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格勃全史-第5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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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洋洋，简直忘了他们此行的目的，甚至连铁托也在庄严的寂静中充满了自豪感。”
但铁托的自信、他的独立判断能力，也令斯大林和苏内务部深感不安。同其它
国家建立人民民主的过程不一样，南斯拉夫游击队员在同德国军队的战斗中，实际
上是在无援助的条件下取得了胜利。所以，胜利后不久，铁托就宣布，“我们不需
要依靠任何人”。战争后期，斯大林为了不过早地惹怒西方，希望建立一个由铁托
的民族委员会代表。和以伊万·舒巴希奇为首的伦敦流亡王国政府共同组成的联合
政府。但铁托并没有实践他本人在1944年底许给流亡政府的诺言。所以，舒巴希奇
虽然获得了外长的职位，但1945年10月还是以辞职表示了对铁托毁约的抗议。一个
月后举行了大选。当时英美代表和其它国家的观察家都认为共产党在自由选举中将
遭惨败，但事实并不如此，铁托政府在选举中获得了令人信服的胜利。
南斯拉夫和苏联的第一次分歧表现在双方对苏联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干涉南内
政问题的看法上，当时他们未取得一致意见。在此之前，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派到
贝尔格莱德的顾问季莫费耶夫中将与铁托政府安全机构领导人亚历山大一列卡·兰
科维奇之间就曾有过冲突。要想威胁兰科维奇不是一件容易之事：30年代他蹲过监
狱，挨过毒打；1941年又被盖世太保抓获再次经受住了拷打，后来被游击队营救出
来；战争结束时他任铁托政府武装力量部人民保卫局的局长；1946年2 月，他任内
务部部长，同时还保留着人民保卫局的领导职位（该局也于一个月后改称南斯拉夫
国家安全局，但人们依然喜好称其旧名）。吉拉斯曾经写道，在兰科维奇那里，季
莫费耶夫顾问没有表现出俄罗斯人所特有的那种强烈的友好感情：季莫费耶夫经常
带着严肃和优虑的神色来到兰科维奇的办公室。每当谈合作问题，他出来时就显得
精神振奋，格外愉快；可如果兰科维奇出示证据，指责苏联招募南斯拉夫公民充当
好细，他就会满脸愤恨、慌乱地走出办公室。对待兰科维奇的指责，季莫费耶夫的
回答几乎是千篇一律的：
“这是偶发事情，是个别间谍的过错，而非国家政策使然，当然更不是他季莫
费耶夫的旨意。”
实际上，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那些年在南斯拉夫的主要任务，就是招募百姓从
事情报活动。在铁托的内阁部长中就有两名间谍：一位是工业部长安德利亚·赫布
兰克，前克罗地亚游击队领袖（苏联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知道他在盖世太保的严刑
下曾出卖过自己的同志，便以此相威胁，使之成为苏联的间谍）；另一位是斯特列
捷·朱奥维奇，财政部长。1945年发生了一件令铁托暴跳如雷的事情，当时他还没
有怀疑到自己的部长头上。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试图诱惑一位负责南斯拉夫密码工
作的杜什察·彼罗维奇女士加人间谍组织。当兰科维奇通报了此事之后，铁托大发
雷霆：“我们不能容忍间谍的存在，应该立刻遏制他们。”
尽管铁托对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干涉大加限制，但他自己对该机构的工作方
法却采取了拿来主义。四年的战争岁月中，拥有一千五百万人口的南斯拉夫失去了
近十分之一的同胞。铁托的共产党不仅战胜了德国，而且在严酷的国内战争中也取
得了胜利。胜利之后，人民保卫局立即开始了对米哈伊洛维奇游击队和其它宿敌的
恐怖活动。米兰·格洛尔博士，前流亡王国政府内阁成员，1945年（当时是副总理）
说：“这不是政府，这是屠宰场。”1946年，格洛尔遭到人民保卫局的诱捕，然后
在公审后被绞死。
吉拉斯后来写道：秘密活动深人到生活的各个领域，甚至渗入到家庭和私生活
中，这对于执政党来说是致命的。
英国观察员弗兰克·沃达姆斯1946年写道：“人民保卫局实现了对全民生活、
自由、财产的有效控制。如果它想逮捕谁，那么不必法庭审判，即可将此人投人监
狱、流放乃至除掉，无人能够对此提出抗议或质询。这就是全民恐怖的真谛。”
1947年开展的公开检举运动，把许多游击队员中的、资本主义妖魔中的、天主
教堂中的和其它反对派中的为外国帝国主义卖命的间谍的假面具撕了下来。
在南共领导人中，对苏联的崇拜，以及对不断加强的斯大林人民民主的好感，
与苏联国家安全部进行的干涉相比， 在一定程度上， 还是前者占了上风。甚至在
1948年初，离尖锐对抗只有几个月的时候，还没人对此表示怀疑。1947 年9月，在
共产国际战后继承者“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第一次会议上，南斯拉夫还被树
为其它一些缺乏果断力量的党的榜样。贝尔格莱德还被选作“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
局”秘书处的办公所在地。真正的冲突开始于1948年初，按南斯拉夫的观点，原因
在于苏联驻南斯拉夫军事顾问怀疑南斯拉夫高级领导人的忠诚，并大量进行渗透活
动。有后来南斯拉夫驻联合国代表阿列克斯·贝布列尔的话为证：“根据斯大林的
命令，苏联人越来越深人到我们的军队中去，由此引发了许多不愉快。所以说，是
苏联人有意要搞分裂。”在铁托试图独立的种种努力之中，显然，他成立巴尔干联
邦的计划引起了苏联的最大担心，斯大林把这一计划称为是对苏联霸权的潜在威胁。
1948年3 月，苏联召回了自己的军事和民事顾问，而且恼羞成怒地指责南共已被异
端邪说、英国间谍所渗透。接着，“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在6 月28日开会，决
定把南斯拉夫人开除出组织，并号召其党内的“健康分子”推翻铁托的领导。
斯大林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能力。如赫鲁晓夫所回忆的，当时斯大林自吹说：
“我只消动一动小拇手指，铁托就会消失。”但这并未成功。的确，斯大林在这之
后“收拾了所有能收拾的人”。但铁托在党、政、军内的地位坚如磐石，比其它人
民民主国家的领袖地位牢靠多了。作为决裂的必然反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
南斯拉夫人民保卫局和苏联安全部之间。展开了无情的间谍恐怖战。南斯拉夫很快
就将两名铁托内阁中的苏联间谍赫布兰克和朱伊奥维奇逮捕归案；三名被苏联招募
的南斯拉夫军官，在试图穿越罗马尼亚边境时也被抓获；甚至在铁托的卫队里也发
现了苏联间谍。而吉拉斯写道，苏联国家安全部曾有一个阴谋，企图趁政治局全体
委员在铁托别墅里玩台球之机，用自动枪将他们全部干掉。南斯拉夫人民保卫局对
来自‘’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叛徒”所采取的恐怖手段，说实话，在残酷
程度上（而非规模上）完全可以与苏联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三十年代的恐怖活动相
媲美。1948年夏，吉拉斯对兰科维奇说：“我们对待斯大林的追随者就像对待敌人
一样。”而兰科维奇却几乎绝望地回答，“不要这样说，总之别提这事！”后来，
像兰科维奇承认，有12000 人（实际情况也许更多）被怀疑（而且许多情况是毫无
根据，捕风捉影）是斯大林和“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追随者，人民保卫局把
他们都投入了戈里奥托克（一座孤岛）集中营。吉拉斯写道：“在集中营里，等待
他们的是羞辱、残酷，无尽的羞辱和无情的残酷。装上船时，犯人被头朝下扔进船
舱，出来时他们被站成两排的卫兵和集中营犯人痛打一顿。在集中营里，他们饱受
折磨、侮辱，如果他们拒不承认其真实的或是被强加的莫须有的罪名时，那他们的
头就会被浸到污水中。”
苏联国家安全部在反对南斯拉夫人民保卫局的秘密战中实施的第一项重大行动，
就是在阿尔巴尼亚组织了反对铁托的叛乱。直到与铁托分道扬镳之前，斯大林一直
默许阿尔巴尼亚作为南斯拉夫的一个仆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南斯拉夫的
“顾问们”改组了阿尔巴尼亚共产党，而推举的新领导是总书记恩维尔·霍查，以
及在共产党控制的政府中任外交部长的科奇·佐泽。“没有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斗
争，——霍查在战后说，——人口寡少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就不可能将抵抗运动坚持
到底。”在南斯拉夫人民保卫局的压力之下，“左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托洛茨
基分子”都被清除出了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共产主义青年组织领袖阿纳斯塔斯·卢
多因“左倾”被枪决；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奠基人之一、1944年从苏联流亡归来、并
在那儿抛掉了昔日幻想的拉扎尔·冯多，就在英国军事委员会的眼皮下被活活打死；
政治局委员穆斯塔法·格日尼希由于和“资产阶级”团体共同组建统一反法西斯战
线而被绞死。
由于战争的原因，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实际上就是南斯拉夫共产党的一个分支组
织。同其他东欧国家秘密组织受苏联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控制一样，阿尔巴尼亚的
秘密“侦察局’也受南斯拉夫人民保卫局的严格监督。霍查越来越被来自他的对手
佐泽一方的威胁所困扰。因为佳泽任内务部长，领导“侦察局”，并颇受铁托的赏
识。1947 年5月，佐泽对九名有反南思想的人民议会成员进行了公审，所有人均以
“破坏活动”的罪名被判处长期监禁。在1947 年8月举行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
的会议上，南共还同时作为阿共的代表出席了大会。四个月后，斯大林曾对吉拉斯
说过：“你们应当吞掉阿尔巴尼亚，而且越快越好！”
1948年的苏一南冲突，帮助了霍查从住泽手中的夺权行动。当苏联顾问离开贝
尔格莱德的同时，苏联国家安全部的军官们就来到了地拉那。铁托与莫斯科反目之
后，霍查立刻将全部南斯拉夫工作人员驱逐出境，并立即向自己的对手发难。佐泽
竭力自救，并企图用向苏联表忠的方式脱离危险，但一切于事无补。他和他的支持
者都被抓了起来，而内务部的交椅也被亲苏的梅赫梅特·梅胡夺去。梅胡接手以后，
在苏联国家安全部顾问的帮助下，对所属人员进行了清洗并改组了“侦察局”。经
过“侦察局”五个月的审问和拷打，佐泽和他的支持者“供出”了详细内容。1949
年3 月，梅胡来到莫斯科，与苏联共同讨论了两个月后将要开始的、对“科奇”佐
泽及其反革命集团”的公审的准备进程。佐泽供认，战争期间，他被英美谍报机关
招募；他还供认，英国军事委员会首脑曾在1943年对他说，铁托是英国间谍，他参
与了南斯拉夫吞并阿尔巴尼亚阴谋的制订。1949年7 月，佐泽以这些臆造的罪名被
判处死刑。
对佐泽的公审，拉开了苏联国家安全部在东欧大部分国家组织的系列公审的序
幕，当然，公审的对象是那些现实的和虚拟的铁托同情者。直到1953年斯大林逝世，
铁托都以伟大的异端者与托洛茨基同时驰名。但与托洛茨基不同的是，在与苏联国
家安全部斗争五年之后，他不仅毫发未损，甚至还成了胜利者。
第十章 冷战·斯大林时代
（1945－1953）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部中，美国开始被
称为“主要对手”。40年过去了，当戈尔季耶夫斯基在伦敦充当间谍头目时，这种
说法仍在流行。战前英国是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的主要目标，但战后它在世界舞台
上的影响削弱了，1945年以后便退到了第二位。
在二战期间、英国人和美国人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欧洲及太平洋地区的战事之
中，因而俄国情报工作遇到的阻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小（苏联人断言：从那时起
英美就已热衷于搞冷战）。战争一结束，莫斯科总部就遇到了新问题。说来也怪，
英美情报机构的成员大批复员了。1945年9 月，杜鲁门总统决定整顿美国战略情报
局，这使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失去了大批渗透到“主要对手”内部机密岗位上的谍
报人员。1947年中央情报局成立后，苏联的情报工作只得从零开始，而且打人中央
情报局要比打人战略情报局难得多。 英国战后也整顿了情报部和特别行动机构，
“整”走了彼得一斯莫利特和詹姆斯·克拉格曼，他们都曾是这两个机构的高级官
员。斯莫利特再次化名为斯莫尔克，回到日内瓦干起他记者的老本行。而克拉格曼
复员后恢复了他军人、共产党员的身份。后又成为一名编写党史的官民。英国大批
情报人员复员，使苏联失去了在军情五处的唯—一名间谍和在情报处的两名间谍。
经过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批准，安东尼·布兰特也离开了军情五处。他战时的两
位上司，安纳托里·戈尔斯基和鲍里斯·克罗托夫（从1944年夏天起）曾在报告中
不断提到，每月提供上千份文件使他身心紧张，疲惫不堪。战争结束前夕莫斯科断
定，让布兰特在情报五处继续留任要冒很大的风险。国外处处长菲京，1945年秋在
布兰特的个人档案中写道：“该情报人员在战争期间承担了异常艰巨的工作，以致
蝉精竭虑，应该让他休养5—10年。”
1945年10月，布兰特离开军情五处，以名画收藏家的身份回到艺术界，之后又
成为库尔托德学院的院长（自1947年）。在这种紧张的双重生活中他却表现非凡。
布兰特曾对自己的同事罗伯逊上校说过：“向俄国人提供军情五处人员姓名使我感
到很愉快。”
菲京似乎有意让利奥·朗接手布兰特的秘密使命。战争期间布兰特是他的上司。
但朗从隶属国防部的军情十四处调到了英国监督委员会，去了德国，成为主管侦察
的第二把手。1946年，布兰特推荐他到五处去任职，但选拔委员会看中了比他略胜
一筹的另一个候选人。此后朗便摆脱了这类使命，并表示不愿同莫斯科总部建立固
定联系。总部对朗拒绝合作的解释是：一方面，布兰特不能做他的上司，另一方面
是朗家庭生活的变故。朗娶了一个共产党员作妻子，这次婚姻后来失败了。现在他
再次结婚并且被家庭所累。 在总部断断续续交给布兰特完成的一些任务中，包括2
－3次德国之行，目的就是从朗那里取回情报。
像大多数在战争中招幕的情报人员一样，克恩克罗斯也退役了。同菲尔比不同，
从1943年他离开布列奇利园；到百老汇大街的情报机构参谋总部工作之后，就没能
同从事机密工作的同事建立起联系。情报机构政治侦察的头目戴维·弗特曼（曾经
在二战最后一年领导过克恩克罗斯）认为，克恩克罗斯为人乖僻，又好惹事生非。
但是克思克罗斯并没有像布兰特那样在苏联侦察工作中退居二线。战后他又回到了
财政部并继续每月向上司鲍利斯·克罗托夫提供情报，“五杰”中的另外两名，盖
伊·伯吉斯和唐纳德·麦克林则曾在另外一个权威机构——白厅一一英国政府中担
任要职。1946年，伯吉斯成为盖克托·马克纳尔的助手，此人当时是战后工党贝戈
政府的外交部长。同时，麦克林也恢复了自己作为驻美大使馆一名诚实的年轻外交
官的清白名声。虽然如此，苏联向英美情报机关的渗透仍遭受了沉重的打击。由于
战略情报局的大整顿，总部在华盛顿实际上已没有身居高位的情报来源，而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