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格勃全史-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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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党人和天主教徒。他们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下……捐弃前嫌，只奉行一条共同的政
策——反法西斯政策。”
　　　　除出版地下刊物、宣传书籍、组织游行和收集“希特勒恐怖活动”的材料外，
“五人组”还成功地渗透到纳粹的工人运动中。“五人组”的成员们准备从内部来
瘫痪、摧毁其系统。“五人组”以此方式表明了渗透与刺探法西斯情报的必要性。
杰里坚持认为，纳粹分子的秘密网具有强大的力量，而且活动范围广阔，甚至形成
了一个隐蔽的“法西斯共产国际”。尽管这是不可信的夸张，但杰里关于“五人组”
和反法西斯侵略的无产阶级十字军远征的传奇叙述却深深触动了《新政治家》刊物，
和它的许多读者。他们甚至改变了先前对这种信念的不信任看法。出版社编辑坚持
说，杰里所述“事实”“确凿无疑”。
　　　　1934年3　月，杰里在《希特勒征服全欧洲》一书中，更详细地论证了自己的观
点。此书在后来几个月中又再版两次。按《泰晤士报》的形容，“民主人士读了此
书感到如芒在背”。因为在这本书和后来的几版书中，杰里竭力暗示读者，在他们
面前是简单和明显的选择：柏林或是莫斯科。例如，他写道，“在当今时代，世界
分立为两大对抗力量，并处于根本转折的边缘，没有也不可能有政治和社会的不偏
不倚。”依照他的观点，寻找中间道路就意味着走上一条人人皆知的、自由主义的、
逃避现实之路。在与同情者的私人谈话中，杰里将这思想说得更加鲜明。“你们英
国人，”——他说，“——简直就是自由主义思想的崇拜者。”显然，自由民主的
精粹在这里就被表述为仅仅是对妥协的尝试。杰里的话中之意非常清楚，那就是一
一英国知识分子如果不打算把自己的反法西斯追求局限于言辞上，就应该与被压迫
的德国工人“团结”起来（团结一词也是明岑贝格在与那些尚未形成好感的知识分
子们的谈话中经常使用的一个重要词），投身于他们的反法西斯秘密战斗中。对剑
桥的年轻共产党员伯吉斯来说，上述思想观点就是一种无可辩驳的真理，据他的一
个熟人讲，伯吉斯本人也着手组织了自己的“五人组”。
　　　　1934年4　月，伯吉斯的一位密友布雷恩·霍华德在《新政治家》上发表了一篇
对《希特勒征服欧洲》一书的评论。他与伯吉斯一样都被认为是来自伊顿（英国城
市，在泰晤士河畔，伊顿学院在此——译注）的马克思主义同性恋者。霍华德把杰
里的书捧上了天，说什么“这也许就是用英文出版的关于第三帝国最好的一本书…
…每一个渴望弄清希特勒主义真相的人都应尽快阅读……这本书首次披露了纳粹运
动的进程”。霍华德还赞同对“著名的革命五人组”的分析，并以政治鼓动者的口
吻号召英国反法西斯者立即联合起来。
　　　　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开始充当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地下人员”，到安德罗波
夫时期在克格勃第五局担任工作人员，杰里的间谍生涯持续了半个世纪。
　　　　1933年，在他的帮助下招募了伯吉斯。而在整整一代人的时间过去之后。他又
得到了监视伯吉斯的命令。这段时间是伯吉斯1963年死前流放莫斯科终日酗酒的最
后年月。杰里从不在公开场合详谈自己的间谍生涯，这一点也不足为奇。但在1988
年，他终于向西方的一名作家承认，他曾在三十年代从剑桥为克格勃招募过许多才
华横溢的间谍，并一直与伯吉斯和多布保持着联系。
　　　　伯吉斯与杰里结识时，后者还不到三十岁。这是个身材匀称，个子不高的年轻
人，蓄着厚密的胡子，已经开始谢顶。与明岑贝格和卡茨一样，他性格外向，魅力
十足，从不以民族为界限来局限自己的交际范围。他与那些靠死读书逐级爬上内务
人民委员部重要部门要职的斯大林主义者绝不相同。当杰里在伦敦当“新闻委员会”
编辑时，在他手下干了十年的埃迪特·科贝特发现他是个“十分有魅力的人”，因
为与他共事总是很愉快。“我觉得，我和他一起工作的时候笑的次数比一生中其他
任何时期都要多。”相比之下，杰里更喜欢像毕加索和马蒂斯（法国画家、版画家，
装饰艺术大师，“野兽派”主要代表人物之———译注）这样的艺术家。而不是公
众极力推崇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代表。他总穿着十分讲究的英国衣服，兴致
勃勃地看西部片。他也很善于对人表示不敬，这在苏联是想都不敢想的。有一次杰
里看完一摞子单调的斯大林讲话后，对埃迪特·科贝特说：“要是有人讲点什么新
东西就好了，比方说，“斯大林见你的鬼吧！”但杰里是个共产主义者，同时还是
个热爱俄罗斯的爱国者。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以苏联的成就和“五年计划”所带
来的经济变化为自豪，在漫长的记者和苏联间谍生涯中，杰里一直强调“千万不要
对革命情绪和青年力量估计不足”：“在近两百年的进程中，资本主义社会只惧怕
工人阶级。现在它意识到，还有一支需要担心的力量，这就是时至今日它还想让沉
默不语、言听计从的青年。”1982年，杰里撰写文章批评“左的和右的极端主义者”，
因为他们在玩弄“大学生们逆来顺受”的感情。可就在这之前的半个世纪，他自己
也玩弄了学生们的感情而且干得还相当出色。1988年他承认，他在剑桥的招募活动
居然未使他锒裆入狱，实在让人惊奇。
　　　　虽然“五杰”中有四人，还有其他一些不太著名的间谍都是在剑桥当大学生时
候被间谍机构招募的，但在这一批人物中，第一位也是最有名的金·菲尔比投向克
格勃走得却是另一条道路。他于1912年的第一天在印度出生，他父亲森特一约翰·
菲尔比当时是英国拉甲政府中的官员，后来成了著名的阿拉伯学专家。与后来他儿
子所喜爱的一样，森特－约翰·菲尔比整日周旋于两个完全对立的世界之间。一方
面，他为伦敦《泰晤士报》撰稿，两次当选为议会候补议员、经常光顾伦敦的俱乐
部和健身场所。另一方面，他不知羞耻地装扮成阿拉伯人，变成一个伊斯兰教徒，
并娶了一个沙特阿拉伯女奴作为第二个妻子。与后来的金·菲尔比一样，他把英国
情报出卖给他更有好感的大国——当然，他做这些还都局限于很小的范围之内。为
了表达他对沙特儿子（与第二个妻子所生之子）的喜爱，他把有关中东的文件都交
给了他。金·菲尔比在威斯敏斯特上学——也是他父亲学习过的地方，——并以优
异成绩毕业。1929年10月，他又追随父亲的足迹考入了剑桥大学特里尼蒂分院学习。
“五杰”中除他之外，1930年考入这个分院的还有安东尼·布兰特和盖伊·伯吉斯。
　　　　考入学院后的第一步，是加人剑桥大学社会主义协会，但前两年他的活动仅限
于开会。这两年他学的是历史，但并不经心。“三分”（实在一般）的成绩也证明
了这一点。这分数是他三年历史课中第一学年的得分。1931年10月，他把经济选作
第二门主课，这项决定恰巧与以拉姆齐·麦克唐纳为首的民族政府在大选中的胜利
不谋而合。胜利是如此巨大，以至整个工党作为反对党在议会中只占有微不足道的
五十二个席位。“正是工党在1931年的失败——菲尔比承认，一一第一次真正地触
动我去思考对工党的抉择问题。”他更加积极地参加在剑桥社会主义协会的工作，
协会那时已由共产党员领导。在1932年一1933年、也就是在剑桥的最后一年，他甚
至成了该组织的出纳员。但只是在最后一学期前。确切地说是1933年夏天之前，菲
尔比才彻底抛弃，按他所讲的，“最后的怀疑”。可以说，影响他作出一生中最重
要转变的是两件事。第一件事发生在1933年3　月，恰逢国会纵火案发生后不久，他
去柏林度最后一个复活节假期。在德国，他亲眼看到希特勒大肆追捕共产党，亲眼
看到一个纳粹警察国家的建立。所以，当菲尔比回到剑桥时，他心中已充满了在反
法西斯斗争中发挥作用的决心。
　　　　在剑桥对他影响最深的是经济学教师莫里斯·多布，他们每次讨论菲尔比写的
经济问题的论文。都要花上个把小时。但这些讨论常常越扯越远、并且转成了政治
问题。在与学生的交谈中多布常常强调共产国际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的作用。受多布
思想影响的还有另外一个名叫柯南的学生，他后来曾写道：“我们生活在第三国际
时代，它至少在精神上是真正的世界组织，我们生活在共同事业高于民族或地区利
益的时代。”
　　　　1933年6月，菲尔比以经济学“甲B”的优异成绩毕业。他“坚信，我的生活应
当献给共产主义。”后来他说，在剑桥的最后一天还找了多布征询意见——他想知
道，怎样才能更好地把自己的生命献给共产主义事业。“他把我介绍给在巴黎的共
产主义小组，而且这还是个合法，公开的小组。”虽然菲尔比从未披露过小组的名
称；但可以确定，这就是明岑贝格领导的世界援助德国法西斯的受害者委员会。极
有可能，多布在把菲尔比引荐给明岑贝格时，想都未曾想到，就这样他就确定了菲
尔比成为苏联间谍的道路；想都未曾想到从参加共产国际反对法西斯主义秘密战争
开始，菲尔比就愈陷愈深。
　　　　菲尔比在巴黎与明岑贝格的机构取得了联系，并从那里“被派往在维也纳的地
下共产主义小组工作”’。他的秘密接头地点就是伊斯雷尔和吉塞拉·科尔曼的家。
他们是波兰的犹太人，一战开始后不久来到维也纳。伊斯雷尔是个谦逊的国家职员，
和妻子一样将大半生光阴献给了帮助贫困犹太人的事业。菲尔比经常拜访他们家，
当时，在名义上他来维也纳的目的是学习德语，并以自由记者身份工作。那时候科
尔曼的女儿科奇·弗里德曼已是共产国际的间谍，这是一个个子不高，热爱生活的
已婚女子。一次冬天，他们到雪地去散步，回来时就已成为一对情人了：“我知道
这看起来不大可能，——菲尔比向自己的女友，相见恨晚的情人坦白——但这样很
温馨，只要习惯就好了。”1934年2　月，科奇成了菲尔比的第一位妻子。在这之前，
他已被吸收进共产国际的地下组织。
　　　　正如菲尔比本人在一次采访中所说，当这些事件过去了五十年后，只是在他死
前几个月，他在维也纳的工作“才引起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注意”。对菲尔比作
出“最具潜力的苏联间谍”评价的是克格勃英雄特奥多尔·马雷，他的肖像与其他
二十几位克格勃英雄的肖像一起装点着第一局“荣誉室”的墙壁。在其肖像下的官
方赞辞中，他最显著的功绩就是招募和领导菲尔比及“五杰”。
　　　　当时，担任国外处处长的斯卢茨基将马雷的成功归功于他的个人魅力和天生的
分寸感。这是一个身材魁梧。相貌英俊的人，所以，中欧共产国际的地下工作者都
叫他“大马雷”。投诚者亚历山大·阿尔洛夫习惯于不顾情面地评论自己在内务人
民委员部的许多同事，他不无好感地回忆：马雷“有一张刚毅的面庞和一双坦诚的、
近乎天真的淡蓝色眼睛”。他有着迷人的外表和对共产国际理想的狂热执著，这使
许多间谍面对他产生了一种心虚的感觉，而这种感觉只会使他们更依赖于他；马雷
与那些“大恐怖”时期控制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截然不同，他是个匈牙利人，一战
前他任天主教神甫之职；战时他成了奥地利——匈牙利的随军牧师，在喀尔巴吁山
被俄国人俘获。后来他在与一位间谍的谈话中回忆说：
　　　　“我看到了惨不忍睹的景象。我看到肢体冻伤的年轻人在战壕里死去。我被从
一个俘虏营转到另一个俘虏营，和其他俘虏一样忍饥挨饿。虱子咬得我坐卧不安，
许多人死于伤寒。革命爆发之后我不再信奉上帝，而加入了布尔什维克者行列，彻
底告别了过去。我不再是匈牙利人，不再是神甫，不再是基督徒，甚至也不再是谁
的儿子。我只是个“失踪”的战士。我成了共产党员，直至今天。”
　　　　马雷脱离俘虏营之后，他那强烈的、保卫革命不受反革命侵犯的愿望很快就为
他打开了通往契卡之门。他那种没有“人剥削人”的“新耶路撒冷”信仰，也不再
是一种纯宗教式的观点，而成了伴随他终生的一种坚定信念。但内战和集体化的灾
难却深深触动了这种信仰。他回忆内战那段日子；
　　　　“我们的红色突击队与白匪军一样清洗乡村。所有留在当地的居民——老人、
妇女、儿童都因帮助敌人而遭到机关枪的扫射，我不能听到妇女的叫喊，简直受不
了。”
　　　　农村“大清洗”时，用马雷的话说，他只好隐匿起来，闭目塞听。他使自己相
信，反革命一旦被摧毁，内战的惨剧也会马上过去。但这些惨剧又在集体化过程中
再次重演。“我清楚我们在对农民做些什么，——马雷承认，一一许多人或被驱逐
出境，或被打死。但这次我没有避开。我相信，我会有机会赎罪的。马雷曾有机会
参与了一个案子的审理。一个人为了救治快要饿死的孩子，偷了半袋子土豆，结果
被判死刑。马雷说服了自己的上级建议改判这人徒刑。除此之外，他还见了这个人
的妻子一面，并告诉她。她丈夫的命保住了。“这件事，”——他说，一一将成为
我赎罪的理由。”
　　　　“后来派我外出执行任务两周。回来后，当我整理自己的‘公文档案’材料时，
发现我的公文卷夫不见了。跑到领导那儿，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们就开始一起
找卷夹。后来找到了，但卷夹上赫然写着：“已被枪决”。
　　　　第二天，马雷就跑到国外处请求到国外任职。他的第一项任务，－－显然这是
在1932年末一一是到德国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做“地下”工作。纳粹分子上台后几
个月，他又来到维也纳。他与上边曾提到的那位英国“地下”人员厄恩斯特·杰里
的看法不相一致。杰里总强调德国工人“五人组”秘密战的成就，而马雷则坚持应
在德国境外与纳粹主义做斗争。“唯一与纳粹斗争的方法——是在国外斗争。我们
在内部没能成功，因此要由外及内行动”。在与国际法西斯进行的秘密战中，马雷
凭借自己早期的布尔什维克理想，以共产国际最终必胜的信念感染着其他间谍。
　　　　当菲尔比以一名信使身份活动于奥地利地下共产党员之间时，他才第一次体会
到了共产国际在维也纳的“地下”人员工作的感觉。1934年2　月。奥地利左派与右
派的斗争，按菲尔比的话说，“已达到白热化地步”。右翼政府多利福斯的力量和
海姆维的更为激进的斗士们（其组织创始人斯塔里姆贝格公爵曾于1923年参加过希
特勒的未遂政变）分别捣毁了工会委员会、左翼报刊、社会主义者组织、援助贫困
组织等机构。维也纳的两个街区在隆隆炮声中化为废墟。九名社会党领袖在最高法
院外被绞死。菲尔比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充分表现出了他的勇敢与机智（他主要
从事把社会主义者和共产党员输送国外的活动），正因如此，马雷看出了他做一名
内务人民委员部间谍的潜力。《每日电讯报》记者埃里克·格杰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