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格勃全史-第5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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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班子的更换很快产生了效果。库尔恰托夫的助手、伊戈尔·戈洛温教授回
忆说：“贝利亚的领导才能在那时是有目共睹的。他精力过人，不开长会，处理问
题很果断。”在他的指示下，原子武器研究项目只用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的劳改犯。
戈洛温解释说；当时科学家们很少考虑到他们正在使用奴隶劳动。他说：“那时我
们脑子里只想着尽可能在美国轰炸我们之前搞出我们自己的原子弹。面临新的原子
战争的恐惧压倒了一切。我们的同龄人可以证明这一点。
也确有一些科学家对贝利亚的领导方法持更多的批评态度。伟大的物理学家彼
得·卡皮察（后来获诺贝尔奖），就曾在1945年10月25日请求斯大林允许他离开研
究工作。他说：“没错，指挥棒是在贝利亚同志手里。但第一小提琴总该由科学家
拉，因为小提琴将给整个乐队定出基调。贝利亚同志的最大不足是，作为指挥不仅
是挥挥指挥棒，还要懂音乐。而这正是贝利亚同志所欠缺的”
卡皮察写道，贝利亚只是一味想模仿美国原子弹的构造。卡应察坚持，苏联科
学家应该研究一种自己的、更为经济便捷的制弹方法，当然这些建议毫无结果。”
卡皮察抱怨贝利亚总是热衷于抄袭美国人的方案。1945年俄国人手中已有大量
有关广岛、长崎两枚原子弹的秘密情报，但贝利亚还在得陇望蜀，并由于战后这方
面资料供应的减少而闷闷不乐。同年9 月古琴科叛逃西方使阿兰·南·梅伊败露，
导致西方对所有原子弹研究中心的工作采取了更为严格的保安措施。2 月戴维·格
林格拉斯被复员，这使总部损失了在洛斯阿拉莫斯（美国西南部城市，核研究中心
一一译者注）两名间谍中的一个。另外一个－－克劳斯·福克斯1946年6 月调离洛
斯阿拉莫斯，去了英国哈白埃尔的一个新建原子能基地。尽管在1949年以前他一直
作为苏联间谍在活动，但作用已不及当年。1946年通过了关于成立美国原子能委员
会的麦克马洪法案，该法案禁止再向英国提供美国原子能研究的新情报。英国工党
政府失去了美国的原子能研究资料后，决定1947年制造自己的原子弹，但英国人在
这方面要比俄国多花两年时间。
尽管颁布了麦克马洪法案，唐纳德·麦克林却仍享有接触原子能研究资料的权
力，因为禁令并不涉及核原料及已经公开的战争期间的研究成果。作为英国大使馆
的正式代表，他负责将原子能用于政治目的的工作，获准单独出入美原子能委员会。
从1947年夏到离开华盛顿之前，他一共12次去过原子能委员会，有几次是夜间。根
据原子能委员会的损失报告显示， 他可以接触有关铀矿需用量的估计数据， 和对
1948——1952年需用量的预估，尽管后来证实，后一组数据是不准确的。
有关原子武器计划的重要情报不断减少，满足不了贝利亚的胃口，于是他让库
尔恰托夫通过国家安全部的信使给丹麦物理学家奈尔斯·博尔去信，请他透露一些
在美国了解到的，更新更详尽的原子能方面的信息。博尔答复说、美国人不许他接
近贝利亚感兴趣的那部分资料。
直到苏联原子弹首次试验成功前，斯大林和贝利亚始终担心，由于间谍们搞不
到美国人制造原子弹的重要情报，将导致苏联原子弹计划的夭折。为了打消斯大林
的疑虑，库尔恰托夫把苏联第一颗原子弹的核材料带到克里姆林宫斯大林的办公室，
这是一个镀镍钚球，直径大约10厘米。
“我们怎么知道，这是钚而不是一块抛过光的钢铁？”斯大林问，“它为什么
这么亮？这层镜子样的壳起什么作用？”
库尔恰托夫回答：“核材料上镀镍是为了安全。钚是巨毒物质，镀上一层镍就
没危险了。为了让您相信这不是块钢，您可以让人摸摸它，它是热的，如果是钢该
是冰凉的。”
斯大林亲自动手摸了摸：“真是热的，它总是热的吗？”
“一直是热的，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它内部始终存在着阿尔法裂变，正
是这种裂变能使地球升温。但如果剧烈的链式裂变反应开始，那就会发生大威力爆
炸。”
斯大林半信半疑，但至少他已允许试验第一枚原子弹。贝利亚则直到试验前最
后一分钟，还担心苏联学者和情报人员尚未掌握原子弹的某些内部秘密、尽管他们
已取得了巨大成就。1949年9 月25日爆炸发生前10分钟，在哈萨克斯坦的试验场上，
贝利亚还对库尔恰托夫说；“不可能成功！”但当爆炸发生时，他却抱住库尔恰托
夫狂吻。这真是核爆炸吗？贝利亚打电话给一个在美国比基尼岛原子弹试验时的苏
联目击者，询问这次产生的磨菇云和那次是否相似。得到肯定的回答后，他给斯大
林去了电话，接电话的是斯大林的私人秘书波斯克列贝舍夫，他告诉贝利亚斯大林
已经休息了。贝利亚就站在那里直等着斯大林来接电话。“约瑟夫，一切正常爆炸
了，和美国人的一模一样！”他报告着。”“我知道了。”斯大林答了一句便放下
了话筒。贝利亚立刻由于有人抢了他的头功而暴跳如雷，他转向周围的人，吼道：
“在这儿你们还给我捣鬼！叛徒！我要把你们都揍扁！”
几乎在苏联第一枚原子弹爆炸的同时，梅雷迪·加德纳破译了国家安全人民委
员部1944年的一封函电，里面第一次提到了苏联一名最重要的原子间谍克劳斯·福
克斯的内容。他曾在哈鲁埃尔做过一个科研人员的副手，1950年1 月福克斯对自己
的罪行供认不讳，1952年4 月被判14年监禁。他用几句话描述了自己为俄国人所做
的工作，这些话完全可以代表其他在西方活动的苏联间谍的心态：
“我利用马克思的哲学把意识分为两部分，在其中一部分意识中我让自己结交
朋友、建立自己的圈子……同朋友在一起时我感到无拘无束非常幸福，我并不担心
暴露身份，因为我知道，一旦危险临近，意识的另一部分就会自动阻止我行动……
那时我觉得自己变成了‘自由的人’，因为我学会了如何运用另一部分。意识使自
己不受周围人事的影响。现在回首往事，我认为把这种状态称为精神分裂症，是再
正确不过的了。”
福克斯被捕时，另一个原子间谍布鲁诺·蓬捷科尔沃也在哈鲁埃尔工作。安全
部门查明，蓬捷科尔沃确有几名亲属是共产党，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参与了间谍
活动。1950年美国开始对原子间谍进行大逮捕，莫斯科总部决定冒一次险，把蓬捷
科尔沃连同家小一起接回苏联，当时选择了一条经过周密勘察的路线——通过芬兰
入境。蓬捷科尔沃在苏联物理学界可算是功成名就，他曾获得过两枚列宁奖章以及
大量名目繁多的奖励。他始终否认曾参加过原子间谍活动。
“维诺纳”使福克斯败露，也构成了对两名在美国的原子间谍的威胁——朱里
乌斯和埃特尔·罗森堡，后来两人先后被捕。1950年破译了一份1944年的情报，里
面讲一名间谍曾在洛斯阿拉莫斯担任助手。后又有证据表明这个间谍就是埃特尔·
罗森堡的兄弟戴维·格林格拉斯，此人1950年认罪，供出了朱里乌斯和罗森堡。在
审讯过程中格林格拉斯谈到，罗森堡曾向他炫耀，自己领导着一个苏联间谍网，不
仅提供原子能研究方面的成果还有其他科技情报，包括有关卫星研究的原始材料。
同英国那两个原子间谍南·梅伊和福克斯不同，罗森堡兄弟解绝对能言善辩，
有时甚至能令人信服地辩解说自己与间谍活动无关。 1951年4月，他俩被判死刑，
这是苏联间谍在西方唯—一例死刑案。 1953年6月19日，在长达两年的毫无结果的
上诉之后。他俩先后在纽约辛格监狱的电椅上被处死。埃特尔在最后一封给自己律
师的信中写道：“我们是美国法西斯主义的首批牺牲品。爱您的埃特尔。”面对死
亡兄弟俩视死如归。他们的兄弟之情和对自己两个儿子的爱，使对他们判处死刑者
显得恐怖而卑鄙，也使世界舆论都深信审判有误。每次接通电流，从行刑室里传出
的肉体烧焦及排泄物的恶臭使得在场的40名记者、狱吏和其他目击者恶心欲吐。甚
至在放电功率达到2000瓦时埃特尔还表现出活着的迹象，只好又两次接通电源。
罗森堡兄弟宣传着他们理想主义的信仰，他们认为苏维埃俄国，确切说是他们
神话般想像出的那个国度，是全人类的希望；至今仍鼓舞着它在西方的天真的信徒，
尽管斯大林那一套有些可怕。埃特尔和朱里乌斯都是心地真诚而勇敢的苏联情报人
员，他们认为为自己事业所做出的最大贡献就是守口如瓶、视死如归。在他们被处
死之后，克格勃还采取“积极行动”使人们相信，他俩成了反共势力迫害持不同政
见者的无辜牺牲品。
但是克格勃的任何“积极行动”。都不及迫害异端的头目约瑟夫·马卡尔金议
员的所作所为更能说明问题。1950年2月9日，他宣称自己掌握了205 名在国务院工
作的共产党员名单（其中大部分是臆造的），而他对“红色瘟疫”进行的大征讨使
全世界开始怀疑，苏联情报机关是否真的在向他的“主要对手”发动进攻。
对罗森堡兄弟罪行的怀疑还表现在，出于保密的需要，在大西洋两岸的法庭上
均绝口不提“维诺纳”。直到1980年真相才被披露出来。但即便此时英美两国还是
拒绝公开承认有过“维诺纳”。
冷战初期及由“维诺纳”引起的一系列问题正值苏联情报机构内部一片混乱之
时。混乱的起因是克里姆林宫内部的争权夺利。此外，1947年美国成立了中央情报
局，在华盛顿的国家安全部间碟头目，格里戈里，格里戈里耶维奇·多尔宾和苏联
大使亚历山大·谢苗诺维奇，分别就中央情报局建立的问题提出自己的报告，这些
报告斯大林本人和政治局都仔细研究过。
正如1947年2 月提交国会审议的国家安全法所规定的那样，中央情报局的主要
任务就是整理、分析不同渠道得来的情报资料。尽管这一目的并未实现，莫洛托夫
还是令人信服地证明：军方和政府两个侦察机构的合并，使美国人对苏联情报系统
拥有了巨大优势。他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就是把国家安全部的国外局和情报
总局合二为一。在斯大林眼里，莫洛托夫的建议带来的一个严重后果，便是削弱了
拉夫连季·贝利亚在安全机构中的影响，因为主持国家安全部工作的正是贝利亚的
心腹阿巴库莫夫。1947年秋，国家安全部国外局和情报总局合并为一个对外情报组
织，即情报委员会。
尽管情报委员会名义上直属部长会议，但任命莫洛托夫作它的首任主席，却使
外交部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境外情报工作领导权。莫洛托夫极力巩固对外交部的控制，
任命驻几个大国的大使为合法的间谍总头目， 赋予他们领导军（前情报总局） 政
（前国家安全部）侦察的权力。后来叛逃的间谍伊利亚·吉尔科罗夫非常气恼，提
意见说：“改组导致严重的混乱，间谍头目们是职业情报人员，而那些大使们对侦
察工作及其方法只具备一些模糊而肤浅的认识，因此为了避免向这些人汇报自己的
工作，情报人员不得不绞尽脑汁。”更有甚者，有些外交官直接插手情报工作，首
当其冲的是亚历山大·帕纽什金（1947——1951年苏联驻华盛顿大使，他曾积极参
与对“主要对手”的秘密战争）。格里戈里·多尔宾（1946—1948）因精神失常而
被调离，他的继任者格奥尔吉·索科洛夫（1948－1949）因不能胜任工作也遭同样
命运。在这一段混乱之后的一年中，帕纽什金得心应手地亲自领导了情报工作。新
上任的驻华盛顿间谍头目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弗拉德金（1950～1954）则一
直回避同帕纽什金发生冲突，也不愿同总部既翻。后来帕纽什金曾主持部长会议国
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总局的工作。
1947年至1949年间，彼得·瓦西里耶维奇·费多托夫出任情报委员常务副主席，
战争刚结束此人便接替菲京当上了国外局局长。和菲京一样，费多托夫在总部享有
高级知识分子的声誉。吉尔科罗夫描述他与众不同的是从不轻视他人的意见。若有
人同他的意见相左，他也不发号施令而是设法说服对方。另外一名克格勃叛逃者尤
里·诺克科持相反意见，他认为费多托夫的灵活性多多少少是由于他的优柔寡断，
尤里回忆说费多托夫每次做出决断之前，手头总是拿着好几个月的材料。为了整齐
划一，情报委员会极力使情报机构按情报机构的模式做出相应的调整。国家安全部
五局的驻外部（主管加密和破译工作）同情报总局中的相应机构合并为一个情报委
员会第七局，由过去国家安全部五局的头目阿列克谢·谢科尔金上校挂帅。然而从
情报委员会成立之日起其内部就显得不够稳定，几乎所有的局都由原国外局的人主
持工作。可想而知，总参谋部不免开始抱怨，军事侦察成了打下手的工作。1948年
夏天，国防部部长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布尔加宁经过与莫洛托夫旷日持久的
争执，终于把领导军事情报工作的头目全部退回国外局。阿巴库莫夫在贝利亚帮助
下开始了旨在恢复自己对情报委员会残局控制的长期斗争。1948年底，各人民民主
国家的顾问处都撤回到国家安全部。俄罗斯移民局和苏联海外侨民协会的官员们情
形也是如此。与此同时，情报委员会仍然控制着大部分间谍行动及情报破译工作、
直到1951年它被解散而重新启用国家安全部。
1949年，莫洛托夫失去了斯大林对他的信任丢了官，接替他外交部长及情报委
员会主席职位的，是安德烈·维辛斯基。此人曾是一名严厉的检察员。1943年，他
是莫洛托夫约第一任副手。维辛斯基自己也承认，他的领导方法就是让手下人始终
处于精神紧张状态。他的下一任外交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回忆说：
“他把助手叫去谈话总是以怨气冲天的责难开始，或者干脆是当面污辱。甚至
同大使、公使们讲话也用这种口吻，他认为，只有这种方式才能使他更像贝利亚。”
早在30年代他就开始狂热地崇拜贝利亚。葛罗米柯认为，这一点即使是在他同
贝利亚通电话时也是显而易见的。“一听是贝利亚的声音，维辛斯基一下子便跳了
起来。谈话本身亦值得注意。整个过程他都躬着背，像是奴才见了主子一样。”维
辛斯基在任期间，贝利亚的影响急剧扩大。样子深沉有时不够果断的费多托夫，丢
掉了情报委员会常务副主席的职务，仅保住了副主席的职位。他原来的位子被更强
硬更果断的谢尔盖·罗曼诺维奇·萨夫琴科占据，此人二战期间曾任乌克兰内务人
民委员部部长，1946－1949年任安全部部长。好像萨夫琴科对外交部长汇报工作与
对贝利亚是有区别的。维辛斯基很少插手情报委员会的工作。在他的位子上后来又
来了两名稍年长一些的外交部领导，先是维科夫·亚历山德罗维奇·马立克，然后
是瓦列里安一位林。所有迹象表明，他们都只是些尸位素餐的官僚而已，并没有什
么大的建树。
尽管战后苏联的一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