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格勃全史-第6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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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大好处就是只呆3 个月。他常同这些年轻漂亮的女士们招摇过市。三个月后只
需互相说一声：‘拜拜，我亲爱的姑娘”，“再会，先生！”一些小礼物，如大衣、
戒指一类通常是对这段美好时日的纪念。”
在谢罗夫领导期间及此后一段时期，莫洛德的这种态度在克格勃是非常典型的。
谢罗夫坚决反对在实际情报活动中使用妇女。他认为妇女只能用作诱饵或仅仅用于
招募其他女人。严重的偏见也使他反对在办公室中任用妇女。尽管有雷布基娜等几
名声名显赫的妇女在第一总局任领导职务，谢罗夫仍坚决禁止招募妇女从事间谍活
动，这个禁令一直持续到戈尔巴乔夫时代。莫洛德同他的大多数克格勃同事一样，
不仅对妇女，而且对犹太人也有成见。1964年他回到莫斯科以后，当时在C 局负责
文化工作的戈尔季耶夫斯基给他搞到一张莫斯科“罗曼”茨冈人剧院戏票。几天后
莫洛德在走廊里碰到戈尔基耶夫斯基，气愤地问他：“你跟我搞什么名堂？你告诉
我那是茨冈人剧院，我去了——可那里全是犹太人。”
好像是命运的捉弄，莫洛德在伦敦6 年期间的技术保障由一对来自美国的犹太
夫妇莫里斯和洛拉·科恩负责。他们就是彼得和海伦·克罗格尔。在美国时他们加
人罗森堡的小组，以旧书商为掩护身份，而且生意做得很红火。1961年，军情五处
和政府专门机构进行刑事搜查时，在伦敦郊区的科恩夫妇家中，发现一架藏在厨房
地板下的发报机，其功率足以把信号传到莫斯科；一台用来收听莫斯科高频广播的
短波收音机；藏在手电筒和打火机中的密码本；装在粉盒的微型计算机装置以及用
于通讯的其他附件；炉子底下的罐子里还发现了用于快速拍发“莫尔斯”电码的磁
铁氧化物，几千英镑和美元，大量通行证和7本护照。
在莫洛德控制下、由科恩夫妇提供技术保障的英国间谍中只有两个人被起诉—
—加利·哈夫顿和他的情人埃特·朱。莫洛德回到莫斯科后写道，绰号为“老将”
的哈夫顿完全按英国间谍的老一套行事。他在波特兰的水下武器总局作职员，有在
档案馆工作的埃特·朱的协助，他可以轻而易举地搞到有关对潜水防御和核潜艇方
面的情报。军情五局从中央情报局在波兰安全局工作的间谍米哈尔·戈列涅夫斯基
那里得到的有关哈夫顿的情报中发现了莫格德的踪迹。哈夫顿出狱10年后所写的回
忆录雄辩地证明，莫洛德如何欺骗了他。莫洛德在莫斯科接受采访时也明确表示，
他认为像哈夫顿这样的间谍是一群倒霉鬼。哈夫顿幼稚地认为（如同瓦萨尔回忆起
他同罗金的首次会面一样），“他们第一次见面就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尽管哈夫
顿也曾对从事间谍工作感到后悔，但他也承认他是迫于压力才开始干的；在同莫洛
德热诚的友谊影响下他付诸了行动，他也喜欢这种工作，因为“我们被一种真正的
同志情谊团结在一起”！虽然莫洛德在性方面很开放并有不少情妇，但他还是说服
了哈夫顿，“同他们中任何一个都不能推心置腹”。
1961年，法庭判处莫洛德25年、科恩夫妇ZO年、哈夫顿和朱各15年监禁。1964
年莫洛德通过交换人质被释放。克格勃未作任何努力以便其他人也能获释。当然也
有几个莫洛德的间谍没有被揭穿。莫洛德在回忆录中强调，他从波尔顿一达乌纳的
细菌研究中心（他称之为细菌战中心）得到信息是公正合理的。他的附有评论的回
忆录在菲尔比帮助下准备交由第一总局复核，其中有一个非常荒谬的观点，即莫洛
德在波尔顿一达乌纳的主要任务在于阻止纳粹分子实现他们疯狂的计划一向英国传
播鼠疫新疫苗，然后嫁祸于克格勃：“有什么能比粉碎狂热分子企图制造毒药和细
菌加害人类的计划更高崇的工作呢？”
有一个事实可以证实莫洛德的意义，那就是戈尔季耶夫斯基在第一总局工作期
间，他是唯—一个被列人第一总局荣誉室侦察英雄名录中的战后间谍。莫洛德1970
年去世，他是由于在一个炎热的夏天持续饮酒而丧命的，年仅48岁。盛放尸体的棺
材停放在捷尔任斯基俱乐部的休息室中。他的同事们把他得的众多的奖章用天鹅绒
做座垫陈放着。克格勃主席尤里·安德罗波夫亲自到场以表示对这位肃反工作者的
高度重视与评价。但是莫洛德的荣耀也引起了其他克格勃间谍的嫉妒。一位在西德
工作了15年和他年岁差不多的间谍曾苦恼地向戈尔季耶夫斯基抱怨：“莫洛德不怎
么样。他把事情搞糟了，而为了救他付出的代价可不小。我干了15年没出过一点差
错，可还是无名小卒一个！”
苏联间谍在法国暴露的人数比在英国少，但工作开展得并不逊色。1966年以前
因为北约总部设在巴黎，莫斯科总部对其尤其关注。打人北约内部的苏联间谍之一，
乔治·帕克就是1944年在阿尔及尔被首批招募的。帕克战后曾在第四共和国几个部
任办公室主任和顾问。1958年底，在戴高乐将军出任总统的第五共和国建立前夕，
帕克开始专门负责国防问题。在后来的4 年中他一直被获准接近秘密军事文件。他
起初在法国参谋部，然后在国防研究所，后又到北约总部工作。他同最后两任上司
尼古拉·利先科和瓦西里·弗拉索夫每周见面两次，把有关巴黎周围几个目标的文
件交给他们。他所提供的文件全是北约的西欧防御计划。他们还一直使帕克相信，
他的活动直接影响着苏联政治。帕克为人好虚荣，因此让他相信这一点毫不费力。
后来他还把I961年柏林危机和平解决的功劳记在自己名下，声称危机后是在他的帮
助下才筑起了柏林墙：
“公路被切断，航空线受到威胁。赫鲁晓夫在试探西方军队的战备水平。正在
此时我和苏联使馆经常同我见面的一名参赞（实际上是克格勃的间谍）谈了一次话。
他对我说，他们的政府将坚决。把自己的政策贯彻到底。我针锋相对地说，西方也
有这样的决心。他问我，能不能提供一些文字证明材料。当时我把有关西柏林的防
御计划给了他。大约两星期后他告诉我说如果赫鲁晓夫作出让步，那么就是因为我
提供的情报的缘故。我之所以这样做就是为了保卫和平。正是因为我，和平才维持
了下来。”
帕克还一再表示他曾见到过赫鲁晓夫亲笔写的致谢信。他执著于自己的特殊作
用，根本没想到，在他刚刚获准接近北约文件时，就有另外一个克格勃的间谍开始
在北约总部工作，此人便是赫尤·黑勃尔顿。他是一个会说两种语言的加拿大侨民，
早在1951年国家安全部就开始培养他。从1957至1961年黑勃尔顿每两周同苏联上司
阿列克谢·费德罗维奇·特里辛见一次面，把大量从军事计划到经济预测的文件交
给他。 为此克格勃的间谍头目米哈伊尔·斯捷潘诺维奇·岑巴尔 （他就是1954…
1959年在巴黎工作的罗戈夫）不得不组建一个特别小组从事加工整理文件的工作。
这个小组在岑巴尔的下任安纳托利·伊万诺维奇·拉扎列夫任期内仍在继续工作。
有几次黑勃尔顿和特里辛会面时，后者直接开来一辆黑色大篷车，里面是克格
勃为就地翻拍文件而装备起来的一个工作室。
同帕克一样，黑勃尔顿作为安全委员会的情报人员也有着长达20年的非凡经历，
此后与其说他们是为信仰而奋斗。不如说他们的工作是以自我价值意识和冒险精神
为基础的。特里辛竭力为黑勃尔顿的自负煽风点火。比如，他不止一次对他说；他
提供的北约文件是“足金”，它们价值连城，政治局委员都阅读过。后来黑勃尔顿
被请到莫斯科同克格勃主席尤里·安德罗波夫共进晚餐并讨论国际关系问题，这使
他的自负变得更加根深蒂固。
冷战时期克格勃在法国最成功的一次行动，就是打人法国对外情报和侦察机构。
1961年安纳托利·戈利岑叛逃到西方后不久，就证明说在对外情报和侦察机构中活
动着一个代号为“蓝宝石”的小组。他还证实，1959年第一总局领导人亚历山大·
萨哈罗夫斯基手头有一份对外情报和侦察机构的完整计划，该计划是由对外情报和
侦察机构负责人波列·格罗林将军制定的。萨哈罗夫斯基还定期收到该机构这一报
告的副本。戈利岑也提供了一些有利于1963年逮捕审叛乔治·帕克的材料，这使他
的证词听起来更加可信。他还透露，克格勃已经知道对外情报和侦察机构准备成立
一个在美国收集科学情报的分部的计划。该部于1962年开始行动。但是戈利岑只有
一些关于克格勃在法国行动的断断续续的消息，大部分情报都不涉及具体问题。即
使是那些促成逮捕帕克的消息， 实际上也只是将最初怀疑的圈子缩小到7人而已，
后来也是在对这7人进行监视之后才查出了帕克。 戈利岑的坦诚在对外情报和侦察
机构广为人知，因此不可能像对帕克那样对他进行长期的秘密监视。戈利岑作了上
述声明之后，一种阴谋理论得到传播，使调查进一步受阻。在美国类似的理论使得
詹姆斯·恩格尔顿开始怀疑中央情报局“社会主义国家”部的领导人大卫·梅尔弗。
在英国则导致彼得·怀特等人对军情五处处长罗杰·霍利斯爵士的怀疑。同英美相
仿，法国的“阴谋”理论发明者在许多情况下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对外情报和侦察
机构的文献表明，尽管“蓝宝石”小组最后被查出，但“大鱼还是溜走了”，所以
法庭并没有就此作进一步的调查。
冷战期间法国没有公开揭露一个苏联间谍，但这并不说明苏联间谍在法国的活
动不积极，恰恰说明了法国反间谍机构的软弱无力。反间谍毫无结果的原因，部分
在于法国没有破译出标志着“五杰”和原子间谍时代结束的“维诺纳”密码。帕克
案件之后，60年代中期，美英两国重新分析了“维诺纳”联络中出现过的全部有一
一关法国的材料，分析的结果转交给法国国土安全局（法国反间谍机构）。
这些材料表明，战前法国航空部中活动着一个苏联间谍小组，其成员都是30年
代招募的。在法国沦陷前的几年中，他们在情报总局的间谍亨利·鲁宾逊控制下工
作。作为组员之一的学者安德烈·拉巴特（代号为热罗）于1938年离开航空部，开
始主持几个国家级研究实验室的工作。 他是首批加入戴高乐将军1940年6月在伦敦
领导成立的“自由法国”协会的成员之一。有几个月他出任戴高乐将军武器储备部
门的负责人，但因为同戴高乐的近臣们不和后来退出了“自由法国”协会，在伦敦
创办了《自由法国》月刊。后来他还负责BBC 对法广播的工作。他在伦敦曾给一个
化名叫阿尔贝特的苏联人发送过政治军事情报。1943年拉巴特出任设在阿尔及尔的
“自由法国”临时政府的新闻部部长，乔治·帕克当时领导“自由法国”电台的政
治新闻工作。战后巴特主要靠从事新闻工作谋生。
皮埃尔·科是战前在航空部工作的最大的苏联间谍，后来由于“维诺纳”被破
译而败露。他曾两度在短命的第三共和国政府中出任贸易部部长。30年代此人政治
观点激进，也许是非共产党人中法苏军事联盟的最积极的支持者。西班牙内战时报
界曾指责他给苏联人提供法国空军系统和武器装备的情报。1937年叛逃到西方的克
里维茨基曾说过，科是苏联间谍。但当时他的告密并未引起人们特别的注意，包括
美国在内。同其他很多法国左派人士一样，科对1939年8 月《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的签定感到震惊。 但在指责该和约的同时， 他继续坚持法国和苏联联合的政策。
1940年法国陷落后，科被戴高乐解职，之后他在美国呆了几年，带着宣传联盟思想
的意图参与了一些科研工作。1942年，他曾再次被驻华盛顿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国
家安全人民委员部）间谍头目瓦西里·祖别林（他就是扎鲁宾）收买。在后来的两
年中科同祖别林及其他一些苏联上司保持联系。 1943年底科来到阿尔及尔加人了
“自由法国”的顾问委员会。年3 月，受临时政府委派率领该团在苏联呆了3 个月。
他回国时兴高采烈，因为斯大林对人类个性价值的思想推崇倍至。按科的话说，这
比红军的枪炮更有威力，它帮助苏联赢得了战争的胜利。他的出访报告以这样一句
话作为结尾：“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由无可挽回地要丧失殆尽，而在社会主义制度
中它则必然蓬勃发展起来。”战后由于在保护苏联间谍组织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科
赢得了国民议会最出色的演说家和苏联“在欧洲最赋天才的同路人”的美誉，并于
1953年获得斯大林奖金。
“维诺纳”资料中关于拉巴特、科等人的情报以及在后来的研究中所发现的线
索都已为时过晚，没有什么实用价值。在法国国上安全局受审时拉巴特承认了一切。
鉴于公开科的案件会引起并不希望看到的政治后果，也考虑到他年纪老迈，科未被
判处极刑。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从它1949年建国伊始，就是西欧各国对付苏联集团间谍活动
最薄弱的一环。这种间谍活动引起的一次重大事件时至今日仍不断引起纷争。1954
年7 月，联邦护法部门（西德安全机构）的负责人奥托·尤恩在西柏林失踪，但几
天以后却在东柏林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出现， 还发言指责西德纳粹主义正在复苏。
1955年12月他又在西德露面并声明，为克格勃工作的医生沃尔夫加恩·沃尔格穆给
他打了一针，他正处于毒品麻醉之下。西德最高法院对此声明抱怀疑态度。根据其
他资料表明尤恩嗜酒如命，沃尔格穆给他灌了大量威士忌，然后利用他对纳粹主义
复活的恐惧劝他出逃。1956年12且他被判处4年监禁。
在西德情报机构中活动的克格勃间谍中，最有成效的是汉茨·费尔费。1958年，
他在西德联邦情报局反间谍部主持工作，专门对付苏联。借助一个总部在莫斯科伪
组织的假间谍网以及克格勃的支持，费尔费为自己获得了很高的知名度。联邦情报
局的头头骄傲地带领贵宾参观费尔费的办公室，那里挂着巨大的彩色卡尔斯霍斯特
地图，上面非常详尽地标注着克格勃总部，甚至能看清各类轿车的停放位置及男女
盟洗室的区分标志。在卡尔斯霍斯特（电码代号为“图表”）行动中，共编缉了厚
厚的5 卷材料，其中包括各办公室的计划、个人鉴定和内部电话号码本。联邦情报
局的总部设在离慕尼黑不远的普拉赫，那里不断收到索要有关卡尔斯霍斯特及其他
情报机关材料的请求。后来费尔费自吹说，对此类情报的需求表明了中央情报局驻
欧洲间谍机构的具体利益所在、由此使总部有可能对他们的行动有所了解。费尔费
成功地使联邦情报局及其朋友对卡尔斯霍斯特有了一个错误的概念。指导费尔费写
回忆录的第一总局A 处在其中加了整段表现第一总局自吹自擂的引文。其中有一处
这样写道：“没过多久就显示出，克格勃作战计划多么富有远见。”同时，费尔费
为卡尔斯霍斯特提供了几乎所有经过联邦情报局的重要文件复本。紧急情报通过无
线电传给卡尔斯霍斯特，其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