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格勃全史-第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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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作战。”一些被疏散到古比雪夫的军事指挥官在10月28日又被枪决。后来，斯大
林突然命令停止贝利亚主持的侦查活动。两位在被捕指挥官中军衔和职位最高的—
—前任总参谋长K·A·梅列茨科夫将军和前任军火人民委员6·R·万尼科夫——虽
然他们供认了强加给他们的罪名，最终还是得到平反而获释。
内务人民委员部暂缓对高级军官的清洗恰好和战争进程中的转折赶在一起，莫
斯科并没有屈服。自信红军在秋末将被粉碎的希特勒夸下海口：“冬季攻势将不再
进行”。那时他的军队没有配发冬衣，在严寒中死伤人数急剧增加。12月，朱可夫
在莫斯科城下开始反攻，结果德军被击退，并在战争中首次转入防御。这次胜利，
使朱可夫成了民族英雄，但他知道，斯大林正对他的知名度投来白眼。后来朱可夫
说：“我属于那些逃避了逮捕的人，但这种危险一直威胁了我五年。”朱可夫认为，
他的战役问题和作战准备问题助理B·C·戈卢什克维奇少将被逮捕这一事实，就是
斯大林给他的信号，暗示他也逃不出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手掌心。
在苏联有关舒尔采一博伊金和阿尔维德·哈尔纳克领导的德国地下活动的文件
中强调指出，他们提供的情报帮助了对德国侵略者的斗争。
从1941年秋开始，英勇的地下斗士向苏联最高领导提供了一些极为珍贵的情报。
舒尔采一博伊金由于在空军中服过役，在军界（包括军事情报部门）有着广泛的交
往，常常得到有关希特勒计划的极为重要的情报。
8月30日，盖世太保逮捕了舒尔采一博伊金，而哈尔纳克1942年9月 3日也遭逮
捕，到12月22日他们在柏林被处绞刑时，他们手下有80多名成员暴露了身份。虽然
最主要的涉嫌人员是在空军、航空部、国防部和军队辅助部门的关键人士，但宣传
部、柏林市政府、种族政策部和劳动部也有不少工作人员与此有联系。纳粹安全警
察局和安全部门以日耳曼人的精确调查表明，在被捕者中有：
29％的学者和大学生；
21％的作家，记者和艺术家；
20％的职业军人，平民和国家公职人员；
17％的战时应征入伍军人；
13％的手工业者和工人。
在苏联的史料中，为了强调在法西斯德国共产主义的抵抗的重大意义，通常都
对舒尔采一博伊金和哈尔纳克小组提供的情报的价值作些夸大。虽然一些情报，例
如有关德军歼击机数量和实力的预告，他们是冒着生命危险搞到的，而且对形势的
评价也很重要，然而它们对于反击德国人侵并无多大战役意义。纳粹安全警察局和
安全部门，将舒尔采一博伊金向苏联提供的重要情报分为九大类：
1．与苏联交战之初德国空军数量的报告；
2．德国航空工业1941年6月一～月间日产量统计；
3．德国燃料资源情报；
4．计划向迈科普（高加索）进攻的消息；
5．德军指挥部部署情况；
6．在被占地区飞机批量生产的材料；
7．德国为化学战生产和储备弹药的情报；
8．德国截获苏联密码的情况；
9．德国伞兵在克里特的伤亡情况。
政治抵抗与间谍活动同时进行，使舒尔采一博伊金和哈尔纳克的失败不可避免。
舒尔采一博伊金和他的妻子一道为地下成员和同情反法西斯地下活动的人建立夜间
组织，这就把自己的生命安危置于了危险之中。身穿空军军官服、掂着手枪的舒尔
采一博伊金在野战排中经常去执行保护张贴反法西斯标语的年轻抵抗者的任务。
1942年在柏林举行反苏的“苏维埃天堂”展览时，舒尔采一博伊金组织了宣传画行
动，口号是：
展览：纳粹天堂
战争一一饥饿——谎言——盖世太保
能忍受多少？
舒尔采一博伊金和哈尔纳克还书写和散发传单，这些传单后来被苏联历史学家
评价为：“反希特勒宣传的光辉典范”。
德国外交家鲁道夫·冯·谢里哈的冒险程度要小一些。战前和战时他一直与舒
尔采一博伊金和哈尔纳克的小组保持着距离。如果不是情报总局在柏林的话务员缺
少的话，他或许能迟一些被逮捕。导致他失败的原因，是他发送情报的话务员在布
鲁塞尔被捕。“巴巴罗萨计划”开始之后，冯·谢里哈与情报总局合作似乎没了往
日的热情，他的搭档伊莉莎·什乔贝也很难从他那儿得到情报。1942年12月，情报
总局将间谍亨里希·克年（前德国共产党代表的儿子）空投到东普鲁士，然后他辗
转到柏林以期通过什乔贝与冯·谢里哈建立起联系。他随身带着向莫斯科发送冯·
谢里哈情报的无线电发报机，他还有一张冯·谢里哈1938年从情报总局领取数额为
6500美元的收据——若冯·谢里哈拒绝的话，这就是恐吓的把柄。德国安全机构对
此作出了十分符合逻辑的结论，克年的使命证明了“莫斯科认为谢里哈的工作具有
重大意义”。9 月盖世太保逮捕了伊莉莎·什乔贝，并等着克年与她接头，果然，
此事一个月后发生了。
舒尔采一博伊金和哈尔纳克的小组是情报总局在西、中欧间谍网的一部分。德
国中央安全局称之为“红色乐队”（一些文章误译为“红色御夫座”），向莫斯科
发射密码文件的话务员被称作“音乐家”，“指挥”是利奥波德·特雷伯。特雷伯
后来说，1941年11月12日，布鲁塞尔的一名“音乐家”将舒尔采一博伊金小组有关
希特勒“蓝色”战役开始的情报发往莫斯科——此次战役就是一年之后对斯大林格
勒的战略进攻：
“第三号计划，目标——高加索，第一阶段预计在11月份进行，但要到1942年
春才能实现。5月1日前部队应布置完毕……具体内容晚些时候通知。”
据德国情报部门的评价，特雷伯的情报给德军带来的损失与舒尔采一博伊金小
组最重要的情报所带来的损失不可同日而语。特雷伯后来说，1942年 5月12日，他
的一个信使带给莫斯科“一条十分重要的有关进攻的情报”。这样特雷伯的回忆就
与苏联的材料不符了。关于“蓝色”战役的第一批材料是从一架被击落的德国飞机
上（1942年6月19日）上获得的。但6月26日，斯大林宣布他不再相信有关“蓝色”
战役的一个字，并责备情报机构上了这么明显的假情报的当。两天之后“蓝色”战
役开始，德国人在从库尔斯克到北顿涅茨的广阔战线上展开了攻势，这再次使希特
勒重新燃起了1942年底前战胜俄国的曾失去过的希望。
1942年，德国的无线电测向仪测出了“音乐家”的位置，这之后“红色乐队”
就逐渐减少了活动。特雷伯本人是1942年12月 5日在巴黎一家牙科医院的治疗椅上
被捕的。据后来一名反间谍机构的军官说，特雷伯“开始惊呆了，然后用流利的德
语说——干得太棒了”。后来他同意为盖世太保效力，这样就成了一个双料，或许
还是一个向莫斯科发送带有预警的伪情报的三栖间谍。引人注目的是，1943年他逃
掉并一直隐匿到战后。
然而，战时最重要的间谍网是瑞士的“红色三套车”。这个小组在德国有情报
源，其名字的来宙是根据发报员的数量而命名的，小组的头目是尚多·拉多（假名
为多拉）。毫无疑问，其中最有价值的应属德籍瑞士情报机关军官鲁道夫，廖斯勒
（别名“吕西”）。他的情报通过一个地下小组的领导拉舍尔·久边多费尔（别名
“西西”）和中间人克里斯蒂安·施纳杰尔发送给拉多。廖斯勒在德国有四名重要
间谍，他分别给他们取了假名：维特、特迪、安娜和奥莉加。虽然无法确定使用这
些假名的人究竟是谁，中央情报局的工作人员还是得出了结论：这些人很有可能就
是少将汉斯《斯特——反法西斯主义者，德军参谋部指挥官，由于后来参与1944年
7月刺杀希特勒事件， 与自己的上司海军少将卡纳里斯一起被处绞刑；汉斯邮恩特
·吉泽乌斯——反间谍机构的工作人员，曾任德国驻苏黎世副领事；卡尔·哈德勒
——希特勒反对派保守党领导，谋杀希特勒未遂之后也被处绞刑；上校弗里茨·别
特策利——驻雅典德军东南小组情报分析处处长。
“吕西小组”的隐秘性导致了许多神话的出现，其中包括下述假想，即该小组
只是个掩护。英国情报机构正是通过它将截获并破译的德国情报转给俄国人，这样
就可以隐瞒真实来源。虽然英国情报机构事实上并未将廖斯勒作为传递信息的渠道，
但瑞士情报机构却完全做到了这一点。诱使廖斯勒从事此项工作的主要是他贪财的
本性。拉多1943年11月向莫斯科报告：“西西说，吕西小组若再拿不到钱就将停止
工作。”拉多向莫斯科所发情报表明，与廖斯勒第一次建立联系不早于1943年9月。
尽管情报总局的间谍热爱祖国，并且业务精湛，但他们的情报对斯大林格勒战
役前苏军实战并不具有重大的意义。在“巴巴罗萨”行动开始后形成的初期休克状
态中，“大本营”（战时由总参谋部和最高指挥部组成的机构）经常搞不清德军的
位置。军事情报机构甚至未能及时发现德国人向南运动，结果导致1941年 9月基辅
沦陷。10月份，德军对莫斯科的攻势也令军事情报机构始料未及。1942年夏季“大
本营”又一次感到措手不及：斯大林和“大本营”都确信德国人试图夺取莫斯科，
可是德军却在南方展开了进攻。在德国人进攻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时，苏军同样感
到心中无数，他们不知道德军下一次的打击目标是哪里。11月，德军的一个集群在
斯大林格勒附近被围，“大本营”确信，在“包围圈”中有八万五千人到九万人，
而事实上，被围人数至少比估计的要多上两倍。同样“大本营”当时也没有关于德
军解围行动的任何可靠情报，而有关德国从法国调 6个坦克师之事，“大本营”是
在遇到苏联骑兵之后才知道的。斯大林格勒战役的伟大胜利。由于德军1943年 1月
末～2 月初的投降得到了进一步巩固，赢得这场战役充分证明了红军指挥的高超水
平，证明了军事指挥官灵活、随机应变的能力，证明了苏联战士的英勇。这次胜利
的取得并不是靠苏联战役情报的质量，而是多亏没有完全依赖它们。
在整个卫国战争期间，尤其是头两年，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
掌握俄国盟国的情况要比掌握希特勒德国情况要好。提供有关英国政策的全部情报
的间谍，看来是“剑桥五杰”中的“第五人”——约翰·克恩克罗斯，1941年 3月
前议员亨基的私人秘书。1941年 7月亨基从兰斯特公爵大臣的职位上被调至权势略
逊一些的邮政总局局长职位，但他却保留了审阅国防部文件的权力，和一系列重要
委员会主席的宝座。1941年前，亨基领导着协调向俄国运送弹药和原料的联合供应
委员会。在战争开始的头九个月里，克恩克罗斯向内务人民委员部提供了“上吨”
的文件。不过在提供给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情报中，他显然是夸大了邱吉尔反对派的
力量。亨基是邱吉尔的批评者中具有毫不妥协精神的一个。有一次，他在私人谈话
中直接了当地说：“由清一色赞同者组成的军事内阁是有害无益的。”1942年初，
他以战争进程为依据写了一份“邱吉尔战略领导分析”，称之为“起诉书”。1942
年邱吉尔最终将他赶出了政府。
自从成立国外处和第四局（情报总局前身）后，苏联情报机构就一直对英国表
现出特殊的兴趣。而美国在战争开始前一年才被列人第二档次中。三十年代，虽然
第四局在美国的行动次数也不少，但它所感兴趣的与其说是美国，倒不如说是利用
它来对德日的重要目标实施战役行动。1938年，驻美国的主要联络员维塔克尔·切
姆伯斯的叛变给第四局带来严重打击。一段时期，切姆伯斯由于担心遭到内务人民
委员部和第四局的暗算而转入地下，那时他并不想着手搞那些公开自己间谍生涯的
研究。1939年当他再一次出现时，他已经是一个作者，后来又成了“时代”杂志的
编辑。虽然他对苏德和约签订并不感到惊奇，却异常愤怒。就在9月2日——二次大
战开始后的第二天，他就将自己的情况全部告诉了国务卿助理、总统内务安全事务
顾问阿道尔夫·贝利。贝利使他相信，他的报告将直接上呈总统，他本人也不会因
与苏联合作而受到惩罚。然而，贝利并未向他承诺免于调查。与切姆伯斯会面以后，
贝利起草了一份简短的有关“地下间谍”的情况报告，其中提到了切姆伯斯为他们
作联络员的艾德热尔·希斯、加里·德克斯特·怀特以及其他主要苏联间谍的名字。
罗斯福对这份报告却丝毫不感兴趣，他好像否认在自己的行政机构内有任何间谍行
动，并视此观点为谬论。同时有趣的是，贝利则将这份报告束之高阁，自此他也似
乎不再关心希斯之事。直到1941年，他才向希斯的前任领导、美国最高法官费利克
斯·弗伦克福特，和前任外交家丁·艾奇逊提到了切姆伯斯的罪行。但这两人对贝
利亚的指控根本不予理睬。这次之后，贝利不再有任何举动。到了1943年，美国联
邦调查局亲自来索要时，他才将自己与切姆伯斯谈话的材料交了出去。
其他一些社会活动家——大使威廉·希利特、工党领袖大卫。杜宾斯基和记者
沃尔特·温切尔，都曾向罗斯福讲过切姆伯斯的过去，但总统始终对此不予关注。
1942年，一个过去的共产主义地下组织的战友认出切姆伯斯是苏联间谍，并向有关
部门告知，切姆伯斯“所掌握的情报比其他任何一个情报员积累一年的还多”。因
此，切姆伯斯受到了联邦调查局的审讯。这次，他比三年前与贝利谈话时要小心谨
慎得多，并且他只谈自己从事共运的过去，不谈自己的间谍活动。联邦调查局局长
约翰·埃德加·古维同样对长达八页的审讯记录不屑一顾，并称之为“无稽之谈，
空想和推理”的报告。后来的三年里，切姆伯斯没有再受到类似的传讯。在切姆伯
桥供出的人当中，联邦调查局只对约翰·皮特斯进行了一般性立案而这个人早就作
为美国共产党的领袖，被列人调查局专案文件中。
1938年，切姆伯斯叛变之后，第四局在华盛顿的间谍网归由内务人民委员部在
纽约的头目盖克、 巴达洛维奇·奥瓦基米扬管辖， 后来，联邦调查局里都称之为
“狡猾的亚美尼亚人”。美国逐渐成了苏联情报侦察的主要目标之一（二战结束前
此目标已变为最主要的目标），而不像从前那样，仅把美国看作对其他国家情报侦
察的基地。1938年，内务人民委员部尚未意识到美国行政机构对待苏联在美国的间
谍行动是如此地轻率，所以，切姆伯斯的叛变，以及接踵而来的联邦调查局的关注，
都很自然地使内务人民委员部对自己在华盛顿的活动有所顾虑。在美国的苏联间谍
中职位最高的应属财政部官员加里·德克斯特·怀特，那时在妻子的干涉下，他也
停止了发送情报的间谍工作。
纳坦·格列戈里·西尔维马斯特（不要把他与他的朋友兼间谍活动的同事乔治
·西尔维曼相混淆），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