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格勃全史-第5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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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库金的下任尼古拉·鲍里索维奇·罗金的画像（化名科罗温）。他是1947—1952
年和1956－1961年的间谍头目。此人是机关中权势小人的典型，他对待下属傲慢专
横，认为他手下的情报人员必须维护他在总部的美好名声。接替克罗托夫做“五杰’
上司的是尤里·伊万诺维奇·莫金，政治侦察局的官员。他先后于1947—1953年，
1955—1958年在伦敦工作。莫金（对“五杰”他的代号是彼得）是克格勃历史上最
出色的间谍头目之一。80年代初期他当上了安德罗波夫学院一系（政治侦察系）主
任，他认为罗金是一个目空一切。装腔作势的庸人。
　　　　战后许多年中，伯吉斯、麦克林和菲尔比于不同时期都能够提供美、英两国的
情报。伯吉斯和麦克林逃回苏联以后，美国参谋长联席委员会1951年所做的损失报
告中谈到：“在伯吉斯和麦克林叛逃之前，所有关于美、英、加（加拿大）三国原
子能研究计划，美、英两国战后欧洲政策的情报都到了俄国人手中……截止1951年
5　月15日，所有英国的电码、密码，（有可能包括美国的）都已被俄国人掌握，不
能再用了。”
　　　　这里有明显的夸张成份，因为没有把加密过程中一次性使用的密码实际上考虑
在内，这其中只有少部分经过麦克林或伯吉斯的手。但毫无疑问他们所搞到的价值
极高的侦察情报的数量是极大的。　1954年叛逃的克格勃成员彼得罗夫兄弟说，　据
1945——1948年在伦敦担任苏联情报加密员的菲利浦·瓦西里耶维奇·基斯利钦的
证词，伯吉斯经常带来“满满几皮包外交部的卷宗，在大使馆拍照复制后再给他。”
1947年前，鲍里斯·克罗托夫是伯吉斯的上司。他每次都是在城郊的某个地方从伯
吉斯手里把包取回来，有时他是满脸灰尘回到使馆的。最重要的材料是由基斯利钦
用无线电传送到莫斯科，其余便通过外交信使。1949年，基斯利钦被任命到莫斯科
总部一个新的部门，该部门是专门为处理麦克林和伯吉斯提供的情报而组建的，基
斯利钦是那里唯—一名工作人员、根据上级命令基斯利钦选择了其中一部分个人档
案和文件。
　　　　但是与英苏还是盟国时相比，伯吉斯和麦克林感到冷战时期的双重生活日益艰
难。当时乔治·克里一福斯特尔是刚刚组建的外交部安全部的头，1947年他第一次
见到伯吉斯，他“因伯吉斯的沮丧面容感到震惊。他胡子拉茬，满嘴酒气，以致我
想弄清楚，这到底是谁，干什么工作”。加龙维·里斯认为，伯吉斯可能染上了麻
醉剂瘾。
　　　　“为了缓解精神紧张现在他一直服用镇静剂，但同时又服用兴奋剂，因为他不
知道镇静剂的用量。他总是倒在手上多少便全部吞下去，像小孩子嚼冰糖，一直到
把袋子吃空为主。”
　　　　人们总是向克里一福斯特尔抱怨伯吉斯行为不检点。弗雷德·沃尔涅尔曾和他
一起在外交部国务大臣盖克托·马克纳尔手下的一个分部工作。有一次盖克托在索
霍的一个夜间俱乐部里撞见伯吉斯满脸血污地躺在地板上并把他救了出来。马克纳
尔总问“我们可怎么对付盖伊？”沃尔涅尔对这个问题早就厌烦了。
　　　　但不管怎么说，伯吉斯还多少保留了一些剑桥读书时的魁力。1947年底，马克
纳尔把他推荐给外交部副部长克里斯托弗·梅赫，他这么做实际上是为了摆脱伯吉
斯。当时梅赫正负责组建一个专门对付苏联“心理战”的情报研究局。梅赫后来自
己承认，他当时犯了一个大错，“我和他谈了谈，当然他显示自己有关于共产主义
破坏活动的丰富知识，我便高兴地把他留下工作了。”伯吉斯来往于英国驻外使馆
之间，在那里传递情报研究局发出的警告，并把它的计划报告给自己的新上司尤里
·莫金（莫金是1947年底接替克罗托夫任此职务的）。伯吉斯的这些做法使情报研
究局的工作变得毫无意义。各使馆纷纷报告伯吉斯有不符合外交官身份的行为，梅
赫不得不把他调出情报研究局。此时只剩下很少几个朋友仍对伯吉斯表示信任，其
中包括英国情报机构政治侦察负责人戴维·福特曼。1948年，铁托与莫斯科闹翻之
后不久，福特曼手下一名工作人员就建议列一张共产党情报工作者的查询单，据此
英国大使就可以在贝尔格莱德得到所需情报。“好主意！一一福特曼高兴地叫道，
通知盖伊。”伯吉斯同查询单的建议者一起制订其具体内容，并把它发往贝尔格莱
德。铁托的答复使莫斯科总部很感兴趣，也许福特曼也很高兴吧。
　　　　1948年秋，伯吉斯被派到远东局，在那儿干到1950年他调任驻华盛顿大使馆二
秘为止。在远东局工作期间，他详细地向莫斯科报告了英国对1949年诞生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的政策、以及对1950年6　月朝美战争爆发前的朝鲜的政策。虽然伯吉斯只
是一名中校军官，他却始终可以参与研究分析来自联合侦察委员会、国防部和东京
盟国最高指挥部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总部的情报。　　特别引起莫斯科注意的是
1950年4　月关于“苏联对中国共产主义政权援助”的分析报告。从该报告可以清楚
地得知、西方是在朝鲜战争爆发前两个月才对该问题进行侦察的。伯吉斯就此写了
一份冗长的调查报告，仍用他惯用的蓝色墨水，字体十分工整，令人惊讶。其实这
时，他在外交部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1949年秋天伯吉斯去直布罗陀和摩洛哥的
丹敦旅行。加龙维·里斯称他这两次旅行为“不体面的俄底修斯漂泊”。旅行中伯
吉斯不按帐付款，当众寻找辨认军情五局和英国情报机构的官员，喝醉酒后在当地
的酒吧间时大唱：“如今男孩更便宜，早已不像前几天……”伯吉斯感到奇怪的是，
旅行归来后竟没有被解雇。
　　　　莫斯科总部得出的结论是：1949年秋天，伯吉斯已精神失常，这是由于他知道
因“维诺纳”被破译可能暴露身份，从而引起精神高度紧张。1949年9　月，在菲尔
比作为英国情报机构负责协同行动的官员被派往华盛顿前夕，他曾涉入过“维诺纳”
的工作，为此，他自己向莫斯科发出过警告。但实际上直到1951年伯吉斯叛逃以前，
“维诺纳”并没有显示出任何能使他暴露身份的内容。1949年秋天，他每时每刻都
等待着自己的末日。同他一样，麦克林在得知来自“维诺纳”的危险时也感到心情
沉重。而且对他的威胁似乎更近一些。因为接触“维诺纳”之后菲尔比马上就明白
了，在几封被破译的密电中被俄国人称为“荷马”的情报人员就是麦克林。
　　　　35岁的麦克林到开罗赴任后，办公室顾问兼主任的职务使他在外交界可以大有
可为。但他经受不住一年前得知的可能败露的威胁。尽管他工作起来仍像从前那样
轻车熟路，但同时他开始酗酒，包括在“不宜饮酒”的时候。他的老朋友和酒友菲
利浦·托因比目睹了他积郁成疾而不能自制，歇斯底里地发作的情景。1950年5　月，
两个朋友狂饮之后冲人在美国使馆工作的两名姑娘的房间，把卧室翻个底儿朝天，
撕碎了姑娘的内衣，又砸了浴室。托因比回忆说：“唐纳德摘下一面大镜子向浴室
抛去。令我惊奇而又高兴的是浴缸没有被砸个粉碎，镜子也完好无损。”几天之后
麦克林被召回伦敦，外交部批准他整个夏天都去休假并找心理医生治疗。医生缓解
了他因过度疲劳引起的病情以及他那被压抑的同性恋欲望。秋天麦克林恢复正常并
被任命为外交部美国司的负责人。尽管晚上还会到俱乐部去纵情狂饮，喝醉酒时还
会称自己是“英国希斯”，但麦克林工作起来还像往常一样训练有素、极富效率。
　　　　麦克林和伯吉斯搞到的情报在1950年6　月朝鲜战争开始以后对莫斯科变得极其
重要。麦克林在美国司的副手罗伯特·塞西认为：麦克林提供的文件对于帮助中国
人和北朝鲜制定在谈判中的战略战术是无价之宝。”麦克林和伯吉斯不仅提供机密
文件，还在其中夹进了自己的反美情绪，这使苏联更加担心美国会把朝鲜冲突变成
战争。1950年底，麦克林在外交部里甚至还把美国政策称为是“缺乏远见的、不灵
活的和危险的。”而且在自己外交生涯中他头一回对斯大林愚蠢的有关侵略性的分
析表示好感，斯大林认为侵略性是美国垄断资本所固有的。其实真正原因多半在于
美国经济同军工生产联系非常密切，而大规模的战争有助于避免战后的萧条。尽管
斯大林的荒唐言论没有在白厅引起多大反响，1950年美国政策的走向还是引起了英
国的不安。12月，杜鲁门总统就是否在朝鲜冲突中使用原子弹的问题作了含糊其辞
的答复。“核武器的存在本身就使人想到它的运用。”艾德礼首相听到这个声明，
立刻动身飞往华盛顿同杜鲁门总统商讨使用原子弹及其他同战争有关的问题。麦克
林为莫金提供了为首相出访准备的咨询材料及向内阁提交的有关访问成果的报告。
斯大林近乎病态的疑神疑鬼没有使他轻视西方帝国主义者的侵略计划。1950年底，
他已经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确信无疑了。
　　　　朝鲜战争的原因不在于苏联的领土野心，而在于北朝鲜。但是由于西方不了解
苏联的真正意图，英美情报机关又不能像情报委员会在伦敦和华盛顿那样搜集有用
情报，导致西方做出错误判断，认为战争是苏联大规模扩张计划的一部分。1950年
的那个冬天，恐怖情绪进一步扩散，仿佛入侵朝鲜也仅仅是苏联进攻德国的一个前
奏。1951年2　月，英国国防部警告内阁：“战争可能在1951或1952年爆发。”尽管
西方对苏联有可能发动进攻的担心毫无必要，但却是发自内心的。这种担心被斯大
林解释为西方试图掩盖自己的侵略阴谋。1951年3　月，麦克林在自己提交外交部的
简短呈文中，用更激烈的言辞向莫金表达了自己的忧虑，他满有把握地写道：“美
国人在远东乃至全世界玩火必然把我们引向战争的深渊。　”4月，杜鲁门总统召回
在朝鲜的联合国军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麦克阿瑟曾强烈主张把战争扩
大到中国领土上去。也正是此时他被解职。作为苏联情报人员，麦克林的前途也蒙
上了一层阴影。
　　　　克格勃第一总局认为，麦克林的暴露是“维诺纳”被破译而引起的最严重的后
果，因为使麦克林暴露的那些材料，也使克格勃渗透史中最有价值的间谍小组“五
杰”遭到了惨败。1949年10月，菲尔比以英国情报机构代表的身份前往华盛顿。菲
尔比清楚地知道克格勃的侦察行动，也早就明白化名“荷马”的人就是麦克林。他
在回忆录中故意这样写道，为了“挖出”麦克林需要半年时间，以免英国上流社会
因为发现自己圈子里有个叛徒而休克过去。被破译的“维诺纳”开始提到“荷马”
时很含糊，根据这些无法判断他是不是英国使馆工作人员，甚至无法知道他是英国
人还是美国人。据加罗尔德·麦克米兰证实，最初被怀疑的人数超过七千，几乎包
括了所有能够秘密横越大西洋的人、菲尔比一到华盛顿就得知，“联邦调查局正在
继续向我们调查有关使馆的清洁工和服务人员的状况”。
　　　　用菲尔比自己的话来说，“维诺纳”被截获也引起了他“深深的不安”。但很
明显，对麦克林的直接威胁是没有的。他的上司说，根据莫斯科的决定麦克林仍继
续工作，等对方网口收紧时再制定营救他的方案。1950年冬天以前，网口一直未收。
1950年底，怀疑对象减到35人，到1951年4　月只剩下10人。菲尔比假装寻找“荷马”，
并把调查者的注意力吸引到一个战前叛逃者克里维茨基的证词上，此人在1949年的
审问中提到一名在外交部工作的苏联情报人员。这名被“怀疑”的间谍出身名门，
曾就读于伊顿大学和牛津大学（麦克林念的是剑桥大学）。菲尔比写道：大使馆的
安全官员鲍勃·麦肯瑟认为间谍就是波尔·戈尔一布特，即外交部未来常务助理，
他曾在伊顿和牛津上学。戈尔一布特那时主修古典人文科学，“荷马”这个代号对
他再合适不过，而且同他的姓氏也很相配。然而。1951年4　月中旬“维诺纳”又有
一部分内容被破译后，对戈尔一布特的怀疑马上就解除了，其他问题也迎刃而解。
这部分被破译的内容中提到，1944年“荷马”曾在一周之中两次去纽约同自己的上
司会面，顺便也去看望自己怀孕的妻子。而当时只有麦克林一人这样做过。
　　　　筹划让麦克林出逃的工作持续了几个星期，因为英方决定不在法庭上引用“维
诺纳”的内容，这就必须寻找有关他从事间谍活动的其他证据、同上司讨论过现实
处境之后，菲尔比决定通过伯吉斯提醒麦克林。1950年8　月，伯吉斯到华盛顿出任
大使馆二秘。很显然这是他在外交界有所作为的最后一次机会了。8　个月之后的事
实表明机会被错过了。1951年的一系列事件（几乎全部都没有提前准备）引起了弗
吉尼亚州警方、国务院及英国大使馆的愤慨，4　月他被召回。在“库茵·梅利”号
客轮离开纽约前，伯吉斯和菲尔比一起在船上的中国餐厅里共进午餐。铜管乐队的
伴奏声排除了窃听的可能，他们讨论了麦克林出逃的细节。按照与菲尔比预先商定
的计划，5月7日一回到英国伯吉斯应该通知尤里·莫金，“五杰”在英国期间他是
总头目，也正是莫金负责执行出逃计划。后来他当克格勃安德罗波夫学院政治侦察
系主任时，对他如何组织这次出逃仍津津乐道。戈尔季耶夫斯基注意到，莫金从未
谈及那个自高自大的伦敦间谍头目尼古拉·罗金也参与过此事。
　　　　4　月中旬麦克林已见不到机密文件了，很快他就意识到他受到了监视。接着电
话也被窃听，他对是否应打电话给莫金犹豫不决。使他感到奇怪的是，这时伯吉斯
不知从哪儿冒出来帮忙了。伯吉斯回到英国以后就去了外交部。但那儿的人通知他
说已决定让他马上退休。而他借这次机会交给麦克林一张便条，上面写着会面的时
间和地点，届时将商议他出逃的计划。
　　　　不久伯吉斯收到了菲尔比的一封信，信上说起忘在大使馆停车场的汽车。但信
的末尾半遮半掩地警告说：“这几天气热起来了、”伯吉斯此时已经在崩溃的边缘
了。菲尔比后来写道：“他眼看就要疯了，情况比别人所能料想的还要糟糕。他在
英国的仕途给毁了，而克格勃也不再需要他。我们深深为麦克林担心，竟谁也没想
到过伯吉斯。”
　　　　但莫金想到了。伯吉斯害怕同莫金会面，并让布兰特把自己的担心转告他。考
虑到伯吉斯的状况，莫金认为他在审讯中大概挺不住，于是便强迫他同麦克林一起
出逃。
　　　　关于麦克林和伯吉斯出逃的事存在着各种说法。　最常听到的一种说法是：5月
25日星期五早晨，外交部长罗伯特·马礼逊主持一次会议，会议决定28日星期一开
始审讯麦克林。广泛流传的说法认为，马上便有一个至今还未被发现的间谍（通常
被称为“第五个间谍”，这种叫法是错误的）预先通知了伯吉斯，当晚他就同麦克
林一起逃跑了。事实上并不存在所谓25日的会议，也没有什么预先警告。马礼逊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