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格勃全史-第7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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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苏联同行们：“许多人都抱有同一种不可思议的观点：在美国的某个地方可能
有一个秘密指挥中心。”而实际上，正是他们自己习惯了由隐蔽在某个地方的工作
小组来暗中指挥整个系统。显然，多数苏联专家还在重复着列宁的主张：资本主义
国家的政府是垄断资本家的奴仆。“是的，或许是存在着一个秘密中心”，他们这
样设想。勃列日涅夫执政期间，美苏关系有所松动，这部分应归功于苏联外交官阿
纳托利·费奥多罗维奇·多勃雷宁异常精明的努力。多勃雷宁从1963年3 月到1986
年3 月是苏联驻美国大使，他和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后为
美国国务卿）定期进行秘密会谈，这成了莫斯科和华盛顿沟通的渠道，为缓和开辟
了道路。后来，基辛格曾称赞多勃雷宁为改善两国关系作出了“最伟大的贡献”，
并赞扬他深谙完美的外交艺术。但多勃雷宁无力去揭露风行莫斯科的阴谋，他的反
对者在中央委员会和外交部时不时地谣传他“被美国化”了。对于那些偏见，他只
是睁只眼闭只眼，借此以自慰。舍甫琴柯曾说，“多勃雷宁虽对美国国家指挥系统
了如指掌，但‘水门事件’时，他却末对美国立法机关和执法机关的分权提供确切
分析”。
缓和虽然只是停留在口头上， 但不管怎样， 尼克松下台后缓和仍在继续”。
1975年8 月，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在赫尔辛基举行，通过了重要决议。决议宣称，
全欧洲边界不可改变，呼吁东西方各国遵守国际关系文明准则，尊重人权。但是，
在苏联建立的赫尔辛基人权监察小组很快就被克格勃取缔，其多数成员遭逮捕或被
流放。
尼克松的继任者、前副总统福特在总部倍受蔑视。和安德罗波夫一起于1973年
成为政治局委员的安德烈·葛罗米柯曾宽容地写道，“时常有人占据显赫位置而只
被人们顺便提及，在总统位子上只坐了两年的贾拉尔德·福特就属此类”。
虽然莫斯科对福特的才能评价不高，却极力帮助他在1976年的总统竞选中获胜。
比起没有远见、毫不知名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吉米·卡特来说，莫斯科的首脑们，
更喜欢以平庸见长的福特，因为他们认为，由福特来执政，多勃雷宁和基辛格的联
系可能会继续下去。随着大选的日益迫近，莫斯科愈来愈紧逼在华盛顿的大使馆和
那里的克格勃负责人预测竞选结果。当时，多勃雷宁告诉舍甫琴柯说：几个月来，
总部的注意力全在华盛顿。似乎在这场选举前的游戏中，大使馆和克格勃国外负责
人都下了很大的赌注。
吉米·卡特可能是美国整个战后时期最有学识的总统，但在1977年却成了华盛
顿的“外来人”和外交上的“新手”。相对于福特，葛罗米柯对卡特更嗤之以鼻：
“卡特很勤恳。但是，一次在苏联发表讲话时，他竭力想说出苏联几个州和城市的
名字，却只吐出了几个含混不清的音节。更令人担心的是，我们很快就发现，他费
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弄明白美苏关系最主要的特点。”
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丑闻之后，卡特试图在高尚的道德原则和尊重人权方
面对国内政策进行改革。当选总统后不久，他收到安德烈·萨哈罗夫的一封来信。
萨哈罗夫是苏联一位持不同政见者、1975年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他在信中要求卡
特支持他在苏联维护人权的活动。令克里姆林宫和克格勃恼火的是，卡特竟将萨哈
罗夫来信的主要内容公布于众，并给他回了信。不久，卡特在白宫又接待了另一位
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弗拉基米尔·布科夫斯基。总部和亚库什金都错误地估计了卡特
维护人权的行动。其实，卡特是试图借此以加强美国在新一轮谈判中的地位——这
是1977年10月的限制战略性武器条约期满后的又一轮关于战略性武器的谈判。
克格勃A 处（积极行动处）对卡特维护人权的行动矛以高度重视，作为回报，
它指责美国在国内违反人权。1977年，A 处给总统夫人罗扎琳·卡特邮去一批信件，
内称“反对美国违反人权”。戈尔季耶夫斯基在哥本哈根时，克格勃国外活动负责
人说服一自由党政治家把那批信件的其中一封寄给了卡特先生。这件事搞得那位负
责人很被动，因为很快就有一政治间谍向作者索要信件副本。可欣慰的是，克格勃
预先准备的材料和那封信的内容完全一致。
美国领导人针对苏联1978年对于人权斗士们所做的一切发表了一系列官方声明。
克格勃把一个反对美国政府的犹太人阿纳托利·夏兰斯基的活动与美国中央情报局
联系在一起，立即予以回击。夏兰斯基由于被指控向美国记者提供机密情报而被剥
夺人身自由10年。克格勃亲手捏造了这个事实，但他们自己也竟然相信，美国中央
情报局在白宫的协助下，以苏联人权状况为由搞出了一个特别阴谋报告。在这样开
放的时代，葛罗米柯竟还顽固地认为：这件事是美国在意识形态方面与苏联对抗的
不可分割的部分……卡特亲自参加了这次挑衅行动。
70年代的缓和一直像个柔弱的孩子。勃列日涅夫喜欢重申：间谍活动不应取消
阶级斗争原则。甚至在1972年一1974年间美国仍是苏联的主要敌人。第一总局一处
（负责美国和加拿大方向）一直是最大的地区性间谍组织，并且始终在扩展。在60
年代，一处只有一个副职，70年代又增加了两名，它是唯—一个由克格勃将军领导
的、在国外设两个间谍机构的处（70年代初为华盛顿机构和纽约机构），后来它又
在旧金山设立了第3 个间谍机构。在缓和鼎盛年代，克格勃在美国和在联合国纽约
代表团内活动的人数空前增多：从1970年的120名，猛增到1975年的220名。当时，
与伦敦的情报人员骤然削员的情况相比，在美国活动的人数却增加了一倍。
华盛顿成了政治间谍的活动中心。1975——1982年的克格勃国外间谍头目亚库
什金以自己是十二月党人的后代而引以为骄傲。1982年，《华盛顿邮报》称他是全
苏“最有威望的克格勃军官”，这使他非常得意。然而，他在华盛顿期间，因一个
大误会而变得阴沉起来。一天，有人在距白宫不远的苏联大使馆里偷偷放了一个纸
包，内有一些秘密文件及写信人的姓名、地址和要求合作的建议。亚库什金认为纸
包是一种挑衅，有人暗中离间，便下令把它交给了警察局。其实，文件内容是真实
的，而送件人却被逮捕了。
尽管出了这么个令人气恼的“漏洞”，1982年亚库什金回到莫斯科后还是荣升
为第一总局一处处长。在戈尔季耶夫斯基看来，亚库什金领导下的一处的气氛，比
总部其它任何处的都紧张得多，这主要是由于他有强烈的权力欲望——这与在华盛
顿鸡尾酒会上给他带来巨大声望的软弱外交作风毫不相称。亚库什金生气时，在亚
谢涅沃的电话中他叫得比谁都响。一处的气氛紧张还与该处的“威望”有关。许多
人都渴望到一处去，而到那里的工作人员又都竭力往上爬，因此，充斥这里的阴谋
家是其它处无法想像的。
坐上第一总局第一把交椅后，克留奇科夫进行了一系列组织变动，借此利用克
格勃间谍创造的一切机会与“最主要的敌人”作斗争。一处专门设置了“北方小组”
，以协调对美国分布于世界上其它地方军事目标的侦察工作。小组的第一任组长是
瓦季姆·克里比琴柯，他以前是克格勃驻开罗的负责人，曾策反了开罗情报机关负
责人纳赛尔·萨米·沙拉夫。驻西方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克格勃秘密领导者曾得到指
令，要他们建立对付“重要对手”小组以组织“战役”，打击美国布置在那里的军
事目标。这些小组通常由来自政治情报机构、国内反间谍组织、甚至于科技情报机
关的军官组成。“北方小组”的军官经常巡视驻外机构以检查“主要对手小组”的
工作情况。戈尔季耶夫斯基认为，官僚们之间的勾心斗角，大大降低了他们的工作
效率，损害了他们之间的相互配合。
随着与西方联系范围的日益扩大，克留奇科夫首先认识到，必须用新的对敌斗
争方法来训练他的人马。基于美国的大量国家机密已经公开，特别是“水门事件”
丑闻和耸人听闻的记者阴谋案败露后，克留奇科夫更加确信，传统的策反间谍的方
法已经过时，许多秘密已为人们所熟知。
克留奇科夫1974年就任第一总局局长后，令老肃反工作者大为惊诧的是他立即
要求驻外机构负责人集中力量建立大量的公开联络网，直接窃取他国国家机密，而
勿需通过繁琐的程序去和被策反的秘密间谍接头。在几次重大的失败后，他不得不
又马上放弃了这种实验，又重新集中精力开始在西方招募大批新的秘密间谍的活动。
70年代初的缓和繁荣时期，克格勃又试图起用早已被人遗忘的天才金·菲尔比。
此人1971年与鲁法结婚，对他所热衷的酒已有所忘怀了。米哈伊尔·彼德罗维奇·
柳比莫夫最先与菲尔比恢复接触。柳比莫夫是总部在英国的主要技术顾问，戈尔季
耶夫斯基认为他是当代克格勃最有才华、最惹人喜爱的军官之一。他精通英国文学，
深指威士忌酒的优劣。柳比莫夫在伦敦活动4 年，1964年被调走去招募密码译员，
是年31岁。
柳比莫夫回到莫斯科后的两年内，曾多次安排记者采访菲尔比。70年代初，他
开始撰写论文《不列颠民族的性格特征及其战役工作中的利用》，他和菲尔比详细
地商讨了这篇论文。1974年，论文以极大优势被安德罗波夫研究所审议通过。后来，
他把该论文的材料编写成有关英国情报机构的秘密教科书，这套教材作为克格勃最
主要的课本一直沿用到80年代中期。由于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外交人员，柳比莫夫
不得不忘却在伦敦机构的仕途，1975年被派往哥本哈根。
年轻有为、精力充沛的克格勃K 局局长奥列格·丹尼洛维奇·卡卢金也与菲尔
比保持着密切联系。K 局从事反间谍工作，深入到敌国情报机构窃取机密。卡卢金
经常造访菲尔比，听取他对如何在英国搞间谍活动的建议。他告诉卡卢金，英国外
交部除从牛津、剑桥大学物色人员外，更多的是招收郡立大学毕业生，显而易见，
英国秘密情报机构也是这么做的。因此，菲尔比认为，布雷德福、布里斯托尔、伯
明翰、爱丁堡。埃塞克斯、赫尔、伦敦、索尔福德、萨立、苏塞克斯等大学，甚至
伦敦经济学校、东方学学校都值得克格勃详细研究。而这些大学学生的交流计划为
克格勃招募新的间谍提供了良好机会。
连A处也常找菲尔比寻求帮助。A处主要实施对西方国家的政府和舆论施加影响
的积极行动，专门伪造美国中央情报局、国务院和其它机构的证件。在戈尔季耶夫
斯基的印象中，虽然菲尔比不太喜欢A 处的所作所为，但他对实施积极行动所做出
的工作却是高质量的。每年10月到次年4 月间，菲尔比在克格勃的地下办公室（位
于高尔基大街）为即将到英国、爱尔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各国、马耳他岛、澳大
利亚——亚地区去工作的第一总局三局的年轻军官们开办讲习班（他们都是首次到
国外活动）。讲课过程中，菲尔比常安排一些游戏，在这些游戏中，他装扮成政治
家、国家公务员、情报人员，或是企业家，要求学生们设法策反他。
讲习班结束时，菲尔比要给学生们作出鉴定。可以说，他最善于写些令人尴尬
的评语。学员瓦列里·亚历山德罗维奇·基斯洛夫被派往德哥本哈根情报处时，菲
尔比给他的评语是：“勿庸讳言，该同志毫无激情。”基斯洛夫在丹麦时，爱上了
一个已婚女人，常用大使馆的车接送她，常在她市郊住处的窗下溜达，最终被克格
勃丹麦负责人遣送回国。菲尔比给学员维克托·伊万诺维奇·穆扎列夫的评语同样
很糟糕，说此人“两度参加讲习班，却一无所获”。穆扎列夫1984－1985年在克格
勃伦敦情报机构工作。戈尔季耶夫斯基十分赞同菲尔比给穆扎列夫的评语，也准备
签字把他打发掉。后来戈尔季耶夫斯出逃，穆扎列夫也被逐出伦敦。如果他留下，
对不列颠人可能更有用处。
克留奇科夫虽然有时也与菲尔比商议一些事情，但他对后者那种非凡的、创新
的建议却持怀疑态度，就像他对待菲尔比的两个主要庇护人卡卢金和柳比莫夫的态
度一样。他们之所以引起克留科夫的反感，主要原因是他们对于在总部盛行的粗浅
的阴谋理论，毫不掩饰自己的鄙视态度。1980年，卡卢金在和克留奇科夫争吵后被
赶出第一局，派往列宁格勒担任安全部副部长。大约与此同时，柳比莫夫的婚变被
看作“不道德”行为而被赶出总部。菲尔比随之再次沉人命运的深渊。
整个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和继他之后，总部不再把缓和视为结束东西方竞争之
途，而认为正是缓和削弱了自身力量。社会主义阵营里的国家日益觉得自己是西方
帝国主义国家勾结中国这个大包围圈中的一座社会主义孤岛。苏联认为，要打破这
个包围圈，就必须加强它在第三世界的影响和与“不结盟运动”的联系。然而，苏
联在70年代初就失去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一部分——埃及，它是60年代莫斯科中东势
力中的关键部分。1973年开始的阿以战争起初对埃及极其有利，但结束时却并不那
么理想。总部十分清楚，使埃及和叙利亚免遭失败命运的不是苏联这个“武器”，
而是由于美国压制了以色列。戈尔季耶夫斯基及第一总局内部一致认为：中东地区
的战争持续下去，只能损害苏联的利益。
总部日益怀疑，在如何调停阿以冲突，解决埃及经济的问题上，萨达特总统正
把注意力移往西方，而暗暗地抛弃了东方。1976年5 月埃及方面中止《苏埃友好合
作条约》引起的惊讶，在总部远比在克里姆林宫小得多。就在走出这步棋前3 周，
勃列日涅夫公开讲话时还高度评价这一条约“不仅符合苏埃两国利益，也是苏联与
整个阿拉伯世界长期互利合作的基础”。1976年11月，总部写了一份内容详细的报
告，准确地预言到，萨达特已以美国为基础，进一步加强了同西方的联系。报告引
证埃及前总理阿齐兹·西德基的讲话：“萨达特口说准备和苏联修好是在耍手腕。”
然而，克格勃在埃及的活动却走上了下坡路，纳塞尔时期招募的间谍，有许多拒绝
继续合作。由于埃及国家安全部加紧防范，克格勃人员和剩余的被招募间谍只得在
塞浦路斯、贝鲁特和埃及境外的其它地方接头。
1977年10月1 日，苏美签署了就调解阿以冲突必要性的联合声明。勃列日涅夫
认为，他终于使美国承认了苏联在中东和平谈判中的地位。然而正如苏联官方对外
政策所称： “在以色列的压力下，卡特当局随即便背叛了这一协议。”协议签署7
个星期后，萨达特前往耶路撒冷，与以色列谋求对话。他这次耶路撒冷之行是当代
最滑稽的把戏之一。11月20日，萨达特在特拉维夫机场刚一走下飞机，以色列广播
电台记者就对着麦克风说道：“现在，萨达特总统正检阅以色列国防军仪仗队。如
