以致命的打击。一些白军分子还错误地指
责他的秘书长库索斯基也参预了这个阴谋。俄国军人联合会后来将总部迁到了布鲁
塞尔，由新任头目阿尔汉格尔斯基领导。但此时的俄国军人联合会已比米勒时期更
像一个气数已尽的组织了。尽管如此，比利时则成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策划和实施下
一次政治谋杀的地点。1938年初，九年前逃到西方的前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工作人
员格奥尔吉·阿加别科夫，在被长期跟踪之后被别动队除掉了。与此同时，别动队
还开始了对另外两个继阿加别科夫之后逃到西方的人的追捕行动。这两个人一个是
内务人民委员部驻荷兰的机构负责人克里维茨基，一个是共产国际后备组织的创建
人维利·明岑贝格。1937年，两人没有遵从命令回到莫斯科，因为他们明白，回去
也是死路一条。1938年7 月，内务人民委员部驻西班牙共和国的机构负责人亚历山
大·奥尔洛夫也成了被追捕的对象，他也是没有服从“中心”让他返回莫斯科的命
令。
但是，内务人民委员部在国外打击的主要“人民之敌”还是一些有影响的托洛
茨基分子。内务人民委员部有三个主要目标：托洛茨基之子列夫·谢多夫；鲁道夫
·克勒门特——他被任命为1938年成立的第四国际的书记；最后，就是流亡在墨西
哥的大异教徒列夫·托洛茨基本人了。
斯大林对托洛茨基分子渗人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担忧，因1937年10月波列茨基的
朋友克里约茨基逃往西方进一步加深了。同年11月，克里维茨基在巴黎被波列茨基
遗孀的律师介绍给谢多夫：
“我见到谢多夫时就坦率地告诉他说，我来并不是想加入托洛获基分子的组织，
只是想听听你们的建议，同时也是出于同志之情。他热情地接待了我。此后我们几
乎每天都见面。我很赞赏谢多夫的人品。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他在斯大林的间谍们追
捕我的日子里给我的无私的帮助和支持。他很年轻，但同时又有才干——富有魅力，
知识渊博，精力充沛。在莫斯科指控他叛国的审判会上宣称，谢多夫从希特勒和日
本帝国天皇那儿得到了大笔钱款。而我则看到，谢多夫过的是真正的革命者的生活，
他整天在为反对派的事业操劳，并没有像样些的吃的和穿的。”
斯大林是不会不从谢多夫同克里维茨基“几乎每天的”见面中看到最险恶的用
心的。克里维茨基显然不知道，谢多夫最贴身的助手马克·兹波罗夫斯基（即埃季
延）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正是他“勤勉地”将会面情况报告给“中心”。也
正是这些会面在决定清除谢多夫的活动中起了一定作用。
托洛茨基是一个严厉的父亲，他有着剥夺自己所有孩子的自尊心的才能，他并
不像克里维茨基那样欣赏他儿子对事业的忠诚和其工作能力。谢多夫一度贫病交加，
但他仍坚持继续出《通报》，并关注分裂托洛茨基运动的内部纷争问题。而托洛茨
基却在1938年1 月从墨西哥生气地写信指责：“我对《通报》的进展情况很不满意，
所以我得重新考虑将它迁往纽约的问题。”
谢多夫为了拼命满足托洛茨基不理智的要求，不顾疾病的多次发作。将自己的
阑尾炎手术一再推迟。1938年2月8日，他的老病再次剧烈发作，这次再也无法拖下
去了。埃季延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