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格勃全史-第3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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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代初，他在高加索草营人命的经历为他赢得了一个“巴库刽子手”的名声。后
来这个名声又因他在“大清洗”时期担任格鲁吉亚人民委员会副主席的一系列暴行
而愈发振耳。杰卡诺佐夫在国际事务中毫无经验，是国外处第一位从未出过国的领
导。但他比任何一位有经验的前任都要显赫、在苏联对外政策中所起到的作用都要
重要。两年时间里，他升至副外交人民委员、后来当上了驻柏林大使。
在慕尼黑会议之后，杰卡诺佐夫向贝利亚和斯大林提供了一系列情报，它们大
多是有关1939年1 月英国首相张伯伦在罗马进行谈判的一些传闻，莫斯科认为，它
们具有一定的可信度并予以较高评价，李维诺夫曾对波兰大使说：“他得到了一个
可靠消息，好像张伯伦在谈判进程中试图触及‘乌克兰问题’，这似乎使人觉得，
英国不再把德国在此方向上的企图看成什么不愉快的事情”。莫斯科对英国企图挑
起德国进攻苏联的这些补充证据深信不疑，以至于李维诺夫的一位副手三个月后在
与意大利大使谈话中继续痛斥张伯伦的险恶阴谋。
正当内务人民委员部对外情报机构的情报最不受信任时，此机构在苏联制订对
外政策时的影响却十分巨大。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各种渠道都被用来准备1938年与芬
兰和1939年与德国的秘密谈判。与此同时，在1938年，内务人民委员部还把主要精
力用来对那些被称为反革命或亲西方的外交人员进行清洗， 这次清洗一直持续到
1939年。一位经历了这段时期的外交人员后来回忆说。“经常是你和一位同事约好
再见面时谈论一些问题，第二天就发现他不再在外交人民委员部工作了一一他已被
捕入狱”。最引起贝利亚和斯大林怀疑的，是那些既熟知西方又富有经验的外交家。
逮捕活动甚至触及到了人民委员部领导阶层。原副外交人民委员H·H·克列斯京斯
也成了“人民之敌”。他在1938年2 月所谓的反“右倾分子——托洛茨基派联盟”
运动中被判枪决。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另一位副手鲍利斯·斯皮里多诺维奇·斯托莫
尼亚科夫工作时经常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之中，同事们经常看到他脖子上围个湿毛巾
以缓解折磨他的头痛。每当工作日结束时，他长时间地洗冷水浴。但和克列斯京斯
一样，他也难逃脱被枪决的命运。
在慕尼黑会议和集体安全政策破产以后，李维诺夫本人担任外交人民委员的时
间也屈指可数了。莫洛托夫后来指出“我们国家中就有一些鼠目寸光的人，他们只
有反法西斯狂热感情，却忘掉了我们（西方的）盟国的挑拨活动”。首先他怀疑的
就是李维诺夫，他认为李维诺夫整日沉施于集体安全的空想之中，反而对英法那些
企图秘密挑起希特勒进攻苏联的“统治集团”帮了大忙。1938年4 月，李维诺夫在
建议和英法谈判签订“反对侵略欧洲”互助条约后，最后一次努力试图把集体安全
体系变为现实。但就在那天，莫洛托夫接替李维诺夫的外交人民委员职务。在这一
变动后不久，前红色工会国际领导杰卡诺佐夫和洛佐夫斯基被任命为副外交人民委
员。虽然李维诺夫与自己的几个前任副手不同，他经过了大清洗，但为了彻底铲除
“李维诺夫残留分子”，由莫洛托夫倡议，在委员部内部成立了“精英”小组，贝
利亚和杰卡诺佐夫成了小组的一、二把手。当他们出现时，莫洛托夫和贝利亚穿着
便服，而杰卡诺佐夫则穿着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制服。委员部的成员们要一个个经过
这“三人联盟”的挑选。他们自然是要竭力证明他们与人民的敌人毫无瓜葛，虽然
有时也有露马脚的时候。
在几个月的时间内，莫洛托夫脚踩两只船，就签约事宜进行着平行谈判——公
开场合与英法谈判，然后拘谨一阵之后秘密与德国谈判。无论在苏联，还是在英国，
人们对英一法一苏之间的谈判反应冷淡。张伯伦在私人日记中写道：“我对苏联的
真实目的十分怀疑，即使它真诚地乐意帮助我们，它的军事潜力也不足以令人信服。
”大概斯大林把与英法的谈判看作向德国施加压力、迫使签订和约的手段，或者是
一个双保险，即使与德签约无法实现，与英法的这种谈判也是最明智的决定、最成
功的选择。只有法国对迅速签订和约的必要性表示理解，因为它担心，英一法一苏
谈判一旦破裂，斯大林就会与希特勒缔约。
为使德国签约，内务人民委员部精心策划了“积极行动”。4 月14日，苏联大
使向德外交部提出议案几天后，驻伦敦的德国大使馆很容易就截收到一些英国外交
电报，并将其主要内容发给柏林。电文基本上都是有关英苏谈判进程的。奇怪的是。
在截获的电报中，也有一些解释不清的漏洞和失真。比如，电文中说，英法代表在
谈判中提出了一些更有利于苏联的条件，使得谈判取得了很大进展。而这远远超出
了事实，德国的情报机构是最不可靠的消息来源：德国专家无法破译英国外交电码，
而且可能在英国外交部根本就没有能够接近这些电报的间谍。唐纳德·卡麦隆·沃
特教授认为，“消息一定是来源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在英国的情报机构”，只有
这种推测才是唯一令人信服的猜测，它能够解释为什么在1939年4 月德国大使馆突
然地、而且是有选择地搞到了英国外交信件；为什么在德一苏签约前一周，情报接
收又突然中断。驻莫斯科的德国大使冯、德·舒伦堡也同样获取了一些类似以加速
双边谈判为目的的情报。
内务人民委员部拍往德国驻伦敦大使馆的伪造电报来自一个或同时来自两个源
点。第一个源点是英国外交部联络部密码破译员、大尉约翰·金，1937年他被召回
前一直受特奥多尔·梅伊领导，虽不能肯定，但极有可能是在1938——1939年冬，
当内务人民委员部重新开始在伦敦行使领导权后，金又被重新使用。第二个源点可
能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电子侦察部门，金·麦克林和克恩克罗斯在其中是中坚力量方
由内务人民委员部“奉送”给伦敦德国大使馆的情报，被公正地称为“最令人信服
的虚假情报的光辉典范”。但这一切最终并没有派上真正的用场。当希特勒备战入
侵波兰时，与斯大林签约的益处是如此之大，以至于纳粹魁首根本就不需要来自内
务人民委员部的“秘密协助”。在8 月23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在莫斯科如愿
签订。秘密备忘录预先规定，“当国家领土和政体需要重新考虑”时，苏联拥有对
东部波兰、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芬兰和比萨拉比亚（在罗马尼亚）的监
督权。这个条约的签订使英国外交部和其他世界大部分国家措手不及。
两位独裁者对条约签订都欣喜若狂。签约后，斯大林举杯祝辞，“我清楚，”
斯大林说、“德国人民多么热爱自己的领袖。我们为他的健康干杯。他当之无愧。”
然后莫洛托夫为里宾特洛甫敬酒，里宾特洛甫也为苏联政府高举酒杯。仪式结束时，
斯大林对里宾特洛南说：“苏联政府对待条约十分严肃，我发誓保证，苏联绝不出
卖自己的伙伴。”当希特勒被告知签约之事时，他正在进午餐，他一下从椅子上跳
起来喊道：“我们赢了！”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一周，即10月1日，德军以150万兵力跨过波兰边
境。10月17日，当波兰人英勇地、但已无望地抵抗法西斯军队时，苏联将军队开进
波兰国土东部，希望从这块大蛋糕上分得自己的一块。当苏德两军部队相遇时，这
对新盟友互相表示友好，互相敬酒祝辞，有些地方还举行了联合阅兵。波罗的海沿
岸国家还被仁慈地给予了九个月的有限独立机会。但代价也是昂贵的，所有国家都
不得不同意苏联在其领土上布置军事基地。当爱沙尼亚同意苏联这一要求后，斯大
林安慰他们的代表团说，“我敢说，爱沙尼亚代表团作出的退让是明智的……因为
在波兰发生的悲剧，可能会在你们身上重演。”
在被红军占领的领土上，内务人民委员部迅速组织了公民投票，投票中好像居
民都赞成与苏联联合。
尼基塔·赫鲁晓夫当时是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当时波兰东南部
领土以“西乌克兰”名义归人乌克兰版图。赫鲁晓夫后来回忆起内务人民委员部这
一令人瞩目的戏剧性成就（很明显，并没有任何故意讽刺的意思）：
“我们选出了代表团去参加利沃夫的代表大会……大会在巨大的、令人鼓舞的
政治热情中进行了几天。我没有听到一句怀疑建立苏维埃政权必要性的话语，发言
者们逐一带着喜悦、激动心情发言，说他们心中的梦想就是加人乌克兰苏维埃共和
国。对我来说，看到工人阶级、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开始理解马列学说当然感到无
比欣慰……虽然逮捕还在继续，但我们认为这是为了巩固苏维埃国家和开辟在马列
主义原则上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盖世太保在德国占领的波兰领土上追捕“种族敌人”时，内务人民委员部则着
手追捕“阶级敌人”。1940年，内务人民委员部制定出十四类被驱逐出境的对象。
十分有趣的是， 托洛茨基和其他马克思主义异端者被列人第一类， 名单内还包括
“曾出过国”或“与外国代表有联系”的人。这一范围包括的面太广了，其中甚至
还有世界语专家和集邮家。大部分被驱逐者由社会上层代表和他们的家庭成员构成：
政治家、公务员、军官和警官、律师、地主、商人、店主、神父和“积极的教民”。
和纳粹德国安全机构、盖世太保一样，内务人民委员部之所以这样做，如后来弗拉
季斯拉夫·安德烈斯所说，是为了“使社会失去领路人”，也就是为了消灭那些潜
在的、可能组织对抗苏维埃制度的领袖。内务人民委员部事实上与德国安全机构、
盖世太保合作过，他们用苏联集中营中的德国共产党员，交换在德国居住的侨民和
乌克兰人。马尔加列特·布贝尔一诺伊曼是德国的一名共产党员，她就是在布列斯
特一里托夫斯克城布格河的桥上被苏方交给德国安全机构的。互致敬礼后，德国安
全机构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军官们像老朋友一样亲热：
“当我们走过桥的一半时，我回首望去，看见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代表还成群结
队地站在那里，目光追随着我们。他们身后就是苏维埃俄罗斯的土地。一种苦涩感
涌上心头，我想起了共产主义的咒语：劳动者的国家，自由者的林荫大道，受摧残
者的王国……”总共约有150 万波兰“阶级敌人”用运牲畜的卡车被运往苏联哈萨
克斯坦和西伯利亚荒无人烟的地方。1941年6 月，德国入人侵苏联，等宣布大赦这
些波兰人时，已有一半以上的人不在人世了。其中约有一万五千名波兰军官在距波
兰国境不远处就早已被枪决。少校索利斯基在日记中记述了他如何在1940年4 月在
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保护下”，落到离斯摩棱斯克不远的卡延森林：
“把我们带到一个不大的林间空地，一切都像独具特色的野餐。他们掠去了我
们的订婚戒指和指向早晨六点半的手表，还收走了皮带和刀子。他们会把我们怎么
样？”
三年后德军一分队发现了索利斯基的尸体，制服口袋里的这本日记和卡延森林
中埋葬四千名波兰军官的坑穴。大部分被枪决的人都被反绑着双手，每人后脑勺都
有一个子弹洞。在内务人民委员部惨无人道的牺牲品中，有一些甚至是熬过莫斯科
大清洗时期的波兰共产党员。1940年，弗拉季斯拉夫·哥穆尔卡（后来的波兰领导
人）从苏联跑到了德国。
德一苏瓜分波兰之后，苏联就开始慢慢走上了老路，重新向芬兰施加压力。作
为内务人民委员部驻赫尔辛基的间谍头目，雷布金只向斯大林汇报那些他想听的情
报，也就是战时芬兰人会和波兰人一样迅速投降，芬兰工人阶级会支持新的共产主
义制度。1939年10月，芬兰代表团被召到克里姆林宫。此时，他们对德苏秘密协定
还闻所未闻，更不知道芬兰将陷入苏联控制之下这一不幸的前景。斯大林亲自告诉
他们，苏联要他们让出岛上、岸上军事基地，以及列宁格勒以北的一块领土，用以
交换的是一块他们根本不需要的苏联卡累利阿。“看来，我们这些普通公民是无法
取得进展了一一一两周谈判后，莫洛托夫对芬兰代表说——现在该由战士们来说话”
。这年夏天，苏联制定出了两个侵芬计划。指挥列宁格勒军区的梅列茨科夫将军认
为，占领芬兰只需三周时间。总参谋长、元帅沙波什尼科夫认为，战役需持续几个
月。斯大林倾向于梅列茨科夫的计划。赫鲁晓夫后来回忆与斯大林、莫洛托夫、共
产国际总书记奥托·库西年以及斯大林的一个对外政策助理见面时的情景：
“我走进房间时，斯大林在说：‘让我们就从今天开始……只要我们稍一提高
嗓音，芬兰人就只能唯命是从。如果他们抵抗，我们只发一枪，芬兰人马上就会举
手投降’。”
11月30日，当苏联军人跨过芬兰国境线开始“冬季攻势”时，他们被告知，受
压迫的芬兰劳动人民正张开怀抱等待着他们的到来。红军的轰炸机不断在赫尔辛基
上空抛洒传单，号召工人们与红军联合，赶走那些资本主义的剥削者。在被红军解
放的第一座芬兰城泰里约基，成立了由库西年领导的傀儡“芬兰民主政府”，他声
称“政府拥有人民的绝对支持”。12月2 日，这个政府很快就与苏联签订了协议，
让出了前不久苏联想从卡扬德政府那儿得到的全部土地，并宣布“芬兰人民的英勇
斗争与苏联红军的努力，应当能消除前芬兰财阀政府为了帝国主义大国利益在苏芬
边界上建立的军事传染源”。
在第一总局的秘史中，导致对“冬季攻势”的虚假乐观是由雷布金的一些亲苏
间谍（他们的圈子很小，只能反映芬兰社会舆论的很小部分）搞到的情报造成的。
由好拍马屁的雷布金亲自转送的这些情报诱使斯大林对自己先前的设想更增添了信
心。战争开始时，莫斯科对“芬兰政府丢下赫尔辛基去向不明”的情报深信不已。
但战争根本就没有按照预订的计划发展。勉强凑够二十万的芬兰士兵和军官，竟然
战胜了拥有重装甲坦克和有空中保障的百万苏军。身穿白色伪装衣的芬兰滑雪者从
树林中闪现出来，将长长的苏军队伍分割消灭。正如赫鲁晓夫所证实的那样，斯大
林对着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元帅大发雷霆，指责他的失败。伏罗希洛夫也高声
争辩：“您应当指责自己！是您消灭了军中的老近卫军，是您枪毙了优秀的军事指
挥员广在激烈的争吵中，怒气冲冲的元帅甚至打翻了一个盛着烤乳猪的大盘子。
为了“坚定”红军战士的决心，部署在第一线后面的内务人民委员部部队，按
命令可向那些试图退缩的队伍开火。由于红军在有生力量和技术装备上的明显优势，
芬兰的抵抗最终还是被摧垮了。按照1940年3 月签订的和约，芬兰不得不将列宁格
勒以北的卡累利阿地峡和有十分之一人口居住的领土割让给苏联。但是库西年的傀
儡政府也很快消失在历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