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格勃全史-第6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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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指出克格勃的“顾问们”在诉讼过程中的行动，完全独立于捷克斯洛伐克政
权之外。据传，委员会负责人皮列尔曾警告党的领导人，委员会的报告中将包含一
些“使人不快的内容，若将它们公诸于世会严重动摇党和一些党的高层领导人的威
望”。虽然报告的公开被推迟了，一般认为，杜布切克领导集团基本上同意委员会
关于解散政治警察的建议。捷克斯洛伐克总理奥尔德日克·切尔尼克后来一再指出，
莫斯科为党在国家安全机关和武装力量中缩小影响而担心，苏联顾问令人惶惶不安
的情报简直就等于火上浇油，使莫斯科更加深了这种担心。
虽然安德罗波夫没有进入在捷克斯洛伐克危机中做出重大决策的政治局五人集
团（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波德戈尔内、苏斯洛夫、谢列斯特），但克格勃蛊惑人
心的评估仍起了不小的作用。柯西金和苏斯洛夫呼吁要谨慎从事，而谢列斯特大概
是第一个主张武装干涉的。至于勃列日涅夫，他随大流。安德罗波夫警告说，大规
模的帝国主义阴谋会迅速发展，正在瓦解捷克斯洛伐克国家安全机构和党的领导。
这些警告至少在五人集团最终做出决定时起了作用，它使他们认为，在解决问题过
程中应该采取出兵干涉而不是其他稍温和的强制措施。1989年华沙条约组织终于为
入侵行为表示道歉，但葛罗米柯在这一年临终前仍强调，“毫无疑问，新捷克斯洛
伐克（共产主义的）的敌人得到了外来的支持，就象回损率在匈牙利发生的那样”。
他把一些毫不可信的预谋政变的准备工作的细节也写进了自己的回忆录，他大概是
从1968年那些令人惶惶不安的情报中搜罗了这些材料：“在某个时候，主要是夜间，
门牌被换掉，有时街牌也被换掉。这说明新捷克斯洛伐克的敌人们预先有了精心准
备”
克格勃过于乐观地估计了捷共的实力；它错误地认为工人阶级会支持拿下杜布
切克。同有关西方支持策划阴谋的情报相比，这些观点似乎对出兵的决定起了更大
的作用。克格勃也制造了很多证据，证明存在所谓帝国主义阴谋，后来这些都被用
来为侵略辩护。30多名克格勃间谍以西方旅游者为掩护身份到处张贴教唆性标语口
号，戈尔季耶夫斯基的兄弟也曾告诉他，克格勃参与了“自己建造、然后栽赃查获”
放有武器的密室的阴谋行动。
《真理报》曾迫不及待地将这些武器列入苏台德复仇主义者准备武装起义的证
据。东德党报《新德意志报》更不着边际，登出了美军及坦克开入捷克斯洛伐克的
照片。照片是从一部美国战争影片中剪下的（虽然东德报刊不承认此事），该影片
是在波希米亚拍摄的，捷克士兵身着美军1945年式样的军装参加了拍摄，带有美军
识别标志的坦克是捷克斯洛伐克军队花外汇搞来的。1968年正在布拉格的第一总局
捷克斯洛伐克问题高级专家安纳托利·鲁萨科夫说，他和克格勃的顾问们都极力反
对总部指示的离间行为，因为他们认为，如果这些行动被查明，那么所冒的风险太
大了。戈尔季耶夫斯基的兄弟也经历了这些离间活动，克格勃正是把任务交给他和
其他间谍来完成的。
苏联军队定于1968年8月20…21日夜在华约各国军队支持下进驻捷尔斯洛伐克。
苏联认为9 月即将召开的党代会会不可避免地导致捷共民主化，因此出兵必须赶在
大会召开之前。恰恰在出兵前夕总部得知，瓦西里·比利亚克的女儿在英国学习。
比利亚克是捷克斯洛伐克主席团中保守的少数派的代表之一。总部马上命令驻伦敦
的间谍头目尤里·尼古拉耶维奇，沃罗宁设法找到这个姑娘并说服她回国。人侵开
始时，比利亚克的女儿已经在捷克斯洛伐克了。
仅一天一夜，入侵的主要军事目的就已达到了。8 月20日（星期二）晚11时，
苏联空军第24集团军的部队控制了捷克斯洛伐克的主要机场，掩护了几百架运送部
队和坦克的“安”型运输机的行动。同时，苏军和华沙条约的部队越过捷克斯洛伐
克的北、东、南边境，切断了同西德的边境。8 月21日（星期三）拂晓，捷克斯洛
伐克的军队已经不再组织抵抗而保持中立，所有交通要道都处于苏军控制之下。杜
布切克和捷克斯洛伐克主席团的大多数主要改革家遭到了逮捕，逮捕他们的是博古
米尔·莫尔纳尔上校指挥下的捷克斯洛伐克安全部门和克格勃的人。他们从苏捷边
境被押送出国，关押在喀尔巴吁山里克格勃的牢房中。克格勃间谍约瑟夫·霍乌斯
克很快就恢复了在捷克斯洛伐克安全部门中的职务。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期间，克格
勃的行动不如苏联军队直接，克格勃的武装小分队只是配合正规军揭露反革命分子，
并迫使他们保持中立。苏军战士曾被告知，捷克斯洛伐克请求兄弟国家的援助。但
使他们感到惊奇的是：现场的捷克斯洛伐克人爬上坦克告诉他们，谁也没叫他们来，
并劝说他们回家去。而后几天以来地下电台不断指责侵略行径。8月22日举行了1小
时总罢工，随之而来的是全国性的群众和平示威。
克格勃和驻布拉格的苏联大使斯捷潘·瓦西里耶维奇·契尔沃辛科犯了后一个
大错误，他们过高估计了捷共党内及工人阶级中对武装干涉的支持程度。错误的产
生一方面是由于布尔什维克从来都认识不到工人阶级确实反对布尔什维克的统治；
另一方面是因为比利亚克和其他一些保守人士要求苏联插手（这些人明白，如果没
有苏联的干涉，他们的政治生涯就会到此结束了）。苏共政治局在作出出兵的决定
时非常希望捷共主席团中大多数成员会呼吁提供“友好帮助”同反革命作斗争，那
么这个措施就马上获得了合法性；接下来就可以按预想的那样成立新的革命工农政
府，清除这个国家“布拉格之春”的支持者。但这一期望实际上是落空了，而组成
工农政府的企图也破灭了。
因为没有找到“捷克斯洛伐克的卡达尔” ，苏共政治局被迫立即改变方针。8
月22日晚政治局得出结论，除了同执政党进行谈判以外别无选择。在莫斯科举行的
谈判结束后，杜布切克和他的改革者们被准许返回布拉格，条件是他们必须顺着克
里姆林宫的意愿使局势正常化。10月杜布切克被重新召回莫斯科签署条约，条约准
许苏联军队常驻捷克斯洛伐克，“作为对付西德军国主义集团日益嚣张的复仇野心
的保障”。1969年4 月，狡滑的政客古斯塔夫湖萨克取代杜布切克成为第一书记，
从此“布拉格之春”被长达20年的“苏维埃之冬”代替。
安德烈·萨哈罗夫及其他一些苏联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代表出面支持“布拉
格之春”，这也引起了克格勃的忧虑。在红场举行了一次规模不大但史无前例的游
行，抗议苏联军队进驻捷克。当然，游行队伍很快被克格勃驱散。亚历山大·索尔
仁尼琴后来写道，这两天对他有“重大意义”：
“这两天中我重新选择了自己的命运。我一心想着一件事——要写下一句简短
的话，引用赫尔岑的一句名言：我耻辱，我是苏联人。”
在苏军入侵后的日日月月里，戈尔季耶夫斯基也“选择了自己的命运”。在以
后的年月里他一直在考虑该如何为争取民主的斗争做出自己的贡献。1968年夏，苏
联知识分子中很少有人公开支持“布拉格之春”，但对这次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深
切同情已经使克格勃和共产党不得安宁。《苏联文化报》用了一个月时间，找到了
7 名名符其实的艺术家，他们分别在路德维克·瓦楚利克于1968年发表的《2000字
书》上签了字，这是“布拉格之春”过程中最激进的宣言之一。7 月，中央委员会
宣传部下了一道指示，其中强调了对苏联知识分子进行“崇高理想教育”的极端必
要性。
据阿列克谢·阿采别伊说，“安德罗波夫从未惊慌失措过，而且从未制造过恐
慌。但是他认为对意识形态基石的动摇不能熟视无睹，他曾非常不客气地提到过很
多作家、演员和导演”。克格勃为外国杂志提供的各种故事，使安德罗波夫的形象
很适合于西方口味。据《时代周刊》和《新闻周刊》报道，“安德罗波夫是一位藏
而不露的自由人士”，“他精通英文”，“收集著名乐团的录音带”，“闲暇时间
看英国小说”，“善于友好地同持不同政见者对话”。
但像实际上安德罗波夫的突出特点就是对异己毫不留情，只是在压制不同政见
时更注意方法罢了。“布拉格之春”之后他重新组建了第五局，专门研究不同政见
的各种表现并与之作斗争。这个局的一些部门主要负责监视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
大学生、少数民族中的民族主义分子、教徒和犹太人。这些人虽然不再会在公审会
上被控告犯有各种莫须有的罪行，但像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那样，对他们取而
代之的是心理诊所。那里有对第五局俯首贴耳的心理学家。例如伦茨，他是莫斯科
谢尔布斯基犯罪心理学研究所的博士，在他那里诊断的结果总是“精神分裂症”或
“改革狂”。被认为是心理不健全的持不同政见者完全丧失了公民权，被灌下各种
药物。心理学的这种用场不仅仅因为它行之有效，而且使那些由苏联一党专政所产
生的坚定信念作基础的人们相信，党的利益才是唯一正确的利益。接替安德罗波夫
任克格勃主席的维塔利·费多尔丘克认为，那些不承认这一利益的人都是需要接受
“再教育”的疯子。为了避免国际上对他们将像索尼仁尼琴那样闻名于西方的著名
人士定为精神病患者进行指责，一些最引人注目的持不同政见者被强迫离开祖国。
在20年的时间里，“布拉格之春”引起的震动一直对克里姆林宫和克格勃的东
欧政策产生着影响。限制人民民主国家的主权首次在1968年的“勃列日涅夫的理论”
中被公开确定下来。在这个文件中强调指出，各国人民均有权“沿着各自的道路奔
向社会主义”，但所采取的政策“不能有损于本国的社会主义性质”，“不能有损
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以及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国际工人运动的根本利益”。该理论
中明确强调，一旦在任何一个人民民主国家出现类似的“损害”，那么“对反社会
主义力量进行果断的反击”就是以苏联为首的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主义义务”，
就像在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的一切那样。
捷克斯洛伐克安全部门为了挽回自己在莫斯科已经有所动摇的信誉，在苏军进
驻捷克以后便在克格勃联络官员的密切配合下，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反社会主义势力
进行了严厉的清洗。150 万党员遭到审讯，比“布拉格之春”期间还要严重。有三
分之一左右的人被开除出党或“自愿”退党。在大学中、大众传媒工作者及其他自
由职业中也进行了类似的清洗。那些同“布拉格之春”关系最密切的组织，如作协
和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都被关闭或是改组成其他政治上更保险的机构。尽管如此，
莫斯科总部仍然放心不下。 第一总局第十一处（社会主义国家处） 在详细分析了
“布拉格之春”事件之后，得出结论：古斯塔夫、胡萨克和总统柳德维克·斯沃博
达当时的讲话同他们后来在意识形态方面所做的承诺似乎关系不大。197O年1 月，
卢博米尔·什特劳加尔成为捷克斯洛伐克总理，他是保住了自己职务的最隐蔽的杜
布切克支持者。莫斯科本想让瓦西里·比利亚克或反动至极的阿洛伊斯·因德拉接
替胡萨克作第一书记，但这两人都缺乏群众基础，任用他们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
铁托、纳吉、毛泽东、霍查及其他一些共产党国家领导人相继“变节”，1968
年杜布切克（“我们的萨沙”）也步他们后尘背叛，这促使克里姆林宫和莫斯科总
部对东欧各国形成了顽固的偏见。70年代前总部就将东欧领导人分为五类：第一类
是“民族主义者”，他们不能完全意识到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第二类是“修正主
义者”，他们对西方暗送秋波；第三类是“未知数”，他们一方面对苏联的制度毕
恭毕敬，另一方面又同西方“调情”；第四类是亲苏联的，但显得软弱无力；最后
一类既亲苏又强硬，但在国内得不到足够的支持。即使在勃列日涅夫统治期间，戈
尔季耶夫斯基也曾在总部及克格勃间谍局中听到过一些人一时冲动口吐真言，他们
承认，“反正这些国家早晚也将染上反苏情绪，变成一些政治上不可靠但要价很高
的盟国。既然如此，不如趁早同它们中的大多数彻底分手为好”。但在勃列日涅夫
时期，即使是那些暗暗支持这一政策的人也认为这是不现实的。然而苏联在东欧的
失意最终还是成了迫使克里姆林宫1989年放弃于1968年形成的“勃列日涅夫理论”
的原因之一。
在所有共产主义国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直是克里姆林宫和克格勃最大的一
块心病。1960年赫鲁晓夫从中国撤出了几千名苏联顾问，克格勃的顾问们也撤了回
来，只有一个不大的间谍机构留在了北京。在随后的几年里，外交部和克格勃的中
国问题专家都迫不急待地想调动工作，他们认为如果别人继续把他们当成中国问题
专家的话会影响他们的仕途。开始，中苏之间的一些小冲突是通过第三国的。莫斯
科痛骂阿尔巴尼亚的教条主义者，而北京则指责南斯拉夫是修正主义。后来，1964
年正值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之时，两国矛盾公开化。虽然大多数共产党国家
都站在亲苏的立场上，亚洲很多党还是起来支持中国。60年代中期，在克格勃看来
中国已成为棘手的问题，那些早已放弃中国事务的专家们重新回到了自己的专业。
克格勃又招集了大量新的中国问题专家，而北京也成立了强有力的反间谍机构。
对克格勃来说，在中国搜集情报变得比在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复杂、危险。
破译的外交电讯稿并没有使人对革命的进程有充分的了解。在中国的公职人员中收
买间谍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同他们联系非常少而且受到严密监视。由于“红卫
兵”的监视狂和异己恐惧症使得外交人员也很难在北京移动半步。那些拥有外国图
书的人被迫跪在地上，以表示悔过自新，而被发现收听外国广播的人则被投入监狱。
后来在一份官方的报告中中国承认：“掌握外语或过去曾在外国定居，这都会成为
此人是该国秘密间谍的证据。”苏联使馆被围住，通往使馆的路改名为“反修胡同”。
从中国直接送往莫斯科的最有价值的情报是蒙古血统和中亚血统的克格勃人员
搞到的，他们穿上当地的衣服会完全被当成是中国人。他们藏在外交官汽车的后车
箱里在夜幕降临的时候被从使馆中拉出来，在一处没人的地方下车。然后混人成群
的中国人当中，在挂满标语的城里闲逛，阅读当天的“大字报”、买一些刊载着上
海、重庆和新疆新闻的“小报”。还有更多的克格勃间谍（大部分也是蒙古和中亚
人）是从阿拉木图、伊尔库茨克和哈巴罗夫斯克的基地越过边境进人中国的，但这
些间谍中谁也不能提供中国高层制定政策的情况。
克格勃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